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及其影響論文

導語：金融危機及其影響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阿根廷再次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其原因既不是阿根廷的探戈舞曲，也不是足球，而是新一輪的金融危機。縱觀阿根廷戰后的經濟發展，阿根廷是一個金融危機頻發的國家，算上本輪金融危機，阿根廷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已經出現了9次大的金融危機。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人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但是，人卻可能在同一個地方跌倒不止一次，而阿根廷金融危機的再次爆發似乎同時驗證了這兩句話。

一、戰后阿根廷的經濟穩定計劃與主要的金融危機

阿根廷經濟歷來受到高通貨膨脹的困擾，20世紀80年代末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一度超過20000%，因此，有效地抑制通脹的惡性膨脹是歷屆政府制定政策時必須正視的問題。惡性的通貨膨脹往往使政府無法有效平衡各方利益，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執行處處制肘，因此，戰后以來在阿根廷的歷任政府中上至總統、財長、智囊團，下至企業界與普通市民大都認為阿根廷只有通過施加外在的強制約束力才有可能抑制通脹的惡性爆發。為此，戰后阿根廷采取了一系列的以固定匯率為基礎的經濟穩定計劃，然而遺憾的是幾乎所有的計劃都以金融、貨幣危機的爆發而告終。Vasena計劃于1967年3月啟動，至1970年6月時阿根廷比索貶值14%，計劃終止，通貨膨脹率超過30%。第二個計劃始于1973年5月，由財長JoseGelbard提出，因投資者對比索的投機攻擊，至1975年3月時外匯儲備損失達56%，貨幣貶值達100%，計劃以失敗告終。1975年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高達183%，阿根廷也自此開始了近20年的惡性通貨膨脹階段，在1975-1990年的16年間，除1986年的通貨膨脹率為90.1%外，其余年份均在100%以上。

1976年3月的軍事政變推翻了佩隆夫人領導的政府。在軍事政變發生時，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達300%，財政赤字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7%。軍政府起初實行了一些旨在放松管制的措施：包括消除資本控制，實行利率市場化以及減少對貿易的限制，有關措施的實施雖然使得通貨膨脹率有所降低，但仍大大高于100%。為了控制通脹，1978年12月阿根廷政府宣布了一項以匯率政策為中心的Tablita計劃。Tablita計劃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實施比索對美元的爬行釘住匯率，在逐步把匯率貶值幅度收窄的同時，最終將阿根廷國內的通脹穩定在與主要貿易伙伴相當的水平上；實施爬行釘住匯率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匯率聯系引入強制約束，增強Tablita計劃的信度。

在Tablita計劃實施初期，通過大幅減少政府赤字，特別是嚴格控制中央銀行直接為政府融資，阿根廷國內的通貨膨脹明顯降低，比索匯率貶值幅度也迅速收窄。然而，政府當局很快就發現了新的問題，在大幅降低赤字和嚴格控制中央銀行直接為政府融資后，整個國內信貸規模仍急劇上升，而且大量信貸資金來源于國外。究其原因在于：在Tablita計劃啟動后，在實行爬行釘住匯率的同時，阿根廷政府還逐步取消了對比索自由兌換的限制。政府盡管能夠嚴格控制中央銀行直接為各級政府融資，但卻無法阻止其向私人部門融資，比索自由可兌換以后其風險溢價水平仍居高不下，致使阿根廷國內外利率水平相差懸殊，國外資本大量涌入阿根廷國內，并且還主要是通過首先進入銀行體系進行套利。公共開支過度收縮的負面效果也很快顯現出來。因此，盡管1979年底阿根廷公共部門的赤字已減少到了GDP的5%，但是，1980年3月，阿根廷出現了嚴重的銀行危機，為了挽救銀行體系，中央銀行對銀行系統的貸款迅速增加，人們對穩定計劃的信心再次喪失，Tablita計劃只能以失敗告終。

Alemann計劃的時運更為不濟，1981年12月，新上臺的財長Alemann提出了新的穩定計劃，重點放在推行統一匯制、停止與取消政府擔保項目以及收縮國內信貸。然而，1982年4月2日爆發了英阿馬島之爭，中央銀行必須對巨大的軍事開支提供支付，此外，世界性的經濟衰退與國際債務危機的全面爆發都使Alemann計劃無以為繼。至1982年7月，相比于計劃啟動時，阿貨幣貶值148%，匯率雙軌制再次實行。

激進黨政府于1983年2月接替了軍政府，阿方辛(Alfonsin)于1984年1月就任總統。起初，政府試圖在前后繼起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項目支持下，用漸進政策解決通脹、穩定國內經濟。但由于實際工資的大幅上升導致企業生產成本激增，通貨膨脹不降反升，再加之預算惡化，貨幣一再貶值，至1985年時，阿根廷的通貨膨脹

率達到6000%的空前水平。為了穩定經濟以及應對當年秋天的大選，阿方辛政府于1985年6月宣布了Austral計劃。這是一個把財政緊縮與收入政策相結合的計劃，它的主要內容是：(1)通過提高公共產品價格，征收進出口關稅等措施改善政府預算；(2)凍結工資和物價；(3)貨幣改革，引進新的貨幣單位Austral與美元維持固定匯率。這個計劃的實施雖然避免了阿根廷經濟的全面崩潰，但是，阿根廷的外匯儲備急劇下降，僅1987年的頭9個月，阿根廷外匯儲備損失就達40%，Austral計劃最終無以為繼。

1988年8月，阿方辛政府又開始實施一項新的穩定計劃——Primavera計劃。這個計劃的目標是把月通貨膨脹率控制在4%以內，官方匯率維持在市場匯率6.25%的范圍內，這個計劃起初也取得過一定成效，但是進入1988年底和1989年初以后，社會各界對1989年5月政府大選的不確定性日益關注，政府當局更是再度放松了貨幣和財政約束，致使投資者對阿根廷貨幣信心盡失，經濟自發美元化。1989年2月以后，阿國內通貨膨脹奔騰地發展，政府外匯儲備加速減少，不得不于1989年4月放棄對匯率的干預，貨幣貶值了87%，Primavera計劃也宣告失敗。

1989年7月，阿根廷陷入了空前的社會經濟政治危機，阿方辛政府已無力控制局面，只有宣告辭職，提前半年把政權交給了在兩個月前獲得大選的正義黨候選人梅內姆(Menem)。兩個月后，梅內姆提出了BB穩定計劃。然而這個計劃的壽命還不到一年，1989年12月對阿根廷比索的攻擊導致比索于1989年12月和1990年2月兩次貶值，而第二次貶值幅度高達220%，匯率不得不重新開始浮動。

1991年4月阿根廷經濟部長、著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卡瓦略(Cavallo)提出了“自由兌換計劃”。“自由兌換計劃”的核心是貨幣局匯率制度，主要措施包括：(1)匯率固定，比索與美元匯率固定為1:1，外匯允許自由買賣；(2)貨幣基礎完全以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作保證，中央銀行不得彌補政府財政赤字；(3)允許美元成為合法支付工具等等。“兌換計劃”實施的初期效果相當顯著，通貨膨脹顯著下降，1994年僅為3.9%，為40年來的最低點，然而好景不長，1994年美國開始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使國際資本市場利率高企，阿根廷國內經濟受到擠壓，此外，受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影響，大量資本從新興市場抽逃，投資者大量拋售比索兌換美元，造成阿根廷中央銀行外匯劇減，僅在1993年第一季度，外匯損失就達41%，但比索仍舊維持與美元的固定匯率，由此“兌換計劃”也成為阿根廷戰后第一個沒有因危機而終止的穩定計劃。

二、當前阿根廷國內金融危機的特點與成因

盡管“兌換計劃”并未因投資風潮及外匯儲備損失而放棄，但是，從1995年第二季度開始，阿根廷的經濟出現負增長。為刺激經濟復蘇，梅內姆政府開始不斷增加開支，再加之梅內姆總統為謀求第三次連任，對地方政府財政開支的擴張也就聽之任之。因此，各級政府為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舉借貸，公共債務從1996年的900億美元劇升至200x年的1550億美元，占GDP的比重超過40%。

阿根廷的本輪金融危機早在200x年度就已初現端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承諾牽頭為阿根廷提供總額為397億美元的應急貸款。但是，進入200x年以后，阿根廷金融形勢不斷惡化，終于在200x年7月當時的經濟部長卡瓦略宣布啟動“零赤字計劃”后爆發危機，證券市場發生空前動蕩，資本市場的崩潰一觸即發。200x年8月21日，經過艱苦的談判，阿根廷終于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80億美元的應急追加貸款。但是，作為貸款條件之一，阿根廷必須嚴格執行其零財政赤字計劃。新貸款的到位使一度形勢危急的阿根廷金融市場暫趨穩定。

200x年10月底，當阿根廷政府準備與債權銀行談判、重新安排高達1280億美元巨額債務的消息傳出后，阿根廷金融市場再次出現大幅動蕩。因為盡管官方媒體將阿根廷政府所進行的債務重組談判稱為“債券置換”、“有序停付”，但是，對于債權人而言，其實質就是倒帳(default)。消息一經證實，外國資本加速抽逃，據報道，僅11月30日1天阿根廷就有7億美元流往境外。

為應付嚴重的危機局面，阿根廷政府200x年12月3日頒布法令規定，從12月3日起，任何儲戶，不論是個人還是機構，每月提取的存款數額不得超過250比索或等值的美元，一個成年人每個月出境帶出的外匯現鈔不

得超過1000美元。此舉一出，世人嘩然，不僅阿根廷人極度不滿，世界各國也表示高度關注。阿根廷還相繼上演了由抗議、示威，發展演變為哄搶商店的騷亂，有20多人喪生。200x年1月，鑒于國民的普遍反對以及阿國內政黨之間的政治斗爭，阿根廷最高法院裁定政府限制儲戶提款的行為違憲，政府的穩定計劃再次遭受挫折。

盡管阿根廷的本輪金融危機還遠未結束，但我們已經能夠從中總結出本輪金融危機的一些特點。第一，本輪危機已不單純是一場金融危機，已經涉及到經濟、金融、貨幣，以及政治、社會等諸多層面。就阿根廷本輪危機的經濟層面而言，貨幣貶值、匯率制度幾近崩潰，經濟已連續4年負增長。更為甚者，沉重的債務危機已經拖累阿根廷國內銀行體系，這也是目前國際社會最為擔憂的問題。就社會政治層面而言，經濟、金融層面的危機已經造成社會動蕩，阿根廷國內幾度爆發大規模社會騷亂。社會各政黨權力與政治斗爭有增無減，而且普遍缺乏有效的應對政策，德拉魯阿總統下臺后的短短兩周時間內，阿根廷就換了4位總統，這在當今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第二，類似于阿根廷國內所發生的這種大規模經濟、金融危機，單純依靠IMF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援助貸款已被證明是難以扭轉乾坤的。在阿根廷本輪金融危機過程中，盡管IMF幾度提供應急貸款，但效果差強人意。而且，伴隨美國對阿國內局面關注程度的改變，IMF也正從中抽身，從起初的積極援手發展到目前已是象征性的援助。美國財長奧尼爾曾發表評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阿追加貸款的目的是幫助阿根廷找到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途徑，而不是繼續浪費每年只掙5萬美元的美國勞動人民的錢”。IMF態度的轉變可以從200x年下半年追加應急貸款的規模上看出，在阿國內局勢急轉直下時，IMF承諾追加80億美元貸款，但是只兌現了一半，另一半視阿國內狀態的改善而決定是否實施。由于IMF貸款越來越多地附加各種條件，如要求阿根廷實現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緊急壓縮財政赤字等。因此，接受IMF貸款的同時也使得阿根廷政府在采取措施時前后制肘，左右為難，所謂“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最終的結果適得其反。第三，在世界經濟發展所面臨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增大的背景下，像阿根廷這種高金融風險的國家遭受沖擊的可能性還會不斷加大，一旦世界經濟與國際貿易有任何風吹草動，它們都可能首當其沖。"9·11"事件以后，美國經濟進一步放緩，世界經濟增長前景進一步趨淡。阿根廷也在200x年9月進入了本輪危機的又一個高峰，盡管阿根廷危機的根源主要在其國內，但周邊及國際環境的影響卻是有目共睹的。不僅如此，這種風險與不確定性不僅會誘發和助長金融危機的爆發，而且還會給其后續的經濟穩定措施形成壓力，更易形成反復，使政府的政策落空。

要對當前的混亂局面施以有效的緩解措施就必須首先對危機產生的根源進行分析，概括而言，導致本輪危機爆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本輪危機直接起源于梅內姆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兌換計劃”。

阿根廷的此次金融、經濟危機可謂由來已久，乃沉疴未愈又添新疾所致。自梅內姆總統入主玫瑰宮以后，阿政府當局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全面放開市場并積極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進程。20世紀90年代前期，阿根廷對數百家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結果，一方面使政府獲得了大量資金，據有關研究統計，在1990-1995年期間，阿根廷對123家國有企業進行了私有化，獲得1845億美元。大量資金套現也使阿根廷政府財政狀態明確改善，1993年還出現了財政盈字。而另一方面，全面私有化和市場開放也使得外資占據了包括能源、電信、金融等在內的幾乎所有領域，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資。而更為嚴峻的是，自1996年起由于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已被私有化，因此，政府能夠據此套現的資金大幅減少，再加之梅內姆總統為謀求第三次連任，不惜大幅度增加財政開支，對地方政府財政開支的增加也聽之任之，各級政府的財政赤字急劇上升，公共債務從1996年的900億美元上升到200x年的1550多億美元，占GDP的比重超過40%。不僅如此，阿根廷的債務結構也極不合理，大量債務以固定利率計息且還本付息集中在2001-200x年。

阿根廷本輪危機的另一直接誘因則是其僵硬的匯率制度，如前所述，“兌換計劃”的核心就是貨幣局匯率制度。實施“兌換計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過匯率聯系而引入強制約束力，遏制過度的通貨膨脹。固定匯率雖然為控制通貨膨脹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自90年代后期以來，由于美元持續保持強勢，致使比索幣值人為高估，造成阿根廷國內勞動力、原材料等生產成本急劇上升，使阿根廷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喪失競爭力。貨幣局匯率制度的另一弊病是使得阿根廷的貨幣供給嚴重依賴外匯儲備，使阿根廷基本喪失了貨幣政策自主權。在財政赤字急劇上升，引起市場

擔憂后，阿根廷政府事實上已經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兩項工具全面喪失，因此，一旦有任何風吹草動，阿根廷政府已無法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危機的惡性爆發在所難免。

第二，阿根廷此輪經濟金融危機之所以波及面廣，且程度深，持久時間長的根源在于阿根廷國內經濟問題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

阿根廷國內經濟問題政治化也是有其歷史根源的，無需追溯過遠，僅20世紀80年代末期就有過集中爆發。1989年，由于國內外經濟形勢嚴峻，再加之南方部分地區數月降雨稀少而引發大旱，最終爆發了南方農民暴亂事件，致使阿根廷陷入了空前的社會經濟政治危機，這種經濟問題政治化的傾向在本輪危機中則愈益嚴重，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政府與議會之間，以及各政治派別之間在許多問題上長期無法達成共識。近年來，阿根廷國內各黨派之間的斗爭日益激烈，并且總統的權力也受到了極大限制，總統德拉魯阿既沒有控制議會，也沒有贏得全國23個省市的大多數的支持。相反，反對黨卻控制了那些經濟實力比較強的大省。由于得不到廣泛的支持，政府的經濟政策往往無法及時出臺，且結果大多不理想。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局勢的惡化，國內外投資者對政府越來越缺乏信心，往往將資金轉移到國外。

其次，政府當局與普通百姓之間的分歧很深，政府的政策主張得不到民眾的支持。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私有化進程的深入，阿根廷國內貧富懸殊進一步擴大，普通市民、百姓對政府當局本來就頗多微詞。在本輪危機尚未真正爆發時，政府為了獲得IMF的援助貸款，一直試圖壓縮財政開支，但是，百姓對裁減公共部門雇員和鎖定工資收入等一系列“勒緊褲腰帶”的改革極為不滿。在危機大規模爆發以后，政府限制儲戶提款的規定更是進一步激化了百姓與政府的矛盾，最終由抗議示威演變為社會騷亂。阿根廷最高法院最終裁定政府政策違憲，應該說部分原因就是政府政策確實觸怒了民憤。

最后，阿根廷的金融、經濟危機甚至影響到阿根廷與部分國家的經濟和外交關系。危機發生以后，阿根廷宣布暫停償付外債，同時，為了避免外匯儲備進一步流失，政府宣布居民存款以美元計，而銀行對外貸款則全面轉變為以比索計值。此舉雖有利于增加社會民眾持有比索的吸引力，但對銀行業卻是極為不利的，銀行業的潛在風險加大。由于阿根廷金融自由化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外資銀行在阿的數目不在少數，外資銀行及相關產業的利益受到極大威脅。據報道，已有包括西班牙總統、法國總理等在內的國外要員公開呼吁，或直接打電話給阿根廷總統要求保護其投資者的利益，因此，阿根廷此輪金融、經濟危機中表現出的經濟問題政治化趨向相當明顯。

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以及周邊國家的經濟運行狀況也對阿根廷金融危機的演進有著重要影響。

近年來，世界經濟發展從整體上看亮點不多，美、日、歐三方的經濟增長勢頭都有令人振奮的消息。自200x年美國經濟放緩以后，阿根廷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本來就向著趨緊的方向演化，待至"9·11"事件以后，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局勢更加嚴峻。而恰恰在這一時段阿根廷金融危機開始進一步加深，阿根廷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局勢內外交困。由于阿根廷經濟對外資的依賴程度較深，特別是在歷次金融動蕩過程中，外部援助幾乎是一個恢復國內外投資者信心的必要條件。因此，在IMF對阿貸款無法持續遞增的情況下，美國更是無暇顧及阿根廷時，阿根廷金融危機在200x年底愈演愈烈。

三、阿根廷金融危機的影響與前景

阿根廷金融危機對其國內所產生的猛烈沖擊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上，在我們對危機局勢進行分析時已經作了剖析，這里我們重點分析阿根廷金融危機的國際影響并對其前景進行簡要分析。

就阿根廷金融危機的國際影響而言，總體上是地區性的、局部性的震蕩明顯，但是對整個國際經濟的沖擊有限，不會擴散到全球范圍。相比較而言，阿根廷金融危機的國際影響不僅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甚至比俄羅斯金融震蕩的影響也要弱。

阿根廷金融危機的對外影響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對拉美其他國家的影響。金融危機迫使杜瓦爾德政府放棄了實行長達11年之久的固定匯率制度，新的匯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將影響其他拉美國家，尤其是對南方共同市場國家的外貿影響較大。據巴西出口商會的報告預計，阿根廷比索同美元的比價從原來的1:1貶值到1:1.4，巴西200x年向阿根廷的出口將減少35%，出口收入將減少約13億美元。如果考慮到對美國的出口，巴西等拉美國

家的出口損失可能更大。因此，從200x年開始，南方共同體市場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保護主義已經有所抬頭，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勢必影響共同市場的團結，損害成員間的協調發展。

阿根廷金融危機對拉美國家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阿根廷貨幣貶值以后，外國企業在阿根廷的投資已蒙受重大損失。據不完全統計，僅西班牙企業在阿根廷的投資損失就有近百億美元。金融危機不僅導致外資在阿根廷投資帳面資產縮減，而且導致生產和市場需求急劇萎縮，投資回報率大幅下降，這些都會影響到外資對拉美國家的投資。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公布的統計材料，200x年拉美國家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額為582.78億美元，相比200x年下降了10.5%，其中巴西和阿根廷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91億美元和35億美元，分別比200x年下降了37.7%和67%。目前，拉美經濟界人士普遍擔憂，由于投資者在阿根廷蒙受了損失，今后在拉美地區的投資將更趨謹慎。

盡管阿根廷金融危機已對拉美地區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但是截至目前其對整個國際經濟的影響卻相當有限。相比較而言，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和范圍超過了此輪阿根廷金融危機。俄羅斯的債務危機還曾引發國際資本市場的強烈震蕩，眾所周知，美國著名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破產就與俄羅斯的債務危機有關。阿根廷的金融危機目前還未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究其原因，一方面，阿根廷的金融形勢惡化由來已久，市場對此已有較為充分的心理準備。200x年度阿根廷的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出乎人們的預料，部分國際金融機構（如IMF）早在200x年就對阿根廷200x年的金融、經濟形勢發出過預警。所以，金融市場和投資者已提前作出了準備。另一方面，自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世界各國均重視調整經濟、金融結構以防不測。以巴西為例，巴西自1999年以來在IMF的協助下，在減少政府財政赤字和外債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據IMF統計，巴西的外債總額已從200x年底的2360億美元削減到200x年的1820億美元，外債比例也從32.6%減少到25%以下。最后，金融創新與金融交易手段的發展也為資本市場及其參與者提供了更為便捷、有效的避險手段。近年來，信用衍生金融產品的交易急劇放大，成為增速最快的衍生金融工具。依托于各種各樣的信用衍生產品，投資者不僅能夠盡早識別和轉移信用風險，而且，能夠對信用風險進行恰當定價，使得信用風險能夠完全通過市場機制進行分散和平衡。所以，在本輪阿根廷金融危機中，國際資本市場沒有出現類似俄羅斯金融動蕩時的停擺現象。

目前，阿根廷國內的政治、社會、經濟、金融局勢已漸趨平靜，但是，由此判斷其整個危機已經結束為時尚早。如前所述，阿根廷政府當局的部分措施對銀行造成了巨大壓力，存在著潛在的損失風險。一般而言，銀行業風險的暴露會有相當的時滯效應，特別是在政府采取直接或間接的措施限制擠兌行為的發生時，這種時滯會更長一些。當然，政府為防止擠兌發生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必要的，這將為整個經濟和金融的調整贏得時間。因此，判斷阿根廷金融危機趨向的要點還在于政府當局是否能夠通過結構調整來恢復投資者以及社會公眾的信心，并最終通過經濟增長的效果來消解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我們認為，只有當阿根廷經濟出現明顯的增長效應時，對于阿根廷金融危機的警戒才能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