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腐敗行為分析論文
時間:2022-09-01 0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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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二、關于行為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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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鑒行為科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豐富思想,可以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概念改造行為科學的模型,提出人的行為的“制度-行為”分析模型。
這一模型認為:
(1)人的行為是制度因素與個體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制度即激勵或約束人的行為的規則,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各自的實施機制等,正式制度如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非正式制度如意識形態、文化、社會心理、習俗等。個體因素包括個體心理因素、生理因素,主要指心理因素,如感知覺、情緒情感、意志及個性等。
(2)人的行為的基本原因是個體的需要與動機。
人的行為是個體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等作用下引起需要、動機并選擇了某種行為方式又指向一定目標的活動過程。需要是心理特征的一個基本方面,“需要”的產生和對需要的滿足是不以個體意志為轉移的。從個體需要產生來看,一方面,人體的生存、發展是持續“新陳代謝”過程,個體活動因此是“需要→動機→目標”的循環往復;另一方面,生產力發展和物質、文化產品的日益豐富,使需要在性質、內容和形式上發生變化。
(3)人的行為的決定因素是個體心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并且三個因素對行為過程的影響存在差別。在許多個案中,這些差別具有決定性意義。
非正式制度在“需要→動機→行為→目標”過程中的主要作用在于:非正式制度,文化、社會心理、意識形態、習俗等,作用于個體心理,通過影響個體的知覺、情趣、興趣、愛好、信仰、價值觀等,一是改變個體需要與動機的結構和水平,二是影響個體的行為方式,三是決定著個體對需要滿足的主觀評判(即需要滿足感程度)。
正式的制度中,如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與個體行為相關的方面,如工資、福利、晉升、獎懲制度等,影響個體對行為預期的判斷,影響行為方式,決定個體需要能否得到滿足(即目標能否達成)及滿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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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在制度因素作用下,由需要→動機→行為→目標的過程;(3)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對腐敗行為的每一個環節都產生影響;等。權力腐敗行為的一般性決定了運用行為系統分析模型對其進行研究的可行性。權力腐敗行為的特殊性體現為:行為主體及其心理結構特殊、行為方式特殊、影響腐敗行為的制度因素特殊等。[6]
正式制度中的保障制度(如工資、福利)和激勵制度(如考核、晉升)影響權力主體各種需要的滿足及滿足程度;正式制度中的權力體制(對權力運作的規定及實施,如權力屬性、大小、范圍,領導體制,集權分權情況,制衡制約體制等),決定了權力主體是否擁有濫用權力的便利條件,并影響腐敗行為方式的選擇;
無論正式制度還是非正式制度,都影響腐敗行為的全過程。只要制度環境中存在缺陷,就會有權力腐敗行為發生。事實上,無論是哪個社會,無論是正式制度還是非正式制度,都不可能完美無暇,因此,腐敗現象也就不可避免。這是腐敗普遍存在的基本原因。
[7]這種需要無法區分合理與非合理。其次,權力主體受文化、社會心理、習俗以及外在不良刺激,引致其對物資、金錢、權力、地位等產生超出一般程度的需要,或者產生與優越感、特權意識相聯系的虛榮心理。最后,組織、正式制度等沒有使權力主體的需要(合理與不合理)得到(基本)滿足,或者權力主體在社會比較之后對制度提供的現有條件不滿意,感覺不公平,認為付出與報償不符,從而導致心理失衡、認知失調。總之,無論哪一種情況,都意味著權力主體的需要結構發生了偏離,并由此產生了通過私自行為滿足需要、謀求利益補償、消除心理失衡的意識與動機,這類需要、意識、動機等的固化與發展,在權力主體心理層面形成一種傾向于實施腐敗行為的狀態,即腐敗心理。
[8]決策過程主要是成本與收益的權衡,包括條件評估和風險評估兩個方面。條件評估涉及權責配置、權力屬性、制衡制約體制、監督體制、集權分權、領導體制等,決定了機會主義行為收益與成本之間的對比。如果權力主體具有相對較大的而且不受約束的自由裁量權,那么,其腐敗行為的收益必然較高,條件成本則相對較低。反之,收益低、條件成本高。風險評估涉及法律制度及其實施、執行情況,如果法律不完善、實施執行不嚴格,腐敗行為揭發概率小、懲罰程度低、打擊乏力,那么,在心理層面給權力主體造成較小壓力的同時,也就降低了對腐敗行為風險感知的水平。反之亦然。總之,權力主體根據制度權衡其行為的收益與成本的比值。當收益大于成本時,即可能從事腐敗行為。正是在這個角度上,經濟學家指出,“一些人成為罪犯不在于他們的基本動機與別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們的利益同成本之間存在的差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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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權力腐敗行為發生模型旨在說明權力腐敗產生的一般機制與行為過程。其結論是:只要存在公共權力,只要公共權力被某個“人”占據,因為制度永遠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權力腐敗行為不可避免。權力腐敗的發生和存在,不分國家,不分文化,不分歷史,不分制度。
四、腐敗水平模型
[11]循著這一思路,我們提出了腐敗水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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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說明與討論
另外,就非正式制度或文化的具體形式、特點而言(文化個性),又的確與某些特別的行為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一種文化的某種傾向性、具體形式可能對腐敗行為具有社會助長作用。如研究者們發現,“裙帶關系”是西非、南亞國家腐敗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助長腐敗泛濫的一個文化原因;[11]高度集權的政治傳統文化、“官本位”顯然比民主政治傳統下民族文化更容易導致腐敗行為。[i]
不過,這一觀點與上述(2)的假定并不存在沖突。假定(2)與這一觀點實質上都是從文化結構出發來討論文化與腐敗行為的關系,只是二者的具體角度不同罷了——假定(2)建立在宏觀立場上、由文化內核這一深層角度出發,而上述觀點則建立在中觀微觀立場上、由文化的形式這一角度出發。
該觀點首先是附和假定(2)的。因為與假定(2)相一致的一個命題是:每一種民族文化中既存在著特別容易助長腐敗行為的因素,也存在著杜絕、抵制腐敗行為的因素,關鍵問題是不同文化中起助長作用的的具體因素竭然有別。比較來看,“裙帶風”、“官本位”等文化因素在東方社會因為構成了文化的一部分而容易助長腐敗行為,這些因素在西方社會中因為不構成文化的一部分而對西方社會中的腐敗行為影響較小。但是,在西方社會中,也有一些因素,如對個人價值、個體利益的追求或追逐等,因為構成文化的一部分而容易助長腐敗行為,但這些因素在東方社會的文化傳統中影響較小,所以對腐敗行為的影響也較小。
質言之,不同的文化傳統在宏觀上對腐敗的影響是一個常數(量),文化較多地與腐敗行為發生的必然性相聯系,而較少地與腐敗行為發生的可能性相聯系。影響腐敗行為發生可能性的主要是非正式制度以外的因素,如正式制度的缺陷或缺失。而恰恰是“可能性”決定了“腐敗水平”。
3.上述模型、模式圖從個體腐敗行為發生的角度出發,考察了抽象的腐敗水平概念,同時又視腐敗行為為一個行為選擇過程,在作出一定假定的基礎上,通過分析正式制度的不同方面對權力腐敗心理于行為的過程的影響,在理論上試圖論證正式制度與腐敗水平的相關性。
4.目前,制度分析與行為分析相結合已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發展趨勢。諾斯曾指出,將個人選擇與制度加之于個人選擇范圍上的約束整合起來,乃是將社會科學研究統一起來的一個主要步驟。[2]而國際有影響的經濟學、政治學流派都開始了制度分析與行為分析的整合工作。如,“諾斯的新制度學派,目前正試圖將心理學和認知科學方面的最新成果引入制度演變的微觀過程中來;阿克勞夫領導的一小群學者,致力于所謂‘psa-economics(p,心理學;s,社會學;a,人類學;economics,經濟學)’的創建”;以美國政治學家詹姆斯•馬奇和約翰•奧爾森為代表的新制度政治學家,“力圖把制度研究和行為研究結合起來,從而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政治學研究的新方向”。[1]在國內,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文獻,有學者開始采取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范式研究權力腐敗。[13][14][15]
systematic-behavioralanalyzingmodelofpublicauthority’scorruption
wanglixin,guzhimin
abstract
thecombinationofsystematicanalysisandbehavioralanalysisrepresentsaneworientationinpoliticalresearch.synthesizingthetheoryabouthumanbehaviorfrombehaviorscienceandnewsystematiceconomics,thethesisinduces’thesystematic-behavioralanalyzingmodelofbehavior’andappliesitintheresearchofcorruptedbehaviorofpublicauthority.asaresult,thethesisputsforththeoccurringmodelofcorruptedbehaviorofpublicauthorityandthelevelmodelofcorruption.themodelarguesthattheoccurrenceofcorruptedbehaviorofpublicauthorityistheinterplayofauthoritysubjectandsystematicenvironment;thelevelofauthoritycorruptionmainlydependsonformalsystem.
keywords
thecorruption;thelevelofcorruption;systematicanalysis;behavior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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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官本位”意識對于腐敗現象的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導致官員職位“供求”關系緊張;其二,改變了權力主體的需要結構或偏好體系,特權、金錢等需要成為優勢需要;第三,制造了有利于腐敗現象滋生的社會環境。
[1]汪丁丁.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基礎[j].社會學研究,1998,(2):1-11.
[2]何增科.新制度主義——從經濟學到政治學[a].劉軍寧.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c].北京:三聯書店,1996:345-359.
[3]俞文釗.管理心理學(修訂本)[m].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54.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252.
[10]王禮鑫.送禮與腐敗[j].中國國情國力,2000,(9):35.
[11][瑞典]謬爾達爾.南亞貪污腐敗因果談[a].《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編輯部.腐敗:貨幣與權力的交換[m].北京:國際展望出版社,1989:113.
[12]王傳利.1990年至1999年中國社會的腐敗頻度分析[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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