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婚姻和家庭的挑戰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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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生活和愛情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只要我們和自己生活中的特殊人群有聯系——如我們的朋友和愛人，我們就必然身處在社會環境中。這種社會環境包含了所有社會因子（既有積極的因子也有消極的因子），諸如大眾媒體，互聯網，性別角色的改變以及城市人口激增等，這些因子對個人以及個人之間的關系形成了沖擊。作為個人，我們對社會的影響是有限的，但社會卻無疑塑造著我們自身的態度和行為，最終塑造著我們的婚姻和家庭關系。

美國人的想法通常接近于西方的個人主義理想——勇敢地去探索人們未曾涉足的領域——但我們的真實生活卻可能更接近東亞人的觀點，即我們每個人不過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文化規范和期望強烈地影響著我們，尤其是當我們試圖與這些規范背道而馳的時候。

社會環境的影響總得來說，社會環境對我們的塑造，遠大于我們對社會環境的塑造。但是，我們不是社會環境的傀儡。出身于酗酒家庭不是讓自己成為酒鬼的借口。同樣，孩提時代飽受虐待不是虐待自己孩子的正當理由。無數人出身于暴力家庭，但最后卻走出了這種生活的陰影。個人能夠忘掉過去，并對自己的生活做出積極的選擇。

美國人生活在一個復雜的社會中，在這里，個人生活、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了正面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了負面的影響。媒體每天都給我們灌輸大量負面故事，包括關于夫妻和家庭的故事。我們聽到的是家庭虐待，家庭暴力，虐待兒童和其他令人痛苦的報道。我們很少聽到正面的報道，如夫妻和家庭如何有效解決問題，或是一家人其樂融融。

好的新聞是人們開始對建立穩定的婚姻和家庭的前奏。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婚姻和家庭運轉良好。但是我們今天的社會環境中確實存在著許多因素使夫婦和家庭面臨嚴峻的挑戰。本文將從討論美國人家庭關系的諸多挑戰開始，來講述一些方法，通過這些方法社會科學家可以聯合個人、夫婦和家庭抵制這些負面影響，采取更為積極的生活方式，從而結束本文。

強大的壓力與物質至上主義一位匿名的美國觀察者曾指出：“無論你做什么都是不夠的。”對許多人來說，這個國家的生活壓力速度呈指數級增長，我們的心力迫使我們去行動、生產、消費和移動。這些聲音隨著社會變遷而在我們身上加速增強。壓力是身心對生活做出的反應，壓力與變化直接有關，變化越大，壓力也就越大。今天我們的社會不斷發展，這可以大致被認為是進步，但這些發展也給我們的生活增添了壓力。

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對物質財富的渴求太很強烈了。事實上，如果我們相信媒體的推銷，那么任何東西都需要更新：我們要新車，新房子，新衣服，也許還有新的鼻子。在這個商業世界，公司被接管和裁減的故事屢見不鮮。在這種消費文化之下，當昔日的關系出現問題的時候，重新找一個伙伴是最容易的選擇——這并非夸大事實。

技術和物質至上主義的結合增加了我們生活各個方面的壓力。我們感到自己是被強迫去做更多的事，去擁有更多的物——為了抓住一切拼命奔跑。我們個人對幸福的感覺便首當其沖成為了這種環境的犧牲品。我們與別人的深厚感情和親密關系成為了下一個犧牲品。

在自己和家庭上花的時間太少根據美國家庭研究者的觀點，許多美國家庭最難開發的品質就是一家人共享天倫之樂的能力。我們發現我們面對的挑戰不僅在家庭之外那繁忙、充滿競爭的社會環境中，而且當我們回家后，我們在與別人聯系之前，需要時間從疲于奔命的一天中解脫出來。

在今天的社會中，家庭與工作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正如社會學家ArlieHochschild(1997)所觀察的，工作變得更像家庭，而家庭變得更像工作。由于時間的束縛，我們工作的時間越長，我們在家庭中的壓力就越大；我們在家庭中承受的壓力越大，我們就越想逃回去工作。Hochschild認為我們必須改變這種需要長時間工作的經濟和社會體制，讓我們少放些時間在工作上，在夫妻和家庭關系中多投入些時間。

托管兒童的比率日益增大如果父母都不在家，那么我們孩子怎么辦？這是當今美國社會需要面對的，最具挑戰性的問題之一。1940年，只有10%的孩子的母親是在職的，到1990年為止，近60%的美國兒童的母親是在職的。在50多年的時間里，在職母親的數目增加了六倍(Hernandez,1997)，這就促使家庭之外的兒童保育，甚至是嬰兒保育，以及擴展家庭的穩步增長。

在對兒童保育問題爭執不休的情況下，父母應問自己幾個非常私人的問題：1.我真的需要離家工作嗎？工作對家庭的安樂真的很重要嗎？工作會對孩子的幸福產生怎樣的影響？2.當孩子離開我這么長時間的時候，我能和孩子處理好關系嗎？3.我在兒童保育、額外的衣服、午餐和交通方面的開銷會比我在工作的時候開銷大嗎？4.工作的壓力對我個人有何影響？對家庭呢？這些是否能平衡好呢？5.我們的孩子能適應外人的照料嗎？他能接受這樣的照料嗎？這種照料是否和我們給孩子的照料一樣呢？6.我們的孩子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是否快樂？她是否靠這些機會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呢？這些問題對很多美國家長來說都很難回答。

高離婚率和再婚率許多觀察者都認為我們那快速發展、充滿競爭的社會環境是離婚率增高、單親家庭和過繼家庭增多的直接原因。雖然婚姻中性格的沖突和遇到的麻煩也顯然是婚姻失敗的原因，但社會因素也影響著我們關于感情的行為。我們下班回家后不會坐在前廊上與家人交談，相反我們會藏在緊閉的房門之后，在蠶繭一樣的氣氛中沉溺于電視和電腦。所以，我們個人的想法大都來自媒體。我們對自己最喜歡的演員的婚姻情況知之甚多，但卻不清楚自己的伴侶在隔壁做什么。當然，在個人隱私的名義下，我們也許選擇了這樣的生活方式。但電視和小報上的婚姻生活與人們婚姻的普遍狀況有著天壤之別。人們可以認為充斥著私通幽會和婚姻矛盾等內容的媒體幫助在這個國家創造了“離婚文化”。

夫妻間和家庭中的暴力在我們國家，暴力和虐待行為一直是死亡、傷害和壓力的原因。自殺和他殺導致每年有50,000多人死亡，每年有2百萬人成為了暴力的犧牲品（美國健康與人類服務部報告，1997）。

詹姆士?米切爾在《這片貴族土地》中指出，美國人正在變得越來越暴力。“能表明我國正日益強健地向男子氣社會邁進的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我們對槍支情有獨鐘，我們堅持認為我們應該擁有它們。我們允許擁有大量槍支，甚至鼓勵一般平民也私自擁有槍支，其結果就是謀殺，但我們愿意接受這一事實。”(JamesMichener,1996,P176)

另外一位觀察家，專欄作家鮑勃?郝伯特認為“我們是世界的謀殺之都”。(BobHerbert,1994)大部分槍殺慘劇是因為使用手槍。1992年，英國有33人被手槍謀殺，瑞典有36人，瑞士有97人，加拿大有128人，澳大利亞有13人，日本有60人，而美國有13,220人。同年，美國還有38,317人被各種輕武器殺害。這個數字比朝鮮戰場上美軍陣亡總數還要大。

今年以來，關于家庭暴力的報道增多，這使得研究者不禁要問我們的社會是否真的正在變為一個暴力社會。或者說只是人們對虐待越來越敏感才導致對這類家庭問題的報道增多？抑或是對家庭暴力的報道代表了，大眾降低了對我們社會中虐待行為理解的下限(Emery&Laumann-Billings,1998)？

那些相信近年來虐待兒童的案例增加的人認為，在1986年到1993年之間，輕度虐待兒童的案例數還是比較穩定的，但嚴重虐待兒童的案例從142,000例激增到了565,000例，翻了四番(Sedlak&Broadhurst,1996)。如果說這只是因為大眾意識或“定義擴展”，那么從邏輯上應認為輕度虐待兒童的案例數也應大幅提升。

那些認為嚴重虐待兒童案例數增加的研究者把這個日益嚴重的問題歸結為各種社會因素：非法吸毒，貧困人數增加，美國整體上的暴力傾向增加和社區的分崩離析(Garbarino,1995;Lung&Daro,1996;Sedlak&Broadhurst,1996)。

性問題的困擾性問題是遍及美國的社會問題。它是廣播、電視、廣告牌、電影、購物中心、教室、辦公室、教堂、我們的日常談話、政府和白宮的主題。性在美國文化中一度大有市場，但今天已是全國的困擾。在美國文化中性領域的一些統計數據如下：1.美國有49%的婦女在15-44歲之間至少有過一次意外懷孕，目前有43%的美國婦女在45歲之前有過流產經歷(AlanGuttmacherInstitute,2000)。2.到他們30歲出頭為止，幾乎有半數美國人在某一時段與異性同居(Nock,1995)。3.少女懷孕是美國一直關注的社會問題，在過去的十年中，它成為了被引用最多的證據，用來證明美國社會的腐朽(U.S.HouseofRepresentatives,1996)。幸運的是，今天十多歲少女分娩率要比20世紀大多數時候要低(Coley&Chase-Lansdale,1998)。4.性行為和私生行為及接受國家福利的青少年的比例在增加。5.男子的通奸估計在30%-50%之間，女子在10%-40%之間(Laumann,Gagnon,Michael,Michaels,&Kolata,1995;Pittman,1993a,1993b)。

酒精、煙草和其他的濫用美國的社會環境是由廣告主導的，是一種消費傾向的生活方式。多年來，廣告界成功地使酒精和煙草在無數青年眼中變得有趣、完美和迷人，每天都引誘著他們去吸食。但是，這些已被社會接受，并且合法化了的的陰暗面卻無人提及。雖然酒精和煙草每年殺害的人數幾乎是非法的20倍，事實上那些非法卻吸引了更多媒體的關注。據推測，有1200萬男人、婦女和兒童酒精中毒，1600-1900萬成人是問題酗酒者。大約每年有100,000萬人死于酒精濫用(McGinnis&Foege,1993)。同樣，美國每年有500,000煙民和非煙民死于合法吸煙有關的事宜。與這些數據相對，每年估計有30,000人死于非法吸毒(Whelan,1995)。

夫婦和家庭如何應對這些潮流？對夫婦而言，這意味著要在充斥著性、誘惑和偽善的社會環境中創造一種恩愛、忠貞的關系。對父母而言，這意味著我們要與孩子就那些我們很少能真正善于涉及的話題展開開放而誠實的交流。我們需要共同努力去提高在學校、教會和家庭中性教育的質量。

你可以用限制自己使用酒精和煙草的方法來抵御這些潮流，如果你選擇的朋友也是這樣生活的話，這將比較容易。通過限用這一方式你可以減少吸食的質量——那會兒完全戒掉還很困難。無論在短期和長期看來都會對你的身體產生負面影響，所以你應該采取沒有它們的生活方式，這會使你更健康。

國際互連網與人際關系我們一直試圖推銷用技術方法解決人類問題，電腦很多的潛力已被開發出來用于人際交往。但研究者發現，每周上網有好幾個小時的人比上網較少或不上網的人更低沉、更孤獨(Kraut,Patterson,Lundmark,Kiesler,Mukopadhyay,&Scherlis,1998)。他們還發現，上網越頻繁的人會減少與家人的溝通，并縮小自己的交際圈。上網似乎影響了人的心理安康。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克拉特(RobertKraut)說道，“我們被這些研究發現所震驚，互聯網的運用會帶來這樣的社會后果是與我們的直覺相背的。”他還指出，“我們這里并非是在談論極端的例子。這些都是正常的成年人，一般說來，上網越多的人，家庭情況就越糟。”(Harmon,1998)

婚姻和家庭中的性別角色轉變與權力問題在過去的三年中，美國的母親外出工作的人數劇增。人們本來就一直在討論美國男子與婦女的角色，以及權力在大到整個社會、小到特殊家庭中父母之間的分配問題，這種現象無疑為這場討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雖然婦女在世界上20多個國家充當領袖角色，但婦女還未能當美國總統(Porter,1999)。然而，婦女作為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參議院和國會代表、在政府和商界占據許多其他的權力位置，并正在發揮著自己的影響力。

由于傳統的男性角色開始帶上了巾幗色彩，尤其在權利領域，所以性別角色（同一文化中男／女各自的特征和行為）正在重新定義。一些觀察者認為，在主要的成就與競爭中興起了“陽剛文化”，而“陰柔文化”則旨在聯系和創造社區方面。在她們相對較新的權威角色中，女性被鼓勵變得更具決斷力，要讓人們清楚地知道她們的立場。相反，男性則被催促變得少于進攻性，對自己的感情更加誠實，更開誠布公。美國社會公然對男尊女卑的傳統提出質問。

正當“超級媽媽”力爭在工作與家庭中找到有意義的平衡時，男性也受到由自己世界的改變所帶來的挑戰。幾年前，家庭還是男子的城堡，今天它卻是一個“平均主義者的天堂”。如今，權力與工作在美國家庭中如何能被公平分享已成為人們廣泛談論的主題。一些觀察者提出，在真正的家庭公平實現之前，男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許多人認為，女性是真正的性別革命先鋒，他們認為，與男性在家庭中角色的轉變相比，妻子在家庭之外的角色轉變更快。但是，有關我們到底想讓男人和女人在這個社會中怎樣平等地存在仍然是個問題。他們宣稱，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是不同的，妻子應該待在家中把孩子教好。拋開個人地位問題，性別角色和關系權力的平衡，正在當今社會中得以發展已是無可置疑的。

城市移民和過度擁擠哥倫比亞密蘇里大學的一位農村社會學家雷克斯?凱普貝爾(RexCampbell)，說：“美國農業的歷史是一部農村科技史”。當農民們還在依靠動物來工作和運輸的時候，在中心地帶大約每隔六英里就有一座小城鎮，它們散布在一片田園風光之中。最終，卡車和拖拉機代替了馬和騾子，農田變大了，隨之農民和農民家庭的數量減少了，小城鎮的規模也縮減了。

當一個小城鎮消失時我們失去了什么？當孩子們長大離開農場或牧場而奔向城市時我們失去了什么？現實主義者，只關心無情的經濟影響，可能會說年青人離開農村是為了在城市里找到工作、過更穩定的生活。理想主義者可能會認為我們失去了一些美國的基礎，一小部分美國夢。美國的鄉村社會被認為是人道的環境，那兒住著一群誠實而勤勞的人，人們互相幫助，社區繁榮(Struthers&Bokemeier,2000)。

另一個趨勢是更多的人在通暢的區域內從大城市向小的鄉村流動。盡管養育孩子可能需要一個村莊，但在城市的鄰里中、公寓大廈里或者城市中分散的親朋好友之間也可以創建一種類似村莊的氛圍。通過在鄰里、工廠、宗教組織和社區組織中建立類似村莊的社會結構，城市生活的非人性影響可以得到抵消。

財政問題、超支、貧窮和全球經濟無論夫婦和家庭掙多少錢，財政問題都是他們面臨的最通常的壓力。研究人員一致發現經濟貧困和失業會危害家庭的關系(Gomel,Tinsley,Parke,&Clark,1998)。美國每六個兒童中有一個多生活在貧困中（美國人口普查局，1999），每十個貧困人口中有四個就是兒童(Rank&Hirschl,1999)。據估計，我國無家可歸者的數量在230,000到750,000之間(Cohen&Tharp,1999)。據美國農業部統計，盡管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經濟繁榮時期饑餓率有所下降（“在20世紀90年代末饑餓率下降了24%”），但在1999年仍然有27,000,000萬的人口（包括11,000,000萬的兒童）飽受饑餓或至少處在食物匱乏的境地。

如今，有些美國人把財政問題處理得非常好，然而還有些美國人仍然生活在邊緣上，沒有儲蓄，長期以來支大于收。簡單的信用政策，特別是有高額利率的信用卡制度，極大地促進了負債的增加。負債不僅威脅著貸方個人，還威脅著借方的健康發展，最終會威脅整個經濟。

在美國的貧困兒童中，單親家庭的兒童比雙親家庭的兒童多很多，而別的國家的比例則沒有這么高。在美國，有近60%的貧困兒童來自單親家庭，與之相比，只有11%來自雙親家庭。不幸的是美國政府不支持單親關系的家庭，而其它國家則提供支持。

盡管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居民的生活更加窘迫。但是，經濟生存對許多美國人來說也是挑戰，因為，他們的經濟問題不是單獨存在的；正如經濟評論員和政治家們常常指出的那樣，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經濟中。美國經濟的振興不可避免地在眾多方面與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在一起。

由于，亞洲、歐洲或拉丁美洲的就業形式不僅影響著當地的婚姻和家庭關系，而且也影響著美國。例如，如果美國農民的產品在美國或其它地方找不到市場，他們就不能購買美國汽車、日本電視或馬來西亞的手工襯衫。同樣，如果日本人或馬來西亞人不能為他們的產品在國內或國外找到市場的話，那些國家的收入和就業就會下降，而且馬來人就不能在加利福利亞上大學，日本人就不能去夏威夷度假。

"9?11"事件及其后果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給所有的美國人民都帶來了很大的沖擊。相信你也知道，在襲擊紐約市的世貿大廈和華盛頓地區的五角大樓的當天有大約3,000人喪生。從那時起，美國人就開始持續不斷地討論該事件的意義。討論遍及電視、廣播、報紙和互聯網，也遍及人們的家庭、辦公室以及同事、朋友和家庭成員中。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被"9?11"事件驚呆了。有些美國人感到十分憤怒，想對襲擊者予以報復。也有些美國人很悲痛，在思考到底他們做了什么招致人們對他們國家如此大的仇恨。大多數的美國人都是希望世界和平的；大多數的美國人都希望世界上的各國人民都能和睦相處、公正地分享地球上的資源；各種文化背景的人們能真誠地尊重和欣賞當今世界的美妙差異。而美國的家庭倍感焦慮和受到威脅。人們在旅行的時候會擔心自己和他們所愛的人的安全問題。我們坐飛機的時候會想這會不會是我們的最后一次旅行。

許多美國人開始努力接近其他文化和國家的人。作為個人的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改變世界，但是我們努力以自己微小的方式建立起與其他國家人們的聯系，希望這樣能有助于為我們大家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架起研究、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橋梁：一個綜合方法在解決我演講中列舉的眾多挑戰的過程中，社會科學家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我們認為在不同的人之間建立起伙伴關系是關鍵的所在。通過把個人、夫妻、家庭和職業人員聯系起來，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和解決問題。通過建立與各種各樣的人一起工作的隊伍，用不同的觀點和視角看待問題，在解決問題時我們就可以找到能滿足更多人要求的答案，有助于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全人類的世界。

在婚姻和家庭研究領域，一條最有成效的研究途徑就是把研究、理論和實踐綜合起來。在傳統的科學方法中這三個領域是獨立發展的，每個領域都對另外兩個領域漠不關心。但是這種傳統方法不如綜合方法那樣成功。

這種綜合法有許多優點。第一，三個領域都能得到發展。第二，研究項目因接受三重標準的檢驗而更具有效性和影響力。第三，因為由不同專業的工作人員組成小組一起工作，使得研究工作更加有趣。

圖示：架起研究、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橋梁

婚前準備程序：綜合方法的一個例子綜合方法的一個事例就是為準備結婚的夫妻開設的婚姻“準備”程序的發展，它由大衛?H?奧爾遜博士(Dr.DavidH.Olson)和他的同事們在明尼蘇達大學創建。這支創建隊伍由訓練有素的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和理論家及夫妻事務的顧問人員組成。

“準備”程序由兩部分組成——(1)羅列“準”夫妻的財產清冊并取得反饋意見；(2)與教授保持良好關系的技巧，諸如交流、沖突解決辦法和了解彼此的家庭出身等。

“準”夫妻的財產清冊程序（包括20種估價尺度），是在對未婚夫妻和已婚夫妻的訪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以婚姻和家庭理論為基礎，還以過去的研究觀點，以及對它的估價尺度的現實性和有效性的科學檢驗為基礎。一份人性化的計算機報告（15頁）總結了每對夫妻存在的凝聚力和問題。

教授與“準夫妻”們保持良好關系的技巧的重要性是經過研究證明了的，是那些專門教授對夫妻如何解決問題的實踐人員們的真知灼見，也是那些有關維持一個健康而幸福的婚姻的技巧理論所倡導的。這個程序在美國很受歡迎，超過100萬對婚前夫妻使用過該程序。另外，該程序還有10個國家（地區）在采用，當然也包括香港。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結合從觀念上講，作為社會科學家，我們愿意看到在工作中把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結合。其實要做到這點是很困難，因為這兩種方法論有很大的區別，研究人員要在兩種方法上都取得成功，需要大量的技巧。研究小組因為是定性研究專家和定量研究專家一起工作而大大受益。將兩種方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好處是很多的：1.定量研究是從人們大量的事例中收集資料，時常對眾多人口進行抽象和概括。因為樣本的規模，定性研究者容易受到的制約有——他們在研究中與被調查者們在一起的時間和他們能夠揭示的夫妻和家庭問題的數量。2.定性研究則從另一個角度探究問題，試圖在研究中更多地了解被調查者。定性研究者愿意花更多的時間為一個家庭開多次會議，對該家庭描繪出一張豐富而深入的圖片，描繪出他們生活的動力和環境。

盡管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抽象和概括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對幾個家庭進行深入研究可以產生深入的洞察和理解，這些可以用來作為大規模定量研究的假設以深入調查。

總之，定性研究傾向于“了解少數人的多數情況”，而定量研究則傾向于“了解多數人的少數情況”。沒有哪種方法比另一種更好，因為它們只是為不同的研究目標服務而已。把這兩種方法聯合起來使用將非常有力。

在研究混合體中加入家庭穩定的視角除了把研究人員、理論家、實踐家和國際性的跨文化家庭聯合起來以外，我們還認為合理的研究不僅要關注家庭問題還要關注家庭穩定。美國20世紀的大多數的研究都聚集于“為什么家庭失敗了”的問題上。我們希望21世紀的研究能關注“家庭如何才能成功”的問題。家庭穩定的視角并不否認有嚴重的家庭問題存在，但它采用樂觀的世界觀，尋求“家庭如何創造性地和有效地解決挑戰”的途徑。盡管我們了解社會的功能失調很重要，但我們了解家庭穩定卻更為重要，因為我們有了家庭動力的模型就可以激發和引導人們建立更令人滿意的關系(DeFrain,1999;Olson&DeFrain,2003)。

我們愿意推動中國和美國的研究人員、理論家、實踐家和家庭之間的合作，在兩個國家中親密地觀察穩定夫妻和家庭的關系。把我們獨一無二的研究、文化傳統和視角連結起來，優勢將非常可觀。

致力于研究穩定夫妻和家庭的社會科學家們能夠提示出強有力的真知灼見，幫助家庭成員們為他們自己建立起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們的同事和朋友，已故的大衛?R?梅斯(DavidR.Mace)說：“世上最能使人類生活幸福的莫過于極大地增加穩定家庭的數量”(1985)。

全世界聯合起來，為家庭穩定化而努力是最為緊迫的需求，社會科學家們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盡管在時而混亂不堪的世界上，家庭工作和游戲一起創建了一個天堂，社會環境中還有無數的因素威脅著家庭的平衡和穩定。

通過建立與各種各樣的人一起工作的工作小組，用不同的觀點和視角看待問題，在解決問題時我們就可以找到能滿足更多人要求的答案，這有助于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全人類的世界。小組成員可以包括研究者、理論家、實踐家和家庭。通過在研究中增加跨文化和國際性要素，還可以增強研究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