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評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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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住媒介批評的核心

媒介批評學探究的是對媒介、傳播內容及其方式與效果的正確解讀，歸納和提煉現實的媒介規范，指出媒介批評的原則、方法與要求。媒介批評學通過解讀經驗理論化的途徑，揭示媒介的隱蔽性規律，建立媒介評價的概念體系和范疇。可是，當提到媒介批評或媒介批評學時，許多人又把西方傳播學搬出來，支起爐灶，大炒冷飯。

20世紀60年代，西方出現了媒介批評學專著，稱為批判學派(CriticalSchool)。它偏重于媒體性質及社會功能的宏觀研究，在高屋建瓴的理論層面對媒介展開批評。但對大量具體的媒介作品，西歐的媒介批評家們不愿屈尊，往往不費筆墨。本文作者認為，媒介批評不僅應瞄準宏觀層面，更要認識媒介的具體活動，把內容批評和媒介制度批評作為兩個交叉性對象，構造完整的媒介批評學理論。

媒體這一影響深遠的社會輿論機構，主要通過傳播新聞和影視作品發揮職能，總結一套評價理論和方法，是構建媒介批評學科的核心。有的學者把媒介批評學和傳播學混為一談，變換傳播學的知識角度構造媒介批評學，成為傳播學的翻版。傳播學和媒介批評學有交叉的內容，主要表現為如何認識媒介的功能和效果，但媒介批評所說的媒介功能與效果不是指傳播學中的“獲取信息”、“監視環境”、“設置議程”、“子彈論”或“有限效果論”等那些知識，也不是構造“結構主義”、“符號理論”或“敘事方法”，而是針對特定的媒介制度、媒介運做或傳播內容與方式導致的利弊，進行分析和評價。媒介批評不是信息傳播，媒介批評學自然也不是傳播學。在19世紀初傳媒廣泛影響社會之后，美英報刊的歇斯底里的“扒糞”，使各類群體不能不對它進行反思，大眾、記者、作家、政府、政黨要員和各類學者都介入了那場媒介批評。后來，學者們嘗試開啟一門新的學科，研究對媒介如何批評才能正確并產生好的效果。美國批評刊物《新聞記者》（1884）的誕生和報刊批評專著《對抗新聞自由的專賣藥陰謀》（1905）、《黑幕揭發和客觀性》（1906）、《報界的權利》（1906）等，都為媒介批評學的問世提供了理論積累。

媒介批評主要是指對媒介的評價或批判，包括對媒介一切領域的正誤分析、是非判斷，正如小約翰所說：“批評就是運用價值進行判斷。”[1]對媒介的好與壞、褒與貶的論述——無論正面還是負面的——均屬于媒介批評范疇。從葛蘭西到哈貝馬斯，從羅蘭•巴特到布爾迪厄、從麥克盧漢到阿多諾，都對大眾傳媒產生的社會問題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解構，媒介批評已成為西方思想家們關注的話語。

在我國，多年來一直重視媒介作品的分析，無論“新聞批評”還是“影視評論”，都總結了一些批評原則。把媒介批評的理念擴展到對具體作品的評價，不僅充實了媒介制度的批評內容，而且更具實踐意義。這樣一來，媒介批評學需要創立的學說架構，應把研究內容深入到三個視域：(一)批評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會價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結構及功能。(二)分析傳播內容的質量，剝去充斥媒體的歪曲性的內容或朦朧的外衣，告訴人們如何認識社會真相，指出內容質量的優劣，有助于提高媒體的素養。例如：

看不懂的報紙

有香港朋友拿起一張內地報紙直搖頭。問他為什么，他竟然說：“看不懂。”

一句實話使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平時看報也會搖頭，許多報道文字也看不懂。例

如：

“××會議上強調：要按照‘強化一個意識，完善兩種機制，實現三個轉變’

的工作思路，牢牢把握‘一個中心’、‘兩個職責’、‘三個原則’、‘四個要求和一

個提高’……”。

與會者是否明白且作別論。作為報紙的讀者來說，首先就不明白其中的“一

個××”、“兩個××”、“三個××”、“四個××”所指的是什么；也就不明白它

按照什么“工作思路”和要“牢牢把握”什么東西。這話說了等于沒說，也就成

了一句空話。

空話空文言之無物，為什么總有人不斷地寫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

不要群眾看。因為長而且空，群眾見了就搖頭，哪里還肯看下去呢。其實還有一

種解釋，就是下決心只要領導看。因為長而且空，只有領導看得懂；即使非懂，

至少似懂。有些領導平時就念慣了這種玄之又玄的報告，看慣了這種說了白說的

文章，所以非但不覺其空，反而倍感親切，贊譽有加。因此我想，只要還有領導

看，便會有人寫下去。

（秋武《深圳特區報》,1999.6.26）

這篇批評雖然短小，但內容深刻、生動，對某些政治報道、工作報道的空洞無物批評得入木三分。這樣的媒介批評看上去題旨芥微，其價值卻是恢宏的，體現出深刻的新聞批評理念。(三)評價傳播內容的社會效果，又稱社會效果批評。有許多傳播內容掩蓋、扭曲事實，誤判客觀事物的變化，表達錯誤的思想，嚴重誤導了受眾。媒介批評引導媒體糾正這類錯誤，提醒受眾不被新聞所欺騙，不能不是一項重要的任務。

二、媒介批評的實質與流派

綜合上述，我們應當在以下涵義上使用媒介批評這一概念：分析媒介現象，評價媒介作品，反思媒介傳播的得失。[2]在媒介批評學還未成為獨立學科之前，由于自身的本質沒有充分展示出來，學者們不可能把媒介批評與傳受活動在不同層次上進行“反思”，媒介批評觀還難以深入實質領域。那時，人們對媒介的批評停留在宏觀層面，頗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意味。而局限在微觀層面，批評又往往是零碎的、感性的和隨機的，個人或某一機構對傳播的狹隘理解主宰著對媒體的評論，又多在政治立場框架里指點媒體的是非。

比如，一位知名作家指責報紙報道的一條不該披露的消息，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混亂。盡管他的指責毫無道理，報道后也沒有出現任何混亂，但記者或某些受眾無力反駁這位聲威顯赫的作家。因為人們缺乏解讀新聞的常識，只能以政治和“權威”人的意見作為權威性的批評。這種政治與權威主宰的批評范式，導致這樣一種結果：在政治主宰的范式里，傳播的真實和和效果理念遭到蔑視，媒介批評缺少媒體和受眾的地位。

傳統的媒介觀總是把傳播視為宣傳或再現客觀事實的二元模式，并將傳播作為單面因素加以闡釋，忽視對受眾解讀活動的探討。其實，傳播是由媒介、信息和受眾共同構成的整體，受眾的解讀是媒介傳播的重要部分，對權衡傳播內容的意義和價值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傳播內容引起受眾的反響，是一種原生的媒介批評形態，對媒體和管理機構還是一種未知的世界。要把未知、粗糙的意識轉化為專業批評者的認識元素，必須掌握科學的批評原則。

媒體作品只有在受眾的解讀中才能生機勃勃，它存在于受眾的理解之中，并被受眾所追求、所沉思。比如，新聞報道的完成，并非是新聞的完成，其實它還處在新聞傳播的中途，受眾的接受和解讀才是新聞整體過程的終結。媒介批評的重要實質，就是指導“實現由無生氣的意義痕跡向有生氣的意義轉換”[3]，將傳播內容的靜態意義還原為鮮活的思想，探索和提升受眾的解讀規則、方法和認識理念。

媒介每天都傳播政治內容，這沒有什么不好，但什么樣的政治符合群眾的需要，人民歡迎什么樣的政治，只能由受眾作出回答。媒介批評理論則是這種傳播活動的直接、現實的反思，充當“反思的反思”角色。正如黑格爾所說：“反思以思想本身為內容，力求思想自覺其為思想”[4]。媒介批評使新聞理論內部各要素，諸如事實觀念、形態觀念、價值觀念及政治觀念的辯證關系真實地體現出來，給媒介準備一面清晰的鏡子，讓它們隨時照照自己。

大眾傳播作為人類文化的分支，與人們對它的個性重現和全面考察相關，也與媒介批評的自覺意識無法分離。從本體論上回答什么是媒介批評，首先必須確定媒介批評在文化活動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媒介批評總是在傳播行為和對它的研究領域來回滑動，以多種科學理念評析媒介。媒介批評學針對評價作品和媒體行為闡發系統的理念，把媒體的得失從理論高度給以綜合把握。對新聞觀念本身的批評，媒介批評學偏重于宏觀研究，提出超出新聞本身的東西，即它的社會和人的意義。正如艾略特圈定的那樣，“批評，按定義來說，是涉及它本身以外的別的東西。”[5]

宏觀和微觀的媒介批評，也可稱作兩種流派，它們的視角雖有不同，但都應融入對媒介的綜合理解。對傳播作品的分析，比如某條新聞的分析，屬于微觀分析；而對媒介的立場與善惡的評價，比如我們批判CNN對中國人民的污蔑，則屬于宏觀的批評。客觀批評派注重事實，針對媒介的客觀現象指出它的好壞優劣，訴諸客觀論的信念。理想主義的批評，承認并運用批評對象的永恒規律和最終真諦，揭示它的實質、真相或效果，用理論語言重構它的純潔模式。這兩種批評都追求真理的目標。

這個目標究竟是什么，到哪里去尋找，則因批評者而異。艾略特指出，批評“有可能獲得我們自身以外的什么東西，這種東西我們暫時可以把它叫作真理，至于這個真理究竟有什么具體內容是次要的，只要它們確實存在，且不管它們是怎樣的”[6]。在理想主義批評家看來，這個至上目標是他的經歷乃至他的潛意識，即他看到聽到或想象到的媒介理念。但必須確信，對傳媒而言，受眾就是一切。受眾來自社會各個角落，代表媒介進程的意志，媒介批評無疑應當反映這種意志。媒介批評最終追求的目標，需要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和受眾的價值要求，而不應是“不管它們是怎樣的”。

媒介批評帶有更多的主觀成分，因為批評不僅是評價活動，同時又是一種研究活動，批評者有自己的一套原理和概念結構。如果說新聞作品是記者用一套語言系統對世界的再現，那么，媒介批評則是批評家用另一套語言體系對記者、作品、媒體和受眾追求的再現。實現這第二層的“再現”，即第二境界，必須在批評中融入超越新聞報道原則和理論的其他學科知識。這樣，媒介批評學對批評者自然是一種博大見解的注入，不掌握媒介批評學的實質，理解力和知識匱乏的人，是無法進入媒介批評角色的。

三、媒介批評學的兩個主要研究對象

近幾年，我國出版了傳媒批評研究的專著，發表了近百篇論文，新的理論體系正在形成，[7]媒介批評學著作的框架不斷創新。批評觀念總是“融化”在批評傾向之中，媒介批評學的研究對象應建立在批評的科學邏輯之上。這里需要回答的是，批評家與批評對象發生關系時，保持在怎樣的范圍才屬于媒介批評。如果越過了界限，可能變為政治批評、道德批評或思想批評。

媒體自認為是一個獨立的實體，不受外部世界的支配，因而，有人認為，媒介批評的對象只能是它的“產品”。這種理念的片面性是明顯的。所謂產品，是具有特殊文本形態的現實認識，以報刊、廣播、電視和網絡上的擬態事實反映社會。自然，批評家能夠看到的并對它發表意見的惟一對象，首先是這個完成了的“產品”，而不可能首先接觸作品之外的相關世界。我們將此稱作批評的域內對象。

媒介內容較多的是社會事件被傳播者選擇、記錄、加工的敘事性文體，解析媒介作品是挖掘傳播者紀事或創作的意圖，引導人們正確認識作品和現實世界的關系。任何媒介作品都有兩個范疇，一是客觀范疇，二是主觀范疇，構成媒介的精神世界。解析傳媒作品要從記者、編者的主觀視野窺視世界的真實面貌，把握作品內容與形式的有機性，從而揭示作品如何反映現實事件。例如，把新聞作品的內容同客觀事件簡單地等同起來，忽視記者意識的能動性，是很流行的一種批評傾向。在這種傾向看來，有什么樣的生活，就必定有什么樣的作品，事實有價值就是作品有價值。他們的錯誤在于把報道對象同新聞作品混為一談。不懂記者的立場對寫作的指導意義與制約作用，也不懂事象原則的新聞報道規律。列寧說：“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反映可能是對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確的復寫，可是如果說它們是等同的，那就荒謬了。”[8]

傳播作品的形式不僅是作為內容的載體，而且是作為記者把握世界、反映生活的框架，具有特定的美學意義。一方面，內容寄托在形式之中；另一方面，形式使內容定型化，反映傳播者的社會視角。優秀的新聞作品通過優美的形式和豐富的內容，把人的生命感，把人類生活中潛藏著的哲理生動地揭示出來，給人類精神生活提供一種超越時空的象征。這只能通過受眾的感受來把握，而新聞批評則使受眾把握得更深刻、更明晰。

媒介批評學的域外對象不可能在批評家的視界里消失，非但如此，域外對象是域內對象的延伸，是批評者意識活動的外延，成為媒介批評學重要的研究對象。如果媒介批評的內容只包括媒介作品，批評也就僅具有局部意義了。局部和整體不只相對而言，而且是對批評范圍的分割，把作品、媒介活動和社會作為三維的目標，能提升整體批評的體制意義。媒體制度批判，是媒介批評范圍的第二個視閾，委身于一定的社會，批評達不到這一界限就難以使批評建立至高點。現代媒體林立，以各自不同的動機發生傳播和評價社會現象，達到某種政治目的。鞭斥媒體對正義和良知的踐踏，不僅能指斥社會應負的責任，而且能提升媒介的倫理方向。媒介批評學必須以批判的力度否定有害的媒介結構與功能，塑造完美的媒體制度與功能目標。關鍵詞：媒介批評學媒介批評

媒介批評已經成為媒介從業人員和新聞傳播學者開始研究的一個領域，許多媒介批評家早已活躍在媒介批評領域。管理部門、受眾和學者對傳播內容的強烈反思，轉移到如何分析、評價媒介行為，正在深入到各類媒體的實踐活動。媒介批評學引導人們科學地分析媒體行為，讓受眾正確理解媒介及其傳播內容，導致媒介觀念的徹底變革和新聞解釋學的誕生。

[注釋]

[1][美]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40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2]參見劉建明：《媒介批評通論》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3][德]H.G.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215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4][德]黑格爾：《小邏輯》39頁，商務印書館，1981。

[5][英]艾略特：《批評的功能》，載《現代西方文論選》28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6][英]艾略特：《批評的功能》，289頁。

[7]我國學者研究媒介批評學的著作主要有：黃新生的《媒介批評：理論與方法》（臺灣1987）、臺灣政治大學論文集《媒介批評》（1988）、歐陽宏生的《電視批評論》(2000)、劉建明的《媒介批評通論》(2001)、王君超的《媒介批評：理論、實踐與方法》（2001）、陳龍的《媒介批評論》（2005）、李巖的《媒介批評：立場、范疇、命題、方式》（2005）、謝靜的《建構權威•協商規范：美國新聞媒介批評解讀》（2005）、雷躍捷的《媒介批評》（2007）、劉建明等《西方媒介批評史》（2007）。

[8]《列寧選集》第2卷330頁，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