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遇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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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的鐘聲已經敲響，在闊別的二十世紀里的中國，有那么一個特殊的年代，有那樣一個人的名字早已成了他所屬的時代的指稱。他就是遇羅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里深受出身問題折磨與壓迫的眾多青年人中的一員。如今遇羅克連同他當年思考的問題已載入了當代中國的思想史冊，他在中悲壯的抗爭也常為人們所樂道。可惜，當人們普遍的將遇羅克的所想所為隨心所欲的化約為單一的符號時，思想的源泉被切斷，甚至思想本身終于被囚禁于話語的牢籠里無法自拔。難怪現在有年輕人會玩世不恭的投以蔑視的目光："不就是受迫害？誰讓他活在豬狗不如的時代，這種事多了。"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任意篩選甚至歪曲歷史又如何？當我們眼中的遇羅克只是的受迫害者與控訴者時，很難想象我們會步入遇羅克思想的深處去追尋他的理想、他的追求，更不用說去真正的理解他的所處的那個時代。

一、分裂的一代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月，正是中國紅衛兵運動發端、發展的時候。街頭上巨大的瘋狂的服飾統一的年青人群，輔以驚人一致的口號，都沒能掩飾住一個基本的社會事實，這是處于分裂的青年一代。在年輕人中間，最為自信、活躍的是所謂"紅五類"子女，其中又以革干、革軍子女為甚。由于革命勝利后歷史形成的官僚制與身份制，"紅五類"們享有相對優厚的家庭條件和社會條件，加上多年的階級路線的教育，他們普遍具有強烈的社會政治參與意識。一旦遭遇上的巨浪狂濤，他們就很自然的培育起唯我獨尊的自大心態。他們認為紅衛兵組織應該純之又純，要堅決的排斥"地、富、反、壞、右、黑幫、資本家"（即"黑七類"）分子及子女。因為在他們看來，"黑七類"只配位列"牛鬼蛇神"之流，這些人的子女同樣是不可救藥的。為迎合斗爭發展的需要，他們提出了以"自來紅"為基礎的一整套理論體系，核心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極端血統論對聯。北大附中紅旗戰斗小組在著名的《自來紅們站起來了！》一文中就豪邁的宣稱："我們是頂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們是天生的造反者。""所有的"自來紅"，拿出我們大紅的革命精神來，和一切資產階級"權威"以及他們的狗崽子，和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

血統論紅衛兵的觀點當然不是在中平白無故現身的，細究起來以家庭出身判定個人的政治地位的現象是由來已久的事實。解放以前，成分與出身就已成為判別政治依靠與斗爭對象的重要依據，即便人們早已意識到兩者的概念并不完全吻合。如果從歷史環境解釋這種現象的產生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話，那么建國后特別是以三大改造勝利完成為標志的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繼續家庭出身的歧視政策就顯得毫無道理了。

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設想，在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傳統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整體就已不復存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仍會有各種游離的敵對分子存在，但并不構成完整的對立階級。這就決定了階級矛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同的特點，換句話說，階級矛盾已不再是現有制度的主要矛盾。遇羅克在《出身論》中就將人的出身與成分特別區分開來，他精辟的指出"黑七類"子女的成分同樣是工人，同樣可以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在公有制的條件下"黑七類"可用于剝削他人的資本已經蕩然無存，他們同樣要依靠自己的勞動來維持生存。盡管有八大的嘗試，也有若干閃耀的思想火花，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共領袖并沒有從理論的高度認識和把握新制度下變更的社會階級關系。在1957年9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舍棄中共八大的相關論述而另立新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對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歷史事實負有主要的責任，另一方面對現有階級斗爭的對象有著特殊的認知。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內心里將革命后新出現的難以駕馭的官僚階層視為矛盾斗爭的對立面。新的階級學說既與列寧主義傳統相違背，也與他穩健的助手們的觀點格格不入。日后一系列劇烈的政治變動直到的產生，種種匪夷所思的事件，都必須回到獨特的階級理論來尋找其思想的根源。

伴隨著日益高漲的政治熱情，人們基于既往的習慣無一例外的批判舊社會留續的剝削階級成員。這種批判往往會累及被批者子女，常此以往一種憑父輩甚至祖父輩的階級成分就簡捷地決定個人生活命運的社會機制得以滋生。新的機制表面上迎合了強化階級斗爭的需要，也盡可能的"照顧"到各級官僚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是各方協調的產物。官方沒有在正式場合公開身份制度的細節，甚至可能還沒有一套統一的實施細則，家庭出身的歧視還是迅速的蔓延開來。在基層，"黑七類"出身的青年學生在上學、就業、入黨、參軍特別是高考錄取等方面都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視。類似的情況一直維持到1966年的爆發，非但得不到及時的糾正，反倒愈演愈烈，終于與狂熱相結合有了登峰造極的血統論。關于六十年代中國家庭出身問題的涉及面，遇羅克有如下分析："如果說地富反壞右分子占全國人口的5%，那么他們的子女及其近親就要比這個數字多好幾倍（還不算資本家、歷史不清白分子、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更沒有算上職員、富裕中農、中農階級的子女）。""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參軍，不能做機要工作。因此，具體到個別單位，他們（非紅五類）就占了絕對優勢。"①大多"黑七類"子女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得過且過，矛盾一時無法化解而在人們的內心里積聚，如遇合適的土壤就隨時可能從內部爆發。少有人如遇羅克般洞若觀火，奮起于逆境。

二、信仰與思考

遇羅克，1942年生。家庭出身為資本家，在那個年代也便難免成為家庭出身歧視政策的受害者。其人天資聰慧，勤奮博學，兩次參加高考，均成績優異，唯因出身問題而被"擇優錄取"的高考招生政策所淘汰。以1960年第一次高考為例，當年應屆高中畢業生全國僅有20萬人，而大學招生人數卻高達23萬人。品學兼優的學生不被錄取，豈非早已內定為"另冊"而無法翻身的緣故？高考落榜之后，擇業的道路同樣顛沛流離，先是與不幸的同伴們一道下鄉勞動，隨后又多次變換工種。在之始，他已是工廠的學徒工了。遇羅克的曲折經歷不過是千千萬萬同一時代"非無產階級"子女共同面對的殘酷現實。頗值得玩味的卻是，這一代人的生活究竟是當他們尚在娘胎就命中注定，抑或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必須支付的代價？區別于多數人的消沉，遇羅克不甘現狀、自學成材，以一位民間思想家的形象昭示于世，充當了時代的"另類"。

遇羅克本來就有良好的文學功底，報考理工科大學未果后在鄉下堅持自學，此時閱讀興趣全面轉向文史哲領域。據他的一位朋友回憶："（遇羅克）夜復一夜地讀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哲學筆記》、《反杜林論》、《世界哲學原著選讀》叢書等大量馬列經典和哲學書籍，還寫出了發表在《北京晚報》、《大眾電影》上的小說、評論和許多未發表的詩詞、散文。這是他還不過二十歲。"②

遇羅克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的自覺信仰者。關于這點，今天往往為不少思想史的研究者所忽略，所遺忘。筆者深深地質疑那種出于種種目的片面將遇羅克樹為對立面而忽略其思想本質的研究方法。在僵化的視野里，遇羅克至多只是一個感懷人心的符號，如果不是任人擺布的工具的話。它失去了最重要的一個人的活的靈魂。且不論其夜以繼日研讀過的眾多馬列主義著作，翻閱他發表于初期向血統論宣戰的《出身論》系列文章就顯露無疑。遇羅克運用階級分析法反擊血統論者："我們必須用階級論代替血統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共同干革命。""如果我們掌握了起碼的階級分析的方法，應該由此證明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封建的東西還有廣大的市場，還頑固地盤踞在一些人們的頭腦之中。"③遇羅克對黑格爾哲學抱著異乎尋常的熱情。甚至在監獄里朋友間的辯論中，有人貶低形式邏輯，他生氣地反駁："黑格爾的辯證法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神圣的，無與倫比的。"④唯物辨證法的光輝閃爍在他的每一篇戰斗檄文中，化為尖銳無比的精神武器，刺向流行一時的偽馬克思主義構筑的理論體系。

六十年代的人們照例地生活在信息相對閉塞的社會里，然而這并不妨礙人們做出自己對社會的判斷。成熟的信仰、豐富的學識，加上特定的個人閱歷，一個人就可能迸發出超越歷史環境制約的思想力。遇羅克憑借著他驚人的政治洞察力為當今的研究者們提供了一個"先知先覺"的樣本。早在1965年12月，的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粉末登場，國人尚處混沌不解其中味的時候，遇羅克就即刻寫出多篇商酌文章，發表在《文匯報》的《和機械唯物論進行斗爭的時候到了》一文旗幟鮮明地反駁姚的文化法西斯主義。其實遇羅克更具想象力的政治預測集中在他保存下來的1966年日記，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一讀。遇羅克的超前思考是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的，事實上他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截止1970年3月5日被處以極刑，短短的二十八年歲月，遇羅克只留下了篇篇印上血跡的文字。是的，遇羅克沒有選擇，他已無法退卻。權且讓我引用他在獄中最后的日子里的自我總結："他們在理論上是非常混亂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要使人民有一個強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戰勝他們。而這唯一的武器，就是馬克思主義本身。"⑤

三、先行者的抗爭

幾經政治的反復，決定破釜沉舟，徹底拋開黨政系統，從權力最高層親自的發動底層民眾造反，這就是的開端。關于發動的真實目的歷來就有爭論，按毛自己的話就是"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我們的黑暗面。"不管的動機與后果之間是有多么巨大的距離，又是帶給社會主義中國多么慘痛的損失，本身表現為由共產黨最高領袖繞過黨的組織發動，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名，試圖摧毀自己親手創建的社會主義官僚體制的一次嘗試。在這一意義上，確實是"史無前例"的。

的目標并非總是那么清晰的，盡管極力想把火往"當權派"頭上燒去，一開始還是繼承了以往運動的慣性而專注于對"牛鬼蛇神"的批斗。在火熱的社會氛圍下，青年人群中潛伏已久的矛盾迅速激化。趾高氣昂的血統論紅衛兵借機大搞"紅色恐怖"，犯下了令人發指的嚴重罪行。1980年12月10日的《北京日報》報道單在1966年8、9月的"紅八月"間的不完全統計，北京被打致死的人就多達1776人。此時的指揮者逐漸覺察到了血統論與批判"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之間有難以調和的內在矛盾，在1966年10月考慮開展對血統論觀點的批判，冀希望更多的青年人加入造反的行列。

的策略的確發生了效果，不僅大多持中間觀點的人迅速轉變了原本袖手旁觀的態度，就連在初頗受打壓的"黑七類"子女也感恩戴德，紛紛下定決心"捍衛"的"革命路線"。此時的遇羅克卻是一個異數，他深知幾個月來不尋常事件背后支配的權力關系。血統論經受住官方"批判"的考驗，依舊有著廣泛的市場，只不過暫時有所收斂罷了。遇羅克沒有趕造反派的時髦，而是及時的抓住難得的政治空隙孤獨的向人世間的不平等宣戰。

從1966年10月之后的一個時期，各類造反派組織風起云涌。當時群眾斗爭主要依靠"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四大"武器，為了完成的預定目標，指揮者只得暫時容忍群眾言論與行動的放開。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人們用語言慣例裝飾的背后真實地表達了各自的利益關系。《中學報》自1967年1月創刊，至4月的封殺，共出版六期。遇羅克每期都發表了文章，可以說是其思想的主打陣地。遇羅克以"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組"的名義在創刊號發表了至今最為著名的《出身論》，全文表達了對為禍人間的血統論的控訴和對社會平等的追求。"在表現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的恩賜的團結，不能夠只做人家的外圍。""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遇羅克喊出了整一代人的不敢說甚至壓根就沒想到要說的話。《出身論》引發了社會的廣泛討論，其中既有強烈的共鳴也不乏惡意的敵視。很快他又迫不及待地推出系列文章淋漓盡致地駁斥行行色色的血統論與"偽階級論"者。他知道允許他自由表達的時間并不會長。

鑒于自身痛苦的經歷，遇羅克對出身歧視的感覺較普通人更為敏感。畸形身份制的形成與發展，乃至到初法西斯式的血統論，迫使他嚴肅地反思。當遇羅克看到反動的血統論是批而不倒，不論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都有人為之偏袒，他意識到我國制度層面的深刻矛盾。遇羅克認為："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在稍后發表的《"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么？》一文中，他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討論到血統論與特權階層之間的內在聯系。在遇羅克看來，"復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在社會主義內部同樣可能產生"物質與精神上的特權階層"。身份歧視是以革命的名義出現的既得利益者維護其不正當權益所采用的慣常手法，血統論無疑是極端發展的一種形式。遇羅克顯然已超越了當時流行的晚年關于"特權階層"、"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的局限。這是因為他的出發點在于維護人最基本的平等權利，擺脫了流行黨內斗爭的陰影，作為純粹的社會問題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給予分析。⑥他通過血統論研究折射的社會特權問題，具有實踐的普遍性，是現實社會主義實踐客觀存在尚無法根本解決的一大弊端。是的，遇羅克的思想并沒有局限在他所在的時空，即便在今天，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時代里，他的思想依然值得借鑒。

遇羅克倒下了，遇羅克為了真理獻出自己的生命。

①遇羅克：《出身論》，《中學報》創刊號，北京，1967年1月18日

②葉式生：《我所結識的遇羅克》

③遇羅克：《談鴻溝》，《中學論壇》創刊號，北京，1967年2月27日

④⑤張朗朗：《我和遇羅克在獄中》

⑥印紅標《遇羅克與他思考的時代》有類似看法。

（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