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抗戰時期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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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戰時期，提出實行抗戰教育政策，強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主張進行教育改革。的教育思想體現了抗戰時期的教育時代性、全民族抗戰背景下的教育群眾性以及為了抗戰勝利目的教育目的明確性等特點。

關鍵詞：；教育思想；抗戰時期

縱覽全部教育思想，始終堅持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他的這些思想，在抗日戰爭中就多次出現他的言論里或中共中央以及其他一些文件中，并在各抗日根據地得到廣泛貫徹執行，為促進抗戰事業的全面發展和取得抗戰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抗戰時期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實行抗戰教育政策，強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

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入侵，使中華民族處于亡國的緊急關頭。在抗戰時期，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成為中國革命最緊要的任務。為使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都適應抗日救亡的要求，多次提出要實行抗戰教育政策。盧溝橋事變的前兩個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向全國人民指出：“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1]報告還對紅軍和抗日根據地提出了要求：“要使紅軍適合抗日戰爭的情況，立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并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范兵團?！盵1]抗日根據地在實行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的同時，還必須“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盧溝橋事變不久，作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的指示——反對妥協退讓，堅決實行抗戰。指出：只有實行堅決抗戰的方針，采取一整套堅決抗戰的方法，才能達到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堅決抗戰的方法之一便是實現國防教育，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制度。

1937年8月，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寫了《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的宣傳提綱，這個提綱的思想內容在洛川會議上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得到充分的體現。《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指出必須實行“抗日救國的教育政策”，這個政策是：“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2]這是抗日根據地實施各項教育政策的總方針。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在新的形勢下，黨在1938年10月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報告，總結十五個月來抗戰的基本經驗，分析了當時抗日戰爭即將過渡到相持階段的新形勢，規定了全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緊急任務。在教育方面，重申全民族的緊急任務之一就是“實行抗戰的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并指出在一切為著戰爭的原則下，“一切文化教育事業均應使之適合戰爭的需要”。根據的意見，六中全會做出了《實現國防教育政策，使教育為民族自衛戰爭服務》的決議。關于實行抗戰教育的指示在根據地得到了全面的貫徹執行。如陜甘寧邊區：1937年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時，關于教育工作規定了“必須采取適當的辦法，實施以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為中心內容的普及教育”。在1939年1月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中，更明確地規定了關于實施國防教育的辦法，邊區政府的工作報告說：“邊區實行國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加強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積極的為抗戰建國事業而奮斗培養抗戰干部，供給抗戰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之成為將來新中國的優良建設者。”[3]陜甘寧邊區的教育政策及教育建設的經驗，對其他各解放區的教育建設都起到了示范和指導作用。

的抗戰教育政策，是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抗日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的教育內容，培養具有民族意識、有勝利信心、有政治與生產所需要的知識技能的抗日國民和抗日干部。

（二）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提出“教育與生產勞動聯系起來”的方針。在抗戰期間，他繼續強調執行這一方針的重要意義，經常提醒教育工作人員和廣大師生注意生產，參加勞動。

同志提出：“各級黨政軍機關學校一切領導人員都必須學會領導群眾生產的一全套本領。凡不注意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一切軍民人等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一切脫離生產的農村黨員，應以發展生產為自己充當群眾模范的條件之一?！盵4]他在1939年5月4日所作的《青年運動的方向》報告中，表揚了延安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因為他們能夠和工農群眾結合，能夠實行生產勞動。他說：“延安的青年們不但本身團結，而且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這一點更加是全國的模范。”“只有我們延安和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青年根本不同，他們真是抗日救國的先鋒，因為他們的政治方向是正確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確的?！盵2]各根據地的青年學生們，在的教導和鼓勵下，都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同時還熱烈響應黨在1943年提出的關于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號召，大力發展學校的生產事業。

各抗日根據地各類學校，都結合本身的特點，組織廣大師生參加勞動。延安和抗日根據地的干部學校都把生產列為學校教育計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的學校還規定生產勞動的時數占學時數的20%。

1943—1944年，各解放區開展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以后，黨和政府在教育工作中提出了加強生產教育，教育與生產結合的指示。在陜甘寧邊區，確定國民教育的工作方針為：學校要與勞動社會家庭相結合，同時發展生產，擴大學校。晉察冀邊區在1944年春召開的邊區教育會議上，也確定國民教育和大生產運動相結合是三大主要工作之一。在編寫各科教材時，也把這一方針作為主要指導原則之一。例如，在小學的常識課里、民教的宣講課里，都增加了生產指示的內容。這樣，既充實了教學內容，又能使教育和群眾的生產實際、日常生活密切聯系起來，因而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支持。

由于各根據地堅決地、深入地貫徹執行了同志的這一方針，使各根據地學校的生產有了蓬勃的發展，大部分學校都能做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全部或部分生產自給。這樣，當時各根據地雖處于戰爭及財政困難的環境中，各級各類學校仍能堅持辦學，為抗日戰爭培養了大批優秀的人才。

（三）主張進行教育改革

為使延安及各根據地的教育工作更能適合于抗日戰爭和根據地建設的需要，為了使根據地的教育進一步地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必須進行教育改革。即必須將教育工作中脫離抗戰實踐，脫離根據地建設實際和脫離生產勞動的哪些現象加以改正，使之符合抗戰的需要。在《論新階段》中，對改革教育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他認為進行教育改革應該這么做：“第一，改訂學制，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改變管理制度，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為原則。第二，創設并擴大增強各種干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創辦敵前敵后各種通俗報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第四，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

根據同志的建議，黨在總結蘇區教育經驗的基礎上，還明確規定了干部教育重于群眾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兒童教育的方針。依據同志的指示，各根據地在恢復、發展教育事業的同時，就著手進行教育的改革工作。

抗爭開始后，各根據地為適應培養干部的需要，舉辦了許多干部學校和訓練班。這些干部學校和訓練班都改變了舊的學制和課程，修業年限縮短了，課程設置是根據抗戰和解放區建設需要而確定的。由于我黨對干部教育的重視及干部學校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因而能迅速、有效地為抗日戰爭培養了大批優秀干部，對抗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他如群眾教育、小學教育等也都圍繞著抗日戰爭和生產建設的需要進行了必要的改革。

在規定新的教學內容后，對教學方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據地各級學校否定了注入式的填鴨式的教學方法，而著重啟發和研究討論。根據地學校的教育、教學改革的進行，大大推動了抗戰教育的發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工作，并且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準備了數量可觀的干部。

二、抗戰時期教育思想的幾個特點

（一）現實性

任何思想的產生都有一定的環境，抗戰時期的教育思想也不例外?？箲鹌陂g，我黨的工作重點是農村地區，最直接的工作對象是廣大目不識丁的農民。以陜甘寧邊區為例，平均“全區人僅占全人數的1%”。文盲的大量存在，對動員廣大農民投身抗戰，更好地宣傳黨的政策方針，鞏固根據地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同志在1939年4月為《新中華報》題詞時提出“為消滅文盲而斗爭”。針對嚴峻的抗戰形勢，一直強調實行“國防教育”、“實行抗戰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等。針對抗日戰爭需要大量的革命干部，同志在1938年召開的六中全會上就對培養和提高干部問題作了指示，指出了培養干部和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對抗日戰爭和邊區建設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并且指示各抗日各根據地都要大力舉辦干部學校，說：“干部學校越大越多越好”。因而黨明確提出干部教育重于群眾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兒童教育的方針。這都說明的這些教育思想是應時代需要而產生的，有著極大的現實需要性。

（二）群眾性

同志歷來十分重視群眾路線，認為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應該走群眾路線，文化教育也必須走群眾路線。

抗戰時期，各抗日根據地處于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戰事頻繁，物質短缺，工作緊張，干部不足，單靠政府有限的人力物力是遠遠不能滿足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的。為了更快更好地發展革命根據地的文化教育事業，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同志于1944年10月30日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所做的題為《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講演中指出：“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的熱忱，必須聯系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要聯系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愿。”[4]同志所說的需要，就是群眾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教育工作者腦子里幻想出來的需要；所說的自愿是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教育工作者代表群眾下決心?！叭罕姷男枰焙汀叭罕姷淖栽浮笔侨罕娐肪€中的兩條基本原則。

抗日戰爭后期，抗日根據地的社會教育采取“民辦公助”的政策，這是黨的群眾路線在發展教育事業上的具體運用?！懊褶k公助”，就是發動群眾自己辦學，政府在方針上加以指導，在物質上給予一定的補助?！懊褶k公助”政策和群眾“需要與自愿”原則的貫徹，這就解決了學習與生產的矛盾，克服了教育與實際需要相脫節的錯誤傾向，大大促進了根據地社會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發展。

（三）明確性

同志在1940年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總結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經驗，從理論上闡明了中國革命所處的時代特點、中國革命的戰略方針以及新民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在文化教育方面，同志科學地歷史地總結了“五四”以來革命文化斗爭的經驗。這些經驗的總結，就是民主主義文化教育的理論。

由于一定的文化教育是為一定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服務的，這就必然涉及到領導權的問題。同志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科學地分析了“五四”以前和以后的情況，從根本上解決了“五四”以前，中國的教育是進民主主義性質的，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五四”以后，由于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已經落到無產階級的肩上，所以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只能是由無產階級的教育思想，也就是由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思想都是不能領導的。

在《論聯合政府》中同志說：“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教育?！盵4]

此外，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同志對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的思想也有精辟的闡述和發揮。它的這些思想克服了各根據地文化教育工作中的各種錯誤傾向，指導著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朝著更正確的道路向前邁進。同時，抗戰時期各根據地的教育事業，在他的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欣欣向榮，蓬勃發展。

教育是人類社會中一種古老而永恒的存在。在人類教育不斷發展和演進的歷史長河中，抗戰時期的教育思想作為中國特定時期無產階級的理論形態，它所包含的特定階級的關系和階級內容，在它的歷史使命完成后是會消失的，但作為科學真理，它會匯集到人類知識的海洋里，成為我國近代教育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同志抗戰時期的教育思想將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