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對外投資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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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業對外投資對比的源起

（一）國際投資發展的分化。二戰之后，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愈發明顯，對外投資在該趨勢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特別是發達國家。在此背景下，金融業投資的發展在跨國公司及國家間的投資中開始占據重要的位置。在資本以及技術方面，發達國家占據絕對優勢，且擁有先進的管理水平和金融創新能力，特別是在資本密集型投資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也正因如此，發達國家在金融對外投資領域中占據的主導地位使得國際金融投資領域出現兩極分化：發達國家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發展中國家只在傳統工業以及半成品的直接投資方面占據一定的投資份額，在金融業對外投資方面則處于起步發展階段。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所創企業比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所創企業在經營方面更具有靈活性，前者注重產品的變化和適應性，后者注重產品的標準化①。由于發達國家的進步具有單向線性，發展中國家始終在追趕發達國家，這在國際對外直接投資中表現得更為明顯。（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發展歷史。一般來說，單位時間內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大于吸收外資進入總量，這與其金融的發達以及資本的充足有關，發達國家的國際競爭優勢也在此得以體現。發展中國家則致力于吸收外資，但其吸收的國外投資額一般小于自身對外投資額，這也充分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迅速上升的發展態勢。在20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大部分都集中在發達國家內部之間，即約占全球2/3的投資額在發達國家之間完成，剩下的由發達國家投向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則主要指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投資額度很小；而且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中，也多選擇經濟發展模式與本國相似且當下風險較小或具有援助性質的國家或地區。從表1不難發現，當發展中國家通過改革將金融自由賦予市場時，并不能必然出現良好的金融秩序，而其所倚重的外國投資者也不是總能扮演穩定金融局面的角色。金融開放與自由本身是不應該被批判的，只是其開放的程度應當與本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金融開放程度應當在宏觀上始終為本國的經濟發展服務，在微觀上必須處理好與外資之間的關系。這給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資本開發提出了重大難題。從我國對非洲直接投資流量以及比重可以發現，金融投資目標國的金融環境對投資國及其企業來講，可以直接決定其投資的意愿。非洲金融的發展程度難以讓有投資意愿的國家將其作為投資目標國（見圖1）。對于同時處于改革和開放雙重背景下的中國而言，金融業的開放進程需要在金融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進行綜合權衡，而金融業的“開放發展”本就具有內生的矛盾與特殊性，正是這些矛盾與特殊性決定了通過適當的外部控制力量（如國家金融控制）促進金融業平穩發展的重要性、原則性和方向性③。

二、金融業對外投資要素對比

（一）金融業對外投資目標國選擇。目標國的選擇具有多重因素的考量。金融業對外投資目標國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投資政治化”的問題。由圖1可知，以我國為例，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亞洲占據主導地位，其次為拉丁美洲，且保持上升趨勢。從中可以看出，我國直接投資的重心仍然集中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且可以預測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將保持不變。相比之下，我國對外投資流量在歐洲、北美洲、大洋洲較少，發達國家也主要集中在這幾個洲。從對外投資流量及其增量基本可以確定，我國對發達國家的金融業投資呈現出一定程度的不穩定性，且流量較少。這一方面說明我國金融體系發展程度落后于發達國家，金融業還未形成良性穩定發展的勢頭，金融投資很難以比較穩定的方式進入發達國家；另一方面也從側面說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金融業發展普遍落后，無法滿足和承接外來的金融投資要求。總體上，金融業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在遵循一般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基礎上，更加重視投資目標國經濟發展的指標，如GDP總量、金融業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經濟發展指標的優勢可以直接誘導外國金融投資的進入，因為其市場機會以及金融業依賴度降低了原有的市場風險。此外還有其他因素，如金融設施是否完備、同業市場情況、教育狀況、技術研發等，這些因素可以使投資國從國際金融投資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中獲得正的外部性收益④。（二）對外開放空間與投資主動性。對于接受國來說，不是引進外資越多越好，關鍵在于如何正確對待及善于引進外資和技術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對外開放的空間和領域反映了國家對外國資本的基本態度。國際資金的流動及資本輸出，都具有雙重性，是在一定生產關系的條件下實現的，并貫穿著國家關系和階級關系⑤。該問題在近代表現得尤為突出，國際投資一度成為帝國主義控制東道國經濟命脈的手段。在現代國際經濟秩序中，各國在對待外資的態度方面都會緊密結合本國經濟的需要和發展定位。相比其他因素，投資主動性更能體現一國的經濟和投資政策。發達國家企業金融業投資多受東道國各種因素影響，而發展中國家投資企業則受本國因素影響。這是由于，發達國家金融對外投資具有更明確的目標和選擇性，面對眾多的可投資區域和行業，必然綜合考慮市場、成本等諸多因素再進行選擇。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行為方式，其金融業對外投資表現出明顯受本國政策的支持和推動，即國內的政策和經濟因素是決定其對外投資的主要因素。在目標國選擇上，發展中國家表現為對基本環境的追求，如強調政治穩定性、對市場惡性因素的規避等。這兩種動機也使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投資選擇之初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投資效果。（三）投資動機分析。投資動機的比較研究既可以為比較研究明確類型化的標準，也可以將其作為一個重要的指標深入研究金融業投資的微觀層面。在確定投資動機與金融業對外投資的關系時，應重點關注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其影響程度。1.在因果關系方面，金融業對外投資在本國內生發展需要是投資動機的起源，其決定了對外投資的基本格局。海外金融市場的變動僅僅起誘導與刺激作用。2.在影響程度方面，發達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較為集中，發展中國家的動機則較為多樣。發達國家企業對外投資行為基本上適用西方古典經濟學原理進行解釋，其動機大多是橫向類型與縱向類型以及兩種類型的結合。且在很大程度上，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與金融業對外投資基本是等同的，大量的實證和統計數據也指向這一事實，此處不再展開論述。發展中國家金融業投資的動機具有多樣性，其對外投資也不能與金融業對外投資等同，而且二者的區別較明顯。發展中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動機的多樣性主要表現為其考慮的因素眾多，如技術的引進、對自身不利規則的規避與抗爭、對市場不完備性的克服、消解競爭壓力等眾多因素。這也是處于成長期的金融投資所必須面臨的問題。總體而言，金融業對外投資的動機存在多重復雜性，加之當代國際金融流動的多元化，這種復雜性更加明顯。以跨國公司為例，有研究證明，跨國公司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時存在多種動機共存的現象⑥。從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角度出發，這種動機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具體的影響取決于投資國對本國經濟發展形勢的把握程度。（四）投資優勢對比。局部規模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某個行業里形成大規模的生產所形成的優勢⑦。這種優勢的形成往往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占有勞動力或集中研發的優勢，從而在金融業對外投資領域進行充分利用，并以此為依托加以發展。發達國家的競爭優勢并不能輻射到所有產業中，在一些技術上比較穩定或生產模式趨于定型化的產業，或是在發達國家企業逐漸退出的“夕陽產業”中，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有可能具有規模的優勢，它們可以憑借這種優勢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面對發達國家雄厚的金融實力以及海外市場的控制力優勢，發展中國家欲將金融投資目標國選擇到發達國家，投資方式一定要考慮到產品或服務在發達國家的受歡迎程度或市場接受度。這其中要考慮到發達國家對產品貿易可能的反制措施，如反傾銷調查等。由于發達國家市場規模一般較大，直接以產品出口方式由于成本優勢則極有可能迅速占據一定份額，受國際貿易規則以及目標國保護本國產業政策的影響，此時發展中國家往往會受到反傾銷調查。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依靠低端產品成本優勢并不是長久之計，因為這種“夕陽產業”的存在對本國產業的影響未必是良性的。而以金融方式進行的經濟活動有效地降低或避免了直接市場行為對目標國市場與產業的沖擊，故金融業投資便成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進行利益共享相對理想的方式。

三、國內外經濟環境與政策的對比分析

針對金融業的對外投資，國內政策制定基于兩個方面的考量：一是國內經濟發展形勢以及國家對經濟發展方式的定位，二是在國內政策確定的金融對外投資的空間內對目標國的選擇。（一）發展中國家國內政策分析——以中國為例。對于外資的規制表現為東道國政策和法律并存。政策具有很大的可變性和可選擇性，主要針對國外金融業投資的具體事項進行規定，如負面清單、政治風險保證、投資環境要素等。相比政策，各國外資方面的立法具有穩定性，國外投資者一般是基于對東道國立法的了解做出投資選擇。外資立法，各國具體規定固不相同，但概括起來主要內容有關于外國投資的保護、對政治風險的擔保、依法保護經營的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以及依法給予各種優惠措施等。中國在金融業對外投資方面的政策制定以及數據統計可以說明國內政策在對外投資方面的作用，這與發達國家主要依靠法律規制相比，在相對穩定性與流量、存量以及收益率之間存在明顯差距。以國家或經濟體作為金融對外投資的比較因子，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或發達經濟體投資較少。以中國為例，2015年中國金融業對外投資的流量及其存量表現一般，對美國投資流量甚至出現負值。但中國金融業對外投資存量大于流量，這說明我國對發達國家金融業投資存在一定的空間和基礎（見圖2）。我國作為典型的具有良好發展勢頭的發展中國家，在2015年對全球較大的發達國家或經濟體的金融投資存量比重皆高于流量比重，特別是對美國和歐盟；對澳大利亞與俄羅斯的存量比重低于流量比重，這也顯示出對發達國家和主要經濟體的金融業投資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如金融環境、產業結構等。與此形成相對鮮明對照的是，對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東盟的金融業投資中，流量比重與存量比重較為接近，這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業投資的收益與回報的有限性。前文所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主要集中在亞洲。圖3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變動統計中，可看出各洲的變化懸殊，增量與減量均有較大的波動，表現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大的變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波動較大，但是其總量增速為18.3%，仍然為上漲。我國對外投資在巨大波動的情況下出現的總體上漲也說明了投資的主動性與可選擇性的增強，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以及金融實力的增強，對外投資在國際經濟形勢與政策的不斷變化中，仍然能夠尋找到投資流量的增長點。這也說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中國金融業對外投資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具有發展的持久動力。從表2中可以看出，2014—2015年，我國的金融業內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遠高于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特征；金融業固定資產投資與國內貸款均維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且固定資產投資自籌資金較高，與固定資產投資國內貸款一樣，與上年相比呈現下降趨勢；固定資產投資利用外資則呈現上漲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我國在利用外資方面目前采取較為開放的政策。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仍然較低，這與我國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及金融實力有很大的相關性。我國金融業投資大量集中于中央與地方項目也說明了金融投資在國內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從我國的發展表現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的發展必須首先基于本國金融業固定資產的發展情況，再輔之以相對寬松的政策以及東道國穩定的投資環境。當然，這一過程將是漫長而曲折的，面對發達國家的絕對金融優勢，必然有許多難題需要克服，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二）發達國家對外資的政策分析。金融業對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家內部的經濟狀況相聯系，發達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增長方式等原因導致其周期性經濟危機以及眾多社會問題的出現，如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問題，這些內部經濟問題從根本上影響著發達國家金融業對外投資。一些發達國家對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采取相對保守的方針，因為對外投資有可能影響到本國商品的出口，也會使得國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打入本國內部，這可能會對本國企業的競爭力甚至是生存產生威脅，從而加劇本國社會問題。采用這種政策的發達國家一般是經濟與市場規模較小、以外向經濟為主要發展特征的經濟體，體量巨大的發達經濟體則較少采用此種方式。以美國為例，美國資本在海外市場的擴張對本國經濟實力及全球經濟霸主地位起到了強大的支持作用美國海外控股公司在歐洲和拉美的利潤再投資占全球的3/4，股權投資主要集中在盧森堡、丹麥和德國⑧。美國強大的企業是其進行國際金融投資的強大后盾，以此為支撐，其產生的豐厚的收益則更將美國對外投資的模式推向極致。此外，美國的跨國公司也使得其海外投資獲得的國際利益范圍更加廣泛，在美國對外投資政策中，對跨國公司擴張的支持也成為其政策選擇的重要基石。總體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比例關系總體趨勢是趨于平衡，即對外直接投資額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趨于相等。國家在制定金融投資政策時，吸收國外的直接投資流量基本決定了其對外投資的基礎。所以，金融業對外投資的發展既離不開對外投資的總量，更離不開國內吸收的國外投資。國家政策的制定總在二者之間的動態調適與平衡中進行取舍。

四、國際金融業投資的發展趨勢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金融業開放程度及金融業、貿易往來對本國發展的貢獻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發展中國家由于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咬合力不夠，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回饋有限，這使得發展中國家對待外資與金融對外投資皆持謹慎態度。發達國家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相互促進作用較為明顯，這為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金融擴張提供了強大的支撐力。發展中國家由于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貢獻有限，故金融政策的開放性程度更高時，將增加國內經濟的風險，資本的流動性加快，資本容易脫離實體經濟而變成逐利的工具，資本變成國內金融市場動蕩的潛在風險。以中國為例，1999—2009年間，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的經營性凈收益率為15%，加上資產升值和人民幣升值因素，實際收益率為18%；同期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實際收益率僅為2.3%（潘英麗，2010）。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對外投資收益上差距較大，且二者之間進行相互投資時，其收益差距更加懸殊。發達國家在金融對外投資方面已經形成一套相對成熟且能與國內經濟發展進行良性互動的投資體系。發展中國家一方面面臨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壓力以及劣勢地位，另一方面還要不斷探索自身金融業對外投資的發展空間及其與國內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這種局面構成了國際金融業對外投資領域的主要發展脈絡。在正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歷史階段的基礎上，二者之間的金融對外投資差異基本符合當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體現了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對外投資的基本現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差異的同時，在金融業對外投資中也存在互補與共贏的可能。在未來的發展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將仍然存在，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快速發展以及國際經濟發展局勢的帶動、國際投資與貿易秩序的逐漸完善，金融業對外投資也會逐漸走向成熟化。

作者:沈勇濤 吳俊培 單位: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