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政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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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達到成立以來的最佳狀態，各成員國基本是政通人和，繁榮穩定，在國際事務中也相當活躍。但1997年金融危機后，東盟各國都一度陷入經濟衰退的泥淖，一些國家出現政局動蕩，東盟的國際地位明顯下降。近兩年來，隨著東盟各國經濟逐漸復蘇和相關國家政局趨向穩定，特別是“9·11事件”以來美國大力加強與東盟國家的安全合作，東盟的國際角色重新受到重視。

中國與東盟及東盟各國關系的快速發展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這種關系是在互有需求、互相協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十年來一直相當順暢。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各國領導人共同決定在十年之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2年年底有望就這一問題達成框架協議。這是中國與東盟關系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將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為雙方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相當堅實的基礎和極富潛力的未來。

當前，國際形勢正發生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和“9·11事件”后國際安全格局的重大調整正在強烈地影響著亞太地區的局勢發展。在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東盟及其對華關系的發展，并因應形勢的變化提出繼續深化中國與東盟關系的戰略思路和相關政策，對我國穩定周邊、推動區域合作，從而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基于這一考慮，我們擬從較宏觀視角，并力求結合現實提出這一研究報告。

一、對東盟的基本評估

東盟成立至今已有35年，它在為昔日成就而欣喜愉悅的同時，也開始日益強烈地感受到謀生的艱難和競爭的激烈?？傮w來看，東盟已發展成為日益成熟的區域合作組織，其經濟一體化程度逐漸提高，在亞太地區繼續發揮著舉足輕重的特殊作用，在中國的周邊穩定、經濟發展和全方位外交中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一）東盟已發展為超越意識形態限制、囊括整個東南亞的區域合作組織。

1967年8月8日東盟成立之初，其成員國只有五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文萊1984年1月1日獨立，數日后加入東盟）。東盟成立伊始就宣布它對東南亞所有國家開放，1971年11月27日的《吉隆坡宣言》也表達了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與中立區”的愿望。但當時世界正處于美、蘇劇烈對抗的“冷戰”中，而東南亞地區既是“熱戰的戰場，也是冷戰的前沿”（注：張錫鎮：《當代東南亞政治》，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頁。）。印支三國（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如火如荼，中南半島西北角的緬甸正實行“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多數東盟國家的重要考慮之一是聯合防御所謂“共產主義威脅”，因而東盟成立后的相當時期內在推動區域合作方面未能有實質性作為。

東盟成立時發表的《曼谷宣言》著重強調“經濟、社會、文化”三方面的合作，并未提及“政治”二字。（注：東盟成立當天發表的《曼谷宣言》稱，它的目標有兩個：(1)本著平等與合作的精神共同努力，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以此為基礎造就一個繁榮、和平的東南亞國家共同體(CommunityofSoutheastAsianNations)；(2)以公正、法治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規范本地區的國際關系，推進區域和平與穩定。1995年，東盟又將其基本目標概括為“共建和平、分享繁榮”。）然而，直到20世紀90年代之前，東盟的成功之處卻主要表現在政治合作方面，與其初衷大相徑庭。70年代中期，在美國撤出越南、印支三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東盟于1976年2月在印尼巴厘召開第一屆首腦會議，簽署《東盟和諧宣言》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首次主動提及政治領域的合作，宣布東盟各國將“就國際與地區事務協調其觀點、行動和政策”（注：AseanSecretariat,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nOverview,Jakarta,

1995,pp.41-61.）。在1978年12月后，東盟在柬埔寨的外交斡旋活動使其政治合作功能日益凸顯。

進入20世紀90年代，全球冷戰和東盟—印支對峙的結束，使東盟有條件逐步擴展到整個東南亞地區，從而實現其成立伊始就已確立的目標。1992年，越南和老撾成為東盟觀察員國。1995年7月28日，越南正式加入東盟。這是東盟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標志著東南亞地區奉行不同制度的國家捐棄前嫌、攜手合作。此后不久，柬埔寨和緬甸先后成為東盟觀察員國。1995年12月14-15日，在東盟第五次首腦會議期間，東南亞十國首腦實現歷史性的首次會晤；十國首腦共同決定，將在2000年之前正式吸收老撾、柬埔寨和緬甸入盟。1997年7月23日老撾和緬甸同時加入東盟。1999年4月30日柬埔寨加入。至此，東盟已實現初衷，涵蓋了整個東南亞地區，擁有10個國家、448萬平方公里土地、5億人口、7370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7200億美元外貿總額。（注：AseanSecretariat,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nOverview,Jakarta,

November1999.）東南亞也逐漸由過去的地理概念轉變為一個地緣政治概念，標志著該地區開始步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二）東盟的內部合作特別是經濟合作逐漸深化。

經過長期的摸索，東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對完整的機制，它們稱之為“職能合作”(FunctionalCooperation)，用以處理東盟各國之間的相互關系，協調各國政府的立場。冷戰結束后，東盟各種合作制度日益得到強化并逐步趨向完善。根據東盟首腦1995年的動議，1996年簽署了《關于深化職能合作的框架協議》，旨在通過人力資源開發、技術進步和社會團結等手段來“分享財富”。（注：東盟各國政府相關部門之間的職能合作計劃包括：《東盟社會發展行動計劃》、《東盟文化與資訊行動計劃》、《東盟科技行動計劃》、《東盟環境行動戰略計劃》、《東盟麻醉性藥品管制行動計劃》、《東盟反跨國犯罪行動計劃》等。參閱AseanSecretariat,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nOverview,Jakarta,

November1999.）

經濟合作雖然是東盟成立伊始就已確立的首要目標，但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因各國經濟水平不高、發展層次相近，難以開展有效的合作。其名目繁多的合作計劃大都缺乏實質性內容，有些甚至不了了之。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東盟國家之間的貿易占其外貿總額的比重僅為12-15%。（注：AseanSecretariat,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nOverview,Jakarta,

November1999.）1989年，東盟的內部貿易占其外貿總額的比例從表面來看高達17.4%，但扣除轉口貿易后實際只有4.2%，遠遠落后于它對美國、日本、歐共體甚至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額。（注：ISEAS,ASEANEconomicBulletin,Vol.8/3,March1992,pp.258-283.）

東盟內部經濟合作的實質性進展始于1992年，并在隨后幾年中不斷加速。1992年1月在新加坡召開的東盟第四次首腦會議簽署《關于推進東盟經濟合作的框架協定》，決定在15年內即2008年之前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并以同時簽署的《共同有效特惠關稅方案(CEPT)》作為主要手段。（注：《共同有效特惠關稅方案》的主要規定是，區內貿易將取消數額限制和非關稅壁壘，進口關稅將不高于5%，但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實行。參見AseanSecretariat,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nOverview,Jakarta,1995,pp.41-61.）1994年9月，東盟經濟部長會議要求把AFTA的過渡期限從15年縮短為10年，即提前于2003年建成。1995年12月，東盟第五次首腦會議批準了《擴大經濟一體化的日程安排》，正式決定把區內貿易自由化的時間從15年縮短為10年。（注：這次會議還同時還決定：爭取到2000年基本建成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關稅減至5%以下的商品將包括“敏感商品”；從1996年1月1日起逐步取消區內貿易的數額限制和非關稅壁壘；合作領域將從單純的商品貿易擴展到服務行業和知識產權領域；促進區內基礎設施和電訊方面的相互投資；建立區內經濟糾紛的仲裁制度；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洲統一市場的戰略關系。）

1996年4月，東盟經濟部長非正式會議又決定將投資問題納入AFTA的合作范圍，以《東盟工業合作計劃協定》取代原來的《東盟產品互補計劃》和《東盟工業聯營方案》，規定參與合作的公司在東盟內部的跨國貿易可立刻享受5%以下的優惠關稅（即提前享受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優惠待遇）。1997年出臺的《東盟展望2020》，要求以“快速發展的東盟伙伴關系”打造“更加緊密的區內經濟一體化”，建立一個“穩定、繁榮、富有競爭力”的“東盟經濟區”，促進貨物、服務、投資和資金在這一區域內的自由流動。（注：AseanSecretariat,AseanVision2020,KualaLumpur,December15,1997.）為促進區內投資，1999年首次了《東盟投資報告》和《投資東盟：外國投資者指南》。

1997-1998年的金融危機不僅沒有延緩東盟區內經濟合作的進程，反而對此起到刺激作用。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東盟領袖們做出了AFTA進程再次提速的決定。今年元旦開始，東盟六個“資深成員國”（印尼、馬、菲、新、泰、文）將相互間絕大多數商品的進口關稅降低到0-5%，目前平均關稅已實現3.2%的低水平，2010年將完全取消關稅。其余四個“后進成員國”（越、老、柬、緬）將于2006年加入自貿區，2015年將完全取消關稅。（注：RodolfoC.Severino,"TheASEANFreeTradeArea:ReachingItsTarget",Opening

RemarksattheAFTA2002Symposium,Jakarta,31January2002.）

湄公河流域經濟合作是AFTA的重心所在。1995年12月，東盟第五次首腦會議決定，東盟經濟應與湄公河流域經濟結合起來。1996年6月，“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第一次部長級會議召開，通過了《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框架文件》，確立了東盟10國和中國在這一合作中的主導地位，同時歡迎日本、韓國等國家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參與合作。（注：楊鐘：“湄公河流域開發方興未艾”，載《世界知識》1998年2期。）東盟以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為契機，積極推進AFTA的發展，主要著眼于印支三國和緬甸為其提供的經濟擴展機遇。因此，東盟為印支三國和緬甸加入AFTA提供相對寬松的條件。目前，東盟已成為印支和緬甸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和外資來源。

經過多年努力，東盟內部的經濟合作現已涵蓋許多領域，據東盟秘書處統計，包括貿易、投資、工業、服務、金融、農業、林業、能源、交通、通訊、知識產權、中小企業、旅游等。特別是AFTA啟動以來，區內貿易的增長相當顯著。從1993年到1996年，東盟區內出口額從433億美元增加到800億美元，年均增長28%以上。區內貿易占其外貿總額的比重也從原來的20%以下增長到25%以上。（注：AseanSecretariat,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nOverview,Jakarta,

November1999.）金融危機以后，東盟區內貿易增速有所減緩，但2000年仍增長到978億美元，（注：RodolfoC.Severino,"TheASEANFreeTradeArea:ReachingItsTarget",Opening

RemarksattheAFTA2002Symposium,Jakarta,January31,2002.）年均增長約6%。

（三）東盟在亞太安全合作領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杠桿”作用。

冷戰結束以來，東盟的對外合作空前活躍，無論是在南南合作方面還是在南北對話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92年的第四次東盟首腦會議提出，“作為日益相互依賴的世界的一部分，東盟應當加強與對話伙伴的合作關系”。1997年出臺的《東盟展望2020》強調，“外向的”東盟要在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要借此維護并擴大東盟的“共同利益”；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東盟開展外交、促進合作的重點所在。

在冷戰后的亞太多極結構中，東盟因其實力所限尚難構成一極。但在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等多邊合作事務中，東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杠桿”作用，而且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其特殊地位是任何大國都難以取代的。其原因在于：在新舊格局的轉換過程中，大國的政策調整與最終定位需要較長的時間；而東盟作為由中小國家組成的合作組織，利用這一“空檔”在大國之間積極穿梭，發揮其協調、引導、平衡乃至主導的作用，能夠為有關大國所接受。當然，隨著大國關系逐漸調整到位，大國與東盟的興趣差異也將逐日顯現，東盟的作用與地位可能會有所削弱。不過，“9·11事件”的發生和美國反恐戰爭的不斷延伸，勢必拉長新舊格局的轉換過程，這將有利于東盟在亞太事務中繼續發揮其特殊作用。

東盟賴以發揮其在亞太地區特殊作用的機制，主要是它一手創立或參與創立的“東盟外長后續會議(PMC)”、“東盟地區論壇(ARF)”、“東盟＋3”、“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亞歐首腦會議(ASEM)”和“東亞拉美論壇”等。其中，1993年7月成立的ARF，是目前亞太地區唯一成型的多邊安全官方合作機制，也是東盟展現其特殊地位的最重要標志。ARF于1994年召開第一次外長級會議，此后每年都召開外長級會議?，F有成員除東盟10個成員國及1個觀察員國（巴布亞新幾內亞）以外，還包括東盟的12個對話伙伴，即中國、韓國、朝鮮、日本、蒙古、印度、俄羅斯、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美國以及歐盟。（注：東帝汶（2002年5月獨立）外交部長作為特別代表，以東道國貴賓身份參加了今年的ARF外長會議。）

雖然美國等西方國家經常批評ARF，說它不解決實質性問題，進展速度過于緩慢。但ARF所堅持的循序漸進、協商一致、互不干涉內政、充分照顧各成員國舒適度的原則，正是論壇能夠逐漸發展起來并在亞太安全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關鍵所在。事實上，近幾年來ARF所取得的眾多實質性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自東盟提出ARF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采取“三階段”（建立信任措施、開展預防性外交、發展解決沖突機制）的目標以來，（注：DesmondBall,"TowardsBetterUnderstandingofPreventiveDiplomacy",inDesmond

BallandAmitavAcharya(eds.),TheNextStage,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Australia,Canberra,1999,pp.1-2.）ARF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已實施有關項目近80個，（注：參見外交部網站：唐家璇外長在第九屆ARF外長會上的講話，/chn/33223.html）特別是促成了一些國家向ARF提交國防白皮書和安全展望年度報告；同時，在不斷促進成員國間的安全合作和取得普遍共識的基礎上逐步探索和推動第二階段的工作。在今年的ARF外長會議上，各成員國同意應進一步強化ARF的職能，充實“反恐”和其他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同時循序漸進地使ARF從建立信任的階段轉向預防性外交階段。（注：ARF外長會議1999年開始涉及預防性外交議題，2000年接納“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草擬的八項原則（包括外交原則、非強制原則、時效原則、互信原則、協商一致原則、自愿原則、國家主體原則和公認原則）供成員國討論，2001年通過有關預防性外交的文件。）

目前，東盟在ARF中的主導地位依然穩固。這種地位在ARF成立之初就得到各方確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活動程序。ARF最重要的兩個會議（7月外長會議和5月高官會議）完全由東盟輪值主席國負責籌辦，約3/5的工作會議由東盟成員國與其他國家共同主辦（另有約1/10由東盟成員國獨立承辦），日常事務則由東盟秘書處提供支持，包括組織活動、落實協議、保管文件等；二是指導原則。東盟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被確定為ARF活動的基本準則，尤其強調“平等參與、循序漸進、協商一致、求同存異”的合作精神。

但近幾年來，東盟自身發展呈現空心化趨勢，對內，由于金融危機打擊及組織規模急速擴大，成員間的矛盾和分歧增多，凝聚力減弱，如新老成員在AFTA的進展速度和方向上產生較大分歧，在不干涉原則問題上出現爭議等；對外，國際影響不斷下降，如東盟促成的ABEC基本由美國主導，發起的ASEM，歐盟的興趣多在拓展中國市場，與歐盟外長對話會也因緬甸問題屢受挫折。這使其在ARF的主導地位也面臨著虛化的危險。東盟欲發揮其定基調、掌方向、控速度的作用也面臨日益增大的難度。美國和歐盟對東盟的主導地位一直心存覬覦，曾多次提出ARF改稱“亞太地區論壇”的主張，借此要求輪流坐莊。西方一些學者批評ARF的非機制化發展取向，要求借鑒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發展模式。（注：鑒此，ARF外長會議多次重申支持東盟的主導地位，并要求有關工作會議研究擴大ARF主席職能。）美歐在自身意圖難以完全體現的情況下，一方面抱怨ARF成為清談館，另一方面，在外長會議上大談東盟無緣置喙的話題如南亞局勢、朝鮮問題等。而東盟各成員國對ARF的期望似亦出現一些裂痕：泰、菲欲將“人的安全”納入“綜合安全”的范疇，要求搞“建設性干預”；新、泰、菲要求加緊研究預防性外交課題；印尼、馬、緬、越、老、柬仍堅守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的“底線”。

（四）東盟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發揮著主導作用。

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始于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而東盟的倡導、牽頭和推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1997年12月在吉隆坡召開“東盟與中、月、韓首腦會議”以及東盟與中國、東盟與日本、東盟與韓國三個首腦會議，東盟分別與中、日、韓三國簽署了《面向21世紀的合作宣言》。1999年東盟擴大為十國后，上述機制被分別簡稱為一個10+3（或東盟加3）和三個10+1（或東盟加1）。這一年的10+3首腦會議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表示要在經濟、社會、金融、財政、人力資源、科技、文化、資訊、政治及跨國事務等方面開展“長期的、戰略性的”合作。（注：AseanSecretariat,AseanExternalRelations1999-2000,Jakarta,2000.）在首腦級會議的基礎上，10+3機制逐漸延伸出經濟部長、央行行長、財政部長以及外交部長等一系列部長級會議。二是2000年3月，10+3財長會議決定，13國相互之間以“雙邊貨幣互換”的方式共享外匯儲備，共同抵御金融風險。當年5月，13國在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簽署《清邁方案》，進一步認可上述決定。依據13國貨幣互換的總體協定，日本與韓國、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簽署了雙邊協定，中國與泰國和日本簽署了雙邊協定。三是2001年11月，東盟與中國首腦會議決定，在10年之內建立“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東亞經濟合作的基本框架是10+3，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是東盟，當然，中、日、韓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實際上，10+3框架的出臺，首先就是東盟內部十多年磋商、磨合的結果。它最早發端于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1990年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EAEG)”概念，后改名為“東亞經濟核心論壇(EAEC)”，然后被東盟接納為正式計劃項目。（注：EAEC后來也被APEC接納為一個次區域論壇。1995年，APEC大阪會議期間，EAEC預定成員國的經濟部長們以非正式的方式實現了首次專門聚會。這一年的東盟首腦會議還提議舉辦非正式的東亞首腦會晤，并指定馬來西亞負責落實這一項目。）

東盟之所以能夠成功發起和順利推動建立東亞經濟合作機制，并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客觀條件之一，是其多年來在東南亞區域內部合作中積累了較多經驗，它可以在此基礎上把合作范圍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而其主觀動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1997年金融危機的教訓。東盟從中認識到，單純依靠東盟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某些經濟風險；只有坐上東亞的大船，才可以增強其防御大風大浪的能力。中、日、韓三國對東盟領導地位的支持，也是出于類似的考慮。

（五）東盟在中國的周邊穩定、經濟發展和全方位外交中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綜上分析，東盟在30多年的發展中雖歷經坎坷，但能以其獨特的“東盟方式”(TheASEANWay)（注：東盟方式是東盟處理內外關系的行為規范，其特點是強調對話磋商、循序漸進、協商一致和包容性。）處理問題、渡過難關，并得到發展和壯大，成為亞太地區一支具有獨特作用的重要力量，對中國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大。表現在：第一，東盟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要環節之一。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需要穩定、繁榮的周邊環境，而東盟作為中國周邊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其發展走向都將對中國產生直接的影響?！爸袊e極致力于開創和平的國際環境，首先是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中國愿與世界各國發展友好，首先是與鄰國和睦相處?！保ㄗⅲ焊蓖忾L：“在中國與東盟媒體合作研討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2年9月24日。）從這個意義上說，促進與東盟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深化雙方的合作，是中國營造良好周邊環境的外交的重要部分，也是支撐中國全方位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目前，中國與東盟所有國家都建立了密切的關系，與東盟的整體關系也進入全面發展的階段，雙方在政治、經濟、安全、外交及社會等方面的聯系和合作不斷深化，彼此的利益需求日益增大，因此，與一個團結、穩定和繁榮的東盟建立和發展良好的關系，符合中國的利益，也是中國的戰略考慮之一。

第二，東盟是中國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之一。金融危機前，東盟多數國家基本保持著穩定、繁榮的局面，在雙方不斷加強的合作中，東盟的經濟發展使中國獲益。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雙方經貿關系進一步發展，2000年雙方貿易總額近400億美元，東盟已成為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中國成為東盟的第六大貿易伙伴。（注：ASEAN-ChinaExpertGrouponEconomicCooperation,ForgingCloserASEAN-ChinaEconomicRelationsintheTwenty-FirstCentury,October2001,p.1,）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關系進入層次更高、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合作發展階段。雙方在推動東亞經濟合作、深化雙方經貿關系方面進行了良好的合作。目前，從東亞多數國家的基本國情和政治意愿來看，未來較長時期內的東亞合作仍將以東盟為核心，以中國為主要動力。而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共同決定在10年之內建立CAFTA，（注：據估測，CAFTA建成后，東盟國家對中國的出口將可增長14%，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出口將可增長55%，雙方的國內生產總值將因此分別多增長0.9和0.3個百分點。）這將是中國與東盟整體關系進一步發展的新源泉。

第三，東盟是中國國際舞臺上的重要合作對象。一是東盟作為中小發展中國家組成的組織，在推動建立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方面與中國有著相同或相近的立場，并在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二是雙方在國際合作組織中的合作日益密切，隨著APEC、ARF以及ASEM等跨區域合作機制的建立，雙方的合作向更加寬廣的領域發展?；谙嗤?、相近或相似的文化習俗、歷史傳統及社會發展程度，中國與東盟在亞太經濟合作、亞太安全合作以及亞歐合作等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利益吻合越來越明顯，共同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三是東盟在中國的大國外交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中國與東盟各國都有各自的大國外交戰略，這是客觀現實。而中國與東盟日益密切的合作關系恰恰可以為各自的大國外交提供有效的輔助手段。多年以來，維護東南亞及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維護中美日三大國之間特別是中美兩國之間穩定、積極的關系，（注：東盟各國領導人都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希望中美關系保持穩定、積極的狀態。2001年4月發生中美撞機事件后，李光耀、吳作棟、馬哈蒂爾等人都極力呼吁中美兩國保持克制、化解危機。）符合中國與東盟的共同利益。這些將為中國與東盟關系的持續發展提供更加深厚的動力。

二、中國與東盟關系分析

中國與東盟關系在冷戰時期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冷戰結束后，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與東盟各自內外戰略的重大調整，雙方關系出現了歷史性的轉變，在政治、經濟、安全、科技、文化教育及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合作迅速拓展。（注：1991年7月，錢其琛外長首次出席了第24屆東盟外長會議開幕式。1992年，中國成為東盟的“磋商伙伴”，每年參加東盟外長后續會議；1993年9月，東盟秘書長阿吉·辛格率團訪華。1994年，雙方正式建立經貿和科技兩個聯合委員會。同年，中國開始參加年度東盟地區論壇會議；1995年，雙方建立副外長級的高官磋商制度；1996年，雙方建立了全面對話伙伴關系。）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雙方關系更是連上臺階，全方位和實質性的合作日益深化，步入了“一個更為全面、成熟的新階段”（注：：“在中國與東盟媒體合作研討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2年9月24日。）。

（一）中國與東盟關系已步入新的發展平臺。

第一，政治關系全面提升。一是確立了建立睦鄰、互信、對話和合作發展的伙伴關系目標。1997年12月，主席與東盟國家領導人實現了首次非正式會晤，在會后共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確定了指導雙方關系的原則，并將“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作為共同的政策目標，從戰略高度確立了雙方關系的發展方向，“標志著中國—東盟關系跨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注：參見《人民日報》，1997年12月17日。）。二是建立了多層次的定期對話和磋商機制。目前，雙方以“東盟＋1”領導人年度峰會為核心，已形成了外長、經濟部長、高官政治磋商以及聯合合作委員會等對話機制框架，為雙方關系穩步發展提供了有效保障。三是保持了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密切合作。雙方在亞太經合組織、“東盟＋3”領導人會晤、東盟地區論壇、亞歐會議以及聯合國等多邊組織和機構中積極協調立場、相互溝通、相互支持，對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維護和促進地區的穩定與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四是密切了雙邊多層次、多渠道的政治交往。近年來，中國與東盟國家保持了頻繁的高層互訪活動，同時，包括黨際、議會、社會團體等各個層次的交往不斷增多。雙方通過坦誠的對話和溝通，加深了了解，增進了互信，政治關系日益穩固。表明中國與東盟關系已走出歷史的誤區，步入“對話、合作、共同發展”的軌道。

第二，經濟關系日益密切。一是雙方經貿合作迅速發展。1975年雙方貿易總額僅為5.23億美元，1996年達到200億美元。（注：韓鋒：“東盟的政策調整對中國與東盟關系的影響”，梁志明主編：《面向新世紀的中國東南亞學研究回顧與展望》，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214頁。）去年，雙方貿易額達416億美元，今年上半年已達236億美元，同比增長18.7%。在相互投資和旅游方面，2001年，東盟國家對華投資協議金額累計534億美元，實際投入261億美元。中國對東盟投資也已起步，正以每年60%以上的速度增長；雙方游客總人數達500多萬。（注：：“在中國與東盟媒體合作研討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2年9月24日。）二是雙方經貿合作機構不斷完善。繼1994年雙方正式建立經貿和科技兩個聯委會后，又相繼于1997年和2001年成立了中國東盟聯合合作委員會(ACJCC)和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ACBC)等合作機構。另外，雙方經貿部門也不斷加強在10+3和10+1框架內的部級磋商，有力地促進了雙方經濟關系的發展。三是雙方確立了全面深化經濟關系的目標和方向。雙方領導人已決定將農業、信息產業、人力資源開發、湄公河流域開發及加強相互投資確定為新世紀初重點合作領域，并就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達成重要共識，（注：AseanSecretaria:PressStatementbytheChairmanofthe7[th]ASEANandtheThreeASEAN+1Summits,）標志著雙方經濟合作開始邁入新的時期。

第三，安全合作不斷加強。隨著冷戰后外部安全環境的變化，東盟和中國都相應調整安全戰略，積極加強交往，努力消除疑慮，加深相互信任，在安全方面的合作逐步深入。一是雙方安全對話渠道增多，如領導人年度峰會、東盟地區論壇、高官政治磋商會議以及相關的“二軌”對話等，都是雙方在地區和雙邊安全問題上加深了解、增信釋疑和及時妥善地處理相關問題的重要渠道。二是雙方安全觀的共識擴大。雙方積極合作，在摒棄“冷戰思維”、探索和發展新安全觀方面的立場和觀點日趨接近。中國對東盟推行的“綜合安全”、“合作安全”等給予了積極肯定。中國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也日益為東盟所接受。另外，雙方在推動建立信任措施和預防性外交穩步發展方面也加強了協調和合作。三是雙方日益重視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特別是“9·11事件”以來，雙方進一步加強了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活動及維護經濟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此外，中國與東盟各國還不斷推動雙邊軍事交往，建立相關對話和磋商機制，進一步促進了雙方安全合作的發展。

（二）東盟對華政策基本走上積極合作的主干道。

冷戰時期，受西方反華政策及一些國家內政變化的影響，東盟主要國家視中國為現實威脅，推行敵華的政策。隨著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的迅速發展，東盟各國對中國的認識開始出現重大變化，其對華政策也逐步由過去的消極戒備向積極合作方向轉變。

首先，對中國的認知日趨積極。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上升，特別是近幾年進一步推動和加強與東盟國家睦鄰互信合作關系，東盟國家日益認識到，崛起的中國是保持地區穩定和實現經濟繁榮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而孤立中國和對抗中國都是不現實的。一是認為中國已成為促進發展的因素，而非“威脅”，在東盟國家中贏得了廣泛贊譽。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明確否定了所謂“中國威脅論”，主張對中國采取“建設性交往”。（注：陳欣之：《東南亞安全》，臺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72頁。）他認為中國到時“將會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強國，而經濟和政治影響也將伴隨而來”?！耙粋€繁榮的中國將是帶動成長的火車頭，先是帶動東亞，包括東南亞，然后是帶動整個世界”。（注：轉引自陳喬之等：《冷戰后東盟國家對華政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頁。）二是認為中國“更加成熟和公開化”。提出應抓住時機使中國成為東南亞“地區架構”的一部分，以免中國可能在10年后實力增強而“自行其是”。三是認可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實力和影響。新加坡總統納丹曾說，中國“是一個大國”，要“認真對待”和“使其在地區內發揮作用”。（注：FarEasternEconomicReview,June10,1999.）

其次，加強對華經貿合作已成為東盟對華政策的主軸。近年來，隨著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的加強，東盟國家在華經濟利益不斷擴大，各國“普遍認為中國的發展壯大對東南亞是一個機遇”（注：參見《人民日報》，2002年4月26日。），其對華優先考慮的已不再是“老大難的安全問題”，而是經濟機會。（注：FarEasternEconomicReview,June10,1999.）基于這一動因，東盟國家在推動對華關系上更加突出經濟合作，淡化干擾雙方關系的一些問題。而隨著中國入世及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激活”，將為雙方提供更多的經濟合作機會，也將對東盟各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產生深遠影響，使其更加重視推動對華經濟關系，從而進一步充實對華合作政策。

第三，采取“接觸而非對抗”成為各國對華政策的基本思想。一是積極與中國構建新型雙邊合作關系。自1999年2月泰中建立新的伙伴關系框架后，東盟各國紛紛以此作為發展對華關系的“范例”，與中國構建新的雙邊合作框架，簽訂面向新世紀的新型關系的相關文件。二是積極促進對華安全合作。各國積極與中國建立新的“安全防衛合作網”，如泰中、越中、馬中建立了安全對話機制，文萊、印尼和新加坡也表示有意建立類似機制。三是努力避免與中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對抗。東盟主張各方應通過和平談判，確立南?！靶袨闇蕜t”，維護地區穩定。

（三）中國與東盟關系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經過近年來的努力，中國與東盟關系已被推到了一個新的起點，正面臨進一步深化的議題。盡管在未來發展中仍面臨諸多挑戰，但從當前的國際背景、雙方合作的基礎及發展潛力看，雙方關系前景十分看好。

首先，國際形勢的變化為雙方進一步加強合作提出了現實要求。當前，國際形勢正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變化：一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加速發展，對政治、安全、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產生深遠影響；二是“9·11”恐怖襲擊事件造成的震蕩使世界安全局勢變得更加復雜，并對國際戰略格局、國際關系產生重大沖擊。這一趨勢極大地增加了中國和東盟的壓力和挑戰，同時也為雙方深化合作帶來了歷史性機遇。雙方在當前國際形勢急劇變化的處境極為相似，承受的壓力和面對的挑戰相同，這使得雙方的利益共同點不斷增多。進一步強化合作、增強實力、共同抵御經濟發展中的風險和應對各種安全挑戰，謀求共存共榮，成為雙方最佳的戰略選擇。

其次，共同的利益和良好的條件為雙方關系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共同利益體現在戰略考慮和政策思路日益吻合：政治上，雙方都需要穩定政局、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完整，都面臨著政治改革等任務。此外，謀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也是雙方共同的目標。經濟上，雙方都面臨全球化帶來的挑戰，隨著近年來雙方經濟聯系的日趨密切，經濟的互動性和互補性進一步增強。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雙方經濟正逐步形成“唇亡齒寒、共榮共損”的關系，同舟共濟、促進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及擴大區域合作和促進共同繁榮已成為雙方共同要求。安全上，雙方都需要創造一個和平安全的國際和周邊環境，鑒于雙方尚存的某些歷史遺留問題和領土領海爭議，以及面臨近年來日益突出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加強安全對話合作、和平解決爭端、共同維護地區穩定已成為雙方必然的選擇。良好的合作條件體現在：(1)相似的歷史。東盟與中國近代以來都曾遭受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有著反帝、反殖的傳統，這是雙方增進理解的重要基礎；(2)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生活習慣，這有利于雙方的溝通和交往，特別是在抵制西方強加的價值和道德觀念上能找到共同點。如近年來雙方共同推進“亞洲價值”觀，中國也最能理解東盟處理內外事務的“東盟方式”。（注：LeonardC.Sebastian,"SoutheastAsianPerceptionsofChina",DerekdaCunha(ed),SoutheastAsianperspectivesonSecurity,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2000,p.174.）(3)山水相連的地緣優勢，這使雙方能更便利地交往和合作。此外，雙方已建立的良好的相互溝通和交流渠道為雙方在多領域、多層次加強合作和開展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使雙方能及時妥善地討論和處理各種問題。

再次，雙方合作仍有較大開發空間。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從縱向比較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從橫向看，在合作的規模、水平及領域方面尚有待進一步提高和擴大。政治上，雙方有必要在國際事務中密切磋商及協調立場和行動，建立更趨完善的多邊與雙邊政治合作機制，探索更利于雙方增信釋疑、加深理解、相互支持、團結互助的交往方式，并促進雙方各階層的交往，使雙方的政治關系更加牢固。安全上，雙方在國際、地區和雙邊層面上的安全合作都有待深化。雙方可進一步在推動新安全觀、促進軍事交往以及非傳統安全領域加大合作力度。經濟上，雙方合作的潛能巨大。如雙方的相互貿易雖增長很快，但在各自的對外貿易中所占比例仍較小，雙方約17億人口的市場潛力仍待開發；雙方在相互投資、金融合作、旅游合作、人力資源開發合作及文化教育合作與交流等方面也有很大的發展前景，特別是能源合作將成為雙方經貿關系一個新的增長點。而中國入世為雙方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

三、深化對東盟關系的考慮和幾點建議

綜上所述，東盟自其成立以來，在維護地區穩定與繁榮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誠然，東盟的發展在近年出現一些問題，在今后仍將會遇到許多難題，但其作為亞太地區一支特殊的戰略力量仍將會在相當長時期內發揮其相應的作用。長期以來，中國十分重視發展與東盟的關系，并在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中，逐步制定和完善了對東盟關系的一系列政策。當然，中國與東盟關系中也有一些干擾因素，在制定相關政策時也應加以認真考慮。

（一）中國對東盟政策回顧。

中國對東盟政策經過三代領導人的不斷探索、實踐和完善，已逐步形成了以“睦鄰合作”為核心思想的一系列政策。

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對東盟的政策思想可概括為“突破與團結”。一方面要突破美國對新中國實施的封鎖和遏制，另一方面要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主席曾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提出與近鄰國家和平友好、和睦共處的思想?？偫碛?953年、1954年將其發展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注：《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頁。）這一國際關系準則，為日后的中國對東盟政策奠定了基石。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第二代領導人在80年代初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外交戰略思想，主張建立和發展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關系，指出：“東南亞國家是中國的近鄰，同東南亞各國建立和發展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關系，是中國外交政策的一項重要目標?！保ㄗⅲ喉n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頁。）為此，中國積極推動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并開始加強與東盟組織的關系，從實際出發，大膽探索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新辦法，如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思想，以此解決中國與一些東南亞國家存在的南海主權糾紛問題；申明中國僑務政策，以解決華人華僑問題；強調中國不會輸出革命，不在任何地方謀求勢力范圍等。（注：《鄧小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頁。）這些政策的實行為中國與東盟關系揭開了新的篇章。

中國第三代領導人不斷豐富和發展睦鄰外交思想，并積極實踐，明確提出與東盟建立新安全觀指導下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1997年底，主席與東盟領導人在首次非正式會晤后發表了《聯合聲明》，確定建立中國—東盟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為雙方關系全面和深入的發展構筑了框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至此，中國對東盟的政策日益全面和完善。政治上，進一步加強雙方的理解、信任和友誼，積極支持東盟為維護地區穩定、促進發展的努力，明確指出“一個團結和繁榮的東盟，是促進亞洲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注：主席：《增進睦鄰友好共創光輝未來》，/chn/2780.html）。同時，積極尋求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雙邊有爭議問題。經濟上，提出“把加強經濟交流與合作作為營造周邊持久安全的重要途徑”，歡迎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深化同東盟在經貿、科技和社會等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如倡議與東盟共建自由貿易區，積極參與瀾滄江—湄公河流域合作，在東南亞地區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等。（注：副主席在馬來西亞發表重要演講時說：“隨著中國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也會進一步增加對亞洲國家的投資。”/chn/29322.html）安全上，努力推動地區安全對話合作機制的建立和發展，認為一個對話而非對抗的地區安全框架是亞太安全的重要保障。為此，高度重視并積極參與多層次、多渠道的雙邊與多邊安全對話合作。（注：《中國關于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chn/33224.html）“9·11事件”后，進一步加強與東盟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注：2002年5月中國《關于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的中方立場文件》，中國簽署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推動東盟地區論壇、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探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在反恐國際合作方面，中國支持東盟地區論壇發表反恐聲明，在禁毒合作方面，與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老撾和聯合國禁毒署共同建立了六國七方禁毒合作機制，與東盟簽署了《東盟和中國禁毒行動計劃》，并與老撾、緬甸、泰國舉行四國禁毒合作部長會議，確定進一步加強合作的具體內容和目標等。）在這一政策指導下，中國與東盟的關系不僅得到全面拓展，而且日益走向深入。

（二）深化雙方關系應考慮的幾個因素。

毋庸諱言，中國與東盟關系在保持良好合作總體趨勢的同時，仍面臨一些挑戰。因此，在推進和深化對東盟關系中應從戰略層面上把握和處理好相關問題。

第一是“中國威脅論”問題。長期以來，西方一直在炮制和宣傳“中國威脅論”，其中一些“學者”和媒體在散布這一思想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稱中國反對的“霸權”概念實際是“帝國主義”概念，誣蔑中國要在東南亞“謀霸”。（注：AlanCollins,TheSecurityDilemmasof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2000,p.137.）東南亞金融危機后，西方一些人又散布“中國經濟威脅論”，將金融危機的責任歸咎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中國競爭的結果。雖然近年來東盟對華的信任度日益提高，使“中國威脅論”影響下降，但其余毒難以在短期內消除。一些國家對中國仍有疑慮和擔心，使東盟對華混雜著矛盾心態。（注：LeonardC.Sebastian,"SoutheastAsianPerceptionsofChina",DerekdaCunha(ed),SoutheastAsianperspectivesonSecurity,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2000,pp.174-178.）因此，“中國威脅論”在一段時期內可能成為影響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深入發展的一個不利因素。

第二是某些領土領海爭端問題。目前最為突出的是有關南海問題的一些爭端。歷史記載和考古成果均證明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越南到上世紀60年代之前一直承認西沙和南沙均屬中國，但70年代以來，越、菲、馬、文先后宣稱對南沙群島及其周圍海域擁有全部或部分主權，從而引發了南海問題。領土領海問題涉及面廣，問題復雜，需要時間進行研究、磋商和談判解決。特別是南沙爭端在短期內難以徹底解決，而區外大國勢力的卷入又將使這一問題更加復雜。雖然東盟和中國雙方承諾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歧和爭端，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但“南海問題”作為一個長期影響中國與東盟關系發展的復雜問題，其徹底解決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第三是臺灣問題。東盟國家都奉行“一個中國”的原則，原本不存在臺灣問題。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臺灣當局加大對東盟國家的“務實外交”，以金錢為手段，推進“南進政策”，發展與東盟國家的實質關系。東盟一些國家也因受經濟利益驅動，提升與臺灣的交往層次，與臺灣發展“有限度”的實質關系，甚至在臺灣政策上出現擺動。陳水扁上臺后，繼續加強在東盟的活動，近期又力圖搞第二波“南進”兜售“臺獨”主張，加強向一些東盟國家滲透。若不加以警惕和遏制，將會損害中國與東盟友好關系的正常發展。

第四是大國關系問題。近年，美、日、印等國都加強了與東盟的關系。如美國不斷加強與東盟一些國家的軍事和政治關系，力圖在東南亞建立以美為主導的安全體系；日本也努力增強對東盟影響力，強調與東盟建立“全面的經濟伙伴關系”，欲以經濟為后盾，拓展政治安全關系；印度近年來也積極推動“東向政策”，逐步密切與東盟國家的經濟、軍事合作。這些國家在東南亞的影響不斷增強，有其現實的政治、經濟、安全及戰略利益考慮，并非完全針對中國而來。但不排除一些國家從“零和”的“冷戰思維”出發，存有削弱中國影響的意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地區的穩定和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

此外，中國入世后可能出現的與東盟的經濟摩擦，以及東盟一些國家的政局波動引發的華人問題，處理不當也會干擾雙方關系的順利發展。

（三）加強對東盟關系的幾點思路。

從當前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與東盟關系的發展趨勢看，未來10年是中國與東盟深化合作、建立新型伙伴關系的重要歷史機遇期。中國應從長遠戰略出發，抓住機遇、全方位推動與東盟睦鄰互信合作關系的發展。

首先，制定發展對東盟關系的10年總體戰略規劃。一是應明確一個目標，即本著雙方領導人業已確立的指導原則，堅持政治互信、經濟互惠、外交互助的方針，以經貿合作為先導，以政治合作為保障，以安全合作為輔助，以科技、文化教育合作為動力，全面推動和加強雙方的睦鄰互信合作伙伴關系。二是應劃分兩大階段：前五年著重進行基礎性的合作，如加強政治互信、探索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領域和渠道、建立相關機制等；后五年進行實質性的合作，著手處理深化雙方關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難點問題。三是應確定三個層次：對全球、地區和雙方三個層面的合作進行分析，以發展和深化雙方合作為主，以加強區域合作和國際合作為雙方深化關系的動力源。

其次，繼續保持和發展雙方業已建立的良好關系。一是進一步夯實和推進雙方的政治關系。保持領導人的密切接觸、溝通和交流，建立雙方領導人深厚的個人關系；加強與東盟在國際機構和組織中的磋商和協調、協作，特別是加強與東盟在亞歐會議內的協調；鼓勵東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應有的作用；促進黨際、社會團體的互訪交流。二是全面拓展對東盟的經濟合作。在推動CAFTA發展中，也要研究可能產生的國際和區域影響以及與其他貿易區接軌的問題；充分挖掘經濟合作的潛力；同時要扎扎實實地與東盟國家合作搞一些影響大、效益好的項目；三是努力推動安全合作的新發展，特別是進一步推動雙邊軍事交流，加強軍方之間的往來。

第三，因應形勢的發展和現實的要求提出新的合作理念。雙方關系的發展應建立在建設性、開放和非排他性、包容性及靈活性基礎上。政治方面，宜積極探討一些深層次的合作議題，開展一些有利于雙方加深互信的活動，諸如對亞洲價值觀、新安全觀、東亞發展模式、文化比較研究等展開研討；進一步推動雙方的社會、文化教育的交流與合作，特別是要加強媒體的合作和交流，提高亞洲的聲音，似可提出與東盟共同建立新聞基金；注意加強年輕一代人對中國的認知和了解的有關工作，可考慮在雙方主要大學增設中國—東盟留學基金，以及青年交流基金等。經濟方面，應將加強雙方的能源合作問題提上重要日程；在科技合作方面應考慮全面推進目前最有利于雙方合作的衛星遙感技術的合作。安全方面，宜進一步解放思想，積極推動新安全觀的合作研究，在加強官方安全合作的基礎上，鼓勵“二軌”的安全對話和進行相關項目的共同研究，如就預防性外交議題加強雙方的合作研究，以有效地促進雙方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注意落實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項目，當前應加強現有的“反恐”和打擊跨國犯罪方面的合作外，應注重把打擊海盜、維護海上航道安全提上重要日程，并開始協商共建海上共同保障合作機制；積極推動與東盟探討建立雙方的危機管理機制。

第四，妥善處理好一些敏感問題和關系。一是繼續加強與東盟國家在領海爭議問題上的磋商和談判，加強對于南海的“聯合開發”問題的研究，盡早提出中國的具體主張。明確反對有關國家侵犯我國海洋權益的行為，同時也要注意維護南海局勢的穩定。二是協調好與美、日等大國在東南亞的利益關系，尊重美國在東南亞的利益，支持東盟國家在“反恐”等領域與美國的合作；支持日本在地區經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重視印度參與在東南亞地區的合作。

第五，加強與東盟國家在臺灣問題上的協調。應對東盟各國明確和反復強調，臺灣問題涉及中國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任何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行為都將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中國在處理臺灣問題上一直考慮到東盟國家的利益，但東盟國家在發展與臺灣的民間經貿往來時應警惕一些臺灣政客的政治陰謀。可與東盟建立相關的機制，在相關問題上應保持密切的聯系和溝通，避免出現有損雙方關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