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報刊文人論政傳播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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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伴隨著皇權的禁錮、軍閥的專橫、敵寇的入侵，一批批民營報人從逆境中成長起來。他們始終保持著獨立精神，堅守著爭取民主自由、變革社會的報業傳統。任何報人辦報，總以一定的辦報思想為指導。近代“文人論政”的辦報思想，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濃。他們大都具有較強的政治活動能力，較為注意民眾的呼聲。曾經提出，報紙應當反映民眾的活動，應當成為民眾的喉舌。他們的這些優良的政治素質，對于他們當時的政治作為，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對于后世的報人，也產生了示范性的影響。

[關鍵詞]近代文人民營報刊政治

Abstract:Fromtheendof19centurytothefortiesof20century,facinguptotheadversities,accompaniedbythefettersofimperialpower,theperemptorinessofwarlordsandtheinvasionofenemytroops,abatchofprivatenewspaper-ownersgrewup.Theyalwaysupheldtheindependentspiritandstucktothejournalistictraditionthatstroveforthedemocraticfreedomandchangedthesociety.Everynewspaper-ownerwasguidedbythespecificjournalisiticthought.Thejournalisiticthoughtwhichthemodernscholarscommentedonpolitics

wasmostlycharacterizedbytheprofoundpoliticalmeaning.Theywerealmostpossessedofstrongerpoliticalabilityand

paidmoreattentiontothemassvoice.Theyonceraisedthatthenewspapersshouldhavereflectedthemassmovementandbecomethemassmouthpieces.Theirexcellentpoliticaltraits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ircurrentpoliticalbehaviourandmadeanexemplaryimpactonthedescendants.

Keywords:Scholar;Privatejournalism;politics

“文人論政”，或曰政治家型報人辦報，主要是指報人應具有政治家的一些重要素質，如政治頭腦、政治眼光、政治智能、政治勇氣等，在我國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1]從我國報業史來看，遠源可以追溯到我國報紙的萌芽期；最早的雛形報紙“邸報”是政府辦的，實際也就是政治家辦的；從近源來說，則可以追溯到我國近代正規報紙的創立期及整個近代報史。特別是在近代民營報史上，“文人論政”，可以說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

文人借助報刊論政參與社會

對于近代中國社會來說，自由和人權從未惠及小民，但是這并不能說中國的民營新聞界從沒有自由的空間。實際上傳統社會對讀書人的尊重到民國之后并未有絲毫減少，他們可以說是社會的主流與中堅，因此從、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一直都是學人在呼風喚雨。自西學東漸以來，從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諸公的努力，包括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對中國社會發展目的和原則的限定，中國民營報刊在文人論政方面可以說是有大發展，有大建樹。勿庸置疑，從洋務運動到一九四九年中國民營新聞界的活躍和取得的成就，是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以來前所未有的。[2]

近代中國不以功業而以思想、言論報國，并產生深遠影響的，王韜為第一人。[3]1874年1月5日，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自任主筆。報紙取名“循環”，部分地表示了王韜的循環史觀。他堅信，中國通過變法圖強，能夠再度崛起。《循環日報》仿照西方報紙體例，除星期日以外，每天出版。每天該報首欄要發表政論文章一篇。同一般性純為牟利的報紙相比，王韜注意輿論足以影響群眾的一面。《循環日報》的政論文章1883年曾單獨結集出版。

王韜同時的報刊政論家尚有鄭觀應。鄭觀應曾參加過改良派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的政治活動。他的政論文字多數發表在19世紀70至80年代香港的《華字日報》、《循環日報》和先后在北京、上海兩地出版的《中西見聞錄》等報刊上。[4]這些文章后來輯成《救世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書，尤以《盛世危言》流行最廣。

王韜之后，出現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政治家辦報，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將報紙作為完成政治目標的利器，作為喚起民眾，統一民眾思想的工具。戊戌政變發生以后，梁啟超逃逋日本。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創辦的《清議報》出至一百期，為時三年。《清議報》以“廣民智、振民氣”為標榜，把“倡民權、衍哲理、明政局、厲國恥”當作辦刊目標，以是，開設數月，發行就達到三千多份。但是因《清議報》激烈攻擊西太后，清廷下令嚴禁進口，這就使得發行量受到限制，即其最盛之時，銷量也沒超過五千份。[3]在內地，還出現了抬高報價的事情。獨裁者們對于《清議報》又恨又怕，外強中干即此可見。梁啟超所創辦主持的各報中，《新民叢報》最為成功。他的文風影響了一代人，被稱為“新民體”。這份1902年創刊的報紙出版周期為半個月，正是這份報紙，奠定了梁啟超在近代新聞出版界不可動搖的地位。

于右任辦報之時正處于一個社會變動的大時代，他以滿腔熱血，只身一人，為逃避清廷追捕來到上海。羅家倫稱他創辦《神州日報》，“雞鳴不已，實開風雨如晦之天。”尤其是他手創的“豎三民”在清末民初的社會大變革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5]徐鑄成說：“在中國報史上，艱苦創業、再接再厲、鍥而不舍的，于右任先生應是第一人。”[6]他百折不撓地爭取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對言論報國的理想忠貞不一。從“民呼”、“民吁”到“民立”，于右任絕不因挫折、失敗而氣餒，和他的朋友一起開創了知識分子言論報國的新局面。

“以新聞記者終其身”，是邵飄萍最為堅定的信念。辛亥革命后，他始終堅持新聞自由的理想，堅持《京報》的辦報宗旨，獨立地表達公正的輿論，“勉力造成全國人發表言論之機關”。揭露政治的腐敗、黑暗，抨擊最高當局，為民眾吶喊。堅定地捍衛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使北洋軍閥望而生畏。他支持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倒曹、吳；力助郭松?倒戈反；他旗幟鮮明地反對段祺瑞，拒絕“善后會議顧問”的聘請；他強烈譴責“三、一八”慘案屠殺學生、民眾的滔天罪行，發表了一系列詳細報道和《首都大流血寫真》特刊；他極力歡迎孫中山北上，稱他為“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失敗不餒，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有主義有主張，真誠革命，數十年如一日，毫不含糊之中山先生”、“絕對不排外也不媚外之中山先生”。邵飄萍的這些態度都對社會輿論產生了巨大影響。[4]難怪馮玉祥要說“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胡適從15歲時開始參與《競業旬報》編輯工作，一生共創辦和參與創辦過7種報刊。強調媒體的社會責任是他新聞思想的核心，強烈的道德關懷意識鮮明地體現在他一生的報刊活動中，這有兩方面的意義：首先，他認為報刊保持獨立是言論自由的前提。[7]據此，他對國民黨在抗戰后推行的“黨化新聞事業”多有批評。他說；“因為是政府的報、黨的報，言論自由當然就比較受限制，我個人的看法，感覺到勝利之后，政府把上海幾個私家報紙都收歸政府辦、黨辦，至少黨或政府的股東占多數，這個政策我想是不對的。”“我覺得不要以為自己黨來辦報、政府來辦報，就可以得到輿論的支持，沒有這回事。”[8]其次，他認為報刊的獨立是負責任的前提。一個人也好，一家報刊也好，如果處處受制于人，不能獨立地做出一種判斷，他們不能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的。

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也有這樣的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9]傅斯年的觀點，在的時代尤為重要。當年，為了監督政府，開啟民智，以胡適、傅斯年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在致力于學術的同時，還不斷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批評弊政、揭露黑暗，仗義直言，為民請命，體現了現代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價值。“九一八”事變前夕，日寇已占領我國東北大片領土。卻嚴令東北軍：“絕對抱不抵抗主義”，日寇如入無人之境。然而，從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卻調集數十萬精銳之師，在長江兩岸對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連續發動三次大規模“圍剿”。為揭露“圍剿”蘇區的罪惡，陶行知在《申報》連續發表了《剿匪與造匪》、《再論剿匪與造匪》、《三論剿匪與造匪》三篇時評，語驚天下。[10]陶行知的時評深刻揭露了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顧，瘋狂剿殺人民的反革命本質，大是大非，大愛大恨，皆顯露于字里行間，簡直就是一組討蔣檄文，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愛國人士無不拍手稱快，自然，也震動了當局。

張友鸞曾被稱做“新聞奇才”、“天生的總編輯人才”，同時又是個難得的經理人才。從20年代到南京解放，他辦報的方針一直是針砭時弊，為民請命。[5]為此不斷受到反動當局的查封、驅逐和流氓幫會的恐嚇。抗戰勝利后，他自辦《南京人報》，更是不遺余力地呼吁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因而屢遭當局的迫害和反動文人的圍攻。但他始終不改初衷，直到最后被勒令停刊。

1935年4月，《大公報》特約通訊員范長江在著名的西北采訪旅行之前，《大公報》總編胡政之把手而言：“新聞事業是國家的公器，新聞記者應當為社會服務，新聞是社會的縮影，新聞事業應當誘導社會進步。新聞記者最需要有責任心，不但發表意見，言必由衷，便是報告新聞，也須有真知灼見，否則對職務為不忠，對社會為不信，對報國不義。”[11]年僅25歲的范長江歷時10個月，行程萬里，他的旅行見聞陸續見諸報端：通訊揭露了西北地區的弊政，描述了西北人民啼饑號寒的悲慘景象，并第一次透露了紅軍長征時的一些情況。不久，他的《中國西北角》一書出版，范長江充分地表達了他堅決的抗戰熱忱和對封建軍閥、土豪劣紳的無比憎恨，也表達了他對勞苦大眾苦難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對國家前途的深切關注。

1936年，政局動蕩，戰火頻繁，范長江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內蒙西部，對日寇覬覦這一地區的實際情況作了考察。12月，西安事變爆發，他不顧個人安危，直撲事變中心，他對進行了采訪。接著他又進入革命圣地延安，與作了通宵達旦的暢談，陜北之行使他“茅塞頓開，豁然開朗”。[12]回到上海，他發表了震動朝野的系列報道，傳播了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政策。

《大剛報》在1938年11月遷衡陽復刊，由官辦轉為同人合辦的民營報紙，楊潮任總編輯。他在《太白》、《申報》、《中華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宣傳抗戰。1939年底楊潮任香港《星島日報》軍事記者，開始以“羊棗”筆名在《星島日報》、《華商報》等報刊發表軍事評論和譯文近百萬字。1944年6月，羊棗主編《國際時事研究》周刊，并兼任《民主報》主筆。羊棗軍事評論的杰出，表現在他對每一次軍事局勢的重大發展的前因和各種可能的后果分析得非常透徹。[13]一年多時間里，羊棗共發表文章120多篇70余萬字。他的軍事、政治評論文章《只有犧牲才有勝利》、《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太平洋戰爭新局勢》、《方興未艾的歐洲政爭》、《人類命運在鑄造中》、《從柏林到東京》等立論正確，文筆犀利，觀點鮮明，預見性強，不僅在國內有重要影響，而且博得國際友人的贊譽。

中國的近代民營新聞業先天不足，發育不良，時常夭折。王韜主持《循環日報》兩年即撒手不管；容閎以美國方式辦《匯報》，嚇壞股東，不得不轉售與洋人，此后遠離報界。近代中國政治風云變幻，許多有獨立品格的報人被政治斗爭的急風暴雨所摧殘。從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到劉煜生、史量才、杜重遠，許多試圖堅守獨立品格的記者都慘遭迫害。[14]那些直接藉報從事政治的人命運更為艱險。雖然風雨如盤，近代中國還是產生了一批著名的報人。他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堅持獨立的報人品格，獨立地觀察問題，獨立地報道新聞和評論新聞事件。范長江在《大公報》，陳布雷在《商報》，作為獨立報人獲得了很高的聲譽。

綜上所述，對于中國近代民營報刊“文人論政”的政治素質，自然不可一概而論，但其中許多人具有共同的優良的政治素質，則是顯而易見的。一是他們具有強烈的愛國心，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他們中的許多人，是著名的愛國人士和維新志士。他們辦報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救國救亡、富國強國。[2]二是他們具有敢作敢為的精神，敢于發表政見，敢于寫觸及社會政治弊端的文章。他們深受儒家“威武不能屈”和“成仁取義”精神的熏陶，敢于用一支筆、一張紙向強大的舊勢力宣戰。三是他們大都具有深廣的學識，具有較敏銳的政治洞察力。他們中的許多人本身就是學者，如王韜、梁啟超、胡適、傅斯年、陶行知等。他們對于政治動向和社會大勢，常能做出頗為深刻的分析和省察，對于外來的先進文化，也多持有“拿來”的態度。四是他們大都具有較強的政治活動能力，較為注意民眾的呼聲。曾經提出，報紙應當反映民眾的活動，應當成為民眾的喉舌。他們的這些優良的政治素質，對于他們當時的政治作為，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對于后世的報人，也產生了示范性的影響。

報刊通過文人論政干預社會

“文人論政”應說是《大公報》的一種基本屬性。中國有此傳統。漢朝的太學生，明朝的“東林黨”皆是顯證。尤其到清末民初，更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知識分子們不但群起論政，而且進而參政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一所謂四不方針，是具有百年歷史的《大公報》之最終的辦報宗旨。[11]之所以說是最終的辦報宗旨，是因為創刊于1902年的《大公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還不是很自由主義的，那時的大公報，也稱不上是新型報紙。1926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接手老大公報，創辦新記大公

[page_break]報，從那時候起，大公報開始創造和秉承了自由主義之精神。《大公報》的主辦者三人，似有雙重性。既承繼了漢、明士子的遺緒，本身又是留洋學生。身上的舊傳統與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應說是“半新半舊”、“既新也舊”的人物。他們實是半個“帝王師”加半個新報人，所辦的報紙，也是一種新舊交替過程中的過渡性“公共物品”。既像近代新聞，又帶條陳奏折味。

《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時間，它代表了《大公報》的言論水平和基本立場，也可以說就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從1934年1月到1949年6月，為《大公報》撰寫“星期論文”的作者有200多人，共750篇。其中發表“15篇以上的，有胡適、傅斯年”等人。傅斯年為《大公報》共寫“星期論文”22篇，占總數的3%左右。這個數字僅次于他在《新潮》和《獨立評論》上的發稿量。從內容上看，傅斯年的“星期論文”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國內政治，二是國際評論。關于前者，可以從《政府與提倡道德》中一睹其風采。作者說：自民國以來，每屆政府都要制禮作樂，提倡道德，其結果不僅毫無成效，反而是徒增許多偽善。他認為，與西方國家相比，除了教會的作用外，中國人最缺乏的是國民訓練，而不是道德說教，是政治家以身作則，而不是政治口號。[11]所以，政府如果對提倡道德真有興趣，那就應該在立法上引進公民契約論等近代社會的思想理念，在執法上培養服從公義、明辨是非的良知和良心。

而大公報對自由主義要求最強烈的階段，是在抗戰勝利前后一段時期。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是和大公報何去何從的問題，一而二，二而一地擺在了大公報人的面前。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大公報社評《我對中國歷史的一點看法》一文當中。[12]在這篇文章里，觀點十分明確，一言蔽之曰就是，中國要從兩千年的專制文化中擺脫出來。在如何因應現代化和文化傳統的時候，大公報人的觀點是比較傾向于激進主義的。值此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大公報人一方面鼓呼和平，主張避免民眾再經戰火之蹂躪，不要另起爐灶；一方面，勾畫出一副和平民主的新圖景。大公報的一篇社評《做一個現實的夢》，重申了實行聯合政府，實行議會民主，實行軍隊國家化，實行經濟重建，實行新聞自由等等主張。

史量才是在1912年10月盤進《申報》的。他抱定了“為社會、歷史辦一較有權威的言論機關”的宗旨，要將申報作為史書留給后人。報紙言論往往是報紙心聲，反映報紙的立場、態度。《申報》言論有相當一段時期被讀者視為“溫吞水”、“太上感應”，其時評常常“王顧左右而言他”。[15]其實它正是以旁觀者局外人的姿態靜觀默察，采用隱晦文筆使當局抓不住把柄，也可使讀者產生共鳴，從而站穩腳根，以圖發展。

史量才改革言論首先改革溫吞水、太上感應式的“時”。當時的時評寫作班子由張蘊和、黃炎培、李組紳、陶行知等諸君組成。他們集思廣益，討論、搜集材料，撰寫成一篇篇切中時弊的檄文。著名的三論《論剿匪與造匪》時評就公然指出“所謂的匪是黑暗政治所造成”，是“受政治經濟雙重壓迫鋌而走險之良民百姓”，喊出了民眾心聲。大長了共產黨人志氣，大滅了反動派威風。[15]《申報》一改昔日欲言又止、躲躲閃閃的作風，以新的戰斗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

“九·一八事變”是鄒韜奮和《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思想上發生急劇轉變的轉折點。1931年9月26日，“九·一八事變”8天后，鄒韜奮在《生活》周刊上報道這一事變。他寫道“本周要聞，是全國一致傷心悲痛的國難，記者忍痛執筆記述，蓋不自知是血是淚。”[16]就是在他的宣傳鼓動下，群眾性的抗日救國運動逐漸發展起來了。1933年，《生活》周刊被國民黨查封。鄒韜奮被迫流亡國外。1935年，抗日形勢更加危急。在這國難當頭之時，流亡中的鄒韜奮回到上海并立即創辦《大眾生活》。在《大眾生活》上，他連續以大量篇幅報道學生運動，并撰文高呼“學生救亡運動萬歲！”

經歷了1936年“七君子事件”，鄒韜奮的思想已經相當成熟了。他決心“追隨為民族解放和大眾自由而沖鋒陷陣的戰士們，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17]1937年8月13日，敵人的炮火打過來了。8月19日，鄒韜奮主編的《抗戰三日刊》出版，向大家及時報道“八·一三”淞滬抗戰的戰斗情況。

30年代進入報界工作的趙超構先后在南京《朝報》和重慶《新民報》工作，青年趙超構對國民黨統治下政治黑暗，民生凋弊，以至民不聊生的現實十分不滿，他一有機會就發表評論，予以痛斥。《可驚的貪污案統計》、《土匪的公道》、《人品的高下》等文章在當時引起廣泛影響。[18]1944年，趙超構訪問延安，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件，也是他從事新聞事業10年之后一個重要轉折，不但在思想認識上發生了顯著變化，且因為在延安結識了，他寫的長篇通訊《延安一月》得到了的贊賞。1946年，趙超構在新民報晚刊發刊詞里寫道：一張報紙必須配合時代的要求，始有其存在的意義，時代需要什幺？回答，為了國民的幸福，我們需要民主自由；為了國家的富強，我們需要和平統一……我們愿追隨各界，稍盡一點鼓吹的責任。

儲安平是新聞科班出身，他在1946年主編《觀察》周刊時的發刊詞，最好地表達了《觀察》的面貌：“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儲承認他們對“政治”極感興趣，但這個“政治”只是“眾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儲特別標明他們對政治感興趣的方式：“只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從輿論學的角度看，儲安平完全盡到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職責，他在《大局浮動，學潮如火》文章中稱贊學生，認為今日的學生已非二十年前的學生，他們是成熟的，“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象。他們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們的感情約束于他們的、理智之中。”[19]

近代“文人論政”的辦報思想，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濃。這從以下幾點辦報思想中可以看出來。其一，要從有利于治國的角度對待報業。具體說，就是國家要對報紙加強管理，實施有組織的控制，并制定報紙法律。康有為曾提出過國家設立官報局的主張，即：由國家出資，官報局辦報，再用公費給官員等訂閱，目的是使宣傳到位，有利于統一思想；官報局還要審查各省所辦的報刊，對被認為“悖謬不實”的內容，要下令“糾禁”，目的是控制輿論，防止不利于國家的主張流布。[4]張季鸞則說：“民國以來新聞事業失敗之歷史，其原于環境者半，原于己身者亦半”。[11]其二，指出報紙對于國事具有耳目喉舌，“去塞求通”的作用。梁啟超在《論報刊有益于國事》中說：“國之強弱，則于通塞而已原于機身者亦半”、“去塞求通，闕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無耳目，是曰廢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謂也。”[3]梁啟超認為，要想國家強盛，必須朝廷與民間信息相通，國內與國外信息相通，而使信息相通的工具，就是猶如耳目喉舌的報紙。張季鸞認為“報紙天職，應絕對擁護國民公共之利益，隨時為國民宣傳正確實用之知識，以裨益國家，宜不媚強梁，亦不阿群眾”。其三，提出了文人論政的主張。對國家民族有強烈責任感，又據理性加以公開的建言，這是那一批自由知識分子的共同特色，也是中國傳統的書生議政的薪傳。[20]梁啟超鑒于當時士人恥于辦報的風氣，主張政治家應當出面辦報，兼為報人，以提高報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梁厚甫曾對近代文人辦報做過這樣的評價：“文人報國有心，回天無計，寄希望于白紙黑字，把內心告訴人家，其內心是還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謀其功。”[2]其四，提出報紙在文風上應當淺近義明、通俗易懂。對于文風的這一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考慮的。因為政治宣傳的受眾，大多數文化水平不高，若報紙文風過于雅化，就會影響宣傳效果。梁啟超創造的“時務文體”，就是這種文風觀的實踐。張季鸞不管對自己還是對他人都要求社評寫得不偏不濫，文章不僅要立論平正公允，完全出于公眾利益，而且要文字簡練條理清晰。其五，體現了近代報人獨立的精神世界。梁啟超認為，報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低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報紙文章自身的弊病。他針對報界積弊，提出“公、要、周、適”四點原則，這同《大公報》奉行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前后相映。其六，提出商業經營的思想。王韜深知最新市場價格和船期公告對香港這種商業城市至關重要，因此，經濟版都編排在前頭，而且篇幅多于一般消息欄一倍。這種經營策略上正確的抉擇為報紙帶來很大的收益，也因此保證了《循環日報》的獨立——如眾所知，經濟獨立是言論自由的前提。張季鸞在1926年《大公報》復刊社論中鮮明地指出：“欲言論自由，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21]1941年他又發表社論總結道：“以本報為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價值，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11]民營報紙的市場成功，可以歸結為管理制度先進，《申報》的記者網絡是最出色的；《大公報》以領導精干聞名，人才濟濟，經營管理先進；《時報》、《立報》勝在內容獨辟蹊徑、發行效益高上；《世界日報》報系獨到的是成本壓得非常之低。據記載，《申報》、《新聞報》、《立報》解放前的發行量，都達到過近20萬份。[20]其七，民營大報比官方報紙更有信譽。在近現代歷史上，因為政局不穩定，不斷“城頭變換大王旗”，所以一些民營媒體比官營媒體資格要老，經營更為長久，因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讀者基礎更穩固，也擁有熟練的媒體運作者。對老牌報紙，民眾是比較信任的。像《申報》、《大公報》，都經歷了幾個“朝代”——清朝、軍閥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在幾十年間，建設了廣泛的記者網絡，較強的技術設備，新聞全面及時，言論自由持重。[21]其八，為社會發展做了輿論上的準備。儲安平在創辦《觀察》時說：“對于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將作毫無偏袒的評論；我們對于他們有所評論，僅僅因為他們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近代民營報刊和中國社會的發展互相促進，互相影響。報刊通過文人論政，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為戊戌維新運動的發展，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為“科學”和“民主”思想的啟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新中國的誕生，大呼大吁，作了充分的輿論上的準備，大大地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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