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中俄兩國的“新經濟政策”——列寧“新經濟政策”與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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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5230（2000）06—0031—05

一

俄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后，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如何確立社會主義的原則和方式，是擺在列寧為代表的俄國一代馬克思主義者面前十分迫切而又重大的問題。

俄國是一個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占相當的比重，俄國共產黨人必須面臨這些特殊的條件和環境，去探索一條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最初，列寧力圖將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預想付諸實踐，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在建立社會主義體制的時候，列寧強調通過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來實施向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而不是通過商品交換、市場經濟來實現過渡。

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直接過渡”思想占了上風。戰時共產主義主張在農村實行糧食征集制，工業體制上追求最大限度的國有化，經濟關系上實物化代替商品貨幣關系，勞務關系上，實行普遍的勞動義務制。這一政策，在客觀上是迫于戰爭的特殊環境不得已為之。使國家迅速掌握了全國一切經濟命脈，商品活動全部停頓，商品生產和市場貨幣關系全被取消。這些正好與俄共領導人頭腦里某種固有的社會主義傳統觀念相吻合。既然社會主義就意味著剝奪剝奪者，實現公有制，取消商品經濟和貨幣流通，于是，人們自覺不自覺地把這些政策和措施看作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捷徑。因此，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不僅是應急措施，而且成為俄共利用這一特殊政策來實現社會主義的一次嘗試。

從歷史的眼光看，戰時共產主義的實施，是必要的和有其客觀依據的。但同時又不能不帶有極大的歷史局限性。因為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落后的國家，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只能是“烏托邦”式的空想；這種局限性反映到理論上，就是過低地估計了落后的俄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先天不足的困難，沒有能夠把資本主義巨大的生產力和發達的商品經濟與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科學地區別開來，以只為要對所有制關系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就可以在落后的小生產和自然經濟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

現實生活也表明俄共這種直接過渡的思想是錯誤的。戰爭結束后，農民的不滿幾乎要發生暴動，列寧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承認：我們計劃“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照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1]（P176）他在總結戰時共產主義的經驗教訓時指出：“我們在貿易國有化和工業國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轉方面做得太過分了……我們沒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這個限度。”[2]（P208）到“1921年春天已經很清楚了：我們用‘沖擊’的辦法，即用簡捷、迅速、直接的辦法實現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的原則的嘗試已經失敗了。”[3]（P70）因此，列寧打算用“‘新經濟政策’來糾正我們的許多錯誤，我們正在學習怎樣在一個小農國家里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大廈而不犯錯誤。”[4]（P539）列寧的偉大，在于他不固守某些傳統，他又重新探索一條適合俄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

新經濟政策的內容包括：以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實行租讓制；把在小生產基礎上的私人資本主義引導到“合作制”資本主義；通過資本家（付給傭金）推銷國家的商品和收購小生產者的產品；等等。其實質，是把商品經濟關系引入到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特別是通過商品交換來溝通社會主義大工業與農民經濟的聯系。

從現象上看，新經濟政策與此前單一的計劃經濟相比較，是一種“退卻”。列寧認為“既然退卻是正確的，那么，退卻之后就可以同農民群眾結合起來，和他們一道前進，雖然比以前慢一百倍，但卻能以堅定的步伐勇往直前，使他們永遠看到我們畢竟是在前進。那時，我們的事業就一定會立于不敗之地。”[4]（P620—621）從本質上看，這種退卻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能夠超越，資本主義生產力和商品經濟不能超越。落后國家對資本主義的超越是有限度的，它不能離開對資本主義創造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吸收，也不能在社會生產關系中完全排除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更不能簡單依靠政治力量建立一個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制度，以便直接向共產主義階段過渡。

實行新經濟政策，黨的上層領導人是一致贊同的，但對其理解卻不一致，大多數人把這一政策看作是克服眼前的嚴重困難而采取的應急措施，是一項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重大決策和權宜之計。是形勢所迫而對資本主義作的暫時的退讓。列寧的高瞻遠矚，就在于他沒有使自己的認識停留在這一點上，而是希望通過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建立一個完全不同于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那種經濟模式。因此，圍繞新經濟政策的不同認識展開了一場爭論。

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一些領導人認為，實行糧食稅以后，允許農民手里的剩余糧食和其他農產品自由買賣，就會大大助長小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新的剝削階級就會在這場土地上重新滋長起來，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現象。他說，由于俄國經濟落后，眼下不能用集中的計劃來裁奪和調整經濟生活，“于是就向市場這個魔鬼說：‘請你來幫幫我們的忙。’”[5]（P86—87）許多人和托洛茨基一樣認為計劃是社會主義的，市場是資本主義的，兩者是完全對立、互不相容的。他們患有對戰時共產主義的懷舊病，十分欣賞那時的無商品、無貨幣的“直接過渡”，認為那時蘇維埃國家面臨的環境是惡劣的，但是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是美好的。實行新經濟政策，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復活，外國資本家卷土重來，社會主義前途的喪失。當他們聽到要把巴庫和格羅茲尼的石油租給外國資本家去經營的時候，認為十月革命的大廈正在搖搖欲墜。甚至有些革命家為此嚎啕大哭，還有人作詩：“看！莫斯科受寒忍饑，從前整潔美麗，而現在是買賣投機。”[6]（P86—87）面對這些混亂，列寧卻非常冷靜，不為所動，他提出還要進一步退卻，要退夠，退到何處去？列寧說：“退到國家資本主義（租讓制）上去，退到合作制的資本主義上去，退到私人資本主義上去，注意還要退到商業上去。”[1]（P514）

這里實際上提出了如何看待新經濟政策下出現的商品貨幣關系和資本主義因素的問題。列寧的認識也有一個變化過程，實行新經濟政策后，最初他也主張不通過貨幣和自由貿易，而是將擁有的工業品同農民手里的剩余農產品進行交換。但是，實行糧食稅后，農民根本不理睬有組織地同國家交換工業品，直接把自己多余的糧食和農產品變成商品涌入市場，使商業活動活躍起來，貨幣和價值規律重新發揮作用。于是，商業問題提上了日程。對此，列寧因勢利導，轉變觀念，調整政策。因而提出“退卻”，退到商業上去。認為黨和國家要全力抓住商業這個中心環節，共產黨員要學會經營，蘇維埃國家要做精明的批發商。

如何看待新經濟政策下出現的資本主義因素是一個重要分歧點。有人認為凡是資本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一概不能采用。列寧的看法是，在落后的國家要建設社會主義，不能簡單地拋棄資本主義，而應該善于學習、借鑒和利用資本主義的一切有用的東西。他說：“有人在這里說，不向資產階級學習也能夠建設社會主義，我認為，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們不能設想，除了建立在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還有別的什么社會主義。”[7]（P252）他主張無產階級就應當有這樣的膽識，“迫使共產主義的敵人來建設共產主義，用資本家撿來打我們的磚頭建設共產主義！我們沒有別的磚頭，要迫使資產階級專家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來建設我們的大廈”。[8]（P49）

盡管這里列寧還沒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概念，但是，他主張在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必須利用商品、貨幣、市場和國家資本主義等這些“磚頭”，用資產階級“專家”來建設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大廈的思想，是列寧在探索俄國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重大的理論突破。

二

比俄國還要落后，還不發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革命勝利后，在如何實行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如同俄共一樣走過了一條探索之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大廈。對此，是有清醒認識的。這從他在建國前后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中可以看出。他認為中國革命勝利后，不能立即搞社會主義，要先搞一段較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這個社會的根本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為過渡到社會主義創造條件。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經濟落后的情況下，必須利用資本主義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因素，發揮個體小商品經濟的生產積極性，以增強國家的經濟力量；通過適當發展資本主義加強社會主義，通過適當加強小生產者的力量來更加壯大國營經濟的力量。[9]（P17）等領導同志從中國實際出發，一再論述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國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而是多了一個“外國”的資本主義和本國的封建主義。因此，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前兩種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加有利于無產階級。[10]（P1060）劉少奇更是發揮了這一思想，認為中國資本主義是青年時代，革命性是主要的。為了矯枉過正，他甚至提出了“剝削有功”之說。[11]（P10）

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是因為他們正確地分析了新民主主義社會面臨的現實。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其經濟文化水平低于18～19世紀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社會制度上超越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在經濟文化上處于落后發達國家一兩個世紀的低起點。這種現實意味著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任務，是必須在高于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去發展遠遠落后于資本主義的經濟文化。因此，新民主主義應盡最大的努力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社會化、商品化和民主化。這一設想與蘇俄的“新經濟政策”要解決的問題基本相似。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合乎中國國情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建國頭3年我們的各項工作也是按照這一理論實施的。但是，在取得建國后第一批勝利成果以后，在要不要堅持既定方針的選擇上，黨內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即是繼續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大力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為過渡到社會主義準備物質條件；還是改變以前的經過較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一舉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這些不同認識并沒有展開討論，就作出了決定。改變了原來的設想，立即把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戰略目標，通過過渡時期總路線變成全黨全國人民的具體行動。雖然說在制定總路線時，也規定18年逐步過渡，這里既沒有急躁情緒，也并非單純抓生產關系。但在實踐中逐步離開了他原來的設想。這表現在：（1）認定發展新民主主義就是發展資本主義。1953年夏，開始把剛剛建立起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相對穩定性與過渡性對立起來了，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提法，批評了“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提法，[12]（P81—82）批評了黨內有的同志貫徹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傾向”。（2）夸大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程度。1955年9月改變了以往的提法，將新中國以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說成是“資本主義”，[13]（P243）這就拔高了我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起點。（3）急于消滅一切非社會主義經濟，甚至斷言：1955年在中國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決定勝負的一年，10月更提出要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否則就不是馬克思主義。[12]（P233，198）由于這些變化，就必然夸大資本主義的消極作用，勢必強調變革生產關系，忽視發展生產力，結果“一化”不見了，“三改”的步伐卻一再加快，原定的15年，結果僅4年就一步到位，跑步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建國后各項政治運動和國家經濟恢復工作開展得比較順利，一些同志便產生了急躁冒進的情緒。另一方面，完成后，國民經濟恢復了，社會生活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即農村后打破了對土地占有的相對平均狀態，拉開了不大的貧富差距，中農要求發家致富，個別中農上升為富農，互助組出現了渙散的現象。對此，黨的判斷是農村出現了兩條道路的斗爭，因為農民自發地傾向于資本主義。同時，在城市里也出現了資本家的“五毒”行為，黨認為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爭奪市場的斗爭嚴重起來。因此，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消極因素過分夸大和看重。其實，這些現象從今天來看，只不過是商品經濟活躍之后不可避免的現象。黨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過去沒有經驗，就又回到熟悉的階級斗爭老路上去了。

但是，此時黨和的指導思想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一旦發現急躁、冒進了，便會停止政治運動，來調整經濟建設。由于“改造”過于徹底，給經濟建設帶來一系列遺留問題，突出表現為公有制經濟模式單一、僵化，政企合一和缺乏活力；商品流通不暢，市場供應緊張，不僅人民生活不便，國家也因此背上了很重的包袱。即生產和流通中留下了許多空隙無物填補，許多小商品生產在市場上不見了。對此等領導同志是有認識的，1956年12月找統戰部、工商聯、民建會的負責人談話，他談話的中心是：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具體含義有三：（1）允許國家市場的對立物自由市場存在；允許合法企業的對立物地下工廠、允許私營工廠出現；允許華僑投資辦廠開店。解釋說這就是“新經濟政策”。（2）認為“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足。”保留私營工商業職工也少了。（3）提出中國的“新經濟政策”可以搞10年、20年，即對私營工廠，訂條約不沒收，而對華僑投資還可以放寬到100年不沒收。[14]（P308）同一時期，劉少奇和也有類似的講話。中心思想是：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提倡經濟成分多樣化；搞點私營，活一點有好處，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15]遺憾的是，這一好的思想并未持續多久，隨著黨的指導思想“左”傾，政治運動不斷升級而放棄了，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

這就是50年代鮮為人知的曇花一現的中國式的“新經濟政策”。

三

通過上述對俄國的新經濟政策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中國式的“新經濟政策”的考察，我們有這樣一些認識。

第一，二者都是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在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二者與馬克思當初設想的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不同，涉及的均是一些落后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即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如何對待發展生產力過程中出現的商品化、市場化的問題。

第二，二者的歷史命運相同。列寧曾經預言，俄國將通過新經濟政策走向社會主義。可是，蘇聯的現實卻是新經濟政策僅執行了八九年就廢止了。對此，斯大林直言不諱地說：“我們所以采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他進一步解釋說：“當我們已經不需要容許某種程度的私人貿易自由的時候，當這種容許只會產生壞結果的時候，當我們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商業組織來調整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貿易及其私人流轉，不必容許資本主義某種活躍的時候，我們就‘把新經濟政策拋開’。”[16]（P151，163）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在新中國成立前老解放區實行過一段時間，但在全國范圍內的全面實踐也只有3年就中斷了。總路線提出之初，雖然也說要十多年時間，但存在著對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大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艱苦性、復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特別是在實踐中，日益急躁，急于過渡，逐漸向戰時共產主義靠攏。

第三，二者理論發展的態勢不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并不是預先的理論構想，而是在總結戰時共產主義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新思考。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等領導同志，早在革命勝利之前就提出了構想。從這點來看，中國共產黨對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思考比俄國更有準備，更有預見性，這與中國共產黨有比較長的革命斗爭歷史，又有解放區經濟建設的實踐有關。可惜，并這一長處沒有發揚下去。

這就出現了一個反差，中國是先有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后有總路線；蘇聯是先有戰時共產主義，后有新經濟政策，也就是說我們是先有比較穩妥的過渡，但是未能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卻大大加快過渡的步伐；以后在實踐中發現了問題，又提出調整、整頓，但最終又放棄了。這個反復的過程是，穩妥—急躁—再穩妥—再急躁。蘇聯是先有急于過渡，大大進了一步，發現了問題又退了回來，穩步過渡（后來斯大林又恢復了戰時共產主義，這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從表面上看，我們是前進了，實際是遺留了許多問題，加重了以后經濟建設的負擔。

第四，對商品經濟、市場、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的認識程度不同。對于在新經濟政策下如何看待商品經濟、市場貨幣和資本主義等問題，在20～30年代的蘇聯理論界是認識不清的；對后出現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市場的活躍，在50～60年代的中國理論界也是認識不清的。總的來說，沒有脫離傳統社會主義觀念的窠臼。傳統社會主義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脫胎而來，它將克服資本主義的生產無政府狀態，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大工廠。社會主義經濟將是計劃性極強的一種產品經濟，它同商品的競爭、買賣、交換、流通，同價值規律是不相容的。但列寧沒有拘守于書本教條和傳統觀念的束縛，不斷調整和改變各種陳舊的思想觀念，勇于實踐，大膽探索，主張用商品、市場、貨幣這些“磚頭”，用資本主義的“專家”來建設我們的大廈。這是列寧留下的最寶貴的思想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