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國際戰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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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同時還是一位杰出的國際戰略家。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始終關注國際風云的變幻，以一個國際戰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國際戰略思想。這一思想對建立新中國、捍衛獨立主權、提高中國國際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它對于我們科學分析當今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制定21世紀的中國國際戰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筆者認為，國際戰略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可以概括為“2731體系”，即由兩種理論、七項原則、三大靈魂、一個支點四大要件構成。一、兩種理論中間地帶理論和三個世界理論是支撐國際戰略思想這座大廈的兩塊磐石，是我們理解國際戰略思想的先導。（一）中間地帶理論。1946年，由于美蘇戰略目標相左，導致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戰時同盟關系不復存在，讓世人倍感新的戰爭即將爆發。而國內有美國撐腰的企圖借此與共產黨一決雌雄，內戰迫在眉睫。此時，中共面臨巨大壓力，不僅黨內外有人產生了悲觀情緒，而且國際上有人希望中共與國民黨妥協，以免由此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精辟分析了時局，提出了著名的中間地帶理論。認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注：《選集》第四卷，第1193頁。）因此，受到現實威脅的不是蘇聯，而是處于美蘇之間的國家和人民以及美國人民。據此，號召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爆發后，對中間地帶理論又有新的認識，形成了新的中間地帶理論（亦稱兩個中間地帶理論）。認為，蘇伊士運河事件反映了帝國主義國家以反共產主義之名行爭地盤之實，“在那里沖突的，有兩類矛盾和三種力量。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注：《選集》第五卷，第341頁）在這里，把“中間地帶”明確分為兩個部分。1964年，當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各種矛盾特別是美、法矛盾越來越尖銳時，《人民日報》1月21日發表的社論在闡述上述思想時，明確把兩部分稱為第一中間地帶和第二中間地帶。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日本、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我們要依靠第一中間地帶，使之成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主力軍；團結第二中間地帶力量，使之成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同盟者。由此可見，中間地帶理論的實質是：根據形勢的發展，不把帝國主義世界看成鐵板一塊，對其各個不同組成部分予以區別，以便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反對主要敵人。中間地帶理論是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第一個比較明確系統的國際戰略理論，它為中國也為其它弱國、窮國和中小國家正確處理對外關系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二）三個世界理論。提出中間地帶理論是以二戰后形成的雅爾塔體系為前提的。經過一段和平發展后，這個體系已經發生質變。一方面，在美國的大力扶持下，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國力迅速提升，對美國在資本主義陣營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中蘇兩黨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識形態上的論爭導致兩國關系破裂，使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特別是，戰后廣大亞非拉民族國家紛紛誕生，并成為國際舞臺上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這些變化說明，國際政治力量已經發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組，需要對國際格局進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第一次明確完整地提出三個世界理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外交文選》，第600-601頁）鄧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開的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上發言時，全面闡述了的三個世界理論，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響。三個世界理論把蘇聯列入第一世界，這既是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深刻揭露，也是對蘇聯國際地位的重新確定。這一理論肯定了新興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地位，并堅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從而為中國找到了與國力和國家利益相符的戰略地位。尤其是，這一理論把日本、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劃入第二世界，指出它們同霸權主義國家既有聯系又有沖突，從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國家的本質特征，極大地增強了國際反霸力量。由此可見，在建構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國際戰略時，已經放棄了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為標準的舊模式，這不僅使中國逐步擺脫了一度在國際上比較孤立的困境，成為遏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為中國后來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對外開放廓清了道路。二、七項原則（一）國家利益原則。眾所周知，在國際社會中活動的主體是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國家主權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國家主權的國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基本動因，成為國家對外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關系上，始終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準則，堅定不移地站在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與國家主權的原則立場上。在國家交往中，既尊重別國的主權，善于學習別國的長處，又堅定地維護國家的尊嚴，維護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決不允許別國干涉中國內政，決不拿國家利益作交易。“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曾如是說。這從當年果斷作出抗美援朝決策、拒絕赫魯曉夫在中國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實施“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可見一斑。在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斗爭中，既堅定國家利益至上，又旗幟鮮明地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傾向。（二）和平共處原則。歷來主張，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強弱，都應當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處，在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發展對外關系，并提出了共產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不是誰戰誰的問題，而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長河中不斷合作的問題。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注：《選集》第三卷，第1084-1085頁）在新政協籌備會上，向世界宣告：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愿意同任何外國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注：《選集》第四卷，第1466頁。）在此基礎上，于1953年12月接見印度代表團時代表中國政府明確提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的原則”（注：《選集》，第118頁。）。1957年，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會議上說：“我們堅決主張，一切國家實行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樣大家知道的五項原則。”（注：《人民日報》1957年1月7日。）為說明不同社會制度能夠和平共處，長期合作，從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來源進行分析。他說，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不僅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來自俄國的列寧主義，還有來自英美法等國的達爾文主義、以華盛頓和林肯為范例的民主政治，以及18世紀法蘭西哲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等。作為二戰后國際強權政治、冷戰共處的對立物，和平共處原則反映了中國和世界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平等、共同發展的普遍愿望，因而在國際關系中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許多重要國際會議上和一系列國際文件中不斷被引用或重申，并成為中國實現和平與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三）反霸原則。新中國成立后，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關系中，始終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同各國友好合作、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并把反霸視為重中之重，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同時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侵略擴張行為。強調：“中國是大國，黨是大黨，也沒有理由看不起小國小黨。”（注：《選集》第五卷，第97頁。）當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就是一次生動的反霸行動，三個世界理論更是體現了反霸的鮮明態度。之所以把美蘇看作第一世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蘇都企圖稱霸世界，都想把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納入它們的勢力范圍，并欺侮那些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只有反對霸權主義，才能實現國家主權平等，才能維護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權、生存權、發展權。因此，反對霸權主義就是維護人權和國權。（四）對外開放原則。深受辛亥革命影響并得到陶冶的，在青年時代就深感閉關鎖國對中華民族的極大危害，因而力主對外開放。在建構其國際戰略思想時，對外開放始終是一個重要的構件。第一，他明確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說：“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注：《著作選讀》（下冊），第740頁。）第二，他科學闡述了對外開放的必要性。一是“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6頁。）二是我國處在一窮二白的狀況。尖銳指出：“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注：《著作選讀》（下冊），第712頁。）在此前的中共七大上，甚至認為沒有美國的支持中國的工業化不可想像。三是“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聯成一體”。（注：：《論新階段》，第69頁。）第三，他提出了對外開放的方針政策。如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向一切國家學習，實行全方位的長期的對外開放，堅持平等互利，不斷增強民族自信心，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習。可見，在新中國要不要對外開放、為什么要對外開放以及如何對外開放這些帶有根本性問題上，都有深刻的思考，只是由于歷史條件的制約，才使新中國的開放事業在一定時期受到局限。正如鄧小平所說：“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27頁。）（五）反和平演變原則。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用來擾亂視聽，擾亂民心，動援敵對國國民信念，甚至制造動亂以直接摧毀敵對國家的意志，最終實現其顛覆敵國政權的目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干涉、軍事包國和政治孤立遭到失敗后，于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變戰略，把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圖通過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實現不戰而勝的目的。最早覺察到這一變局，并號召全黨提高警惕。1959年，在一次小型會議上指出，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容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43頁。）1964年6月，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我們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這話講的靈不靈？我不希望靈，但也可能。為此，著手建構“防修工程”，把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作為防止和平演變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來抓。認為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并提出“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61-1162頁。）實踐證明，富于遠見的反和平演變戰略，對于我們維護民族獨立、捍衛社會主義成果，推進社會主義大業，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重大的歷史價值。（六）一邊倒原則。認為，在雅爾塔體系作用下，新中國要想求得生存和發展，“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注：《選集》第四卷，第1473頁。）因為新中國成立后，帝國主義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極有可能對新生政權進行武裝干涉，如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所面臨的遭遇，這就決定了新中國有必要同社會主義國家結成聯盟，以便增強抗衡力量。實踐證明，這一國際戰略是完全正確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國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國獲得國際承認，有利于獲得必要的國際援助。當然，一邊倒是建立在獨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礎之上的，絕不意味著倒向蘇聯的懷抱，決不意味著關閉同西方國家的往來，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有依賴之心，而是把戰略上的配合同戰術上的批評有機結合起來。之后，在1949年春夏之交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這些原則標志著新中國的外交與舊中國屈辱外交的徹底決裂，并以新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七）國際統戰原則。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華北事變后，中華民族面臨的亡國滅種嚴重危機進一步加深，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思考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問題。1935年12月，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來，中國之所以能保持一種半獨立的地位，這是由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和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間的斗爭的結果。而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想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這就必然加劇日本與其他列強之間的矛盾，從而為建立一個包括英美在內的國際抗日統一戰線提供了可能性。1936年7月，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第一次向國際社會闡明了中共關于建立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不僅指向中國，而且也指向這些國家。這樣，日本的侵略就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應由太平洋地區所有國家來對付的問題。”（注：吳黎平：《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第125頁。）這一設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最終變為現實，從而為中國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新中國成立后，從20世紀50年代末起，由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與中國為敵，為維護國家安全和民族獨立，根據中間地帶理論，果斷調整中國國際戰略，重新提出國際統戰原則，主張在世界范圍建立反帝、反霸統一戰線，以此為依托，打破美蘇的重壓和圍困。三、三大靈魂（一）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根本經驗，是貫穿于國際戰略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活的靈魂。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注：《選集》第三卷，第853頁。）所以，歷來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蹤世界風云，從中把握國際政治力量之間矛盾關系的演變，作出科學判斷，并適時調整中國國際戰略。上述一系列理論原則的提出，都鮮明體現了實事求是精神，是實事求是精神的理論結晶。新中國能在撲朔迷離的國際社會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與長期堅持用實事求是來觀察、分析、處理國際事務息息相關。（二）獨立自主。國際戰略中的獨立自主，是指一國在國際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國，始終把方針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敢于同企圖控制和干涉本國內政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行為進行堅決斗爭。這是堅持實事求是、從本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結論。歷來認為，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和地理環境，各國人民應根據本國的基本國情和自身優勢，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一切事務，任何外國無權干涉。他特別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注：《選集》第一卷，第115頁。）在新政協籌備會上，重申：“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注：《選集》第四卷，第1465頁。）在出席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時，專門就各黨的獨立自主問題與各國黨的領導人交換看法，認為國有大小，黨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處，各國黨的事由他們自己決定，并明確要求把這個意思寫進大會宣言。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我們這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什么都靠別人，靠不住。處處依賴別人，不但經濟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經贏得的政治獨立也有可能重新喪失。由于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使新中國在國際風云的驚濤駭浪中經受了嚴峻考驗。因此，鄧小平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頁。）（三）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在國際斗爭中，始終高瞻遠矚，不信邪，不怕壓，敢于斗爭，從不屈服于任何國際敵對勢力的威脅與蠱惑，從不拿原則作交易，敢于從戰略上藐視它們，保持一往無前的戰斗精神；在戰術上高度重視它們，善于同它們作斗爭，靈活運用各種策略，謹慎地處理各種外交問題，并在斗爭中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把謀萬世與謀一時、謀全局與謀一域有機結合起來。這是國際戰略思想的精華所在。例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奉行的和平共處原則，生動體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在國家關系上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在國際事務中時時處處維護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尊嚴。而在某個事件上或特定場合中，為打破僵局，促使形勢朝著有利于人民事業的方向發展，能夠作出必要的讓步和妥協。在萬隆會議上討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時，有些國家的代表并不反對它，只是不喜歡用“共處”這個詞，由此使會議陷入僵局。有鑒于此，表示可以采用聯合國憲章中用過的“和平相處”來代替“和平共處”，從而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四、一個支點在時代，中國革命和建設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異常險惡，所面對的國際敵人十分強大，因而必須樹立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堅定信心。在建構其國際戰略思想時，最根本的立足點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注：《選集》第四卷，第1195頁。）1958年進一步指出，“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注：《著作選讀》（下冊），第806-807頁。）認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表面上很強大，實質上很虛弱。因為美國到處伸手，侵略別國，而它每占領一個地方，就像一根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國就像十個指頭按十個跳蚤，哪個指頭也動彈不得。所以，美國沒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說，以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整個國際戰略都建立在這個支點上。它使我們一次次地渡過難關，是我們不斷戰勝強大敵人的精神動力源。偉大的科學家阿基米德曾說給他一個支點他就可以將地球撬起來，可惜他始終沒能找到它。而在建構其國際戰略思想時，支點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這個支點，倘若離開或否定它，將無法理解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國際戰略決策。在上述體系中，“理論”是指導，“原則”是規矩，“靈魂”是統帥，“支點”是基礎，由此構成一個內容豐富、層次分明、邏輯嚴密的完整的科學體系。它是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的重要的源頭活水，并在以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國際戰略謀劃中得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