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歷史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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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歷史觀最基本的特征是唯物史觀。1.從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看，的歷史觀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早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前的1921年，在給蔡和森的一封信中，就非常明確地：“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1]。這被視為正式確立唯物史觀的標志。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區別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宇宙觀上的不同，認為“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2]。1949年8—9月，為抨擊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提出的一系列錯誤的歷史觀，在《唯心主義觀的破產》一文中，旗幟鮮明地宣告：“我們是反對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3]。同年11月，閱讀了吳晗撰寫的《朱元璋傳》后，寫信給吳晗：“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于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4]。1959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發表談話，進一步向全黨提出：“我們要作出計劃，組成這么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5]。從的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觀，并號召人民將其用于歷史研究和歷史學習之中的。2.從歷史方法論來看，所采取和創立的一些方法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方法論的繼承和發展。首先，完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強調在研究歷史時，必須以階級分析的方法為主要武器，通過對人們經濟地位的考察來區分社會階級的分野并認識他們的政治態度。肯定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改變只注意孤立的描述政治事件，而轉向對社會和經濟的復雜過程的研究。他曾指出：“惟覺中國的歷史學，若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勢將徒費精力，不能有良好的結果”[6]。而且他從現實的革命斗爭形勢出發，不僅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各個階段的任務和特點對各個階級進行了分析，而且將封建時代的人們劃分為農民和地主兩大階級，這就十分有利于確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這是將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應用于歷史研究的最為明顯的體現。而且在的影響下，在中國史學界確立了這一方法論。其次，將馬克思主義研究問題的方法概括為“實事求是”。資產階級歷史家完全否定歷史事實的獨立意義，認為歷史事實是由學者“創造”出來的，沒有客觀性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則鮮明指出歷史事實的獨立意義，認為歷史事實的客觀性，正確闡述了歷史事實與對歷史事實的解釋之間的關系。“不論在自然科學或歷史科學的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并且在發現了以后，要盡可能地用經驗去證明”[7]。列寧曾把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的方法總結為：“即把歷史當作一個十分復雜的矛盾、但畢竟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8]。因此，同志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概括為“實事求是”，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方法論的重大貢獻。再次，在歷史研究中采用了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方法。指出，應摒棄歷史唯心主義的方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由部門到綜合的科學方法。他主張“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9]，并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提議：“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10]。分析和綜合是辯證思維的一個基本方法。提倡在分門別類研究的基礎上，運用分析與綜合的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是對中國古往今來一切歷史研究方法的繼承、發展和超越。3.從提出的一些歷史理論看，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原理。（1）歷史發展論。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變化的、發展的，人類社會存在著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新舊事物始終處于相互斗爭之中，其最終結局，必然以新事物的勝利而告終。則強調，“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指出：“任何事實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了一系列的曲折斗爭。斗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于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于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11]如具體論述了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轉化，以及資本主義又是如何被社會主義這個新的社會制度所取代的。[12]（2）矛盾運動論。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的發展是充滿著矛盾的運動，而且矛盾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是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的發展是在矛盾中實現和通過矛盾實現的。指出：“在人類歷史中，存在著階級的對抗，這是矛盾斗爭的一種特殊的表現”[13]。人類社會正是在矛盾斗爭中得以不斷發展的。強調，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也是不斷變化的。例如他認為，在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當受到帝國主義侵略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而這種國家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國一八四0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九00年的義和團戰爭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況。”當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國家采取比較溫和的壓迫形式時，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同帝國主義人之間的矛盾，如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戰爭，1927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而當著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存在的時候……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眾則站在另一極端，成為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14]（3）規律制約論。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人類社會在本質上也同自然界一樣，是一個客觀的發展過程，遵循著一定的必然規律，而不是完全依照人們的主觀意志，任意地變動，毫無必然性可言。在這點上，同樣堅持了唯物史觀的立場，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著不可違背的客觀規律，人們只能通過認識和運用規律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凌駕于客觀規律之上。關于規律（包括歷史規律在內），有著精辟的論述，在《實踐論》中，他論述了人們取得成功與掌握規律性的關系，論述了如何認識規律的方法，論述了掌握規律性的目的。[15]一生都在研究中國革命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依照對規律的認識去從事革命實踐活動，指導偉大的中國革命，并在一些方面提出了一些規律性的論斷，如“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到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16]的規律，如關于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規律，關于中國革命戰爭（指土地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17]，關于中國抗日戰爭戰略戰術的規律等。4.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原理應用于歷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借鑒歷史文化遺產和吸取他國優秀文化成果的原則。（1）古為今用。自“五四”以來，在我國歷史科學戰線上，關于如何對待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存在著盲目崇古和對古代文化完全否定的兩種錯誤傾向。針對這兩種錯誤傾向，指出：“我們必須尊重歷史，絕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18]。1960年12月在對兩個外國代表團的談話中說：“所謂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與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應當批判地利用封建主義文化，我們不能無批判地加以利用”[19]。這種尊重歷史辯證法的發展，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華”，這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由于善于批判利用封建主義文化，所以他善于古為今用，如他強調“歷史上存在過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都沒有成功……只有徹底地克服了流寇主義，提出并實行建立根據地的方針，才能有利于長期支持的游擊戰爭”[20]。（2）洋為中用。認識到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對于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21]。又說：“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22]。但這種吸收“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23]，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在對待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財富的態度上，采取了“大量吸收”的博大胸懷，他是站在全人類文明的歷史高度，來看待世界歷史上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資本主義世界的優秀成果的。他理直氣壯地要求中國人吸收、繼承、發展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二革命史觀是歷史觀最為鮮明的特征。作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革命的卓越領導者，不是以史學工作者或史學家的身份對歷史進行研究和全面論述，而是以革命領袖的身份來概括同現實革命斗爭密切相關的部分。他的研究和論述是為中國革命服務的，因而在實際研究中，的歷史觀明顯地表現為革命史觀。可以說，他對歷史的研究和全部論述都是圍繞革命史觀而展開的。“所謂革命史觀，就是從現實革命斗爭的需要出發，從革命者的立場與視野來研究和品評以往革命斗爭史中的事件與人物的一種歷史觀。”[24]它既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具體化或中國化的一種理論表達形式，又是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革命史觀的內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革命發展論革命發展論的形成，經歷過一個轉變的過程。盡管他很早就立志要改造中國和世界，但由于早年的深受康、梁改良思想的影響，主張以改良的方式來進行，并為此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一系列文章，為社會改良和湖南自治鼓吹吶喊。但北洋軍閥政府的專制統治和南北軍閥集團不斷混戰的現實，使幡然醒悟，對如何改造中國的問題重新作了分析：“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25]。幾日后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清楚地表明贊同蔡和森的主張：“應用俄國式的方法”，“贊成馬克思的方法”，也就是組織共產黨，開展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26]。它與政治改良運動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從此，與政治改良的方式完全分手，走上了發動和領導革命的道路。極為重視革命對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不僅以畢生精力為中國革命而奮斗，而且從理論上作了長期的、從未間斷的探討，形成了意義非常重大、影響十分深遠的革命發展論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前，的革命發展論綜合起來有如下幾項內容：（1）他用農民革命解釋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原因，指出從秦朝陳勝、吳廣起義至清朝太平天國的大小數百次起義，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27]（2）他用革命來概括中國近現代的歷史進程，認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就開始了民主主義革命的“準備階段”，然后中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等許多個別的階段，“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28]（3）他把整個中國革命劃分為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又把前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為界，劃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小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再屬于舊的資本主義世界革命，而是新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等問題都進行了具體而全面的論述。的這些論述回答了當時中國革命所面臨的一系列最基本、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完全滿足了中國人民開展革命斗爭的需要，成為中國革命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和正確指針。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全可以說就是革命發展論的勝利。2.人民動力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產生之前，人們對歷史的動力問題即歷史創造者問題的認識存在著重大缺陷，“帝王中心論”、“英雄史觀”流行，少數大人物的作用被無限夸大，人民群眾在推動歷史、創造歷史、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被忽視。唯物史觀徹底扭轉了這種錯誤的看法。馬克思主義承認個人的歷史創造作用，但強調歷史首先是勞動群眾的歷史，決定歷史結局的是人民群眾。肯定了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和推動社會變革的根本力量。在人民群眾問題上，完全堅持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對人民群眾推動歷史的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指出，在封建社會里“只有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歷史時期，他都無不表現出對人民群眾力量的高度重視，將其作為革命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熱情謳歌農民運動：“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送去墳墓。”[29]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通過四次反“圍剿”斗爭勝利的經驗，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30]。抗日戰爭時期，在其著名的《論持久戰》中更進一步指出：“戰爭的偉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31]。只要將中國的民眾組織起來，日本侵略者就會“象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32]。據此，形成了“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并通過人民戰爭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在解放戰爭時期，將人民的力量與原子彈和反動派的力量作了比較，毫不含糊地指出：“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33]人民革命的勝利，完全證實了的科學論斷。3.階級斗爭決定論從現實的革命斗爭需要出發，非常強調階級斗爭在推動歷史前進中的作用，并且將其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他對任何一個歷史人物、歷史現象、歷史事件等的評價，無不以階級斗爭的眼光進行，因而的歷史觀具有階級斗爭決定論的特征。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唯心主義。”[34]他斷言：“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4.“革命功利主義者”的歷史研究原則作為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賦予歷史以政治生命力，使其始終為革命斗爭服務，為達此目的，提出了一些歷史研究的原則。首先，他要求研究者善于識別風向，指出：“唐朝劉知幾說，寫歷史要有才、有學、有識，識不是指知識，而是指看到風向。我們要特別注意，要善于識別風向，要有識別力。”[35]也就是說，要求歷史研究者牢牢把握好革命的方向，使其研究與革命斗爭結合起來，用以指導革命。其次，他提出了一系列繼承和吸收中國古代和世界其它國家優秀文化遺產的原則，如“古今中外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薄古厚今”等，提出對于一切東西，無論是中國古代的，還是外國的，“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36]將這些原則作為自己研究歷史和指導我國學者研究歷史的重要原則，從古今中外歷史上吸取了許多有用的東西，大大有利于中國革命的進行。三唯物史觀和革命史觀是歷史觀的兩大基本特征和組成部分。從一定意義上說，二者是緊密聯系，有時甚至是合二為一的。唯物史觀是前提，如果沒有唯物史觀，其革命史觀便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史觀；革命史觀是唯物史觀的一些原理在歷史研究實踐中的具體運用，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具體化；唯物史觀寓于革命史觀之中，唯物史觀通過革命史觀得以在中國史學界扎根、發芽、開花和結果。的革命史觀是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而且是為革命戰爭服務的，它顯示了極大的指導作用，并促使革命戰爭的勝利。在戰爭這一特定的環境中，革命史觀的許多論述和概括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但隨著革命的勝利，和平建設環境的來臨，反映在的革命史觀中的一些論述和概括與歷史研究的現實的需要發生了矛盾。也就是說，繼續堅持的這些論述和理論有悖于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這就要求我們對革命史觀中的一些內容重新認識。尤其是到了六、七十年代，隨著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局面的加劇，以及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錯誤認識，雖然在口頭上仍宣稱自己是唯物主義者，但在實踐中由于對革命史觀中一些觀點的錯誤套用，出現了嚴重違背唯物史觀的錯誤。如在戰爭年代，強調階級斗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要求，這是革命的需要。但在新中國已經建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中國已進入全國建設社會主義階段之后，仍停留在戰爭年代所形成的思維定勢中，仍然強調階級斗爭，堅持以階級斗爭概括全部歷史的史學觀。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中國歷史學研究一度出現以階級斗爭的歷史、以政治史、農民戰爭史代替歷史總體的偏向，并形成了時代史學研究的某種定規和思維定勢。而且關于階級斗爭錯誤理論的繼續發展，直接影響了中國的政局，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十年“”大劫難的發生。［收稿日期］1999—06—23【參考文獻】[1].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M］，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2][18][21][23][28][36].新民主主義論［M］，選集，（合訂本，下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49、668、667、667、627、667.[3].歷史唯心觀的破產［M］，合訂本，1404.[4].致吳晗（1949年11月24日）［M］，書信選集，310.[5].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M］，《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44.[6].致陳寄生［M］，書信選集，386.[7]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873－1883年）［M］，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469～470.[8]列寧.卡爾·馬克思［M］，列寧全集第21卷，39.[9][10].改造我們的學習［M］，合訂本，757、760.[11][12][13][14].矛盾論［M］，合訂本，297－298、298、308、295－296.[15].實踐論［M］，合訂本，261－268.[16].丟掉幻想，準備斗爭［M］，合訂本，1375－1376.[17].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M］，合訂本，175.[19]轉引自鹽城師專學報1993，（4），14.[20].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M］，合訂本，387－388.[22].反對黨八股［M］，合訂本，794.[24]郭世佑.的革命史觀與中國近代史研究［J］.社會科學戰線，1995，（3）：105.[25].致向警予（1920年11月25日）［M］，早期文稿，548.[26].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M］，早期文稿，3－4.[27].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M］，合訂本，588.[29].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M］，合訂本，13.[30].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M］，合訂本，125.[31][32].論持久戰［M］，合訂本，448、478－479.[33].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M］，合訂本，1090－1091.[34]選集［M］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7.[35].八大二次會議講話第三次及第四次［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