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沉浮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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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年代初以來，中國的社會文化結構進入了深刻的轉型時期。從知識社會學和知識分子社會學的角度看，這種轉型對于知識和知識分子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它促成了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分化，改變了不同知識系統的中心－邊緣格局以及知識分子的精英結構與社會定位，改寫了知識/知識分子與權力場域的關系。

由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社會變遷及知識、知識分子的結構轉型可以大致分為既有聯系、也有區別的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轉型約當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主要表現為思想－觀念層面的轉型，官方名之為“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知識界則名之為“新啟蒙運動”。當時中國的社會變革基本上還停留在觀念轉型與輿論準備階段，尚未全面進入實踐層次（除農村外），因而帶有突出的思想革命、意識形態調整的性質?！八枷虢夥拧被颉靶聠⒚伞边\動之于知識界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知識（包括自然科學知識與人文科學知識）和知識分子階層（包括人文知識分子與科技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社會角色、社會地位及階級歸屬在整體上得到了重新評價，“知識越多越反動”這個毛式民粹主義口號被否定，知識分子被明確地定義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對于無知的優越性、知識分子對于大眾的優越性得到了重新肯定。這種重新定位和重新認識在當時還沒有觸及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并沒有什么明顯變化。

更值得指出的是，所有這些思想觀念的轉型，作為用以消解與顛覆原先意識形態（以政治為中心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新意識形態話語，主要仍然是由人文知識分子來闡釋與建構的?；钴S于當時思想界、理論界的幾場主要討論，如真理標準的討論，人道主義的討論，都是由人文知識分子在高層權力精英的支持下發起和主導的。這樣，在社會轉型之初，人文知識與人文知識分子仍然扮演著比科技知識以及科技知識分子更為重要的輿論領袖作用，發揮著更加重要的公共意義。文學、美學、歷史學、哲學等人文科學一時成為顯學，它們共同掀起了所謂“文化熱”（其實是人文熱），充當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鋒，除了真理標準和人道主義的討論以外，當時文學、哲學和史學領域還有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主體性的討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的討論等等，這些討論的重要特點就是其夸學科的廣泛影響力和參與度。它們無不緊扣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時代主題，切入政治權力中心，成為普通大眾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它的興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它強烈的政治關懷，來自于它承當的政治批判、社會批判、文化批判等多重使命。[1]這個時期沒有打破而是繼續延續了傳統中國社會那種以人文知識與人文知識分子為中心的知識結構與知識精英結構。政治與文化、政治家和人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進入了“蜜月期”：新政治需要文化改造運動相伴隨，文化改造運動政治在思想層面上的反映，也在思想層面上賦予新政治以合法性。它也表明當時中國社會各界，從知識分子到一般大眾，依然保持了極高的政治熱情與意識形態熱情，他們對于政治理想與人生價值的重建的熱情依然超過了對于物質改善、經濟發展的熱情，務實的、一切向錢看的社會風氣與社會尚未流行，他們對于一篇反映重大社會現實問題的小說或報告文學的興趣要遠遠超過對于一項技術發明的興趣。人文知識比之于科技知識更接近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與大眾生活中心，這就是人文知識及人文知識分子依然能夠保持中心地位的社會文化氛圍。

2、從8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社會轉型進入了第二階段，就知識和知識分子的狀況而言，這個階段最值得關注的變化是人文知識和政治場域、人文知識分子和權力精英之間的“蜜月期”宣告結束，技術官僚的時代正式來臨。

第二階段的社會轉型已經從思想觀念層次進入了實踐操作層次，并以經濟領域為核心全方位波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此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再只是一種口號或意識形態話語，不再只是輿論準備，而是切實落實為全國上下實實在在的實踐行為與生活方式。與經濟建設關系直接而緊密的科技知識，不只是在口號上成為“第一生產力”，而且在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中成為實際的第一生產力，社會發展的方向切實地而不只是觀念地發生了變化。更加重要的是，1990年以降，政治權力的合法化基礎不但不是革命時期具有烏托邦色彩的意識形態承諾，而且也不再是80年代初期的新意識形態話語，而是可以計量的國家經濟增長與可以感受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90年代是一個量化的時代，一個指標的時代，一個米袋子和菜籃子的時代。

這是一場由人文知識分子肇始、推動，后來又為很多人文知識分子所詬?。ㄌ貏e參見90年代的“人文精神”討論）的變革，它嚴重地威脅著人文知識與人文知識分子在80年代還仍然保持的中心地位。知識社會學告訴我們，在知識生產的自主性還沒有充分獲得的情況下，任何類型的知識和知識分子都只有通過其與政治權力、市場需求或大眾生活之間的緊密關系，才能確保其在社會中的中心地位。90年代人文知識和人文知識分子邊緣化，根本上源于其和政治中心的原有“聯盟”的解體，同時又沒有能夠及時建立其與市場及大眾的新聯盟（當然，并不是所有的人文知識分子都是這樣，其中一部分充分利用大眾媒介進行了面向市場和消費的符號，成為新媒介知識分子或電視知識分子，詳下）。

當一種政權不再以意識形態的承諾為其合法化的基礎，不再將意識形態的論爭作為其權力運作的主要途徑與手段，而是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量化的經濟發展指標上時，它就很容易發現，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知識的關系是直接而緊密的，而與人文知識/人文知識分子的關系則是間接而松散的。能夠轉化為物質生產力的與其說是籠統的“知識”，不如說是科技知識，尤其是技術知識。如上所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有改革意向的政治精英需要同樣具有改革意向的人文知識分子來為權力和政策的轉移進行合法化、正當化論證。這使得他們之間的差異被他們之間共同訴求所暫時遮蓋。這也是80年代人文知識分子“光榮與夢想”的最重要基礎。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精英看來，這種合法化工程已經基本完成，知識分子的進一步政治改革要求與政治精英的“穩定”需要發生了越來越明顯的沖突。何況在人文知識高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中國，人文領域的論爭總是直接與政治相關，它既可以為特定的政治服務（如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也可能“干擾”特定的政治（如90年代的政治精英所認為的）。政治精英們意識到，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中，掌握“思想解放”的“度”是極其重要的，它直接關系到政權的穩定與改革的進行。在這個意義上說，非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技巧。人文學科的非政治化的具體措施就是所謂“不爭論”，亦即對意識形態以及重大人文學科領域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的語境中從來不可能是純粹的“知識”問題）進行懸置與淡化。與此同時，科技知識取代人文知識確立了自己與政治權力場域的緊密聯系，相應地，科技知識精英也一躍而成為知識分子精英結構的中心，并大規模地入主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崗位，成為新的政治精英或政治精英的技術顧問。對一個以經濟建設與發展生產為中心的國家政府來說，它所需要的管理人才當然不再是高談闊論的人文知識分子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精英多來自社會科學領域（特別是政治學、法學）不同，中國新技術時代的政治精英不但幾乎和人文學科領域絕緣，而且也很少來自社會科學領域。[2]這一點很突出地顯示出90年代社會轉型的技術主義、經濟主義、物質主義取向。仿佛國家只是一個經濟體，一日三餐就是最大的政治。

當然，“胡、溫新政”之后，這種情況似乎逐步發生了變化。一個很直觀的跡象是，在新公布的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中，出現了具有社會科學學歷的新政治精英，從而打破了原先清一色技術專家的格局。[3]依據我的解讀，增加最高政治精英結構中具有社會科學學歷背景的人員比例，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反映出中共新政權改革理念的微妙轉化：在繼續堅持發展經濟的同時，更加強調社會發展和政治改革，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協調發展模式取來原先的單一經濟發展模式，用“又好又快”的新發展觀取代原先的GDP崇拜。

3、第二階段的社會轉型的特殊之處還深刻地表現在全社會普通大眾的價值觀念與生活理想的轉變。知識分子及其所從事的知識生產活動從來不能脫離其所生存于其中的社會文化土壤，除了政治體制等制度性因素外，社會大眾的價值取向與生活方式同樣對知識的生產（比如何種知識得到大規模生產，何種知識只能小規模生產，何種知識幾乎不能被生產出來等）以及知識分子的精英結構（何種知識分子得到社會的認同、認同的程度如何等）產生重大影響。如果說傳統中國社會成員的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導致了老百姓重文人輕工匠、“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念與人生理想，把進入士大夫階層當成自己的奮斗目標；而在解放后30年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統社會（其特點是幾乎所有的社會活動與社會生活都表現為政治活動與政治生活）中，大眾當中所流行的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理想主義與革命英雄主義的價值觀（積極參加政治運動、入黨、當“勞?！保敲?，80年代后期以來，上述兩種價值觀都逐漸地變得由盛而衰，由衰而絕，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義、實用主義、物質改善主義、甚至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價值觀。這是第二階段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是意識形態導向的政治社會向市場導向的消費社會過渡的必然結果。9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大眾生活方式可以概括為：以欲望為杠桿，以金錢為動力，以理財為手段。實利原則、現實原則取代了原先的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與80年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90年代的大眾變得更加現實，他們對于意識形態的關注程度已經大大下降，而在一個意識形態與人文科學一直相互牽連的中國，這種情況必然連帶地導致對于精神、靈魂、意義等一切人文問題和人文價值的冷漠。[4]

大眾生活觀念、價值觀念的轉變使得知識及知識分子與大眾生活的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并直接影響到大眾對于知識與知識分子的評價標準的變化。知識社會學已表明，知識活動只有獲得社會文化價值與大眾生活理想的支撐，才能有生存與發展的土壤。因此，人文知識與科技知識在知識系統內部的等級關系常常取決于它與一個時代流行的文化價值觀念及大眾需要的關系。今天的大眾關心現實勝過關心理想，信奉物質勝過信奉精神。一點物質的享受、些許經濟狀況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微弱提高，比各種理想與主義都更能使他們感到實實在在的滿足。這就是盛行于當前中國大陸的“過日子”的哲學。[5]

生活觀念與大眾價值取向的這種變化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于知識及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作用的評價的改變。當人們用實用主義的觀念與尺度來評價知識與知識分子的作用時，務虛的人文知識自然不敵務實的科技知識，尤其是技術知識。技術知識以其貼近日常生活、具有直接的實用功能倍受信奉實利原則的大眾青睞。人們樂此不疲地從各種生活小常識、生活小巧門類的通俗普及讀物中，或通過專家咨詢熱線，向技術知識分子請教生活之道、治家之術、理財之法，而不再熱衷到哲學大師、文學巨匠的作品中尋找生活的意義、人生的真諦。在廣播、電視以及其他大眾傳媒中，各種生活知識有獎問答吸引了大批的聽眾（結合巧妙的商品推銷廣告），卻絕少有誰打電話向人文知識分子討教“人生”問題。不要小看這一現象，它表明了大眾生活“導師”的易位。如果說從前的大眾導師一直是以闡釋人生觀價值觀見長的“士”階層或人文知識分子，那么今日的大眾導師則是那些知道如何保養身體、調節心理、合理治家理財、正確處理夫妻關系，能夠告訴你如何選擇和維修電冰箱、電視機、洗衣機的各色技術專家，導師角色的這種易位，是兩種知識分子地位變遷的又一重要信號。如今，“專家”的話就意味著科學，而科學則意味著幸福、合理以及權力。

這種實用主義與世俗主義的社會文化氛圍必然對于知識階層的擇業觀念產生重大的影響越來越多的青年知識者涌向技術專家的領域，高科技與經濟管理是他們的首選職業。結果出現了以技術為基礎的新的社會利益集團以及與之相關的新社會階層。直接從事經濟或技術活動的企業家階層與中產階級人員最為引人注目并受人艷羨。這一階層基本上是一些企業精英與市場新貴。他們的出現應順了中國社會市場化轉型的歷史趨勢，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今后中國社會的一支不可忽視的新權力階層。相對而言，從人文知識分子轉化而來的新權力階層要少得多。其中原因不難理解。人文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與個性特征決定了他們常常缺乏技術知識，并與具體社會實踐活動相疏離。這決定了他們很難直接從事經濟活動（包括生產活動與商業活動），也不太適應具體的管理工作（這方面的人才主要來自社會科學領域，如管理學、社會學、法學、經濟學等）。

4、90年代以來，知識界發生的另一個重要事件是人文知識分子陣營的內部分化。其中一部分仍然秉持批判立場和專業精神，在被政治權力疏遠的同時，沒有和市場或大眾結成新的聯盟，保持自己的學院知識分子身份；另一部分則適時調整了自己的價值立場和話語方式，放棄人文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和學院立場，面向市場為大眾生產消費性符號，在權力和市場的同謀游戲中實現了政治和經濟的“雙贏”，成為所謂媒介知識分子或電視知識分子。

媒介知識分子的出現得力于大眾傳播、消費文化和文化市場在90年代的迅速繁榮，也得力于文化生產場域的分化。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在現代社會，文化生產場除了與政治場域、經濟場域相對分離外，其內部還分化為“有限的文化生產場”和“批量化的文化生產場”。“有限的文化生產場”的特點是高度自治，場域游戲的參與者努力爭取學者同行所組成的學術共同體的認可，他們爭奪的是高度專門化的、相對獨立于經濟資本的文化資本、學術資本，標舉“純學術”或“為藝術而藝術”，抵制政治標準和經濟標準的入侵；而“批量化的文化場域”則更多地指向直接的商業成功和大眾認可等“外在”標準，它生產的是可以迅速或現成地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文化商品。

從這個理論模型看，于丹、易中天等所謂“學術明星”既不同于那些供職于大眾媒體的娛樂界、新聞界從業人員，也不同于在“有限文化生產場”獲得承認的學者。他們的特點是：既和其他學者一樣供職于大學這樣的學術機構（有限的文化生產場），又像娛樂業從業人員一樣遵從批量化文化生產場的邏輯——商業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名義上是學者、大學教授，卻并沒有被同行——學者共同體——所認可的創造性學術成果，而是通過與主流大眾媒介的結盟，為大眾生產快餐式的“知識”和文化產品——文化口紅般的隨筆散文（余秋雨）、心靈雞湯式的人生哲理（于丹）和大話化的歷史故事（易中天）。這些產品的商業性本質決定了它或許會商業化地消費與利用歷史上的人文科學經典，卻不會推進真正意義上的人文學術積累。與大眾文化的其他明星一樣，媒介知識分子或電視知識分子是商業策略的產物。

5、不過，我雖然援用了布迪厄的分析模型，卻并不認為90年代以降中國大陸學院化學術知識生產（大致相當于布迪厄說的“有限的文化生產場”）已經獲得了自己充分的自主性。這個問題可以結合以量化考核為核心的學術體制建設來談。

新時期伊始，隨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新政策的出臺，學術研究的自主和尊嚴得到了一定的恢復。但在80年代，學術界并沒有出現官方推進的學術成果量化考核體系，沒有我們在90年代所見到的表格大戰、量化考核、數字化控制等現象，大學教師在從事科學研究的時候一般都還享受一份清閑和從容（雖然經濟生活方面還比較清貧，以至于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現了“窮不過教授”“研究原子彈的比不過買茶葉蛋的”之類說法）。

進入90年代后期高校體制改革階段，中國的學術體制化進入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一方面是快速推進，另一方面是怪象叢生。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這次學術體制化特別凸現出政府的主導作用、濃重的利益驅動以及煩瑣復雜的數量化管理諸特征?？梢允钦f政府與市場，而不是知識界，才是這次體制化進程的真正推動者。本來，在一個學術體制很不健全、政府辦高教、科研機構直屬行政機關領導的國家，學術體制的建立需要借助國家政府的直接推動和參與具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這就像在一個沒有市民社會或市民社會傳統非常薄弱的國家，常常需要由政府直接出面培植、扶持市民社會。90年代中國學術體制化的速度和力度離開了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大量資金投入是難以想象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借助政府力量推進學術體制化應該是也只能是在中國特殊語境中采用的暫時的過渡性手段，其最終目的仍然是培育學術場域的獨立和自治。這是一種采用非自治的手段達到學術自治目的的特殊途徑。也就是說，政府應該以組織者的角色推進學術體制化，而學術體制化所應該遵循的原則、學術體制內部的運行規則則應該讓知識分子和專家群體來確立，這樣才能保證學術體制化真正能夠做到保護學術研究、使學術研究按照自己的自主原則進行的作用。說得更加明白一些：政府的扶持學術場域的目的最終目的恰恰是最后取消這種扶持――就像父母扶持孩子走路的目的是為了最終徹底擺脫這種扶持，而不是為了借此控制孩子使之徹底喪失自立的能力。

遺憾的是，現在進行的學術體制化好像不是向著這個方向發展，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把體制化作為操縱學術、控制知識分子的手段。這個學術體制化進程由于摻入了過多的非學術動機而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學術自主的方向。就高校而言，一方面，各個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復雜、看似“科學”“客觀”的量化學術評估、學術獎勵、學術資助體制（以及與此相關的教師職稱晉升制度、福利待遇制度等等），資金投入的力度也不可謂不大；但另一方面，這套評估、獎勵和資助體制又嚴重違背了學術研究的自身規律，它體現的是高校領導通過學術、學術GDP來創造所謂“政績”、躋身所謂“強?！薄懊！毙辛械乃悸贰＝Y果是，盡管各個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復雜煩瑣的量化考核體制，論文和項目的數量上去了，學位點增加了，教師――特別是那些能夠及時適應這個學術體制的教師――的待遇也的確是上去了，但是學術的質量卻不但沒有上升，反而出現下降趨勢。學術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浮躁風。

問題恰恰在于，這樣的學術“”運動完全違背了學術的自身原則，它只有體制化之名而無體制化之實，最多只能說是被權力和金錢嚴重扭曲的偽體制化：把量化的標準推進到了非?；奶频某潭?，并完全根據刊物的行政級別來判定所謂學術論文質量；制定了非常繁復的表格讓學者們（特別是那些正在學術研究黃金時期的中青年學術帶頭人）一天到晚忙于表格大戰；學術評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過短（長則三年短則一年一考核），使得研究人員無法潛心進行需要長時間積累的重大學術課題的研究，等等。更加荒唐的是：越是適應這個所謂學術體制的人就越是名利雙受，成為“填表教授”（整天忙于填表）、“跑點教授”（整天忙于跑碩士博士學位點）、“項目教授”（一個人同時作幾個甚至幾十個項目，有人戲稱為同時燒幾壺水，結果一壺也燒不開）、“行走教授”（整天在全國各地飛來飛去“講學”）。追求學術GDP還導致抄襲成風，其滋生的速度比媒體上曝光的速度還快（抄襲成風本身就與片面追求學術GDP之間存在必然聯系）。

這些弊端已經被許多有識之士反復撰文批評，但效果卻并不明顯。現在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是：人文科學領域的學者被數字霸權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幾乎完全沒有時間從事人文科學研究所需要的沉思默想――我喜歡稱之為“發呆”――的時間。我這里說的“發呆”并不是非生產性的白白浪費時間，而是一個真正的人文學者在孕育重大的創造性思想時必不可少的“冥思”狀態，是最富于生產性的時刻。此時學者絕對不能為一些急功近利的雜念（比如一篇核心刊物的文章可以記幾分、拿到多少獎金等等）所纏繞，以便面對一些真正永恒的問題。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海德格爾沒有那個遠離塵囂的小木屋，如果康德整天想著發表多少文章以便完成考核，他們還能夠成為一代哲學偉人！大家能夠感同身受的一個最直觀的印象是：九十年代以后學者開始追求的數量，他們的收入提高了，但是也不象八十年代那么清閑從容了，他們沒有了為一篇論文、一個觀點而長期積累、慢慢推敲、精打細磨的時間和心態。

就與文學關系特別緊密的人文研究領域而言，目前的學術體制化還存在自然科學、特別是實用性技術科學的霸權?，F在各個高校的科研管理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自然科學的模式，不但追求量化，而且片面強調實用性（能否直接為經濟建設服務，是否能夠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等等，片面強調應用性、強調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但是人文科學的性質決定了它和自然科學的根本區別。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意義和價值問題，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非數字化甚至反數字化的。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深刻的人生哲理是通過數字公式表達的。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學術體制存在的弊端。為了克服這樣的弊端，出路不是重新訴諸反體制的“暴力革命”（“造反”），而是建立真正科學的學術體制。真正科學的學術體制是以學術為本位、以學術自主為核心的體制。也就是說，我們的學術體制建設的目的和途徑都應該是為了讓學術擺脫非學術因素――不管它把自己裝扮得多么“科學”、“客觀”，多么具有可操作性——的干預，讓學術更好地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

5、中國似乎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民粹主義時代，弗蘭克•富里迪對英美發達國家的民粹主義傾向的描述似乎也是今天中國的寫照：

如今，真理、知識和道德價值越來越不再被認為是絕對的，而是代表著持有者的立場；知識分子也自覺地不再充當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體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壓文化和通俗文化不分軒輊；博物館和美術館進入社區，展示早已被各種認可或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圖書館里增設咖啡廳，努力把自己變成休閑場所。學校越來越追求滿足學生的需要，大學教師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變學生；教師降低姿態，自稱也在學習，同時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勵學生的觀點和努力。不同觀點的討論被等同于人身攻擊。；學術自由變成了對教學成果的量化檢查；生活的經驗被與學習而得的知識等量齊觀。

[注釋]

[1]這一點與90年代許多人文知識分子倡導的“學術獨立”、“堅守（學術）崗位”形成了有趣的對照。

[2]筆者雖然沒有進行過嚴格的統計，但是大家可以依據經驗加以判斷的一個事實是：九十年代以后，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精英絕大部分出身于科技知識分子，或具有相關的學習或研究經歷，其中尤其以畢業于清華大學的技術專家引人注目。

[3]仔細比較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政治局常委的學歷構成，會發現社會科學專業畢業的人數有所增加。十七大常委的學歷構成：，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河川樞紐電站專業畢業，大學學歷，工程師；吳邦國，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電真空器件專業畢業，大學學歷，工程師；，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構造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工程師；賈慶林，河北工學院電力系電機電器設計與制造專業畢業，大學學歷，高級工程師；李長春，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工程系工業企業自動化專業畢業，大學學歷，工程師；，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法學博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經濟學博士；賀國強，北京化工學院無機化工系無機物工學專業畢業，大學學歷，高級工程師；，北京石油學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專業畢業，大學學歷，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其中新增常委中、所學專業都屬于社會科學。相比之下，十六大的曾慶紅、吳官正、羅干全部是工科畢業（曾慶紅，北京工業學院自動控制系畢業，工程師；黃菊，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電機制造專業畢業，工程師；吳官正，清華大學動力系熱工測量及自動控制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工程師；羅干，民主德國富萊堡礦冶學院機械鑄造專業畢業，大學學歷，高級工程師）

[4]、當然，我不認為這種意識形態熱情與人文關懷的消退是中國社會已經成為西方意義上的消費社會的標志，而是具有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原因。

[5]這種“過日子”的價值取向在一些流行歌曲中有十分形象的表現。比如在《心情不錯》這首流行與95年流行歌壇的歌曲中，心情的好壞已經無關乎國家盛衰、民族興亡。好心情來自“家人不錯、朋友不錯、自己也不錯”，甚至于來自這樣一些婆婆媽媽的瑣事：“上帝們多少能分清真貨假貨，飯店的菜單又召回不少的回頭客，在家里沒人的時侯，門還是別忘了鎖。”我想如果是在期間，這樣的歌詞勢必被認為是表現“小資產階級情調”。要知道在那時，人們的日常生活都已經高度政治化（所謂“吃吃喝喝決不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