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產業化改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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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視管理體制產業化變革的政策推進與實踐回顧

2000年前后，中國電視產業在經歷了行政事業管理和事業/企業雙軌制管理兩個發展階段的徘徊與漸進過程之后，產業化發展的政策指向和實踐運行都步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1999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信息產業部和國家廣電總局《關于加強廣播電視有線網絡建設管理的意見》（即國辦[1999]82號文件），從行業結構上引導并促進有線網與無線臺進行合并，并在具體的操作實踐層面，明確提出了廣電媒體應該跨地區、跨行業經營的指導原則。這個文件的出臺為后來電視運營的產業化變革和電視媒體內部管理機制的產業轉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機，因此也被業界人士和行業專家認為是政府廣電管理高層銳意進取，改革原有廣電系統零散化分割格局、促進新一輪體制變更的綱領性文件。

與此同時，以《中國廣播電視學刊》、《現代傳播》、《電視研究》等為代表的電視專業期刊，也集中刊發了一批旨在探索廣電管理體制產業化變革的理論文章，在學術層面上推動著廣電體制產業化變革的實踐進程與觀念深化。從1999年到2000年，周鴻鐸的《對廣播電視產業化、集團化的認識和采取的經營策略》（《視聽縱橫》1999年第2期）、《廣播電視產業化、集團化道路的實踐和理論依據》（《現代傳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關于我國媒體經營的類型與研究》（《現代傳播》1999年第5期）、《市場經濟條件下媒體經營管理思路》（《現代傳播》1999年第6期），郭榮生的《電視經濟：一條快速發展的路》（《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9年第1期）、龍佑云的《談廣播電視的產業屬性和即將到來的產業格局》（《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產業化經營是電視業發展的趨勢》（《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飛的《產業經營：中國電視跨世紀的抉擇》（《電視研究》2000年第1期）、堯風的《電視產業經營的必然性與相關條件》（《電視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這些評論者以觀察員、理論家和實踐者的身份借助學術論文化的表達方式，在廣電管理行業政策產業化變革呼之欲出的關鍵年份，向媒體實踐領域也向廣電政府管理層表達著自己的話語訴求和問題意識。

2000年11月17日，國家廣電總局下發了《關于廣播電影電視集團化發展試行工作的原則意見》（即廣發辦[2000]284號文件），明確了在保持宣傳任務為中心不變的前提下，組建集多媒體、多渠道、多品種、多層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廣電傳媒集團的行業發展指導方針。同年底，全國第一家省級廣播影視集團湖南電廣傳媒集團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又聯合下發了《關于轉發中央宣傳部、國家廣電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的通知》（即中辦發[2001]17號文件），正式明確了積極推進傳媒集團化改革，組建大型新聞傳媒集團的目標，并對組建廣電集團的原則、體制、融資、運營目的等進行了全面明確地界定，該文件因而成為助推中國電視產業集團建設的里程碑。同年，國家廣電總局印發了《關于積極推進廣播影視集團化改革的實施細則（試行）》（廣發辦字[2001]1452號文件），對廣電集團的管理結構與運作制度、宣傳任務與企業創收等方面進行了細則指導。

在此前后，隨著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文化產業和其體制改革作為重點內容，在兩次會議形成的決議報告及相關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業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我國文化事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第一次在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宏觀層面上受到關注。200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于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的通知》（即中辦發[2003]21號文件），更進一步地對文化體制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在21號文件的指導方針下，國家廣電總局制定并了《廣播影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實施方案》及配套的相關文件，審核批復了浙江廣電集團、山東廣電總臺、南京廣電集團、廈門電視臺、深圳電視臺、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長春電影集團公司等7家試點單位的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審核批復了廣東南方廣播影視傳媒集團和峨眉電影集團組建方案，將廣電行業的集團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全面推開。

在中央戰略決策導引、業界實踐探索和理論界觀點爭鳴三者的合力推動下，2003年12月，國家廣電總局公布了《關于促進廣播影視產業發展的意見》，分別從當前廣播影視業發展面臨的形勢、發展廣播影視產業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思路、發展廣播影視產業的相關措施等三個方面，論述了中國廣播影視業改革與建設的產業思路。這也是國家廣電管理系統高層對中國電視行業的產業化變革，所進行的第一次詳細全面地闡述。《意見》分析了中國電視業目前的發展現狀：電視臺電臺1900多座，電視節目2000多套，節目制作機構近900家，年產劇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統收入514億元人民幣；并進而指出，從1982年到現在，我國的電視媒體已基本實現了從依靠財政撥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營生的歷史性轉變。在《意見》中，“根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按照廣播影視產業的特性和規律，以發展為主題，以體制機制改革為動力，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科技創新為支撐，以依法管理為保障，以增強活力、壯大實力、提高競爭力，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為目的”的產業化指導思想被明確提出。[1]圍繞這一指導思想，電視產業化發展的基本原則、基本思路和重點內容及相關措施得到逐一闡釋，這一文件的出臺，也標志著我國電視產業發展思路和政策導向的最終明確。

二、電視資本運營的理論探索與爭鳴

電視產業化發展政策的明朗和實踐探索進程的加快，帶動著電視資本運營理論研究的持續升溫。1999年11月，《光明日報》在第五版“文化風云”欄目發表了劉志遠的文章《影視資本市場亟待發展和規范》。在這篇篇幅不長的短論中，作者指出影視業作為“新興產業”、“黃金產業”、“朝陽產業”，雖然發展潛力巨大，卻由于資本市場發育不良、產品交易市場不完善、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因素，導致其發展狀況難以令人滿意。針對這一問題，文章分別從“運用市場經濟規律發展我國影視業”、“發育資本市場，建立影視產業投資基金”、“完善影視產品交易市場體系，創造一流產品”、“組建影視產業集團，提高國際競爭力”等四個方面具體分析了中國影視業資本運營當前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場經濟意識”、“行政干預、封閉式運作”等，看法尖銳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中國影視業發展所面臨的資本市場運營現狀。文中所提倡的“形成產業規模”、“實行制作與播出分離”、“利用資本市場，合理配置影視產業資源，并通過有效地融資手段來推動中國影視業發展”、“充分發展人才的積極性”、“以資本為紐帶，實行強強聯合，組成強大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影視產業集團”等[2]，都成為了以后電視產業改革和資本運營理論研究的重點方向與問題所在。

進入2000年以后，隨著廣電集團化呼聲的升高，電視資本運營的理論研究也迅速呈現出了深化、細化的發展趨勢，并開始由單純的理論研討向實踐運營層面過渡。該年度，《中國廣播電視學刊》在第3期上刊發了中央電視臺臺長趙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開拓進取》。在文中，作為業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趙化勇，針對中央電視臺的當下運營情況及未來發展前景，鮮明提出了“大力推進頻道專業化進程”、“進行電視節目制作與播出分離的改革嘗試”、“全面推進成本核算工作”、“推進建立以全員聘用制為核心的人事管理機制”、“加快建立‘第二經濟支柱’（廣告為第一支柱）”[3]的運營理念和整體變革策略。相比較之下，此處的電視資本運營實際已經擴及到了電視產業運營的方方面面，而不再僅僅只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資金”概念。由于中央電視臺作為國家電視臺的標桿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電視資本經營理念上所提出的變革主張，也無疑地成為了全國各地方電視媒體效法的對象。

在同一期雜志上，還刊發了山東膠州廣播電視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廣播電視產業經營的初步實踐》，對電視媒體優化資源配置、推行集約化經營和引入競爭機制、改變用人制度、調整原有局臺機構設置、實行制片人制度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評述。[4]此后，劉占華《開拓廣播電視節目資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0年第5期）、林濤《從資本整合到資本運營——關于廣電集團化的一點思考》（《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2年第3期）、卜彥《電視產業金融資本的運營》（《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2年第12期）、王剛健《成本預算與成本經營——電視產業發展的重要措施》（《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發表。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側面出發，推進并深化了電視產業運營中資本經營的研究工作。

其中，國家廣電總局發展研究中心李嵐的文章《廣電產業集團運營效率評估理論探討》，結合廣電行業2000年以來集團化發展中的實際問題，對電視媒體資本運營現狀和其效益評估體系的建立進行了反思與構建。[5]這篇文章提出，應該從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實行有限財產責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機制等幾個方面，對現有集團管理運營制度進行制度創新。在廣電集團內部運作機制的效率評估上，她主張從經營模式及其運作、支出結構及其運作、收入預期及其運作等三個方面著手，進行嚴格評估。這一觀點，是對2000年以來廣電集團化浪潮建設中所出現的問題的深刻反思，也是對廣電產業改革由速度型向穩健型轉軌的懇切理論建議。文章還從產業鏈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國廣電集團市場價值的評價體系建設現狀，并將電視媒體品牌的無形資產納入到了評估體系的范圍中來。這篇文章是中國電視產業化發展初期，就資本運營和體制監管進行深度剖析的，極富創設性的理論探索論文之一。

在電視產業進行資本運行理論探索的過程中，民營公司的出現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105號文件，在第10條中明確規定了以下內容：“鼓勵、引導社會資本以股份制、民營等形式，興辦影視制作、放映、演藝、娛樂、發行、會展、中介服務等文化企業，并享受同國有文化企業同等待遇”[6]。次年8月，國家廣電總局頒布了《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管理規定》，在第五條中明確肯定了社會組織和企事業機構可以設立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機構，或從事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活動。[7]隨著民營電視在產業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確立，民營電視資本運營也成為整個產業理論研究中的受人關注的焦點內容之一，《中國民營電視公司現狀報告》（李幸、汪繼芳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國民營電視》（陸地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國民營影視發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專門以民營電視產業運營為研究對象的一批著作也隨之問世。這些著作一方面應和著星美傳媒、太合影視、浙江影視集團、貴州金天地廣告節目有限公司等民營公司的快速發展情勢，一方面也扣合著中國電視管理體制改革制作/播出分離浪潮的推進，在整體上促生了產業理念研討多元化發展局面的形成。

這一時期，較早介入媒介資本運營研究領域的周鴻鐸也先后出版了《傳媒產業資本運營》（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傳媒經濟導論》（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產業制度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對包括電視在內的中國媒介資本運營進行了系統化地研究。2006年，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編著的《中國電視業資本運營系統分析》，該書在繼承原有電視媒體資本運營理念的基礎上，首次將系統模型、耗損結構、產業經濟學框架引入到了中國電視傳媒產業改革的理論研究中來。在對中國電視現狀進行具體評估的基礎上，《中國電視業資本運營系統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國電視資本運營系統的演進特征，而且還進一步提出了中國電視傳媒資本運營的整體推進、價值集成和風險控制等對策建議。

2006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傳媒資本運營》（謝耘耕著）則第一次對包括電視在內的中國傳媒資本運營的現狀和未來提出了相對完整的框架。作者運用經濟學、管理學、新聞傳播學等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結合國際傳媒資本運作的經驗，對我國傳媒的資本運營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研究，分別就傳媒資本運營的發展、傳媒融資、傳媒并購與反并購、并購后的整合、傳媒收縮戰略、傳媒無形資本運營等方面等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在同時期的媒介資本管理著作中，具有著開拓性意義。次年7月，重慶廣電集團總臺臺長李曉楓主編出版了《中國電視傳媒資源整合》一書。圍繞“傳媒資本運營”這一重點主題，全書從理論框架、宏觀層面、微觀層面等視角出發，對我國電視業廣播電視體制改革進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電視傳媒資本運營”的理論構建、國外傳媒經驗借鑒和國內電視業的資源整合等層面提出了富有啟發性和重要借鑒意義的理論建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體多元”產業格局及其經營思想的提出。圍繞這兩個問題，編者闡述了以播控環節為中心，向電信行業、圖書及雜志市場尋求合作的綜合化電視產業經營思路，并著意強調在在現有語境下推行“國資為體、資本多元”，“公益為本、經營為用”[8]運營理念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在較高的理論層次上總結了七年來中國電視資本運營和理論探索所取得的發展與進步。此外，這一時期涉及電視資本運營的理論著作還有曹鵬/王小偉主編的《媒介資本市場透視》（光明日報出版社2001年出版）、趙曙光/耿強合著的《媒介資本市場——應用導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嚴三九/黃飛玨著《媒介管理學概論》（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趙曙光/張志安著《媒介資本市場案例分析》（華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維度和不同層面，或專門論述或順帶提及，探討了電視產業資本經營中的相關問題。

三、電視產業集團化浪潮與體制改革的理論反思

在電視資本運營的探討中，2001年4月，中國證監會了新版《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在該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冊中，傳播與文化產業被定為13個基本門類之一。隸屬于這一門類的音像、出版、廣播電視電影、藝術、信息傳播業等5個大類，都被視為可以上市經營的各二級產業門類而名列其中。這個分類的出臺，向中國廣播電視業傳遞了三個重要信息：一是明確承認廣播電影電視是一個經濟產業門類，二是明確宣示了廣播電影電視業可以上市經營，三是已經上市的廣播電影電視電視可以放心大膽地經營。[9]其實這個文件的出臺，和當時中央兩辦相關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沖突之處的，一是在對待國外資金的態度上，二是在對待上市問題的態度上。這兩個問題所反應出的，實際上也是廣電行業推行集團化，實行產業改革后最終屬性的判斷問題，也即是“企業”還是“事業“的問題。其實，從1999年6月，全國第一家廣播電視集團無錫廣播電視集團成立算起，這個問題就一直是隱藏在產業化和集團化浪潮之后的軟肋所在。這個問題或明或暗地始終制約著廣播電視產業集團化的推進，也是向制約廣電集團化更高層級和更穩健姿態發展的最大難題。同時，它也也是困擾研究者和批評者的最大問題和理論探討的癥結所在。

無錫廣電集團在成立之時，實行的就是局機關和集團合一的運行體制，行政與業務混雜，事業與企業管理雙軌并存。在無錫廣電集團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國家廣電總局發文正式向全行業推行廣電傳媒集團化建設進程。從這時開始到2004年12月，廣電總局叫停集團化浪潮，在五年時間內，中國先后成立了20余家廣電傳媒集團（包括電影，見下表）。所有這些廣電集團，在各種力量的角逐中逐漸形成了局臺合一、集團/臺合一、獨立事業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無法人資格等各種各樣的運營模式。這種狀況的出現在事實上，形成了對廣電體制改革效果的現實挑戰。有學者敏銳地撰文指出了隱藏于這些亂象之后的原因，認為其一是電視作為媒介平臺和廣告平臺，在經濟利益公益屬性二元對立狀況下矛盾的市場定位，其二是作為廣電管理部門在事業企業屬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當處理方案的時候，就以行政手段促進了集團化浪潮的迅速推進，這些簡單的疊加雖然促進了電視傳媒“做大”的現象，但卻并未產生化合作用，各組成成分之間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團負責人頭銜多了幾個，黨委書記、臺長、管委會主任集于一身。從資產規模來看，確實是大了，但從內部來看，多數集團存在機構重復設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責任主體不清等問題。有的集團搞所謂有兩個主題、一個板塊（主體是集團，兩個板塊是事業板塊、企業板塊），部門兩三套重疊設置，員工中間收入互相攀比，廣告經營與節目公開，相互指責，如此這般的集團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謂見解深刻，一針見血，點中了廣電集團化浪潮化亂象背后所隱藏的深刻的利害沖突和體制弊端。

2004年年底，廣電總局宣布不再組建新的廣播電視集團，并對已經組建的集團進行經營性資產的剝離，這一舉措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管理層對電視產業集團化浪潮的反思與調整。隨著這一決定的出臺，北京市廣播電視管理體制在2005年3月進行了結構調整。原北京廣播影視集團所屬的兩臺、音像資料館和廣播電視監測臺等公益性單位劃出，作為廣播電視局下屬的事業單位運營，而其宣傳與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傳部和上級政府部門統一管理。對于全國已經成立的眾多廣電集團，廣電總局提出若要保留單位的事業屬性，就必須剝離集團內的經營性資產，并建議將集團更名為廣播電視總臺。在對以上情況進行總結分析的基礎上，論者陳正榮在文章中指出在現有甚至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廣電體制的產業化改革都將難以取得大的進展，從而進入集團化浪潮的“冷凍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電視臺事業/產業的一體兩棲功能很難斷然分離；二、實際運營過程中節目和廣告難以分離；三、于條塊分割/分頭管理，導致廣電業管辦在運營層面也難以分離。[12]正是由于以上這些難以徹底厘清的關系，迫使電視產業集團化浪潮不得不暫時放緩，甚至停頓一段時期。

中國廣電產業化進程中的集團化現象，不但引發著大陸學界的廣泛關注，同時也引發了臺灣研究者的學術興趣。這其中，臺灣政治大學賴祥蔚博士的學位論文《中國大陸廣電集團的政治經濟分析》（彭懷恩/關尚仁指導，2002）最值得關注。在這篇旨在研究中國廣電集團形成動因的論文里，作者從全球經濟和媒體產業發展趨勢出發，結合中國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國廣電集團何以出現，以及政府層面為何提出集團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來，大陸廣電集團的形成同西方媒體集團多出于市場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們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合力，來自國家政治層面的主導性因素更多一些。這篇論文以政治經濟學為切入口，結合經濟學家Mosco的理論母數與結構化理論、發展國家論、新制度論等論述，對中國廣電集團化進行了別具視角的分析。除了這篇博士論文外，賴祥蔚還先后發表了《湖南廣電集團的政治經濟分析》（《中國大陸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廣東廣電集團的政治經濟分析》（臺灣銘傳大學“掌握學術新趨勢接軌國際化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12/18），分別對湖南廣播影視集團的成因和廣東省組建廣電集團的可能性進行了政治經濟學分析。在結合實例具體分析的基礎上，以結構化理論，分析了集團個體和整個廣電行業結構之間變遷的相互影響，在商品化、空間化、結構化及娛樂化的審視維度上，分析深刻見解獨到。此外，這一時期專門以廣電集團為研究對象的著作或博士論文還有王宇的《中國廣電集團發展研究》（北京廣播學院博士論文，曹璐指導，2002）、虞國勝的《中國第一家廣電集團的報告》（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及陳煒的《城市廣電集團發展戰略》（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等專門著作。

除了對集團化的理論反思，對同時推進的電視頻道專業化，也有學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擔憂，復旦大學李良榮在文章中認為，從1996年開始的整個中國傳媒業的重頭戲就是結構調整與結構轉型，其目的是使原來單一的傳媒結構變得多元化，從而改變媒體的增長方式。可是，經過近十年的發展這一狀況似乎并沒有出現。電視頻道專業化不但沒有帶來電視的大發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斷涌現，不同頻道同質化、專業頻道大眾化以及由過度競爭導致的成本高漲、收入下降等問題層出不窮。[13]另外一些學者則從公共領域和社會服務職能出發，對中國電視的產業變革進行了反思，認為由產業化所引發和暴露出來的問題遠遠不止經營層面，它還輻射滲透到了媒體文化的方方面面。《現代傳播》與《新聞大學》開辟專欄，對公共電視問題進行了討論爭鳴。郭鎮之、石長順、謝勤亮等人都先后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從而也將電視產業改革的討論由單純的經營層面擴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領域。[14]

面對一片質疑之聲，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電視經營與管理體制改革，仍應繼續前行；并在對前一階段經驗教訓進行總結的基礎上提出了“企事分離、政企分離、制播分離”的鮮明觀點。[15]現有集團事業/企業“一元體制，二元運作”模式，是很難產生真正地競爭的。“‘一元體制，二元運作’運行模式更適合作為一種媒體轉型的過渡性制度安排，不應成為長期性運營模式的制度基礎。……對于傳媒集團的來說，必須意識到目前進行的重組也只是其發展進程的一個階段，遲早都要學會在沒有壟斷特權庇護下的市場化生存。”此外，文章還對國有資產和產權清晰問題進行了理論探討，如IPTV的經營問題、社會民營資本參與節目制作的問題、推動法人治理結構健全的問題等。

對中國電視產業變革十年來所發生的理論爭鳴與實踐變革進行總結與回顧，我們不難發現，迄今為止人們還并未就產業化進程的理論進路與資本運營，形成一個統一、明確的改革結論，而這，也恰是制約今天電視產業體制改革向縱深方向發展的阻力所在。

關鍵詞：電視產業化改革探索反思

[摘要]：

本文分別從媒體管理體制產業化變革的政策進程與實踐推進、電視資本運營的理論探索、電視產業集團化浪潮的問題反思等三個方面，對中國近十年來的廣電體制改革進行了回顧與總結；認為無論對于管理者、實踐者，還是理論學家，迄今為止并未就電視產業化進程的理論進路與資本經營，達成統一、明確的認知；今天的中國廣電產業體制改革在諸多矛盾問題的交織與困擾中，已經進入到了產業體制改革的“冷凍時期”。

[注釋]

[1]國家廣電總局文件《關于促進廣播影視產業發展的意見》（2003年12月30日），載《中國廣播電視年鑒》（2004年卷）。

[2]劉志遠：《影視資本市場亟待發展和規范》，載《光明日報》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趙化勇：《深化改革開拓進取》，載《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廣播電視產業經營的初步實踐》，載《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0年第3期。

[5]李嵐：《廣電產業集團運營效率評估理論探討》，載《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4年第11期。

[6]國務院辦公廳2003年第105號文件。

[7]國家廣電總局2004年第34號令。

[8]李曉楓主編：《中國電視傳媒資源整合》，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頁。

[9]陸地：《資本市場與中國電視產業關系的轉機》，載《南方電視學刊》2001年第4期。

[10]陳正榮：《集團之后，電體制向何處去？》，載《董事會》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陳正榮：《集團之后，電體制向何處去？》，載《董事會》2007年第1期。

[13]李良榮：《從單元走向多元——中國傳媒業的結構調整和結構轉型》，載《新聞大學》2006年夏季號。

[14]這些文章有郭鎮之的《公共廣播電視：變與不變之間》（《新聞大學》2006年夏季卷）、石長順/向培鳳的《公共電視與公共領域的建構》（《現代傳播》2006年第5期）、袁茜/項立新的《公共電視勢在必行》（《現代傳播》2006年第5期）、高傳智/謝勤亮的《“第三條道路”與中國廣播電視體制改革——對現有廣播電視體制缺陷的制度規避》（《新聞大學》2006年春季號）。

[15]胡正榮：《政府與傳媒關系的重構——兼談廣電媒介“集團化”的進路》，/?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