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學意蘊研究論文

導語：人學意蘊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哲學思想有兩個突出的特征：一是實現了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學的高度統一，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具體化為科學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學體系；二是把人的問題提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別是非常重視廣大人民群眾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礎上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學說。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也就是說，的方法學有著鮮明的人學導向，而的人學思想也從其方法學當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則。一、方法學的中介功能，體現了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極度關注人學，就一般意義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學。人學研究的對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發展的普遍規律。也就是說，人學理論的內容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體的人存在的圖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體的人發展演化規律的圖景。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視野中的人，是實踐的能動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發展就是人的活動過程，也就是人的能動的實踐的動態過程。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決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內在的尺度，他總企圖超越其生存的受動性與偶然性，要求在創造性活動中改造與否定客觀世界的現存狀況，使世界不斷朝符合人的目的與理想圖景的方向發展，使自己成為真正的“人”。因此，人學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關注，必須提升到實踐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動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以往哲學把人抽象化的理論弊端，開拓出一條走出人的“抽象王國”，進入人的“現實王國”的現實道路。國外有學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種哲學‘實踐’，是一種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認識論。”[1]這種說法指明了對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的高度重視。聯系革命的一生，我們可以說，這種對實踐的重視是源于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深切關懷。這與馬克思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繼承和發展了這個思想，并力圖在“解釋世界”的理論和“改變世界”的實踐之間探索一個中介。這個探求的過程是內在地包含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曲折發展過程當中的，其理論成果就是的方法學體系。方法學的全部著眼點在于如何解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在于如何發揮其聯結理論與實踐的中介功能，從而達到“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實踐論》中科學地探討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論認識到革命實踐的兩次飛躍的原理，并且強調了第二次飛躍比第一次飛躍意義更加重大。但是人們往往認為理論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導實踐，因而忽略了對聯結兩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確指出：“不管理論可能是多么完美，看來顯然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仍然需要有一種從這一個聯系到另一個的中間項。”[4]則更形象地強調說：“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5]在這里，把方法問題同實踐的效果直接聯系起來。如果說，主張把革命的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那么，這種理論也只有轉化為科學的方法才能成為真正的武器。可以說，在方法學的這種中介功能，內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藍圖，它以改造世界的創造性實踐為目的指向，體現了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終極關懷。二、方法學的核心原則，強調了人的思維方式的轉換對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人學熱”的出現，同當前人類在發展中遇到的種種困境、挑戰有關，即旨在分析和解決當代人類實踐發展提出的與人有關的重大現實問題，并為之提供一種理論工具和方法論，這是當代人學興起的實踐根據。在這種實踐根據的背后，隱含著更深刻的理論動因，即旨在反映人類思維發展的歷史規律，由側重指向認識人之外的世界自覺轉向認識人本身，以形成關于人本身的完備認識，這是人學得以出現的思維發展史的根據。[6]也就是說，人學在關注其自身同客觀外部環境的相互關系的同時，還須對其自身的思維規律和思維方法進行反思、追問，旨在研究如何經由思維方式的革新盡快實現人的現代化，最終在物的現代化、制度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的互動關系中，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動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方法學強調以思想方法為核心的原則，內在地體現了人學的這一本質要求。早在1917年，就認為，要改造社會，必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變換全國之思想”。雖然他此時的世界觀還是唯心主義的。但作為一個人學觀點，這句話不無道理，表明了青年對人的思想進步的極度重視。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的講話中，又指出，所謂方法，無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接著對兩者的辯證關系進行了理論上的闡釋，認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結合的，思想方法不對頭，工作方法也就不對頭。這說明了對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視，表達了他對方法學核心的基本看法：以思想方法為核心，統率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而思想方法正是主體思維方式中最革命的要素，科學思想方法是導致思維方式革新的首要前提。畢生致力于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當中尋求提煉解決具體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既是為了長期革命實踐的需要，也是為了從根本上探求一條革新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的新途徑。的這種探求，是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推動下自覺地進行的，體現時代進步和社會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實上，自從“鴉片戰爭”打破中國的大門以后，急劇激化的民族矛盾就把現代化的問題提到了中國人民面前。而人的現代化不僅是社會現代化的必要要求和實質內容，同時，人的現代化尤其是思維方式的現代化，又是促進社會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的變革才成為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革新的主旋律，中國近代人學興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正是植根于此。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和其它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一道，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當作改造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的一劑良方，才使中國人從舊的思維框架下徹底解放出來，為中華民族思維方式的現代化進而為整個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可以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顯示出強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正如所說的那樣：“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7]“為人民群眾所掌握”，主要的就是內化為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對此，說得很明白。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又說，“使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8]方法學，正是基于這種正確認識，始終鮮明地貫徹了以思想方法為核心的原則，將人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革新作為社會進步的首要前提。歷史雄辯地說明，只有思維方式、思想方法進步的民族，才能自覺投身于社會改造的洪流，推動社會的進步，這正是方法學把思想方法作為核心的根據所在。三、方法學的操作規則，深化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主體地位有一句名言：“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9]這句話不僅僅表述了一個具體的理論觀點，而且深刻揭示了他整個哲學的人學導向。但視野中的人，并非超越了特定歷史條件、社會關系和階級地位的一般的人。作為歷史創造主體的人民群眾在他心目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對人民群眾問題的論述，是人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和人學思想有著本質的區別，從方法學的群眾路線操作規則中，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我們的黨與群眾路線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強調的一切決議和方法都必須經群眾路線予以貫徹執行。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劉少奇、等都對群眾路線作過重要論述，比如，在1929年12月起草的《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中就明確指出：“黨對軍事工作部分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群眾路線去執行。”[10]延安時期，在1943年為中央寫了《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對群眾路線的科學內涵作了明確的規定和闡述，為全黨更加自覺地執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礎。這些理論觀點作為指導原則貫徹到方法學當中，使得群眾路線不僅成為一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與領導方法，而且成為其他一切工作方法、領導方法的操作規則。僅從人學層面而言，群眾路線的操作規則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意義。其一，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把唯物史觀的這一基本原理通俗化為一句名言：“群眾是真正的英雄”。[11]首先，人民群眾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說：“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12]這里說的“社會財富”，既包括物質財富，也包括精神財富。其次，人民群眾是實現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認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13]他還說，“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群眾”。[14]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我們黨群眾路線的理論基石，也是方法學以此作為操作規則的直接依據。其二，一切科學的方法，都是從人民群眾當中總結、提煉出來的。認為，“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15]因此，特別強調廣大黨員和干部要以滿腔的熱忱，虛心向群眾學習。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更是要善于集中群眾的智慧和經驗，這是我們黨克服困難取得成績的力量源泉。對此，曾多次告誡我們的黨員和干部，他說：“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這件事很重要，請同志們注意到這點。”[16]其三，一切科學方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唯一宗旨。我們的工作方法、決策和措施，只有真正地反映人民群眾的意志和要求、切實地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才能順利地在群眾中貫徹執行。因此，強調，“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和利益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愿望出發。”[17]其四，一切科學的方法，只有經過群眾路線進行操作，才能發揮最好的效果。正如指出的那樣：“在我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8]這是群眾路線操作規則的精辟描述，這一操作規則是一動態過程：首先是啟發群眾覺悟，即“要教育人民認識真理，要動員人民起來為解放自己而斗爭”。[19]但是，“人民的覺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腦子中的錯誤思想，需要我們做很多切切實實的工作。”[20]其次是用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開展工作。對此作了深刻闡述：“只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21]再次是根據實際執行的效果和群眾反饋的信息來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工作方法。總之，這個操作過程是一個內容不斷深化的循環過程，其中每一環都體現了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的確認和深化。四、方法學的科學體系，內含了人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方法學是由一系列方法原則和各種具體方法建構成的完整體系。但總的說來可以分成兩個大的部分：思想認識方法和工作實踐方法。這些方法內含了人學研究的基本方法，為人學思想奠定了堅實的方法學基礎。其一，階級分析的方法。在思想認識方法當中，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其中就包涵了人學研究的階級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22]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是怎么樣的，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因此，從物質生產和一定的社會關系出發，是歷史唯物主義觀察、研究和解決人的問題的基本方法原則，而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則是了解階級社會中人的問題的鑰匙。的人學思想，堅持了“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立場。”[23]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中，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指出在階級社會里，只存在階級的人、階級的人性、階級的愛、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根本不存在超階級的抽象的人、人性、愛、民主、自由和平等。總之，善于分析人們的階級關系、經濟地位及其對革命的態度，以分清敵友，團結真正的朋友，打擊真正的敵人。這些分析，又為我們黨制定相應的路線、政策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論根據。其二，個體和類相統一的方法。在的方法學體系里，一般和個別相結合是基本的方法原則，把這個原則具體地應用到人學研究當中，就是個體和類相結合的方法。不僅主張“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24]因而要對一切個人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研究，而且承認人類共性的存在。把通過社會實踐自覺能動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看作是人類共性當中最本質的內容，他在1938年《論持久戰》中說道，“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25]此外，還從階級關系、民族關系、倫理關系及審美關系等不同角度，論述了人類不同層次的共性。其三，科學原則和價值原則相結合的方法。科學原則通過方法學的實事求是總體原則集中地體現出來。對人的研究，同樣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方法，在論述必須善于識別干部時指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26]這不僅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而且也是分析研究一切人的主要方法，這就是唯物辯證的實事求是的方法，體現了客觀、公正、科學的原則。認為，分析、評價一個人，不但要堅持科學原則，還要堅持價值原則，即要看他對社會對人民的貢獻。馬克思說：“‘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27]顯然，人的價值具有兩層含義：首先是社會對人的滿足，但是“世界不會滿足人，人決心以自己的行動來改變世界”。所以，認為，人之所以具有價值，在于人的社會性、實踐性，在于人不僅能夠獲得對客觀世界規律性的認識，而且能夠依據這種認識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方法學，作為人們進行創造性實踐活動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的自覺能動性的集中體現，也是對人的價值根據的充分肯定。特別強調的是人的價值的第二層含義，即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總理說過，所提出的原則總是照顧大多數，為著大多數人的利益。方法學，正是以“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的。強調，一切科學的方法，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這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表明了對人生價值尺度的根本看法。收稿日期：2000—01—15【參考文獻】[1]［法］米歇爾·盧瓦.實踐論（法文版前言）［M］.哲學思想概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2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3]著作選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4]康德著，何兆武譯.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商務印書館，1990.164.[5][10]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88.[6]韓慶祥，郭立新.當代中國人學研究興起的深層動因［J］.文史哲，1998，（4）.[7][11][22][23]選集（第4卷）［M］，1991.1515，1512，1322，1131.[8][11][20][21][24][27]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790，933，899，898，870.[12][14][15][22]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7，370～371，452，413.[13][25][26]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477，527.[19]：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6.[23]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197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