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建設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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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方面的特征做一歸納，所能想到的一句話仍然是“摸著石頭過河”，即在實踐中尋找實踐的方案，在過程中探尋過程的舉措。但是，“摸著石頭過河”并非沒有先期預設，相反，與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改革不同，30年來，改革主導者對于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從一開始便是有所設定的，這種設定在1980年代被鄧小平概括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且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黨在新時期基本路線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說，無論改革的具體技術有何創新，均需要以服務和彰顯上述原則和路線為目的。由此，我們便得以理解1980年代中國民主政治所曾經歷的過程與結果。這些過程和結果經由1990年代以來的歷史再型塑，最終形成了與傳統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與文化有所不同的新特點。依據現代政治學有關政治權力配置、政治社會化、國家與社會關系及基本社會結構的分層等操作化標準，這些特點最為顯著地表現在以下方面。

在政治權力的配置上，實現了從集權政治到權威政治的轉化。隨著改革深化，為政者放棄了對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超強控制，讓經濟與社會領域獲得開放和自由；同時，社會管理不再依靠政治運動，而是以法治為歸依。執政黨在掌握政治權力的同時，也適度對其他派開放資源，形成以中國共產黨為執政黨、以各個派為參政黨的權力配置格局。

執政黨愈益重視經驗化的社會目標。其自身在這一過程中也實現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換。相應，政治意識形態的傳輸和調控更為柔性，其運作、調適和整合其他思想和理論資源的空間也空前擴大。而全部政治價值的社會化均服務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強國富民這一核心目標。

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實現了從全能政治社會到非政治化社會的轉變。在經濟、社會和文化諸領域，政治權力收縮，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在其中的本體作用得以恢復。在社會管理方面，“全能政治”特征消退，經濟和社會的獨立地位確立，公民個人在經濟、社會和法律上的獨立和主體地位得到承認，社會和個人的利益空間得到認可，整個社會的管理和運作從講究革命化和理想化轉變為愈益法治化、專業化和市場化。

在社會結構的縱向分層上，以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多元疊加的標準取代政治一元化標準，擴大了社會精英的范圍。改革開放前，單一的政治化分層標準與黨政官員對社會資源的實際壟斷相輔相成，使整個社會呈現出強烈的單一縱向等級化特征。在這種分層中，在理論上雖然可以將工人、農民和黨政干部均視作社會精英，但實際上的精英集團仍然只局限于黨政干部階層（政治運動的高潮時期除外），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均構成社會大眾的主體。而在政治上遭受歧見者，如新社會眼中的剝削階級殘余、與舊政權有關的人員、他們的子女，以及一切被認為與舊政治有關聯的知識分子則被打入另冊，實際上淪為社會底層。經過改革開放，淡化政治因素，社會分層標準中又添加了經濟和文化等更加多元的因素，新興工商階層產生，技術和人文知識分子的地位也得到提高，從而在整體上擴大了社會精英的范疇和規模。與此相對應，工人和農民成為名副其實的社會大眾。而一切在改革開放中利益增加最少者，則成為新的社會弱勢。這樣，自1949年以后，中國整體的社會結構又一次發生巨變，新社會結構與較革命傳統更為悠長的中國和世界歷史的經驗和未來預期更為融合。

對于上述變化，學界有人以逐漸回復到后革命狀態下的常態社會來表述，有人則稱之為全能政治退出后權威型政治社會的形成，其所表述的基本特征即為經濟、社會和文化日益開放背景下的政治權威主導。這些表述雖然與我們習以為常的意識形態話語不同，但若從一種去價值的操作化角度看，還是頗有幾分貼近。

形成如此政治發展模式的原因，當然與改革開放以來始終占據支配地位的政治權力的主導有關，但它同時也是這種主導與改革事件/過程中的其他社會力量反復博弈的結果。正是這些或隱性或顯性的博弈，使結局未必與主導者的設定和預期完全一致，而成為多種設定和預期在復雜歷史時空中相互整合與疊加的結果。但不能否認的是，改革主導力量權威性的政治掌控以及他們在改革過程中對諸多外來思想和新理念的改造性吸收，仍然是形成新格局的基礎。在這些思想和理念中，也許亨廷頓有關發展中國家法治和秩序重于自由的思想，以及借鑒外部經驗卻主要產生于本土的新權威主義（包括稍后的新保守主義）關于政治和經濟關系的種種設計，尤其值得一提。也就是說，主流政治意識形態雖然在與時俱進中保持了自己傳承性的表述風格，但人們卻又都可以在這些表述以及變化后的政治社會特征中找到與上述理論的若干暗合之處。而之所以強調是改造性吸收，則是說為政者可能更愿意選擇這些理論的功用性因素，而減少其價值內核，以達成既適應經濟自由和社會開放，又穩固政治權威結構及其符號的目的。

由此，我們看到，1990年代以來逐漸成型的中國政治發展的新模式便承擔起了其在中國社會大轉型中的歷史與現實功能，即在高度強調政治穩定的前提下穩固政治權力配置格局，由政治權威來主導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不過，這一模式的成功運作尚需要廣大民眾和非政治的主流社會精英支持和認可。就廣大民眾而言，改革所產生的巨大經濟和社會績效無疑構成世俗化政治認同的基礎。而日益壯大的工商階層和技術與文化知識精英，除了對經濟及社會績效的認可，其自身在理性與現實之間的權衡與選擇，以及他們能夠參與對改革成果的分享，也是與改革主導者達成默契的重要原因。

無疑，市場經濟和愈益開放的社會有助于能力優異者和機遇幸運兒分享到更多的改革成果，以躋身于改革受益者的位置，而“工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和“學而優則仕”又成為體制對成功者給予獎勵的重要渠道，并以此來滿足他們分享政治和社會資源的期望。與此相伴隨，“賢人政治”和“咨詢政治”也成為新時期有特色的政治風景。這些舉措的目的，都是要以非競爭性的行政化管道將成功者吸納進體制，擴大政治權力的社會基礎。而意識形態的調整，也為為政者吸收有利于穩固秩序和發展社會的各種理論主張打開了通道，由此，凡是認同，或者至少接受現有制度安排的建設性主張，無論其以何種價值為背景，都有可能被包容。這一變化也相應導致思想界價值立場的變化，雖然因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也致使某些具有原教旨色彩的理論抬頭（其中最突出且具有破壞力的是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但總體言之，以中庸、理性與務實為特征的實用主義理念開始居于思想界的主流，并形成與體制的良性互動，從而豐富了治理理念，增強了對新政治模式的支持。

毫無疑問，這種以務實和功效為特色的政治發展模式適應了現階段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總體需要，由此，它在穩固政治權威的同時，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的政治基礎。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在促進改革開放的同時又確保政治權威和基本社會秩序穩定的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是否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殊難逆料。

不過，由于這一模式以權力者強力掌控政治資源和社會公共領域，以及社會精英參與主要改革成果的分享為最大特點，其在贏得了政治穩定、精英共識和經濟起飛的同時，也帶來了自身難以克服的若干矛盾和問題。其中最嚴重者，莫過于因為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監督與公平、公正的競爭，而導致腐敗加劇和社會分化過大。這兩大問題不僅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并且直接構成對發展模式本身的解構，成為影響政治權威持續穩固，社會長期和諧安定以及改革開放健康發展的最大問題。

因此，人們期望以不斷深化的民主政治建設來解決矛盾，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優化發展模式，使之能夠既發揮既有模式的優勢，又能夠最大限度地消除腐敗、權力與資本結合和社會分化過大等負面因素。并且防范和化解各種邊緣化激進思想對政治秩序的威脅和沖擊。

但任何進一步的政治發展都是有路徑依賴的，新的發展不可能在真空中展開，只有處理好傳統、現實與未來的關系，融合民主的普世價值和中國既有政治資源，改革才可能具有操作性。因此，中國要超越現有政治發展模式的關鍵，并不在于解決權威與民主孰先孰后，或誰多誰少的問題，也就是說，并非因為前30年的改革強調了權威，下一個階段就應該削弱權威。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和多民族融合的超大國家，相當程度的政治權威始終必要，我們的任務是要解決如何在確保政治權威穩定的前提下去充實和完善其民意基礎。從可操作的現實路徑來看，最為首要者，還是要探討執政黨的權力如何與公民政治權利和國家公權力制度化的對接，使執政黨的權力制度化地轉化為公共權力。執政黨既為全國各族人民的代表，其代表性就理應有相應的制度化體現，使之能夠反映黨在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之間的中介轉換作用。即人民和執政黨如何通過一種制度化的關系來履行公民政治權利的委托與，執政黨又如何制度化地體現社會委托，承擔起向各級政府推薦政務性領導人之責。如此，權威與民主就不會對立，而是融為一體。而在這樣做之前，從循序漸進的角度考慮，還首先要探討與改革執政黨內部的權力形成與傳輸機制。黨的各級領導是繼續自上而下的選拔還是改行自下而上的選舉，同樣涉及到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的關系。當普通黨員的權利得以制度化地轉化為黨的各級領導的權力，執政黨作為全體人民的代表和公權力中介通道的作用也才可能進一步暢通，進而更大程度的政治民主才有可能展開。

可見，下一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關鍵是要使政治權威民主化的形成和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