新四軍抗戰歌曲的藝術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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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戰爭時期，蘇北鹽阜區抗日根據地涌現出大批優秀的新四軍抗戰歌曲，鼓舞了根據地軍民的抗日斗志，形成了獨特的蘇北鹽阜抗日根據地音樂文化，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

關鍵詞：鹽阜區;抗戰歌曲;藝術特征

蘇北鹽城，在抗戰爭時期，是開展華中敵后抗戰、積累人民革命力量的戰略要地。劉少奇、等新四軍領導在指揮全面抗日武裝斗爭的同時又十分重視文藝戰線的建設。一首首優秀的抗戰歌曲在鹽阜大地上流傳，根據地廣大軍民從激昂的歌聲中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本文以何士德、孟波、賀綠汀三位音樂家在蘇北鹽阜區抗日根據地創作或傳播的新四軍抗戰歌曲為研究對象，闡釋其藝術特征和歷史意義。

一、革命性特征

古今中外，只要有革命斗爭，就會產生革命歌曲。我國抗日戰爭爆發之后，新四軍抗戰歌曲在激勵廣大軍民的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方面，具有非凡的意義，極富鼓動性的音樂風格在抗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1.批駁投降面對無數同胞慘死于日本侵略者屠刀之下，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最危急的時刻，新四軍抗戰歌曲對投降派的不抵抗政策給予了嚴厲的批駁。“投降派，反共派，通日本把國賣；國亡家破它不理，人家抗戰它破壞”。由孟波作詞作曲的《反投降小調》猶如戰斗宣言，揭發并聲討了投降派出賣國家和人民的滔天罪行。2.鼓勵抗戰新四軍抗戰歌曲在音樂風格上具有強烈的鼓動性，猶如戰鼓擂、軍號響，催人上陣，正如孟波的《抗戰到底》中歌詞所唱，“抗戰、抗戰。抗戰到底！”“四萬萬人一條心，全國動員，一致抗日”！激勵千千萬萬中華同胞勇敢投入革命斗爭。“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千錘百煉已成鋼，從不怕千難和萬險，堅持抗戰在敵后方”；“抗戰歌聲震天地，民主旗幟在飄揚”。《中華民族好兒女》是鹽阜抗日根據地最具代表性的抗戰歌曲之一。該歌曲極大鼓舞了根據地軍民的抗日斗志，產生了深遠影響。又如孟波的《我們的崗位在前哨》，“今天同我們勝利匯合在蘇北平原，讓我們手牽手，讓我們肩并肩結成一道抗日的鋼鐵戰線”！再如《繁昌之戰》，“我們艱苦奮斗，不怕凄風冷雨，我們英勇犧牲，不怕饑寒死傷！我們頑強戰斗粉碎敵人的掃蕩！”這些歌曲內容以現實為基礎，以音樂為武器，將抗戰怒吼聲擴大，將抗戰精神升華，抗日軍民備受鼓舞！3.革命氣概新四軍抗戰歌曲在展現廣大軍民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方面，具有特殊的意義。《新四軍軍歌》最具代表性，歌詞由元帥《十年》原詩改編，以雄壯的進行曲風格展現了新四軍是一支繼承北伐第四軍“鐵軍精神”的革命隊伍！“任我們縱橫地馳騁”，“深入敵后百戰百勝，洶涌著殺敵的呼聲”，“要英勇沖鋒，殲滅敵寇；要大聲吶喊，喚起人民”。以銅管樂般的張力呼號出“我們是鐵的新四軍”！革命英雄主義氣概盡情流露。《中華民族好兒女》歌詞“千錘百煉已成鋼”、“從不怕千難和萬險”、“勝利的歌聲響四方”；《我們是無戰不勝的鐵軍》歌詞“我們是無戰不勝的鐵軍，我們是不堅不摧的鋼軍”；“誰敢向我們挑戰，誰就遭受我們頑強的反擊。誰向我們進攻，誰就一定在我們面前滅亡!”《父子嶺上》歌詞“我們站在父子嶺上，歌頌這勝利的戰場，這歌聲隨風飄蕩，傳遍到四面八方！”《青年之歌》歌詞“徹底消滅法西斯，讓勝利的旗幟插遍人間！”這些歌曲生動展現了新四軍將士們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真實表現了根據地抗日軍民對抗日戰爭必將走向勝利的堅定信念，頌揚了偉大的革命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

二、群眾性特征

“有人煙處，既有抗戰歌曲”（豐子愷語）。皖南事變之后，鹽城成為華中敵后抗日戰爭的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在文化活動中以音樂活動最為普遍，其中抗戰歌曲最為廣大軍民喜愛并廣泛流傳，更是鼓舞蘇北軍民戰斗士氣最有力的武器。軍旅音樂家們在創作中始終堅持群眾路線，為工農大眾服務，為人民而藝術。1.歌詞通俗由于戰爭年代的特殊性，器樂曲和大型音樂作品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都不便于普及，最能配合抗日宣傳的正是短小簡練的抗日歌曲作品為了能成為最具抗日戰斗力的音樂形式，歌詞的通俗生動、簡便易行，成為了抗日歌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抗日歌曲的創作者一般以藝術加工過的方言土語和生活用語為語言基礎，將對抗日戰爭的真實體驗與戰時根據地的生活氣息相結合，創作出的一首首真情實意、簡潔通俗的抗日歌曲非常適合鹽阜地區的戰時環境，也符合當時當地抗日軍民的文化水平與接收能力，真實反映了戰時軍民的生活與情感，并具有豐富的藝術感染力，雅俗共賞。如在《反投降小調》中就有“張大哥，李大嫂，如今生活已難熬，要是再來打內戰，日子如何過得了。你出力，我出糧，大家來幫助抗日軍，肅清反共投降派，打走鬼子享太平。”再如《中華民族好兒女》中“敵后方，敵后方，前門有虎后有狼，反共派進攻要打退，鬼子來了要反掃蕩……”這些歌詞“本土化”，通俗易唱，真摯樸實，具有鮮明的群眾性特征。歌曲的“本土化”創作往往給抗戰軍民帶來實足的親切感。這些歌曲在歌詞的創作方面常常生活化、方言化，語言質樸無華，老百姓的口頭語、順口溜信手拈來，親切而擲地有聲，樸實的語言背后深藏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徹骨仇恨！2.形式簡易新四軍音樂家們始終將抗日根據地作為自己的“學校”和“舞臺”，與廣大戰士和人民群眾親密接觸，真實反映實際的戰斗生活，因此，這些“兵唱兵”或是“軍民同唱”的抗戰歌曲情感真摯、語言樸實、易于傳唱。如孟波《反掃蕩》和賀綠汀的《我的爸爸》。歌唱形式方面也是大多采用歌曲齊唱形式。它的特點就是異口同聲、整齊劃一，最易于人民群眾所掌握，在組織和教育民眾方面極具優勢，包容性強。本文所例舉的曲目的原創要求幾乎都是齊唱形式。3.真實生動歌曲具有鮮明的音樂形象，歌曲風格極富生活氣息，如《中華民族好兒女》、《反投降小調》等歌曲，內容均從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事件所得，用以宣傳抗日精神，并非憑空說教，而是通俗易懂、生動形象，在人民群眾中流傳迅速。真實性是藝術作品應該具備的重要品格，藝術家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并創造出藝術，反映歷史時期的本質和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歌唱內容真實，描繪細節化，歌曲中常常再現軍民抗日斗爭的畫面，人民大眾在聽歌、唱歌的過程中，身臨其境、感同身受，從而自覺自愿地走上抗日火線。

三、歷史性特征

首先，音樂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載體，經典的音樂作品總是包含了豐富的歷史內涵，新四軍抗日歌曲記載了真實而詳細的革命歷史。《新四軍軍歌》廣泛流傳于蘇北抗日根據地，歌曲記載了新四軍的光榮傳統。“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記錄了北伐軍攻占武昌城后，戰功卓著，深得民心，于1927年1月北伐軍第四軍獲人民群眾贈送的“鐵軍盾”的光榮歷史；“孤軍奮斗羅霄山上”記錄了在湖南羅霄山脈中段由項英和領導的紅軍游擊隊第四軍歷經十年，英勇抗擊日軍的革命歷史；歌曲的第四段以模進的方式，三次出現“東進”，將戰斗氣氛推向致高點，正是記錄了1939年2月新四軍根據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指定的“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的作戰方針，“東進”正是當時新四軍的使命。其次，新四軍抗戰歌曲以音樂的方式記錄了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及國民黨反動派的歷史事實。《繁昌之歌》記錄了1938年以來歷時兩年的繁昌保衛戰，新四軍五戰五捷，狠狠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保衛了“皖南門戶”繁昌縣，粉碎了日軍掃蕩皖南的戰略計劃，展示了新四軍威震敵膽、氣壯山河的歷史軍威。《新四軍萬歲》是皖南事變之后，新四軍在鹽城重建軍部之后，何士德于1941年在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創作。歌曲表達了新四軍鋼鐵般的意志，不但不會被消滅，反而越打越堅強，在皖南雖受重創，在華中毅然壯大起來，并走向最終的勝利。《中華民族好兒女》創作于1941年夏反掃蕩戰役的背景之下，歌曲記載了新四軍第一、第三師在鹽城、阜寧、東臺、泰縣等地區，反擊日偽軍和國民黨頑軍的反掃蕩戰役獲得勝利的歷史，粉碎了敵人企圖圍殲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的陰謀詭計，鞏固了蘇北、蘇中抗日根據地的歷史事實。再次，音樂是歷史發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941年，皖南事變之后，賀綠汀化裝成音樂教師，輾轉來到鹽城，先后在華中魯迅藝術學院、魯迅文藝工作團任職。當時正處于“大掃蕩”的非常時期，許晴、丘東平等三十多位魯工團師生為國捐軀，面對日軍對鹽城的瘋狂進攻，面對獻血染紅的蘇北大地，賀綠汀不畏艱險，滿懷深情地創作了《1942年前奏曲》（又名《和平光明前奏曲》）。歌曲為四聲部混聲合唱，歌曲旋律升騰跌宕，作品風格氣勢磅礴，賀綠汀親自教唱，深入部隊演出，在蘇北抗日根據地曾產生強烈影響，極大地鼓舞了抗根據地軍民的抗日斗志，反映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的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冼星海曾這樣評價抗戰歌曲：“這種雄亮的救亡歌聲為中國幾千年來所沒有，而群眾能受它的激蕩更加緊地抵抗和團結，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件音樂史跡。”（冼星海《魯藝與中國新興音樂》）在抗戰最艱難的歲月里，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抗戰歌曲內容緊跟形勢、鏗鏘有力、情感深厚，不僅弘揚了民族精神，鼓舞了軍民的抗日斗志，還成為了獨特的蘇北根據地音樂文化，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如今，新的歷史時期，世界格局發生重大改變，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我們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強軍之路，打造強軍文化，而軍旅歌曲正是強軍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創作新時代的軍旅歌曲，如何挖掘、整理和傳承優秀的新四軍音樂文化，正是當代音樂工作者思考和探索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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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雍凌凌 單位:鹽城師范學院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