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建設下漢江水文化發展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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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化是文化的分支，按照文化公認的定義，可將水文化界定為人類社會創造的與水有關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包括逐步認識自然水的過程中形成的知識總結、借水為喻的種種哲理、與水接觸所遺存的歷史軌跡、與水接觸所傳播的生活習俗與信仰、受水感染而產生的美學表現［1］。據此，漢水水文化可界定為“漢江流域的人們在社會生產生活中所產生的與水相關聯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總和。”。然而在生態文明建設視域下來探索漢江水文化，應考慮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應遵從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發展理念，將漢江水文化探索的視角，凝聚于人們在漢江流域的社會生產生活中所產生的與水相關聯的，能促進漢江流域生態文明建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根據歷史的傳承和發展，漢水水文化清晰地演繹于和諧共處的治水文化、順勢而為的管水文化、持續發展的用水文化等文化層面。

一、和諧共處的治水文化

所謂治水文化，是指人類在躲避、逃避因水而引起的自然災害（即水旱災害），在除水害、興水利、護水源以及與此有關的歷史實踐活動中所創造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總和。漢水流域的治水文化是中華治水文化濃墨重彩的部分。古往今來，無論是民間傳說，還是歷史文獻記載，無不展現漢水流域人們與自然和諧共處而進行的頑強斗爭和開創性探索。

（一）遠古時代的傳承

漢水流域治水文化，傳承久遠。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當屬漢水流域治水文化的起源。當代神話學泰斗袁珂編寫的《中國神話傳說詞典》引用五代蜀杜光庭《錄異記》卷八釋“伏羲女媧”詞條：“房州上庸縣，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摶土為人民之所，古跡在焉。”是說女媧補天之地在上庸，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竹山縣。在《淮南子•覽冥訓》記載“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復，地不周載，火爤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于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說明女媧時代，洪水肆虐，女媧煉石補天，將“蘆灰”聚攏阻攔、堵截滾滾洪水，保衛家園，保護部落生命財產安全。可以說，女媧是造壩防洪排除水患第一人。《尚書•禹貢》記載了大禹治理漢水的詳情：“大禹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又東為沖浪之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嶓冢為今陜西寧強縣境內的嶓冢山（漢源山），漾水為今之漾家河，滄浪之水即今湖北丹江口至襄陽以西老河口一帶；三澨在襄陽以東不遠的漢水附近。如今，漢水源頭有禹王祠、中部有禹王穴、下游有禹王碑，流域各地都有禹王廟、禹王池、禹王臺、禹跡亭等禹跡；大禹疏導治水的故事廣為傳頌，可見大禹為治理漢水做出的貢獻。［2］女媧、大禹治理漢水創造了沉甸甸的遠古治水文化，也說明早在遠古時期，人們為了生存，就開始變害為利，積極探索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

（二）傳統社會的積淀

《史記•循吏列傳》云：“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邱相進之于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孫叔敖主持興修中國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婁灌區（期思陂），還曾主持修建芍陂，在今湖北江陵一帶也興修過水利。山河堰是漢代在褒河上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宋史•河渠志》載：“山河堰灌溉甚廣，世傳為漢肖何所作”，又名肖何堰。漢代還修筑了湑水河的高堰、楊鎮堰、五門堰等。三國襄陽太守胡烈筑堤防水，老百姓作《胡烈歌》來頌揚他，《襄陽耆舊記》記載：“美哉明后，雋哲惟嶷。陶廣乾坤，周孔是則。我武播揚，威振遐域，譬春之陽，如冬之日。耕者讓畔，百姓豐溢。惟我胡父，恩惠難置”。東晉襄陽太守鄧遐有力拔千鈞、萬夫不當之勇。相傳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常害人。鄧遐仗劍與蛟惡戰，將惡蛟斬截數段，為民除害。五代十國時期，高季昌下令在潛江境內筑堤100余里，稱為高氏堤。《讀史方輿紀要》記載，此堤“起自荊門州綠麻山至潛江縣南沱埠淵，延亙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漢二水，后屢經增筑”。明朝前期，受封禁政策制約，漢江流域山區農田水利建設滯后。成化以后，流民大批涌入，水利工程逐漸增多。據萬歷二十七年《重修六堰記》記載，僅城固一縣就重修六條規模較大的堰渠。嘉靖《陜西通志》卷三十八《水利》記載了南鄭、洋縣、西鄉、安康、漢陰等地修筑堰渠近40余條。清道光八年，鄭敦允任襄陽知府，為方便商船停泊靠岸和貨物裝卸，改土堤為石堤，建成踏步式石砌碼頭。1831年6月，襄陽遭遇水災，近半數石堤坍塌，鄭敦允已調任武昌糧儲道，但決意重回襄陽治理漢水、修繕堤防。如今，在樊城公館門碼頭下面還留有千秋傳頌的“民不能忘”石匾。

（三）近現代社會的發展

解放前，漢江流域漢中地區的水利工程主要用于農田灌溉。其中，1939～1944年修建漢惠渠，用于澆灌沔縣、褒城兩縣8萬畝農田；1939～1942年建成褒惠渠，灌溉干渠以南、褒河以東、漢江以北、城固文川河以西的平原地帶14萬畝農田；1940～1948年修筑湑惠渠，可潤澤農田7萬余畝。漢江中下游，江堤建設是解放前漢江流域治水亮點。江堤、干堤、護城堤、民堤等各種堤壩不勝枚舉。其中最有名的當屬遙堤。民國時期，漢江堤防分干堤（漢堤）、民堤兩種。漢江干堤屬漢江工程局管理，由國家撥付經費建設；漢江民堤由湖北省建設廳管理，經費由地方籌措。1935年，漢江發生特大洪水，漢江堤防潰百余口。10月19日，漢江工程局主持召開各方聯席會議，議決自羅漢寺起，經沙港、董家集、至臼口潘家集止與舊堤相連，重建新堤，由于相對舊漢堤整體向東推移甚遠（最遠處羅漢寺與漢江相隔約12公里），省政府命名“鐘祥遙堤”。鐘祥遙堤從1958年延伸到今沙洋橋頭，總長39．46公里。解放后，漢江流域的水利事業蓬勃發HJSFXYXB18展。為解決洪澇、干旱問題，大興水庫、修筑分洪區，如陜南的紅寺壩水庫、湑惠渠灌區、強家灣水庫、湖北杜家臺分蓄洪區等。1967年，丹江口水利樞紐初期工程完工，又連續建成石泉、安康、石門、黃龍灘、鴨河口等水利工程，較大緩解了漢江防洪壓力。隨著南水北調中線規劃建設，漢江梯級開發規劃方案也躍然紙上，上游水電梯級規劃了黃金峽、石泉、喜河、安康、旬陽、蜀河、白河等七級樞紐，湖北境內自上而下分別建設夾河、孤山、丹江口、王甫洲、新集、崔家營、雅口、碾盤山、興隆九級樞紐工程，這些工程具有防洪、發電、灌溉、航運等效益。最重要的是，配套“南水北調”工程規劃的“引江濟漢”工程已經建成，“引漢濟渭”正在實施，“引江補漢”工程正在規劃，各梯級之間航道治理正在進行。

二、順勢而為的管水文化

法制的產生是人類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結果。水管理制度和水利文獻是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傳統社會的管水演變

奴隸社會，部落之間為水源時有爭端，最后，奴隸主們約定各派一名奴隸守在井邊監管水井，促使各方公平取水，“刑”字由此而來，這也是最早的管水制度。《孟子•告子下》載，周文王伐崇侯虎頒布的討伐令中有“毋填井”的條款，以軍令禁止填塞水井，這是我國最早以文字形式出現的水法規。春秋時，各國修筑堤防時以鄰為壑、危害他國，齊桓公在葵丘會盟，盟約中明確規定“毋曲防”。《管子•度地》對當時堤防維修及水官的職責、獎懲等有較明確的記載。秦漢以來，水利被歷代視為安邦定國的大事，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水利法規和制度建設。秦《田律》中有“春二月，毋敢伐山林及壅堤水”，“十月，為橋，修堤防，利津溢”等。漢武帝時，左內史倪寬制定《水令》，是農田灌溉方面的水利法規。漢元帝時，南陽郡守召信臣在南陽大興水利，制定《均水約束》約束灌區灌溉用水。西晉初年，杜預重修召信臣所修舊渠，曾“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制定類似《均水約束》的規章。唐代誕生了我國第一部比較完善的水利法典《水部式》。宋朝《農田水利約束》是關于農田水利政策的條例，《疏利決害八事》是宋仁宗為解決水利糾紛而頒行的。金代《河防令》是我國第一部較為詳備的防洪法規。明清時期，《漕河禁例》、《漕河夫數》、《漕河水程》等相繼出臺，明代陜西巡撫項忠還制定了嚴苛的《水規》。在管理機構與官職方面，古代多設有司空或類似官吏來管理水利事務。西漢末期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負責水土工程建設，但不是專官。漢唐設有“河堤謁者”，或在中央任職，或在地方主持河工。隋以后，中央政府設六部，工部負責水利建設，同時還設有“將作監”或“都水監”專門負責水利事宜。元代不設水部，農田水利屬大司農負責，而河防由都水監掌管。明清廢都水監，水利建設管理職能劃歸各省，水利行政由工部繼續掌管，工部下設水部，主管官員為水部郎中。漢江流域歷代管理都依賴于地方行政機構，歷代地方行政長官都很重視漢江管理。據文獻記載，唐代神農元年，漢水發難，宰相張柬之自任郡置防御守堤使，到襄州筑堤御水。林則徐任湖廣總督期間，上書《籌辦襄河堤工疏》，極力治理漢江。道光年間，湖廣總督周天爵上奏《查勘漢江情形酌擬辦法疏》，是最早提出以南岸分洪、北岸固堤為主的荊江治洪主張。光緒十四年，湖廣總督裕祿、湖北巡撫奎斌聯名撰寫《會勘吳家改口情形疏》，提出“順其自然之勢而利導之”泄洪之法，并提出“至奸胥刁民斂費病民，攔河筑壩，本已久經查禁，現應當嚴飭該地方各員，隨時查訪嚴禁。如有籍端斂費，擾害鄉民者，即行查辦，按例究辦，以安鄉愚而杜擾害”嚴苛管理辦法。1931年，漢江特大洪災，多處潰堤，漢川南屏灣首當其沖。防設置江漢工程局，專門負責堤防修防事宜。該局下屬第一工務所專管今漢川境內漢江干堤，經費來自“堤工捐”。1934年，《湖北管理各縣民堤辦法草案》規定修堤經費由地方政府按受益田畝、人丁攤派。

（二）漢江流域現代社會的管水概況

建國后，漢江流域管理，順勢而為，采用科學規劃，順勢開發的管理理念，國家調控，鄂豫陜三省聯動，出臺一系列規劃管理制度。國家層面，先后有長江委出臺的《漢江流域規劃報告節要》、《漢江干流綜合規劃任務書》，明確漢江流域水利任務為防洪、灌溉、發電、航運，遠景考慮引漢濟黃、濟淮，并推薦丹江口水利樞紐為漢江綜合利用第一期工程，及國務院批復的《丹江口庫區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規劃（2007一2010）》和印發的《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加強河流治理，漢江生態經濟帶確定為國家戰略。湖北省積極主動出臺系列規劃，加強對漢江流域的治理。1993年10月，長江委完成了《漢江夾河以下干流河段綜合利用規劃報告》，推薦漢江夾河以下干流梯級開發方案為孤山、丹江口、王甫洲、新集、崔家營、雅口、碾盤山、華家灣、興隆九級開發方案。2000年，《湖北省漢江中游區水土保持生態規劃（2001—2010）》出臺。2009年，湖北省南水北調辦公室下發《關于認真開展漢江中下游生態環境治理項目前期工作的通知》。2012年10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出臺《湖北省漢江流域綜合開發總體規劃（2011—2020年）》，全力構建“安瀾”、“暢通”、“富饒”、“綠色”、“和諧”漢江。2015年4月，《湖北漢江生態經濟帶開放開發總體規劃（2014－2025）》印發，為漢江生態經濟帶帶來新一輪發展機遇。2015年11月18日，湖北省《漢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治理規劃》通過審查。2016年5月1日，《湖北省取水許可和水資源費征收管理辦法》開始施行。陜西省就加強對漢江上游的管理和治理也有系列規劃。1990年3月，陜西省人民政府組織審查《漢江上游干流梯級開發規劃報告》。1997年2月，陜西省人民政府下發《關于加快漢江梯級開發帶動陜南經濟發展的決定》，明確黃金峽、石泉、喜河、安康、旬陽、蜀河、白河等七級樞紐開發方案。2006年3月1日，《陜西省漢江丹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開始施行。2012年1月30日，陜西省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漢江流域綜合規劃》。2014年，陜西省出臺《漢江丹江流域水質保護行動方案（2014一2017年）》，推動漢江丹江水源保護區水源涵養和水質保護的生態屏障全面建立。2015年，陜西省水利廳下發《關于加快漢江綜合整治工作的意見》。鄂陜豫三省毗鄰地區地域相通，官方、民間交流合作由來已久。1986年，商洛、安康、南陽、十堰、襄陽等市成立中西部經濟技術協作區，現已舉辦26屆協調委員會會議。2001年，鄂陜豫三省八縣（盧氏、淅川、西峽、商南、丹鳳、山陽、鄖西、鄖縣）治安聯防協作機制建立。2006年，陜西、河南、湖北三省政府和國家發改委、水利部等部門組成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區水資源保護和水污染防治聯席會議”，修編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規劃》，開展了《丹江口庫區水生態調查與評估》、《漢江流域水環境容量變化與生態風險分析研究》、《丹江口水庫健康評估》、《丹江口水庫水源地生態補償機制研究》、《丹江口水庫水質安全保障措施》等研究工作，為水源地水資源保護和水污染防治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2010年4月，南陽、襄陽正式啟動唐白河流域水質監管聯防聯控機制。2011年3月，豫鄂邊界地區召開森林資源保護管理聯動機制座談會。2013年12月，鄂陜豫三省四市森林公安局簽署《環丹江口庫區森林公安機關警務協作協議》，聯手保護丹江水庫周邊及干渠沿線森林生態資源。2015年11月，學院、湖北文理學院、湖北醫藥學院、荊楚理工學院、南陽理工學院、南陽師范學院、商洛學院、陜西理工學院、漢江師范學院等11所漢江流域高校發起組建漢江流域大學聯盟，深層次拓展了聯動研究流域管理治理空間。目前，漢江生態經濟帶綠色發展已列為三省重點合作領域。2016年4月，湖北、河南兩省簽訂《鄂豫戰略合作協議》，圍繞漢江“環保治污、生態建設、綠色發展”等，共同推進漢江生態經濟帶建設。5月，湖北、陜西兩省簽訂《鄂陜戰略合作協議》，共商合作共建漢江生態經濟帶，提出“重點推進南水北調上游區及漢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與生態保護”。

（三）漢江流域專門管水機構的產生

湖北省漢江河道管理局是省水利廳直屬的正處級純公益性事業單位，是漢江流域專門水利管理機構，于1995年由原荊州地區漢江修防處和東荊河修防處合并而成，后加掛“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漢江防汛辦公室。”2000年，漢江局掛牌“湖北省杜家臺分蓄洪區建設管理局”，承擔著漢江、東荊河共793KM的河道堤防的防洪搶險及日常維護任務，保護著沿江兩岸9個市、縣1800萬人口、1860萬畝耕地及各類工礦企業、交通樞紐等重要設施的防洪安全。下設8個堤防管理分局、4個涵閘管理分局以及5個局直屬單位、三個分蓄洪管理局等，局機關內設10個科室。2014年，整理編撰《漢江堤防管理志》；2015年，編撰了《漢江堤防志》，兩部文獻系統梳理了漢江流域古今治水管水歷程，尤其是水利工程建設，是深入研究漢水水文化的重要經典文獻。

三、持續發展的用水文化

人類生存發展離不開水，水是人類生存和發展不可替代的資源，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漢水流域的用水文化主要體現在親愛敬畏的尚水文化與開拓航運的興水文化兩方面。

（一）親愛敬畏的尚水文化

道家道教思想起于漢水興于漢水，道家經典《道德經》就充分展示了道家親愛敬畏的尚水思想。《道德經》用水的特性作比喻，讓人們體悟“道”的真義。如《道德經》第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第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老子準確的概況出水隨物賦形“柔”的特性和水滴石穿“堅”的作用，同時挖掘出水“謙”的品格，并點明水是生命之源［3］。漢江流域的尚水文化，在道教宗教活動中有精彩演繹。一是誦經。道士們每天清晨必誦《老子五千文》，體會“上善若水”的“道”之德。二是供養。用水盂供水于神像面前。三是齋醮道場。沐浴更衣，法水壇場，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四是內丹修煉。以符水為百姓除疾治病。道教尚水文化，深刻影響著全流域人們，在日常生活和習俗中，對水充滿了無限的親愛和敬畏。

（二）開拓航運的興水文化

漢江流域交通航運自古發達。據《華陽國志》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商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巴蜀之師即生活在漢水流域的巴人、庸人，他們乘舟順漢江東下，協助武王伐紂，可見當時已有戰船，航運基本完善。又據《史記》記載，昭王南征渡漢江，被南人在船只上做了手腳而溺死江中。足見當時征戰中，船只是重要戰爭武器，漢江航運可見一斑。戰國時期，《戰國策•燕策》載：“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至五渚”。《史記•張儀列傳》記載：“秦西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而下，至楚三千里，航船載卒”。說明漢水航道在秦楚爭戰中至關重要。《史記》記載：“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云夢之野；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侈”。是說長江、漢水是荊楚水路的支柱。公元前205年，劉邦欲“悉發關中兵，南浮江漢以下”，討伐項羽，可見漢水是重要的軍事通道。五代時期，后蜀為攻打洛陽，先攻打金州，奪取大批戰船及水寨。唐安史之亂爆發后，叛軍切斷黃河漕運，江南貢賦只能通過漢江運往關中，唐王朝得以維持，時間長達8年。宋代至明初，戰火不斷，盜賊四起，來往商船多被劫持，后又受“山禁”政策影響，漢江中上游航運日益衰落。明代后期，安康、漢中一帶航道逐漸興起。清代大移民，漢江航運又漸興旺。步入現代，由于航空、鐵路、高速公路飛速發展，漢江航運受到極大影響。隨著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建成，漢江中下游水量銳減，漢江上游通行條件也發生了變化，根據漢江干流梯級開發規劃方案，湖北、陜西兩省正在進行漢江干流航道整治工作，漢江成為“黃金水道”指日可待。當前，漢江這條人類的母親河正面臨水資源短缺、水污染嚴重、河道無序采砂、“九龍”管水等嚴峻問題，尚沒有建立全流域管理機構，具有代表性的美國田納西河流域、澳大利亞墨累－達令河流域和英國泰晤士河流域等管理模式的成功經驗也未有效地應用于漢江管理。如何讓漢江水清澈北調、碧水長流，讓沿江百姓享受碧水藍天、安居樂業，加強水文化建設、推進漢江生態經濟帶發展、推動漢江流域生態文明建設已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話題。籍于此，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探索漢江水文化，研判漢江治水、管水和用水歷史與現實，顯得迫切而又必要。

作者:何道明 趙盛國 單位:漢江師范學院

［參考文獻］

［1］馮廣宏．何謂水文化［EB／OL］．中國水文化網，2001．

［2］潘世東．漢水文化論綱［M］．武漢：湖北人們出版社，2008．

［3］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