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債政策與財政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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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若干數量指標衡量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具有重要意義。其一，進一步準確認識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的基本含義；其二，明確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數量標準和界限，為經濟決策提供依據；其三，對國債政策實施可能帶來的財政風險因素進行合理的評價，并對相關的財政風險或危機狀態進行監測及預警。

如何評價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其財政風險程度，也就是說通過哪些指標來評估國債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以及由于國債擴張帶來的財政風險程度，仍然是一個較難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度量需要在確定一定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指標的選擇要具有層次性、代表性、簡明性和相關性。既然國債政策的不可持續性直接導致財政風險（危機）的局面，那么影響和決定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基本因素也就直接決定了財政風險的形成和發展。因此，我們可以依據這些因素確定評價原則，并選擇相關指標。考察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基本原則包括：國債收益大于成本原則、國債的代際公平負擔原則、國債擴張的限制性原則以及國債政策的靈活性原則。根據這些原則，我們可以選擇如下指標或方法，用來衡量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及其財政風險程度。

一、內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續性及風險問題

所謂內部因素是指由于國債發行本身引起的可持續性及風險問題，是從國債發行的經濟效應和經濟負擔兩方面考察國債的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問題。相關指標包括：赤字比率、國債負擔率、外債償債比例、國債利率和國債資金的資產形成率。

l、赤字比率

赤字比率是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財政赤字是一年當中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的差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財政赤字（盈余）＝（總收入+無條件贈款）－（總支出+凈增貸款）?！皣鴤c財政赤字密切相連，國債是彌補赤字的基本手段，因此，長期高赤字必然導致高債務。這是因為債務的利息支出是財政支出的一項內容，赤字擴大需要發行國債，發行國債需要償還利息，從而引起赤字的更大幅度增加并推動國債的膨脹，影響國債的可持續發展。所以，赤字比率不能長期保持在高位上。從經濟周期的規律看，赤字比率應該與經濟增長率保持負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在經濟衰退時期，國家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財政支出增加，赤字水平提高，債務規模擴大，隨著總需求水平提高和國民收入增加，財政赤字減少甚至出現盈余，債務規模趨于減小。這種發展趨勢顯示國債政策進入良性發展軌道，財政風險減弱。

2.國債負擔率

國債負擔率是指國債余額占gdp的比例，該指標反映了國家債務存量總規模，是衡量國債風險情況的基本指標。從理論上講，國家財政支出的需求壓力和償債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儲蓄水平以及國內生產總值規模都是制約國債發行規模的重要因素。但是這些因素都可以通過gdp的規模反映出來。這是因為gdp越大，社會資金總量就越多，財政的償債能力就越強，企業和居民的應債能力也就越強。因此，對國債規模產生約束和限制，以及國債是否會對未來造成沉重負擔的主要方面就是考察國債余額與gdp的相互關系，即國債負擔率是否適當。但是，到目前為止，國內外經濟理論及實踐經驗并未對國債規模的合理界線作出明確和科學的解釋。即使是歐盟國家簽署的馬約中規定的國債負擔率60％、赤字率3％的國債規模安全線標準也是非常不準確的。因為馬約標準只是為了形成共同的市場條件，并有利于協調成員國之間的利率和匯率水平，促使達不到目標的國家必須努力達到相關標準，反映的是歐盟當時經濟發展程度下的一個平均水平和經驗數字。因此，其他國家國債規模合理性的判定如果只是比照這一標準，則有生搬硬套之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運用國債負擔率指標對國債規模的合理性及國債政策的風險性進行分析。當一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增加成為不可控制時，就可能導致債務負擔率的持續上升，或者大幅變動，就可能在短期內積累債務風險；如果利率水平高于經濟增長率，即使赤字為零，也會出現債務增加導致利息增加、利息增加導致債務持續增加的惡性循環，從而使國債負擔率快速上升。

3、外債償債比例

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指出：內債是一國政府欠本國公民的錢，許多人認為內債不構成負擔，盡管這種看法過分簡單化，但它卻表現出一種真正的洞察力。而外債是一國政府欠外國人的錢。這種債務確實導致債務國公民可支配資源的凈減少。外債利息的沉重負擔，意味著一國消費水平的降低。因此，外債對國債政策及財政穩定性的影響或威脅可能會更大。一國經常帳戶赤字表現為凈債務的增加，而在開放經濟中，國民收入核算恒等關系表示為：經常帳戶赤字＝（投資－儲蓄）＋（政府支出－稅收）。因此，任何引起投資相對于儲蓄上升的因素，任何引起政府支出相對于稅收上升的因素，都可能引起凈外債的增加。舉借外債對于一國彌補國內儲蓄不足，以及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都很重要，但這并不說明任何規模與結構水平的外債都是適宜的。因為，如果經濟的長期增長都依賴于外債流入，那么外債不斷增加就會對未來償債造成壓力；如果外債被用作有利可圖的項目或用于進口高檔消費品，那么外債的利用就不會增加出口行業的產出能力，也就不可能改善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從而給外債的償還帶來更大的困難；如果政府政策過分壓制國內儲蓄率，還會造成過度舉借外債。盡管很難通過單一指標判斷一國外債的最優水平，但是人們認為償債比例（債務償還額占出口收入的比例）是實用的。若它很高（例如在25％以上），則表明該國對外貿或國際利率水平的逆向變化是脆弱的。由于償付外國貸款是一國的基本義務，政府可能需要提高國內利率，削減重要的進口，而這會使該國經濟績效受到損害。

4.國債利率

國債利率直接影響舉債成本，如果在市場利率水平較高的時期大量發債，勢必增加未來時期的付息負擔，形成還債高峰，并可能使赤字持續增加。所以，國債利率上升會導致財政融資成本增加，從而削弱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國債利率上升有可能是國債規模超過資本市場容量產生的結果。由于資金的稀缺性，國債的過度發行會引起市場利率上升，從而導致國債成本上升，如果在利率持續上升之后，仍然不能滿足政府的融資需要，就可能導致國債貨幣化融資，從而使基礎貨幣增加并擴大貨幣供應量，增加通脹壓力。通脹水平上升，又會迫使國債利率上調，進一步增加舉債成本，形成惡性循環的局面。因此，國債利率持續上升可能是國債政策出現問題的重要表現，也是財政風險相應增加的表現。國債利率高低也是政府信用狀況的反映，包含了資本市場對政府債務風險程度的評價。如果政府信用狀況好，投資者所要求的風險溢價水平就低，國債的市場利率相應就低，國債價格趨于上升；反之，則國債的市場利率就高，國債價格趨于下跌。在國債市場上，如果國債利率持續走高，國債價格持續下跌，仍然難以吸引投資者購買，那么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也就無從談起了。

5、國債資金的資產形成率

如果通過國債籌集的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能夠給人們提供應有的效用，能為私人投資創造良好的條件，國債形成的政府支出就具有生產性。由于政府債務融資并非完全用于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支付，而是有相當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投資，這便形成了政府所擁有的各種“可再生性資產”。如果國債資金純粹消費性支出越少，可再生性資產越多，則通過資產增值實現債務償還和負擔減輕的能力就越強，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也就越強。更進一步考慮，如果國債資金用于諸如教育、培訓等方面的經常性支出，形成人力資本，將會產生正的外部性，提高財政支出的社會效益，增進后代人的收益或效用，類似的消費性支出活動將不會造成后代人的凈負擔，從而有利于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并降低財政風險。因此，只要國債形成的政府支出是用于與公共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形成有關的項目，就將有利于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

二、外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續性及風險問題

如果金融體系出現問題，銀行不良資產大量增加；如果國有企業虧損嚴重，債務負擔嚴重，需要進行資產重組；如果人口老齡化帶來養老金赤字迅速上升，中央政府都會出面援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市場機制化解的話，上述隱性及或有債務就可能導致國債的較大增加，在轉軌經濟國家此類問題尤為嚴重。因此，各類隱性及或有債務的存在，盡管不會對國債政策產生直接、顯性的影響，但其風險轉嫁作用也將使國債政策受到顯著的約束，政府也將面臨更大的財政風險。通過一定指標對這些外部因素進行評價與描述，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掌握相關因素對國債政策及財政風險的潛在影響。

l、銀行不良資產比率

銀行貸款損失增加、不良資產水平高時，表明銀行體系較為脆弱，抵御風險和危機的能力木足。銀行體系的脆弱性會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影響國家的財政平衡。從收入方面看，貸款損失增加，將使銀行可被征稅收入減少，銀行稅收也就減少；中央銀行對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支持會給政府帶來直接成本，或者降低中央銀行的利潤轉移；中央銀行對銀行不良資產的接管，將導致中央銀行的利潤下降和稅收減少。從支出方面看，由于國有銀行實際承擔了財政的部分職能，因此，銀行不良資產化解的最終責任者只能是政府，也就是說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政府出資為銀行彌補資產損失，補充資本金。這些銀行不良資產已經成為政府的負擔，政府只能通過發債的形式籌措資金，從而逐步改善銀行的資產質量。因此，對國債規模的判斷必須充分考慮龐大的銀行不良資產的因素。銀行不良資產的規模制約和削弱了財政為其他公共消費和投資支出繼續擴大債務規模的可能性。國際經驗表明，銀行不良資產占總貸款的比例在10％以內，銀行體系是比較穩健的，而超過該比例的銀行不良資產比率變動也就成為我們判定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的重要指標。

2.政府對國有企業或公共部門支持和參與程度

在一些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的虧損也通常是政府財政赤字增加的原因之一。盡管中央政府的財政帳戶不能反映公共部門的財務狀況，但是，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虧損最后是由中央政府承擔了。在許多國家，由于管理薄弱和公共部門缺乏財務責任，政府支出得不到適當控制，這些支出也不一定能被有效和公平地分配到社會急需的地方。政府支出被用于支持具有強大政治勢力的集團，或只使少數人受益。在亞洲新興工業國，國家干預分配信貸的現象十分普遍，金融機構受到政府的多種保護，使銀行業為爭取客戶不惜降低貸款審查標準，大搞人情貸款和優惠貸款，結果造成不良貸款的迅速膨脹。由于大企業與政府的聯系緊密。政府對銀行間接融資實施嚴格控制，難以避免地形成了經濟腐化和金錢政治，造成了貸款運用效率低下。在發展中國家，政府部門對公共或基礎設施建設貸款進行擔保是普遍現象，因而形成了政府的顯性或有債務。由于缺乏其他融資渠道，基礎設施債務依賴型的融資模式使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不斷增大，利息負擔沉重，有些連利息也難以償還，只能借新債還舊債。盡管有政府信用作為保證，但是，由于政府項目的還款困難，銀行也相應調低了該類項目的資信程度，使政府信貸再融資的成本提高。上述政府對國有企業或公共事業的財政支持，加重了未來財政支出的負擔，是財政深層次風險的體現。

3、養老金制度欠賬規模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及國債規模急劇擴大。造成財政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支出增長迅猛，其中最大的支出增長因素是轉移支付，又以公共養老金為主。目前，所有工業國家仍然面臨繳費缺口，尤其是主要工業國家，它們的年度缺口達到gdp的1.8％。養老金赤字不斷積累使主要工業國的養老金負債超過了國家的有形政府債務。在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國家，養老金支出高于收入對今后赤字造成的壓力比發達國家還要巨大。按照世界銀行的研究結果，公共養老金負債屬于政府隱性直接負債，即政府對職工的負債。從現收現付向完全積累制為主的養老金制度轉變的融資渠道，較為可行的是發行國債和出售部分國有資產，而通過提高稅收和降低財政支出的空間較小，通過財政盈余為養老金債務融資幾乎是不可能的。政府承擔的養老金負債可以分為短期債務和長期債務，短期債務是當前需要支付的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和即將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這部分債務可以通過擴大養老金的覆蓋面、提高退休年齡、延長繳費時間、提高繳費率，以及增加其他稅收收入、增加國有資產出售收入等方式解決資金來源問題；長期債務是若干年以后需要支付的養老金，它的償還分散在較長時期里，會大大減輕短期內籌措養老金債務的壓力，可以通過發行國債或稅基擴大以后的稅收收入來融資。但是，無論是國債融資還是稅收融資，都會使未來數代人為償還養老金制度的轉軌費用而付出更多。由此可見，養老金制度欠賬會對未來國債擴張產生壓力，這種壓力的大小取決于通過其他財政手段、市場或私人（私人管理或建立養老基金）方式解決問題的程度。因此，對養老金以及其他社會保障收支狀況的考察和預測也是評價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