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論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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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對曹操情有獨鐘。他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一反傳統的“通說定論”，給了曹操很高的評價。不僅肯定曹操推動歷史的偉大作用，而且贊賞他在政治、文學方面的杰出才能，尤其對曹操詩歌更加偏愛，并且從中汲取了豐富的藝術營養。

關鍵詞：曹操評價

在中國歷史上，能集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于一身者，曹操是首當其沖的一人。同樣，作為抱負遠大、氣吞山河的政治家、軍事家的，與曹操有著超越時空界域的“相似”之處；作為詩人，在行軍打仗之際，一個橫槊賦詩，一個在馬背上吟詩，在抒發的思想感情方面，二人存在著內在蘊涵的“神似”之處。

一生博覽群書，有著深厚的古代文史功底，他不獨對古典小說名著十分熟悉，并多有精辟的評論，且對《二十四史》、《昭明文選》等都很熟悉。他信手拈來的對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的評價，令人十分贊嘆。然則，對中國古代詩歌的閱讀和批評中，他對曹操的詩歌似乎更為偏愛。不論是在生活中、會議上、行軍中，還是在家庭教育上，他都曾不止一次地談到曹操。

一、在政治上，認為曹操是一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從曹操身上，汲取了不少政治智慧

在談到曹操推動歷史前進中的作用時指出：曹操這個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賢納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還注意發展生產，引水灌溉，發展農業生產。[1]曹操這個人有政治頭腦，具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深謀遠慮的政治舉措。他不是光搞政治，也知道經濟決定政治，決定上層建筑的。他在政治經濟上采取的向人民讓步的緩和階級矛盾的進步措施，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順應歷史潮流的，這對當時的人們是有利的。如他的《度關山》詩說：“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兼愛尚同，疏者為戚。”可見曹操以民為本的賢明思想是存在已久并發展而為歌詠的。其中的思想和理想是進步的。看來曹操也是懂得“民以食為天”的道理。對于曹操政治上有益的做法，是積極靈活地采納的，曹操在政治上的策略及措施對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也顯示作為一代偉人所具有的歷史家的深邃和政治家的膽識。

從不囿于傳統的貶曹傾向而人云亦云。他針對人們掩蓋客觀歷史事實的種種成見而為曹操鳴不平。認為，不能因為《三國演義》中有“擁劉反曹”的正統歷史觀，就否定曹操的民主思想的觀點。畢竟，歷史上真正的曹操其人與演義中、戲曲舞臺上的曹操有很大出入。還說：“殷紂王（通常稱為暴君）精通文學和軍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部被看作壞人，這是不正確的。”[2]認為曹操是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小說上說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義，其實，曹操不壞。當時曹操是代表正義的一方的，漢是沒落的。”[3]為曹操翻案，這是以唯物觀的科學眼光洞察歷史而得出的驚世之論。

曹操的《龜雖壽》是一首哲理詩，表現了曹操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哲學思想。說：曹操此詩中的“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陸游的“死去元知萬事空”，這都是唯物的。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詩句又閃爍著辯證法的光輝。曹操詩本身所蘊涵的不信天命，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樸素唯物論色彩，也是讓無所畏懼鬧革命、“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極為欣賞該詩的原因。曾多次手書他欣賞的《龜雖壽》一詩鼓勵他人。1927年，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說：“其實，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對魯迅的這一精辟論斷深為贊同。曹操的鴻才大志、文韜武略等深為所折服。論文網

善讀歷史，他能把歷史讀活，但他不是就史論史，而是聯系實際，以史為鑒，又可謂把歷史用活了。曾一度潛心研讀《三國志》，就是試圖從中獲取歷史經驗。他能靈活地結合實際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評點三國人物。如評論曹操罵人時說：曹操罵漢獻帝“生于深宮中，長于婦人之手。”是有道理的。以這則故事告誡領導干部不要脫離群眾，可謂恰到好處。

與曹操在政治上都主張法制。曹操的“尚刑名”就是在政治上主張法制。魯迅也說過，曹操的“立法是很嚴的。”多次評曹操的言論中包含的觀點之一是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權力改革惡政、推行法治、穩定社會發展等。他還指出：歷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夠建立統一北方的巨大功業，就是憑借他手中集中的政治、軍事力量并且殺伐決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和《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等著作中，強調共產黨必須要用專政同國內外敵對勢力作堅決斗爭，依靠專政才能保證國家的統一，才能保障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我們不能不佩服的眼光與果斷。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我看在主張法制這方面借鑒曹操的某些做法就比較有針對性、可行性與價值性。

二、在文學上，認為曹詩具有很強的人民性，且慷慨激昂，富有積極進取的人生境界。

曹操不僅武略泱泱，而且文才滔滔。曹詩表現出雄奇的魅力，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的詩句，可看出他是把曹操作為建安文章慷慨風骨的典型。喜歡曹操的大手筆，他對曹操詩的喜愛，不僅是讀其詩、吟其詩、誦其詩、書其詩，而且活用曹操的詩句于詞的創作中。眾所周知，在的時代，已很少有人再用古代的詞牌來作詞，但因的古典文學功底很深，加之又對曹操詩的偏愛，所以他本人在寫詩時，能靈活地運用“脫胎換骨”、古為今用的手法，得心應手地化用曹操詩為己之新句，具有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的效果。

如曹操的《觀滄海》一詩：“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曹操詩是四言詩，在后來游北戴河時，化用其詩句并改為七言：將“秋風蕭瑟”擴變為“蕭瑟秋風今又是”。顛倒了詞序，并加了三個字，境界就不同了，其妙在于頗有歷史的滄桑回音之意。既是觸景生情，在憑吊古人，同時也豐富著《浪淘沙∙北戴河》一詞的歷史內涵。既加深了憑吊的意味，又讓人聯想到當年曹操的大氣魄大手筆。也讓人想起的詩句“俱往也。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想起：“江山代有才人出。”“人生不過百年”等。真是人如滄海之一粟，渺乎其微。雖是重游古人之故地，追尋古人之蹤影，但“物事人非事事休”。全詞沉郁蒼涼，在空間的展示和時間的轉換中透露出對生命的深沉思考，有人稱之為“碣石情結”。

在情調上，我們可以看出對曹操的“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的大手筆表現出的慷慨悲涼的獨特風格很贊賞。作為一文學愛好者，我對與曹操詩文的宏偉非凡的氣魄很是欣賞。

首先，對曹操詩的偏愛體現在：對曹操詩的手書題贈與吟誦褒揚。

他常借助手書題贈曹操詩以表對曹詩的喜愛。如他喜歡曹操的《龜歲壽》詩的激昂慷慨，積極進取的樂觀主義精神和飽含哲理的審美價值。它閃耀著樸素的辯證法思想，那種雄視古今、睥睨一切的豪情，躍然紙上，令十分喜愛。還喜歡曹操的《觀滄海》等詩的本色、直抒胸臆、豁達通脫的氣魄。[4]魯迅和對曹操詩的通脫風格都很看重。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說曹操“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脫之后，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慮，想寫便寫出來。”對于以上文字，讀過后均重筆畫了著重線，還在天頭上畫著大圈。可見魯迅和對曹操詩文通脫風格都很看重。

連游覽魏舊墟時也與同伴們吟誦著曹操的《短歌行》以示憑吊之情。像這樣把曹操詩掛在嘴邊吟誦的，在他人，實不多見。可見，他對曹詩的欣賞有加。同時我們也可見他對曹操詩進行吟誦時有諸多共鳴，能得到諸多啟迪與靈感，不單是表面上的，更多的是精神領域里的相通。

其次，喜歡曹操詩的現實主義的特質。

對曹操詩的現實主義特質的喜愛體現在他喜歡曹操詩歌對現實的關注，并善于用詩歌來反映現實生活，關注人民，反映其精神境界，反映其政治理想。和曹操的詩詞中都可頻頻見到他們對現實與戰爭的描寫，都可謂是中國歷史的一段“史詩”。其間，我們可看到對曹操詩的現實性和人民性的風格的認可與借鑒。同時，又能在曹操的基礎上超越他，可謂是能靈活地汲取歷史人物的精神神韻而又恰如其分地展現他的豪放自如的大手筆的一面。

古往今來，凡作家關注現實，自覺不自覺地把反映現實作為文學創作的任務，凡詩文反映人民群眾現實生活的，均得到了歷史的認可。如《詩經》中的最有價值的部分即“風”（即“民歌”）這一塊，它在《詩經》的305首中竟占到了160首。它開創了我國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源頭。從曹操詩中可看到《詩經》對曹操的影響，曹操繼承并拓展了《詩經》及漢樂府民歌中的現實主義傳統。也因此，曹操的詩歌很為后人所欣賞。

在當時，面對復雜的社會現實，曹操等借助其政治上的領導地位，網羅了一批文人，提倡民間樂府詩，以樂府五言詩來表現現實生活，開創了詩歌創作的新風尚，首次掀起文人詩歌創作的高潮，時稱“建安風骨”。魯迅說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師”，說話大膽，一掃漢代儒生的文章動輒援引經義的習氣。可見曹操在詩歌上能提出有益的和革新的意見等，這對的詩文風格也有一定的影響，同時也在實踐著長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過一浪的升華。

曹操適逢亂世，戰亂頻繁，民不聊生，作為當時具有革新精神的進步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他目睹了當時的現實，沒有無動于衷，而是借助于詩歌來表達他的心聲與感慨，通過詩歌表達他對現實的關切，對人民的同情，抒發其政治理想與抱負，以樸實無華的內容去展現戰亂社會中的詩史般的《蒿里行》《苦寒行》等具有很強的現實性、人民性，它直接反映了人民疾苦，具有“史詩”意味。我認為，曹操的這種寫作風格對有著不可低估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第三，詩文內容的精神境界。

在豐富復雜的革命生涯和多姿多彩的情感生活中始終貫注著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理想和不可摧折的樂觀精神。這種精神力量影響到其詩詞的創作傾向。這與曹操詩內容上積極進取精神相似。如若他們生活在同一時代，我想，他們倆會以詩會友的。

例如，曹操的《短歌行》，詩中除表達了對賢才的渴慕之情，也表現了他堅定不移積極進取的可貴精神。那種“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激昂頑強的進取精神，尤能激蕩起的博大情懷。如的《清平樂∙蔣桂戰爭》、《采桑子∙重陽》中，那種積極向上的樂觀主義精神，無時不在。與曹操相比，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與曹操的詩中，都表現了對人才的渴望，很相似。如曹操的《短歌行》、的《七絕∙賈誼》（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七律∙詠賈誼》（少年倜儻廊廟才，壯志未酬事堪哀。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干臺。……）都反映了他們二人潛意識中愛才、憐才、惜才的意識。

同時，二人的詩歌中都有著憂患意識。透過其詩，我們不難發現，曹詩中彌漫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憂世之亂，憂才之失，憂己之志，并且將這種意識貫穿了詩人創作的全過程，構成了曹操詩歌的情感基調。我們從其詩歌的現實主義特質中可以看出。而毛詩中，從青年時家國哀痛、悲喪離別的憂傷到中年時的民族危亡、晚年時對國際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憂憤。他憂時不我待，憂戰將早逝，憂國際反華勢力，憂多災多難的中國社會，憂民族命運與人類未來。其憂患意識同樣如一條隱行的線索貫穿其始終而又超越曹操的憂患意識，更具有大氣魄。

的詩詞從曹操那里獲得了文學上的滋養和心靈上溝通，所以其詩詞同樣有著曹操詩的史詩美、哲理美、悲壯美，[5]同樣有著屬于他的偉大時代的主旋律，它再現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奮斗足跡。鑒于文學上的對話和精神上的相通沖淡了空間的距離，所以，就歷史和文學的雙重層面上講，都是打內心里予以情感認同的，之贊賞曹操詩的原因也在此，既善于繼承，更善于推陳出新的魅力亦在此。可以講，的詩詞在特定的時期仿佛是一根連接歷史和現實的紐帶，其影響和作用無疑對繼承古代文學及古代文化的優秀傳統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注釋：

[1]《偉大領袖談地名人名》原載《中州古今》1994年第2期

[2]斯圖爾特∙斯拉姆：《的思想》第184頁

[3]轉引：宋培憲.與《為曹操翻案》[J].載《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5.

參考文獻：

[4]權延赤.紅墻內外[M].昆侖出版社,1989.6.

[5]馬連禮.詩詞美學論[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