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銀行理財業務面臨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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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管新規背景解讀

（一）政策背景。1996年6月，中信銀行在廣州開設了國內第一家“私人理財中心”，“理財”一詞開始出現。2004年7月，國內首只人民幣理財產品在光大銀行誕生，中國“理財元年”開啟。2007年3月，中國銀行首次推出私人銀行業務，開辟私人銀行財富管理新市場。2013年6月，支付寶協同天弘基金聯手推出“余額寶”，互聯網理財迅速崛起，次年，“互聯網金融”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國的理財行業經歷了孕育期、起步期、探索期和爆發期，［1］理財資金規模倍數增長的同時，背后隱藏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傳統銀行理財產品多采用將吸收的理財資金配置非標資產，在資金池中借短投長、期限錯配、多層嵌套，在為投資者提供剛性兌付利率的同時，賺取期限利差，這種操作模式使得影子銀行無序生長，進而滋生一系列金融亂象，嚴重阻礙了理財行業的健康發展，威脅金融系統安全。基于此，在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確立的金融改革發展和維護金融穩定的頂層架構基礎上，從監管部門自身的改革和調整（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設立、銀監會和保監會合并）開始，監管文件和監管措施陸續落地：2017年3至4月，原銀監會的“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十亂象”大檢查；2017年11月，“一行三會”聯合下發《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2018年4月，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管局聯合《資管新規》；2018年9月，銀保監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2018年12月，銀保監會《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2019年9月，銀保監會就《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凈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公開征求意見。頻發的監管政策不僅迎來了我國資管行業統一監管的新時代，還使得銀行理財業務步入了全面調整的新階段，促使銀行理財業務逐步回歸本源。（二）《資管新規》核心要點。1.打破剛性兌付，實現產品凈值化管理。《資管新規》在打破剛性兌付方面做了一系列細化安排：要求金融機構對產品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打破“盈虧兜底”；產品出現兌付困難時，金融機構不得墊資兌付；推動負債端預期收益類產品向凈值化產品轉型，并明確核算原則；規范投資端資金池運作管理，禁止產品期限錯配；要求相關機構設立資產管理子公司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確保資管業務與其他業務、資管產品與其他代銷金融產品以及資管業務之間相分離，促使資管業務回歸代客理財本源。2.降低杠桿水平，消除多層嵌套。《資管新規》在限定資管產品杠桿率上限的同時，還規范產品嵌套層級，要求資管產品只能嵌套一層，消除多層嵌套，縮短產品投資鏈條，降低資金運營成本和產品運營中的不確定因素。［2］

二、資管新規對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規范與制約

《資管新規》是覆蓋全面的綱領性文件，對理財、非標和智能投顧等均有涉及，對相關業務的開展既有限制也有鼓勵。［3］對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規范與制約則主要體現在產品端、營銷端和投資端。（一）對產品端的規范與制約定，理財業務是商業銀行的表外業務，在開展理財業務時，不能像表內業務一樣對產品的本金和收益做出承諾，保本理財需依照存款進行管理。同時，在產品銷售時，不得宣傳產品的預期收益率，商業銀行理財產品應當實行凈值化管理，以定期公布的凈值增長變化來表達產品的收益變化，同時配以業績比較基準來幫助投資者了解產品的風險收益屬性。以表1某銀行發行1年期凈值型理財產品為例，業績比較基準為4.8%，如到期日公布產品凈值為1.06，那么與初始凈值1元相比，理財產品實際年化收益率為6%，按照超額業績報酬50%比例收取業績報酬，則投資者實際的理財收益率為5.4%。這樣，投資者的實際投資收益需要產品到期時根據產品業績測算得出，而不是在產品發行時就直接在產品說明書中說明。（二）對營銷端的規范與制約。《資管新規》對銀行適當性管理和投資者保護提出要求。在過往理財產品銷售中，投資者只重視產品收益率和期限，由于剛性兌付的存在而忽視產品資金的具體投向和風險，理財經理在銷售理財產品時也側重于收益率的比較。而《資管新規》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加強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必須堅持“了解產品”和“了解客戶”的原則，產品的風險屬性要與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相匹配，嚴格執行理財產品“雙錄”。同時，強化理財產品風險管理，引導客戶關注理財資金的投資去向和產品的風險等級，使理財真正回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本源。（三）對投資端的規范與制約。1.規范資金池、消除資金錯配。《資管新規》明確禁止資金池業務，要求金融機構在理財產品資金運作時要單獨管理、單獨建賬且單獨核算，同時規定封閉式資管產品期限不得少于90天，使得商業銀行不能再通過以發行的短期理財產品資金投資到長期資產當中的這種資金錯配方式獲得期限利差，切實緩解資金運作端的流動性壓力。［4］2.有效抑制多層嵌套及通道業務。我國資管行業中的多層嵌套和通道業務問題源于長期以來的分業監管，不同領域的法律規范由不同的監管部門出臺，且寬嚴尺度不一，這就造成銀行理財資金投資信托等非標資產，通過信托等通道規避監管指標的約束，形成監管套利。《資管新規》頒布后，將資管產品從兩個維度進行分類：一是從資金來源端，根據資金募集方式分為公募產品和私募產品；二是從資金運作端，根據資金投資性質分為固定收益類產品、權益類產品、商品和金融衍生品，打破行業監管限制，對同類產品適用統一監管的原則，同時實行穿透式監管，向上從資金來源端識別投資者，向下從資金運作端識別底層資產，這樣，不同行業的同類產品實行統一監管，將監管套利的口子徹底封死，進而消除多層嵌套，規避通道業務。

三、資管新規下商業銀行理財業務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根據銀行業理財登記托管中心與中國銀行業協會于2019年4月聯合的《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報告（2018年）》顯示，伴隨著《資管新規》的，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運行呈現出理財產品存續余額總體平穩、同業理財規模與占比持續“雙降”、新發行封閉式理財產品期限增加、理財資金配置日趨標準化及新發行理財產品以中低風險產品為主這五大特征。截至2018年底，共發行非保本理財產品4.8萬只，理財產品存續余額22.04萬億元；2018年新發行封閉式非保本理財產品平均加權期限為161天，90天（含）以下封閉式非保本理財產品按要求逐步減少，產品余額為0.66萬億元，僅占非保本理財產品余額的3%。2018年的《資管新規》引導銀行理財進入全面轉型，在未來的發展中，尤其在轉型初期，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會面臨諸多挑戰，但從長遠的角度看，也迎來新的機遇。（一）面臨的挑戰。1.過渡期銀行理財業務總體規模呈收縮態勢。《資管新規》改變了慣有銀行理財產品的表達方式，不得承諾保本保息，不得宣傳產品的預期收益率，而是采用“類基金”產品的凈值化管理方式，以單位凈值來表達理財產品運作過程。雖然到2020年底才會嚴格執行，給予金融機構一定的過渡期，但仍會使銀行面臨三部分理財客戶資金的流失：一是一些保守的投資者因沒有“盈虧兜底”而放棄銀行理財產品轉而投向存款類產品；二是由于限制短期理財產品的發行，對于資金短期周轉的投資者也會更青睞于貨幣市場基金等流動性較高的產品；三是還會有一部分風險承受能力較高的投資者將資金轉移到債券型和混合型基金中去博取高收益。因此，需要各家商業銀行充分利用過渡期，加強投資者教育，引導投資者購買同自身風險承受能力相匹配的產品。這就要求各家商業銀行重視一線員工如理財經理、大堂經理和柜員的培訓工作，讓一線營銷人員吃透《資管新規》的精神和業務要求，因為只有銀行內部員工自己先接受并了解凈值型產品，才能將正確的投資理念傳遞給客戶。同時，銀行還要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理財經理要密切關注產品凈值變化，并及時傳達給客戶，幫助客戶做好產品轉換的過渡。2.對商業銀行風控能力提出挑戰。《資管新規》要求商業銀行運用受托資金進行投資，應建立合理的投資策略和風險管理制度。由于打破剛性兌付，在代銷其他機構產品時，應當建立健全內部審批和風控程序，明確代銷雙方的風險承擔責任和風險轉移方式。同時，由于產品實行凈值化管理，要求凈值生成要符合公允價值原則，及時反映資產的風險和收益。以上種種，都對銀行內部風險控制能力提出挑戰，使銀行風險管理壓力增加，要求銀行加快內部系統建設以提升風險防范能力。（二）迎來的機遇。1.加強凈值化管理，提升銀行主動管理能力。產品凈值化對投研能力較好的銀行是一個業務優化、提升市場份額、改變競爭格局的良好機遇。隨著監管的推進，凈值型理財產品承擔著打破剛性兌付的重任，日益成為銀行理財未來發展的方向。［5］因此，商業銀行應注重培育投資能力，以固定收益投資市場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提升自主投研能力，同時運用FOF、MOM等新型合作模式，拓寬投資渠道。2.明確理財子公司戰略定位，主動推進市場化運作管理模式。商業銀行成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理財子公司，將銀行作為表外業務的資產管理業務同傳統的表內信貸業務相隔離，作為金融服務中非信貸工具的重要載體，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提高風險管控能力，將理財風險同母公司隔離，在增強固收優勢的同時，積極拓寬銷售渠道，真正做到市場化運行。3.探索行業新藍海，開拓私人銀行財富管理新格局。銀行理財起源于高端客戶市場，據波士頓咨詢（BCG）研究報告顯示，早在2013年，中國的私人家庭財富規模首次超過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但根據2018年全球私人銀行排名顯示，我國排名第一的招商銀行私行規模雖首次突破2萬億元，但僅為世界第一的瑞銀集團（UBS）的八分之一。由此可見，私人銀行財富管理需求增加是未來銀行理財業務的新藍海。《資管新規》對剛性兌付的打破，客戶要享受產品的高收益必須要相應地承擔高風險，而高收益產品主要來源于權利類和金融衍生類產品；同時，對投資者適當性的管理要求私募產品只能銷售給合格的投資者（單只權利類和金融衍生品投資金額不低于100萬元），私人銀行的高凈值客戶是合格投資者的最大來源，因此，私人銀行的渠道價值凸顯。［6］另外，私人銀行更擅長對客戶需求的深度挖掘，以客戶為中心，更注重客戶財富的整體性規劃，而不僅是簡單的產品銷售，客戶更容易適應產品凈值化管理帶來的變化，同時為銀行創新定制化產品提供渠道。

四、結語

2019年，《資管新規》等相關政策逐步落地實施，商業銀行著力開展理財業務轉型，推動了資管格局的重構；2020年，進入過渡期的最后一年，凈值型產品將全面替代收益類理財，商業銀行將在去通道、破剛兌、努力實現凈值化管理的道路上繼續前行，不斷加強自身能力建設，迎接資管道路上更大的挑戰。

參考文獻：

［1］黃浩倫，張冠男.理財編年史［J］.零售銀行，2018，（4）：20－58.

［2］卜振興.資管新規的要點分析與影響前瞻［J］.南方金融，2018，（6）：66－72.

［3］王觀.《關于規范金融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解讀——資產管理業務新規對投資者有何影響［J］.南方企業家，2017，（12）：54－57.

［4］趙澤涵，李海燕，郭爽.資管新規對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影響探析［J］.農村金融研究，2018，（6）：36－39.

［5］普益標準.2019年銀行理財五大趨勢［J］.理財顧問，2019，（2）：50－53.

［6］謝響.資管新時代下私人銀行核心競爭力再造［J］.中國銀行業，2019，（3）：97－99.

作者:劉妍 單位: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