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族主義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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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族主義的價值視而不見

在美國，民族主義是一個骯臟的字眼，人們公開鄙棄之，認為民族主義與舊世界的狹隘和自視優越相關。但是，這些懷疑美國民族主義觀念的人士樂意承認，美國人總體而言是非常愛國的。當要求他們解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區別時，這些懷疑論者也許會不情愿地承認二者之間區別細微，并無實質性差別。政治學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證明二者之間的巨大差別，他們將愛國主義等同于對國家的忠誠，而將民族主義定義為種族—民族優越感的情緒。實際上，就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心理及行為表現而言，二者之間難以區分，它們對政策的影響亦然如此。

民意測驗組織的定期調查顯示，在西方民主國家中，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強烈。芝加哥大學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義攻擊之前，90%接受民意測驗的美國人同意這樣的說法：“我更愿意成為美國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國家的一員。”38%的人支持這樣的觀點：“如果其他國家的人民更像美國人，則世界更加美好。”(“9·11”恐怖襲擊之后，同意以上觀點的人分別上升為97%和49%。)美國密歇根大學世界價值觀調查項目(TheWorldValuesSurvey)的測驗結果與此相近，70%以上的被調查者宣稱他們對自己作為美國人“非常自豪”。與此相對照，在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包括法國、意大利、丹麥、英國和荷蘭，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調查者對他們的國籍“非常自豪”(參看下表)。

民族自豪感(對自己國籍“非常自豪”的民眾比例)

國家1990年1999—2000年

英國5349

丹麥4248

埃及未調查81①

法國3540

墨西哥5680

荷蘭2320

菲律賓未調查85①

波蘭6871

美國7572

越南未調查78①

①2001年調查數據。

資料來源：世界價值觀調查公司。

美國人不僅對自己的價值觀非常自豪，而且認為這些價值觀是普世性的。根據皮歐全球態度調查公司(ThePewGlobalAttitudes)的調查結果，79%接受民意調查的美國人同意“美國觀念和習俗在全球推廣是有益的”；70%的人說他們“喜愛美國的民主觀念”。即使在作為自由主義和民主另一個堡壘的西歐，這些觀點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歐公司發現，在西歐國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測驗的人贊同美國觀念和習俗的傳播，不到50%的人喜愛美國的民主觀念。

美國人所秉持的美國政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優越的信念在其社會、文化和政治實踐中展現無遺，幾乎不可能忽略它們：學校每天舉行的愛國宣誓(ThePledgeofAllegiance)儀式，運動賽事之前通常要奏國歌，無處不在的美國國旗等。與其他國家一樣，民族主義情緒不可避免地滲透到美國政治之中。候選人利用焚燒國旗、國家安全等高度敏感的話題來攻擊對手沒有愛國之心。

為什么這樣高度民族主義化的社會一貫自視為沒有民族主義?這一悖論的根源在于保持美國民族主義長盛不衰的勢力。科技成就、軍事力量、經濟財富和無可匹敵的全球政治影響力無疑將造就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導致美國民族主義真正與眾不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其諸多表現方式非常自然，不著人為痕跡。

美國民族主義最強大的源泉之一是公民自愿，普通民眾愿意通過個人主動或公民團體提供公共物品。自19世紀早期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以降，外國觀察家無不驚詫于美國活力的淵源。托克維爾指出，“年齡不等、身份不同、性格各異的所有美國人都組成團體”，他稱許美國人依靠自身力量而非政府來解決社會問題。

推動美國社會生活發展的基層活動同樣使得美國民族主義充滿活力、引人向往，因為絕大多數確保美國民族主義長盛不衰的制度和活動是民間的，而非政治性的；各種儀式是自愿參加的，而非強制推行的；這些價值觀被民眾欣然接受，其中并無人為灌輸。在世界其他地方，政府在促進民族主義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其民族主義常常是精英階層進行政治操縱的產物，因此必然存在人為性質。但在美國，盡管政治家個人常常試圖利用民族主義獲得政治收益，但政府的不介入引人注目。例如，美國聯邦法律并未規定在公立學校背誦愛國誓詞，或要求在賽事之前唱國歌，或強迫在個人所有的建筑物上懸掛國旗。

愛國誓詞的歷史對美國獨特的民族主義形式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詮釋。浸禮會牧師弗朗西絲·貝拉米(FrancisBellamy)在1892年撰寫了誓詞初稿，美國三大公民團體(國家教育協會、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美國革命之女”)創立、改進和推廣了背誦愛國誓詞的儀式。后來，聯邦政府參與進來。但直到1942年，國會才正式宣布贊同愛國誓詞；直到1954年，在宗教組織哥倫布騎士會(TheKnightsofColumbus)(注：美國天主教徒1882年建立的國際互助慈善團體——譯者注。)的壓力之下，國會才對誓詞文字進行修改，加上了“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字樣。

實際上，利用政府權力強行促進民族主義制度化的任何企圖都會遭到強烈的抵制，因為民眾普遍懷疑政府會侵犯美國個人的自由權利。20世紀30年代，一些學校的董事會試圖使愛國誓詞儀式變成義務性的，耶和華見證會(TheJehovahsWitness)對此發動挑戰，并訴諸法律。該宗教團體認為，愛國誓詞迫使孩子們崇拜偽神。此后八年間，禁止焚燒國旗修正案在美國國會兩次遭到否決。

在美國，促進民族主義是私人事業。在其他社會特別是那些威權主義政權執政的國家里，政府調配各種資源，從政府控制的媒體到警察、到“愛國價值觀”的宣傳。在慶祝國慶節時，這些國家的政府會特地組織大型的閱兵典禮，展示其精銳部隊和最新式武器裝備。(據稱，1999年北京舉行盛大閱兵式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花費數億美元之巨。)然而，盡管美國擁有令人生畏的高科技武器，但這種政府主辦的、縱欲式的民族主義表現在美國的獨立日慶祝中是不可能出現的。當然，美國人也在7月4日舉行慶祝游行和觀看煙火，但這些活動大多是公民團體組織的，當地的工商團體提供了部分經費。

此中包含著美國民族主義生命力與持久性的根源：對普通大眾而言，公民自愿的主導作用——而非政府強制——使得民族主義情緒更加純真、富有吸引力與合法性。美國民族主義的表現如此尋常，不著斧鑿痕跡，除非外人甚至難以覺察。

政治信條

美國民族主義隱身于平淡無奇之中。但即使美國人意識到民族主義的存在，他們也并不視之為民族主義。這是因為，美國的民族主義與其國外姻親不同宗不同種，并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其一，美國民族主義基于政治理想，而非文化或種族優越感。這一概念非常適合仍然自視為文化和種族大熔爐(MeltingPot)的美國社會。正如喬治·W·布什總統在去年7月4日演講中指出的，“沒有美國種族，只有美國信念”。在美國人看來，這一政治信念的至高無上是不證自明的。

美國政治制度、政治理想與其實踐成就相結合，使美國人堅信他們的價值觀應該是普世性的。反之，當美國人受到威脅時，他們將對自身的攻擊首先視為對其價值觀的攻擊，美國精英與民眾對“9·11”恐怖主義襲擊的詮釋可謂明證，絕大多數美國人理解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即這些襲擊體現了對美國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攻擊。

其次，美國民族主義是勝利訴求的，而非悲情訴求的。在絕大多數國家里，昔日外來強權造成的悲痛刺激著民族主義情緒。在印度、埃及等曾經遭受殖民統治的國家里，民族主義最為強烈。但是，美國的民族主義與這種遭受侵害的民族主義截然相反。美國的民族主義源自開國以來戰爭與和平中的諸多勝利；而一系列民族屈辱和慘敗構織著遭受侵害的民族主義。勝利訴求的民族主義者慶祝他們的積極成就，對悲情訴求的民族主義者的哀鳴甚少同情。

最后，美國民族主義向前看，而大多數國家的民族主義恰恰相反。那些堅信美國價值觀和制度優越感的人士并不停留在歷史榮耀之上(盡管這些榮耀構成了美國民族特性的核心)。相反，他們向前看，認為本土和外國的未來都會更加美好。這種動力使得美國民族主義充盈著傳教士精神和短暫的集體記憶。這種向前看和普世性的觀點與其他國家種族—民族主義的向后看、排他性的觀點發生沖突勢在必然。在中東地區，十字軍東征(TheCrusades)以來西方軍事入侵的記憶縈繞不去，它們對美國“解放”伊拉克人民計劃的懷疑是情不自禁的。就中國而言，而中國政府和人民將臺灣視為脫離的省份，美國支持臺灣自然是雙邊關系中最有爭議的問題。長期以來，失去臺灣——不管是1895年日本的割占還是1949年國民黨的盤踞——被視為民族贏弱和屈辱的標志。

美國民族主義的獨特之處解釋了，為什么世界上最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國家之一在應對海外民族主義時如此笨拙。美國民族主義第二個悖論的最佳例證是越南戰爭。美國普世性政治價值觀(越南戰爭時期的反共主義)、美國實力的必勝信仰與短暫的民族記憶相結合，導致美國制定了與越南人的民族主義相沖突的災難性政策。抵抗外國(中國和法國)統治界定了越南人民的民族經歷，他們壓倒一切的目標是獨立和統一，而不是在東南亞推行共產主義。

不同民族主義的沖突

美國其他國家

基于普世理想(民主、法治、基于種族特性、宗教、語言和地理

自由市場)和制度(分權)

普通民眾自愿的產物；民眾政府精英培育，國家機構(警察、軍

欣然接受價值觀和儀式，沒隊、國有媒體)推動

有人為強制灌輸

勝利訴求的，源自戰爭與悲情訴求的，源自一系列民族屈辱和

和平中的勝利慘敗

向前看，短暫的集團記憶向后看，停留在昔日榮耀和歷史

和傳教士精神積怨之上

在與幾個高度民族主義的國家打交道時，美國很少關注民族主義在確保這些敵對國家政權、賦予其合法地位方面的作用。美國對待這些國家的政策或者漠視其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如菲律賓和墨西哥)，或者一貫堅持美國民族主義的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偏見，夸大競爭對手(如中國和古巴)所倡導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對抗性。埃及前總統納賽爾秉持后殖民地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拒絕與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或蘇聯陣營建立戰略聯盟，華盛頓官員對此困惑不解，他們無法想象在反對共產主義擴張的斗爭中一個國家可以保持中立。這種心態在當今的回響，就是美國在反恐戰爭中“或者與我們一起或者反對我們”的最后通牒。

美國仍然不能有效地應對海外民族主義，導致了如下三個直接后果：第一也是較次要的是，美國的麻木不仁在外國政府及其人民之間引起了強烈的怨恨情緒；第二顯然也是最嚴重的，這種麻木不仁的政策產生了事與愿違的惡果，當美國力圖削弱外國敵對政權時尤其如此。畢竟，民族主義是堪與民主自由主義力量抗衡的少數原始思想之一。以當前富有戲劇性的朝鮮半島核危機為例，南韓年輕一代的民族主義情緒勃興，他們把制造麻煩的北方鄰居視為親戚而非惡魔，這是華盛頓在應對平壤邊緣政策時未曾考慮在內的。與以前事例類似，在這些情況下，美國的政策往往與盟國人民的看法相去甚遠，且導致事與愿違的后果，即推動盟國人民支持美國所反對的政權。最后，鑒于民族主義推動著美國的政策，其他國家必然認為美國的海外行為是偽善的。當美國以捍衛本國主權為名削弱全球制度(如《京都議定書》、國際刑事法庭和《全面禁試條約》等)時，這種偽善尤為突出。美國拒絕多邊協議也許在國內得分，但在外國人看來，美國人普世辭令、其信奉的理想與美國看來決心在海外追求狹隘國家利益的行徑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長此以往，這種行為必將侵蝕美國的國際信譽與合法性。

如果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在地理位置和距離上不是這樣隔離，關于民族主義的觀點沖突也許不會這樣嚴重。實際上，地理隔離并未削弱美國人政治理想普世性的信念。美國建立在如下原則之上：即所有人民(并非僅僅美國人)被賦予“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種信念薪火相傳，從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世界建立在四大自由之上的觀點到喬治·W·布什的“人類尊嚴不可商榷的需求”。

但是，美國的相對孤立必然導致對其他國家理解不夠，在美國人與其他國家人民之間造就了巨大的交流障礙。皮歐全球態度項目最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過去5年間，只有22%的美國人到過其他國家，與此相對照，66%的加拿大人、73%的英國人、60%的法國人、77%的德國人到過他國。與外國缺乏直接交往并未被信息革命所抵消。2001年“9·11事件”之前的幾年間，只有30%的美國人聲稱“對其他國家的消息非常感興趣”。即使“9·11”恐怖襲擊之后，一般美國人并未保持對國際事務的強烈興趣。根據皮歐研究中心(ThePewResearchCenter)2000年初的民意調查，只有約26%接受調查的美國人說他們“密切關注”國外消息，45%的美國人說國際事件對他們并無影響。

政治理想主義、民族自豪感與相對褊狹相結合造就了美國民族主義，海外對此的感觸頗為復雜。許多人羨慕美國的理想主義、普世主義和樂觀主義，承認美國的實力和領導地位對世界的和平、繁榮不可或缺。其他人則抵制美國的民族主義，認為它不過是恃強凌弱、偽善和誤入歧途的表現。在一般情況下，國際社會的這種矛盾態度帶來的不過是茶余飯后的談資。然而，當美國民族主義驅動其外交政策之時，它引致了廣泛的反美主義。在這種狀況下，美國民族主義的自相矛盾和內在張力、它對美國海外合法性造成的傷害就變得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