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價值傳達與建立話語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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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湖南衛視到芒果TV，伴隨著湖南廣電新媒體轉型的芒果臺也走出了一條女性綜藝之路。文章以湖南衛視16年來的女性綜藝作為研究樣本，探尋其女性綜藝發展過程中對男性凝視的對抗、女性價值的傳達以及建立女性話語的嘗試。女性主義的崛起對于社會平衡發展有推動作用，但如何理性表達仍需漫長的過程。

關鍵詞：女性綜藝；凝視；女性主義；湖南衛視

近幾年，《媽媽咪呀》《我家那閨女》《創造101》《花樣姐姐》《妻子的浪漫旅行》等以女性為主角的綜藝節目不斷進入觀眾視野，通過女團選秀、真人秀和訪談等節目形式呈現女性的生活狀態、情感需求和社交模式，聚焦女性群體，凸顯女性價值，成功俘獲大量女性觀眾，一度霸占國內綜藝頭部。作為國內綜藝界“常青樹”的湖南衛視，無疑是女性綜藝中的佼佼者。2004年夏天的選秀節目《超級女聲》開啟了我國女性綜藝的先河，第二年李宇春奪得冠軍的一季更是形成萬人空巷的現象，被稱為女性綜藝1.0時代。隨后，湖南衛視又推出《花兒與少年》，與東方衛視的《女神的新衣》《花樣姐姐》一起趕上了女性綜藝2.0的快車。《我們來了》則在前兩代基礎上進行升級，更加聚焦于新時代女性氣質，引領女性綜藝3.0時代。①而去年湖南臺的網絡平臺芒果TV制作的《乘風破浪的姐姐》，一經推出播放量就破億，收視率與口碑齊飛，每一期的話題都能登頂微博熱搜，成為現象級綜藝節目，今年的第二季熱度只增不減廣受觀眾好評。女性綜藝的背后站著一群女性導演和制片人，她們有意或無意地傳達著女性的聲音和價值觀，編碼成節目內容呈現給觀眾；而作為絕大多數綜藝節目受眾的女性觀眾，結合自身的經驗框架和文化背景解讀著節目所傳達的意義，參與到節目的討論發表觀點。女性綜藝所帶來的，是女性收視權的回歸、女性訴求的表達和女性文化的重構。

對抗凝視———自主審美回歸

女性———“凝視”的客體。“凝視”，英文中叫做“gaze”，譯為“注視，長時間地看”。這一最初流行于美術批評中的概念成為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理論武器后，被加入了主客體、欲望、權力和話語的元素。薩特認為注視是在主體和客體之間不斷建構和轉化的，處于一種“我”與“他者”的關系語境中，當我在注視別人時，我是注視行為的主體，呈現自由的狀態，在此間存在；當別人在注視我時，我又成為了注視行為的客體，即便我也是存在的，卻是被動且異化的。②拉康繼薩特之后，明確提出“凝視”理論，并且從精神分析的視角為其注入了“欲望”的概念。“凝視行為是一種攜帶著欲望的投射，觀看的主體由于缺乏欲望的對象，會通過注視來使得欲望得到滿足，從而使欲望從缺席到達在場。”③福柯在薩特和拉康之后，從權力的層面分析凝視的內在機理，認為視覺在現代社會已經受到權力的規訓，成為父權制社會下權力的運作方式，這一觀點受到不少女性主義者的關注。國內學者朱曉蘭認為，凝視作為一種觀看方式始終攜帶者權力的運作和欲望的糾結，身份意識也包含其中，觀者作為“看”的主體，也是欲望投射的主體和權力實施的主體，被觀者作為“看”的客體，是欲望的對象，也是權力支配的對象。④在父權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文化中，觀看的權力是屬于男性的，而女性只是男性凝視渠道中偶像崇拜或窺視的對象而非主體。長期以來，女性一直是處于被動的“凝視”客體位置，自我審美和自我認知的權力被剝奪，成為視覺行為的對象和男性觀看欲望的附屬品。2005年《超級女聲》對于“男性凝視”的反擊。一直以來，傳統媒體在傳播性別文化的過程中總是按照男性框架來展示女性形象，這樣女性就被置于了“被看”的位置，失去審美自主權。女性作為“被觀看”的對象，總是要按照符合男生的審美標準來呈現自己的形象，膚白貌美、身材姣好也一向是“美女”的標準。影視作品中呈現的女性形象作為男性凝視的對象和欲望的對象，身材和外貌都受到了男性幻想和規訓下的標準界定，女性角色的服飾也呈現出輕、薄、透、露的特點。在這樣的文化框架和媒體建構下，女性也逐漸用男性的視角來觀看自己，想辦法把自己打扮得更加有“女人味”。正如莫維所說，在男性的注視下，女性趨于平面化只剩下形體，外貌被編碼成為性感、性別和性的符號，一個被看的景觀。按照這樣一個思路，2005年《超女》的冠軍應該是當時的第三名張靚穎，因為她更加符合大眾對于“美女”的審美，波浪卷的長發、大眼薄唇并且有好的身材，而最終冠軍卻給了完全不符合男性傳統審美標準的李宇春。她一頭黃色爆炸頭短發，身材骨感，大方臉沒有肉而棱角分明，嗓音有點像男人……這些具有男性特征的外表形象顯然偏離了父權制社會下所定義的女性的“美麗身體”，所以李宇春當時出道后也被某些網民戲稱為“春哥”。“超女”的評選采取觀眾短信投票這種較為公平的方式，冠亞季軍的角逐也純粹是觀眾主動參與的過程。作為冠軍的李宇春，其追捧者大多為女性，而且作為主辦方的湖南衛視沒有進行暗箱操作對票選結果進行干預，這似乎都暗示著女性自主審美意識的崛起，開始解構長久以來的男性話語“準則”。“這次的超女更像是一次新女性主義的勝利，女性們第一次用她們的中性審美觀粉碎了男人們統治已久的美女標準”。⑤不管是觀眾對李宇春外在形象的認可還是媒體對于“春哥”中性風格的宣傳追捧，對于解構占據統治性的男性審美標準來講，都極具象征意義。

價值傳達———重視女性內在之美

被物化了的“女性”。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勞拉·穆爾維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中講到“女性即影像，男性即看之載體”。⑥在父權制占主導的文化和社會語境中，女性的外貌通常要比其內在價值重要。女性在影視作品中被編碼成性感的代名詞或具有強烈視覺沖擊效果的影像，起的作用是為了滿足男性的欲望和提高收視率。媒體在報道女性的時候，總是與外表掛鉤，哪怕是有關女性醫生、科研人員、教師的新聞，都容易冠上“最美醫生”“美女科學家”“美女教師”這樣的稱謂。再看娛樂新聞中對于女明星的報道多帶有“整容”“懷孕”“出軌”等名詞，短視頻平臺的評論區也經常聚焦女性身體部位：豐乳、A4紙腰、蜜桃臀、大長腿……女性作為“人”的身份被忽視，被當成一個物體來描述。女性逐漸被去人格化，身體部位被分離出來純粹當做工具來對待，性格、價值等內在被忽視或者省略，淪為被消費的商品。在受眾的凝視下，女性身體由自然身體和生產身體轉變為消費身體，并經傳播媒介的編碼進一步生成身體景觀。⑦父權制統治下的社會通過弱化女性人格，把女性從作為完整的“人”消解為具體的身體部位，以降低女性的價值，同化女性對于自身的認知，使其把容貌視為自身得以生存發展的資本，從而內化男性審美標準。“顏即正義”這個詞就包含著濃濃的物化女性的意味，似乎女生只要長相好看就可以被無限原諒，內在涵養和價值觀被一概不顧，“三觀跟著五官走”也同樣傳達著這一扭曲的女性觀。《我們來了》溯源女性內在之美。我國真人秀節目中對于女嘉賓往往會冠以“女漢子”的標簽，以此來體現其對于女性的“價值關照”，反而是落入了男性視角的框架中。美國德裔心理學家卡倫·霍妮認為“女性會希望成為男性，是因為希望擁有那些被我們的文化認為屬于男性的特質或特權，比如力量、勇氣、成功等”。⑧《奔跑吧，兄弟》節目中常常讓唯一的女嘉賓楊穎挑戰一些男嘉賓不敢做的環節以期彰顯女性的“勇敢無畏”，但這種過于明顯和牽強的節目設置卻忽略了女性智慧和女性以柔克剛的品格，誤導觀眾對于女性氣質和女性價值的正確認識。《我們來了》以獨特的女性化視角出發，帶領嘉賓和觀眾一起跨越大江南北，不僅領略了不同地域的獨特風光，“東方女性之美”這一主題也通過豐富多彩的體驗得到了完美的展現。節目將彰顯中華傳統文化和當代女性氣質結合在一起，通過讓女明星嘉賓和素人體驗中國傳統技藝的形式，特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江永女書的深度展現，傳達出女性不僅要美在外貌上，也要美在內涵和修養之中。節目中的8位女嘉賓，不僅涵蓋不同的年齡階段和性格特征，而且同時橫跨影視、音樂、主持等多個領域，分別來自不同職業。作為中國女性的代表和縮影，她們身上所蘊含的優雅、知禮、堅忍、樂觀等氣質，展現著東方女性的不同方面。這種價值觀的輸出對于女權主義者解構父權制社會下女性價值的“刻板印象”有著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建立話語———自我意識的覺醒

女性權力“在場的缺席”。女性與權力的關系看似是女性群體與男性群體在權力層面的二元博弈，但更深一步講，這是對傳統權力架構的又一次反思。美國女權主義理論家勞拉·穆爾維認為，男性主體是媒介文本的觀者，而女性則是被觀看的客體，“看”與“被看”是話語權力實施的第一步。⑨由于傳統的大眾傳播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單向度傳播，處于傳播鏈條上位的人往往掌握著絕對的話語權，在傳者和受者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受到傳統權力分配格局的影響，傳播領域的領導者往往是男性。這種傳受雙方權力的不對等導致了傳統媒體時代男女話語權擁有的不平等，女性始終游離在“主流話語”的邊緣。在福柯看來，“話語即權力”，話語是一種實踐也是一種權力關系。長久以來，女性在公共空間都是處于失語的狀態，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的默認對象都是白人男性。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第三次女權運動者主張消除父權意識形態下對婦女在經濟、社會、政治上的歧視，建立新的女性話語，以建構女性主義的主體地位和權力關系。麥奎爾認為，從破壞社會控制支配體系的能力來看，幾乎所有的公共傳播媒介都具有激進的潛在力量。它們能夠提供獲得針對現有秩序的新的思想和觀念的途徑。⑩新媒體的主體多元性和交互性給女性發聲帶來了契機，網絡上的女性議題和女性討論也越來越多，但話語呈現是否還是沿襲傳統媒體的框架還有待觀察。《乘風破浪的姐姐》為女性發聲。如果說十五年前《超級女聲》的大火使得青春期的少女們第一次感受到了審美自由的權利，那么《乘風破浪的姐姐》成為現象級綜藝則是中年女性主動發聲，開始對話語權進行正面爭奪。節目開篇文案“三十而勵，三十而立，三十而驪”背后是對女性價值的肯定，帶著撕掉標簽的氣勢，打破傳統上對“30+”女性的觀念和偏見。參與錄制節目的嘉賓中，有48歲的寧靜、50歲的鐘麗緹、52歲的伊能靜，無論是年齡還是演員成就方面都夠資格來為中年女性發聲，更能為觀眾信服。她們試圖打破女性在成家之后就應該以家庭為重，相夫教子的傳統觀念，也可以“成團”“破圈”，頗有一絲“中年叛逆”的意味。《乘風破浪的姐姐》不斷向觀眾傳達著“女性價值”“女性獨立”的觀點，似乎是在發表對于我國影視創作中女性形象蒼白、固化的不滿，也試圖撩撥已婚家庭女性反抗平淡生活的情緒，尋求女性意識的覺醒。節目跳出以外貌為主要標準的女團類節目的扁平化選拔要求，更加強調女性的業務實力和工作能力，向社會傳達出“結婚生子后的女性依然能夠在事業一線奮斗”的價值觀，想要破除長久以來男權制主導下的社會分工，重申女性平等權利和個人價值。近幾年女權運動的呼聲有被種族主義問題的爭論蓋過的勢頭，但并不意味著父權制社會結構的松動，女性依舊需要為了爭取權力平等而不斷發聲。《乘風破浪的姐姐》采用逆齡女團選秀這種節目形式為中年女性勇敢發聲，不失為新媒體環境下女性建立話語的文化實踐創新。

結語

在女性綜藝的“星星之火”階段，湖南衛視聚焦女性觀眾推出選秀節目《超級女聲》主打海選+民選，與女性觀眾一起對抗“男性凝視”，重新定義女性審美標準。當女性綜藝進入爆發期，湖南衛視把重心轉到網綜，探索真人秀與女性主體的融合方式，《我們來了》關注女性內在之美，強調女性品質和女性精神，將女嘉賓和中華傳統文化融為一體展現東方女性的氣質。《乘風破浪的姐姐》標志著女性綜藝走向品牌化，女性獨立、女性話語在節目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多元表達女性聲音和女性態度，發出爭奪女性話語權的信號。在互聯網主導輿論環境的今天，相比于男性觀眾，女性更喜歡談論也更喜歡傳播，更容易引領口碑的出現或者受他人的影響去跟風，筆者不好下定論說這是不是女性主義崛起的契機。互聯網給予每個個體進行自我表達的機會，女性話語開始在網絡輿論空間內獲得與男性平等的交流地位，這助益了女性自主意識的崛起。女性影視作品和女性綜藝雖然在蓬勃發展，但相伴而來的是“男色消費”和女性性別之間的性別嫌惡現象的出現。社會發展需要女性的聲音和女性的建議，如何理性表達和預防極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馮軍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