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學思想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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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不管你是愛還是恨，是贊揚還是批判，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國現代留下了遠為龐大的身影。這身影覆蓋了、主宰了、支配了數億人和幾代人的生活、命運和悲歡，他將是長久和被人反復研究的對象。”（注：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1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在這個被反復研究的偉大對象中，仍然存在著一些研究上的盲點，的人學思想就是這樣一個被忽視的領域。眾多的研究者把目光主要投注在的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和歷史觀上，或是牽情于他的青少年時代的人生觀、價值觀及求學經歷，有意或無意地避而不談他的人學、人道主義方面。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薩特曾認為馬克思的學說中有一個“人學的空場”，而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阿爾都塞則認為馬克思實現了與“人道主義”的“斷裂”。同樣，一些學者認為思想中亦存在一個人學的空場和斷裂。我們認為如果說真有這個“空場”的話，那也是我們對他的這方面思想的研究上的“空場”。或許是旁觀者清，美國學者弗郎西斯在他的《的辯證法理論》一書曾深刻地指出：“毛的著作的中心內容就是關于人和人道主義（就其是關于人以及人與他人在社會中的關系而言），特別是他的辯證法理論的目的是通過改變社會結構來改變社會，改變人民的生活。”我們認為“人學”是思想的內核，而“人身解放”與“人心改造”則構成人學思想的主要內容，甚至可以說一生所致力的事業就是解放人與改造人的事業。

一、“人身解放”與理想社會

以1949年劃界，的人學思想在此以前是以人身解放為中心的。早在湖南自治運動時期，就立定大志，要“拯救千萬無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并視“其為大業”。（注：《新民學會資料》，92頁。）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曾呼吁，要“謀求我們的共同利益”，要“謀我們種田人的種種利益”，“謀我們工人的種種利益”。當時的社會現實使他認識到，要謀取這種利益，要完成這樣的大業，不是寫“幾篇文章所能弄好”的，而是“須有一些志士從事實際的改造”。因為，這不止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實踐的問題，要完成這個大業，就必須從事于根本改造的社會實踐。“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必須“另辟道路”，重開新途，要實行一種“愿大家好的主義”。（注：《新民學會資料》，92～105頁。）認識到所謂根本的改造是先確立一個基礎，立定一個目標，而人身的徹底解放，社會的根本改造又要從具體的改造、解放活動做起，否則徹底解放、根本改造就是空話。在實際的革命潮流的作用下，開始從思想的王國走出來，走向活生生的現實社會。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敏銳地提出“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292頁，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正是從吃飯問題，他看到了工人、農人的痛苦現實、看到了勞獲的不均等。“幾個人享福，千萬人要哭”的不平等現實使得“勞動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會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454頁，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一生中的兩大重大發現時指出，除了剩余價值論以外，馬克思揭示了人們要從事政治的、宗教的、科學的、藝術的種種活動等，必須先要解決衣、食、住等問題。亦深刻地總結出，“吃飯問題最大”，所有其他的問題都要從這個問題得到說明。認為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我們這個社會和國家的主體，人民群眾是社會和國家的主人，“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390頁，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人身的解放，首先就是吃飯問題上的解放，亦即是經濟上的解放。只有作為這個社會主體的人民大眾在經濟上徹底解放了，我們才能獲得自由、民主和平等。

十月革命勝利以后，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中的唯物史觀在20年代的中國廣泛傳播，使得在思考和觀察中國社會問題時更富于根本性和全局性，“共產主義”范圍使得青年時代就已經有的“大同主義”理想主張更具有透明性、實在性和世界性。在此，是把“大同理想”、“共產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冶為一爐。在這里，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并不是文化舶來品，而是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和歷史來源。以民族自決為基礎，通過建立人民共和國，使極端貧困的廣大的下層人民擺脫貧困，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豐衣足食，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認為這是一條真正解放人民的大道，而在他以前的空想主義者們都沒能找到一條這樣的大路。雖然對他自己所致力的“大同世界”極盡頌揚，但現在看來其中確有不少空想成分。“固然夢想不是現實，但是人們的夢想卻是形成現實、推動歷史的巨大力量。”（注：〔美〕莫里斯·邁斯納：《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13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這種為解放人民，引導人們進入到大同世界的理想一直激勵著他的精神，且伴隨了他的一生，“雖九死其猶未悔”。“人必須一再為不可能的東西而奮斗，否則他就不可能達到可能的東西。”（注：〔美〕莫里斯·邁斯納：《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2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奮斗了一生，的確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解放了千千萬萬的中國勞苦大眾。

關于人的解放的人學思想得以落實，究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值得我們珍視的就是他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同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善于把傳統文化遺產與當今時代相結合。這種結合始終是把此時此地的現實作為第一位的，文化與理論根本不能束縛他的手腳。1930年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注：《選集》，2版，第1卷，111～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黨的六中全會上，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注：《選集》，2版，第2卷，533～534，《選集》，2版，第1卷，111～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因如此，完成了人的解放的任務，建立了新中國。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二、“人心改造”與“文化革命”

當“人身解放”的任務基本完成以后，“人心改造”的問題就成了一個主要的問題。實際上“人心改造”這個問題貫穿了的一生，如早年的“改造哲學、倫理學”以“變換全國之思想”，晚年用共產主義精神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以及“靈魂革命”等，都是圍繞改造人心、塑造人格這一主題。如此重視“人心改造”是與他的哲學思想分不開的，反復申言：“人是要有點精神的”，“精神可以變物質”。可以說精神至上論與強調意志是人心改造思想的理論基礎。在某種意義上的可以說，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正是在強調意志的支使下，服從于實現人心改造的目的而展開的。的這種精神至上論也是早在青年時代就已經形成，早年他不僅把民眾的力量歸結為精神力量，而且把民族的力量、國家的力量也歸結為精神力量。在他看來，最危險的事情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空虛，這是比貧窮更危險的事情。曾經說過：“如果中國變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準，她就不再需要革命了。”“錢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圍的人……”。（注：〔美〕斯圖爾德·施拉姆：《的思想》，157～15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這話使我們想起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Marcuse）對單面社會、單面思想及單面人的批評，但不同的是，馬爾庫塞對西方社會沉浸于物質追逐，而放棄革命要求的批判是建立在西方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基礎上的，而我們還沒有跨過“卡夫丁峽谷”。盡管如此，我們不能不承認的這些議論中包含著的真理睿識：在一個沒有理想追求，只有物欲橫行、人們見利忘義的社會里，腐敗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揭示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種只講義不講利；只要革命，不要物質富裕，為了防止腐敗而放棄錢也是行不通的。那種吃飽飯的精神至上論一旦“超脫肉體”那就“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7頁。）。此種精神既不能變為物質，最終也不能改造人心。

新中國成立以后，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解放之初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整風運動、60年代的“社教”運動以及史無前例的“”，這些都是為改造人心服務的。長抓不懈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成為實現人心改造目的的手段，而建樹理想人格則是通過人心改造所應當達成的最終成果。

如果說新中國成立后，發動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是他四十年前未竟實驗的繼續，而“文化革命”則是他早年“改良人心”的意愿的具體伸展。早在他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他和蔡和森組建的新民學會的宗旨就是“改良人心風俗”。“心之所善”的大同理想社會必須靠人心被改造過的人來支撐，所推出的雷鋒、焦裕祿等英雄模范人物就是這樣的人。從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出，是把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視為最高的價值標準。但是，這種人心改造工程并非一役或數役所能完成的。晚年的也一定體會到這種人心改造工程的艱難性，但他沒有氣餒，“十年”可以說是他最后的一搏，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就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用思想統一全國人民的人心改造運動，只不過他播下的“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這種“畢其功于一役”的文化革命不僅沒有改造好人心，反而造成了合法性原則和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天下大亂并沒有達到天下大治，“破”字當頭并沒有“立”在其中，帶來的是對中國革命的極大傷害，對中國人民的極大傷害。有人因此說不重視或者說無視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其實并非如此，只是把自由、全面發展放在了共產主義社會里，而在前共產主義社會里，人們則應當人民的利益，為公共利益而犧牲掉個人的自由與發展。

關于人心改造的人學思想所以落空，究其原因，當然也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最主要的是，晚年的的思想中，理想的聲音太強烈、太激越，他不是讓思想跟隨歷史現實，而是讓現實服從理想，最終既損害了現實也損害了理想；他用人與人之間的斗爭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交往；他用浪漫主義取代了尊重客觀規律的科學主義；他把人所追求的應當逐步實現的理想價值當作了現實的行為準則來推行；他為未來的人的自由與發展而犧牲了現實的自由發展；他站在思想的云端，而忽略了腳下的大地。最終他的人心改造工程結出了人心幻滅和人心混亂的苦果。

巨人雖已西去，但為了人心改造而發動的文化革命，還需要我們站在歷史和思想的高度來重新審視它，交給我們的這筆遺產恐怕并不僅僅只是教訓。湯因比曾經說比我們時代先進50年。這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