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農村稅改利于鄉鎮行政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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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村稅費改革;鄉鎮;財政體制;行政發展

[論文摘要】2000年以來，從減輕農民負擔入手的農村稅費改革，規范了農村稅費制度和分配行為，減輕了農民負擔，取得了顯著的階段性成果，同時增大了鄉鎮財政壓力。改革的局限使農村稅費改革面臨困境，農村稅費改革的必然趨勢是財政體制創新，財政體制創新的核心是統一城鄉稅制，建立現代公共財政體制。鄉鎮行政發展是財政體制創新的邏輯要求與必要保證，鄉鎮行政發展必須考慮整個國家行政系統與國家總財力的關系。

一、農村稅費改革的背景、成果以及對鄉鎮財政的影響

在我國改革開放前期，農民收人持續增加。按不變價格計算，1978-1984年，農民人均純收人年均增長率達15.6%0}’}到1985年以后，農民收人的增長速度急劇放慢。據國家統計局有關公報，“七五”時期(1986-1990年)，農民人均純收人年均實際增長率為4.2%,“八五”時期為4.3%,“九五”時期為4.7%01989年農民人均純收人竟出現負增長，為一1.6%oX27cr9a)影響農民收人增長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受人們關注的莫過于農民負擔過重。實際上，1980年代后期開始，農民負擔逐步增加。1990年代，農民負擔總體呈上升趨勢，基本在高位運行，農民負擔年均增長幅度一般都超過同期農民收人增長幅度。

1994年農民負擔增長幅度更是高出農民人均純收人增長幅度12.6個百分點。f31c}s}面對日益突出的農民負擔問題，中央政府采取了不少嚴厲的減負措施，但是農民負擔過重問題始終未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農民負擔過重，極大地妨礙了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現了農業經濟滑坡、農村基礎設施落后、農村教育文化衛生事業發展緩慢、農民生活困難、城鄉差別擴大等等令人擔憂的現象。

某些地方，一些農民不堪重負，被迫背井離鄉，甚至出現自殺等讓人觸目驚心的事件。農民負擔過重還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在農村群眾中的形象，引發了農民對農村基層政府的不滿情緒。農民拒絕交納稅費、抵制政府工作、集體上訪等對抗性行為屢有發生。很明顯，農民負擔過重引起的種種問題已經危及農村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基層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礎。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推出了以減輕農民負擔為重要目的的農村稅費改革舉措。

農村稅費改革是我國農村繼、家庭聯產承包經營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從2000年開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由點到面，穩步推進。2003年在總結經驗、完善政策的基礎上，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全面推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基本內容是“三取消、二調整、一改革”，即取消鄉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等。2004年，農村稅費改革進一步深化，取消了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進行減征、免征農業稅試點，并將在5年內取消農業稅。4年多的農村稅費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果。通過農村稅費改革，用稅來代替向農民征收的各種收費、集資和攤派，用稅法來規范農村的分配關系，保障了廣大農民的利益，規范了農村稅費制度和分配行為，有利于現代公共財政體制的建立。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各地試點情況表明，農民負擔減輕幅度一般都達到30％。明顯改善了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和農村干群關系，促進了農村上層建筑的調整和完善。

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初步達到了“減負”、“規范”的目的，但是農民負擔的減輕意味著鄉鎮政府收人的減少，農村稅費制度的規范意味著對鄉鎮政府收取稅費行為的制約。這對鄉鎮財政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一是擴大了鄉鎮財政缺口，加劇了鄉鎮財政危機。農村稅費改革以前，鄉鎮財政已經存在較大缺口，當時可以通過稅外收費、借債等途徑解決。統計數據表明，從1996年到2000年，全國鄉鎮財政總收人中，超過30％的收人是鄉鎮自籌、統籌資金。2000年，全國鄉鎮財政總收人為1026．65億元，其中自籌、統籌資金達403．34億元，占39．29％。4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鄉統籌費等行政事業性、政府性基金、集資和屠宰稅，又開始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降低農業稅稅率。這樣，鄉鎮政府財政收人中，稅收沒有太多增加，甚至逐漸減少，而原來可以納人鄉鎮財政收人的統籌費等又被取消，鄉鎮財政收人大大減少，鄉鎮財政缺口迅速擴大。為了支持農村稅費改革，解決鄉鎮財政困難，中央財政和省財政增加了轉移支付金額。2001-2004年中央財政對試點地區的轉移支付金額分別為33億元、245億元、305億元、396億元。盡管如此，鄉鎮財政缺口仍然很大。二是鄉鎮債務償付能力大幅度下降。由于各種原因，全國絕大多數鄉鎮背負沉重債務。財政部科研所課題組認為，如果采用中間值推斷，全國鄉村債務總額不會低于6000億元；如果采用高值推斷，全國鄉村債務總額應突破10000億元。5湖南桃源縣4o個鄉鎮總計負債11．49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近2900萬元，最高的達10933萬元。農村稅費改革以前，鄉鎮化解債務的能力已經不足。農村稅費改革以后，鄉鎮償付債務的能力大大降低，沉重的債務帶來的問題和矛盾更加尖銳。農村稅費改革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它客觀上加劇了鄉鎮財政壓力，使原本十分困難的鄉鎮財政雪上加霜，難以為繼。

農村稅費改革以后，鄉鎮財政危機降低了鄉鎮政府供給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不少鄉鎮尤其是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鄉鎮，基層政府根本無力或難以滿足農村龐大的公共需求，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維護、農村義務教育、公共衛生保健等問題突出。另一方面，財政危機影響了鄉鎮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和行政管理活動，可能引起鄉鎮政府行政管理危機。

二、農村稅費改革的趨勢：財政體制創新

農村稅費改革之后的鄉鎮財政壓力增大和潛在的行政管理危機，使農村稅費改革進人了一個兩難的境地。在目前的財政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下，要么繼續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的負擔，但嚴重制約鄉村正常運轉；要么讓鄉村正常運轉，犧牲農村稅費改革，加重農民負擔，讓改革走回頭路。I7事實上，已經出現了轉移、加重農民負擔的一些新動向。有些地方，亂收費由農業稅費向行業稅費轉移，如對農民建房收“空間占用稅”，巧立名目變相提高學雜費。一些地方鄉鎮政府“強迫提供服務”，美其名目“有償服務”，如強令農民購買質次價高的果樹苗，通過代辦保險從中牟利。有些地方克扣農民應得的征地補償費、補助金等。諸如此類損害農民利益，加重農民負擔的現象，不禁令人擔心農村稅費改革陷入“黃宗羲定理”。

農村稅費改革的困境，究其緣由，首先是因為農村稅費改革本身的局限。政府財政是財政收人和財政支出的統一，農村稅費改革屬于財政收人方面的改革，規范的是政府、集體和農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農村稅費改革使鄉鎮財政收人的數量、結構發生了變化，而鄉鎮財政支出沒有全面、系統的改革和調整。即就是在財政收人內部，稅費改革也只是財政收人改革的部分內容，也沒有改變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稅制和分配體制。農村稅費改革的局限說明，要使農村稅費改革走出困境，必須同時進行財政支出方面的改革，統一城鄉稅制，完善基層政府收人結構。歸根到底，農村稅費改革的趨勢必然是財政體制創新，建立現代公共財政體制。從這個意義上講，財政體制創新既是農村稅費改革的邏輯要求，也是農村稅費改革順利進行和成功的必要保證。

農村稅費改革是財政體制創新的開端和有機組成部分。財政體制創新之所以必要，不僅僅是為了使農村稅費改革走出困境，根本理由在于消除現有財政體制的弊端。現行財政體制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形成的，本身是財政體制創新的成果。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分稅制基礎上的財政體制顯現了新的問題。中央財政收人占全國財政總收人的比重大大提高，同中央財力集中度提高相一致，省級財政相對于市級財政，市級財政相對于縣級財政，縣級財政相對于鄉鎮財政，財力集中度不斷提高。財力向上集中，而事權、財政支出責任并沒有發生同向變化，甚至反向下移。縣鄉財政收人功能、財力逐漸減弱，但財政支出功能日益增強。縣鄉政府在提供維持性和社會福利性公共物品方面承擔著更大的作用，在提供與基層民眾權利和生活息息相關的服務功能方面比任何層級政府發揮著更大的作用。L8這樣形成縣鄉政府(財政轉移支付之前)事權與財權、財政支出責任與財政收人功能的不對稱。按理，財政轉移支付可以縮小，乃至解決不同級政府間、不同地區間財政的不對稱。但是，由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尚不夠完善，使地區間的財政差距、基層政府財政的不對稱難以有效解決。另外，上級政府可以通過上收財力和下放事權來轉嫁財政負擔。鄉鎮財政處于國家財政體系的末端，承受轉嫁的上級財政負擔，無法將自己的財政負擔在財政體系內部轉嫁，通常的做法就是向農民伸手，解決財政困難。通過分析，我們就不難理解農村基層政府財政特別是鄉鎮財政困難，以至于農民負擔過重的財政體制方面的原因了。現行財政體制的弊病遠不止這些，但是已足以說明必須進行新的財政體制創新。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要求，財政體制創新的內容至少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統一城鄉稅制，建立現代公共財政體制。城鄉二元稅制以至于城鄉二元財政體制，使收人較低的農民承擔了比收人較高的城市居民相對高的稅賦，而政府對農村地區的投人卻明顯低于城市，是對農民的歧視性待遇的重要表現。從2004年起，免征、減征，并將在5年內取消農業稅，使完全取消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各種稅費呼之欲出。完全取消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各種稅費之后，實行城鄉統一稅制，使農民履行同其他納稅人一樣的義務；同時，財政支出制度進行相應調整，使農民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樣的由國家財政負擔費用的公共產品。在稅制和財政支出制度城鄉統一的基礎上，建立覆蓋城鄉的現代公共財政體制，這是財政體制創新的核心。第二，合理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政支出責任。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政支出責任要遵循事權和財權、財政支出責任與財政收人功能相統一原則。如果把事權和財權、財政支出責任與財政收人功能相統一，理解為在實行財政轉移支付之后形成的各級政府的事權、責任與其總財力的基本匹配，_9那么政府的事權和財政支出責任的界定可以不拘泥于政府本級征收的收人的數量，而更多地考慮國家總財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公共產品的屬性、供給效率。以農村義務教育為例，屬于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由中央財政(按照一定時期義務教育發展的基本標準所需要的費用數額)通過向農村基層政府轉移支付的方式負擔費用；而從效率看，發展義務教育的事權和責任適宜農村基層政府承擔。第三，合理界定各級政府的財政收人。由于地區經濟差距會長時期存在，應適當提高中央政府等上級政府財政收人在國家財政總收人中的比重。這對中央政府等上級政府統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調節地區經濟差距，保證所有的基層政府給本地區居民供給最起碼的公共產品，是必須的和有利的。

基層政府的財政收人主要包括本級征收的收人，如稅收，以及上級財政轉移支付等。一般對于農村基層政府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基層政府而言，上級財政轉移支付應是最重要的收人來源之一。即使在一些發達國家，地方政府財政收人的30％～40％來源于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美國的學區財政收人近60％來源于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叫在明確劃分和完善各級政府財政收人和財政支出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符合國情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三、財政體制創新對鄉鎮行政發展的要求

從理論上說，政府對物質基礎的需要規定了財政規模，而財政規模對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動又具有制約作用。一方面，社會成員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共同需要即社會公共需要從根本上決定了政府的職能范圍，政府依據履行行政職能的需要，組建行政機構和配置行政人員。政府為實施行政職能和供給公共產品、維持行政機構和行政人員的公務活動，所產生的對物質基礎的需要，規定了財政支出的范圍和數量，進而提出了財政收入的數量要求。另一方面，財政具有反作用，財政為政府的運轉、高效的行政管理和公共產品的供給提供財力，財政收入的數量限定了行政組織和行政人員的規模，確定了政府所能供給的公共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的最大值。

財政與政府活動的關系說明，財政狀況的變化必定要求行政變遷，財政體制創新必然要求行政發展。使用行政發展概念，是要強調行政系統(政府)的調整、改革與完善要以整體功能優化、行政效率提高為方向，以促進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目的。農村稅費改革引發和為開端的，實際上正在平緩推進的財政體制創新，使公共財力的數量、公共財力在各級政府間的分配，以及各級政府財政支出責任的劃定等方面發生了新的變化。假如沒有政府變革的配合，財政體制創新避免不了夭折或半途而廢的可能。如同財政體制創新是農村稅費改革的邏輯要求和必要保證，行政發展是財政體制創新的邏輯要求與必要保證。

行政發展是復雜、宏大的系統工程。這里以鄉鎮行政發展即鄉鎮行政系統(政府)的創新為分析對象。鄉鎮行政系統(政府)是包括鄉鎮黨委、政府、人大主席團、紀委等在內的擔負農村地區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職責的整體，這種理解似乎違背公共行政理論，但不得不承認這種理解與我國鄉鎮管理實際是吻合的。鄉鎮行政發展不僅有著寬廣的背景，國家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思想文化、農村村民自治等各種因素構成了鄉鎮行政發展的外部環境，而且有著復雜的內因。顯而易見，鄉鎮行政發展不能僅僅著眼于農村稅費改革、財政體制創新。在此，無意設計一個全面的鄉鎮行政發展的藍圖，主要探討農村稅費改革、財政體制創新對鄉鎮行政發展的影響和要求。以農村稅費改革為開端的財政體制創新對鄉鎮行政發展的要求，不是鄉鎮行政發展的全部的卻是必須的依據。公務員之家

具體來說，以農村稅費改革為開端的財政體制創新對鄉鎮行政發展至少提出了以下要求。第一，客觀確定鄉鎮行政發展的根本目標。鄉鎮政府根本出路何在?不少論者主張或完全廢除，或改為上級政府的派出機構，或實行自治或鄉鎮分治，這些主張的最重要論據之一是鄉鎮財政在本質上就是危機財政，_4鄉鎮政府缺乏相應的財政基礎。實踐中鄉鎮改革基本沿著合并鄉鎮、機構改革、精簡人員的路徑進行，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減輕財政壓力。根據財政體制創新的趨勢，政府與財政的對應關系，應著眼于整個國家行政系統與國家總財政力是否適應。從財政角度看，鄉鎮政府是存，是廢，是改，不應限于考察鄉鎮政府本級征收的財政收入是否能夠維持其運轉，而應分析國家總財力是否能夠維持包括鄉鎮政府在內的整個國家行政系統的運轉。以此為前提，決定鄉鎮政府根本出路的最重要因素，應是農村地區是否需要政府，需要什么樣的政府，來管理社會公共事務、供給公共產品。(鄉鎮行政發展的總趨勢，將另文研討，下文使用鄉鎮行政、鄉鎮政府概念并不意味主張保留鄉鎮政府，是指農村地區的現存政府或改革以后的行政管理系統。)第二，調整鄉鎮政府職能。如前所述，遵循(財政轉移支付之后)事權與財權相統一原則，在各級政府問分解和配置行政職能。以國家總財力支持和財政轉移支付為條件，在全國政府職能體系中，鄉鎮政府應該承擔自身管理能力允許而且能夠最有效率地完成的職能。也即，如果同其他層次政府相比，鄉鎮政府供給某些公共產品，最符合效率要求，那么這些公共產品供給職責就適宜鄉鎮政府擔負。從現實看，鄉鎮政府必須退出競爭性經濟領域，把職能轉移到為本地區居民提供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基礎設施、婚姻登記等公共產品上來。隨著統一城鄉稅制和現代公共財政體制的建立，給農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是大勢所趨，鄉鎮政府隨之要增加承擔向農民提供最低社會保障等新的職能。第三，設定鄉鎮政府的合理規模。鄉鎮政府長期存在的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現象至今沒有徹底消除。如果缺乏設定政府規模的依據，那么要改變鄉鎮政府規模過大的努力很難達到預期目的，即使取得短期效果，也難免反彈。鄉鎮政府要承擔起向廣大農民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這里問題的關鍵是目標不應當被設定為政府越小越好，而是要找到能夠為農民獲得高質量的生活創造條件的最佳規模。1¨政府規模受制于財政供養能力，應當首先確定國家總財力所允許的整個國家行政系統的規模，在這個框架里，根據鄉鎮管理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及所承擔的職能，設定鄉鎮政府的合理規模。第四，提高鄉鎮政府財政收入能力。現代公共財政體制下，鄉鎮政府相當一部分財政收入來自于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但是這種轉移支付資金以確保基本公共產品的(按照國家財力規模確定的標準)供給為限。鄉鎮政府要保證和提高民眾對自己的合法性支持，就必須努力提高財政能力，為居民提高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提高財政能力的根本途徑是發展經濟，擴大經濟總量。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說，這是一個比較漫長但又必須的過程。

農村稅費改革和財政體制創新，使鄉鎮行政發展的社會背景具有新的特點，為鄉鎮行政發展提供了新的推動力。新的行政環境下鄉鎮行政發展的內容、方式、路徑、合理而且可行的近期和遠期的目標，需要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