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中我國的傳播與儒家思想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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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除了政治的、革命的等實踐需要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傳統哲學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若干基本觀點傾向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有相似相通之處，尤其是儒家的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唯物史觀、社會理想等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起了促進作用。

關鍵詞：唯物論；辨證法；認識論；唯物史觀；社會理想

在中國的文化史上，有過幾次中外文化大接觸。而在最近一次的文化交匯過程中，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以它作為1949年以來指導著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的官方哲學。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的、革命的等實踐需要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傳統哲學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若干基本觀點傾向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有相似相通之處，如儒家的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唯物史觀、社會理想等，這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起了促進作用。正如皮亞杰發生認識學所說，任何一種新知識的接受，其圖式和知識體系都不能和舊有結構差別過大。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及普通民眾最終認可和選擇馬克思主義，與接受主體自身的文化底蘊相關，即“除了實踐上的根據外，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新青年們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原因，還在于學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①本文嘗試解答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之間有何相似相通之處？這對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有何影響？

一，唯物論

一直以來，讓西方人困惑驚訝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竟然有那么多的人信仰無神論，中國人是如何擺脫死的恐懼又如何寄托精神實在是不可思議。以往我們將這歸功于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在中國的傳播及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實際上讓中國人如此輕易接受唯物論和無神論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傳統哲學文化早有此淵源。儒學中的唯物主義傳統重人輕神、重現實，對現象背后的本質往往存而不論，或認為除可感知得物質世界之外別無本體。孔子以“人本”代替“神本”，荀子指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范縝對于神不滅的批判，提出了關于形神關系的正確理論，王夫之提出“天下唯器”的精湛觀點。“從世界本身來說明世界”，這正是儒家哲學既沒有涵出宗教又沒有開出自然科學的原因，但卻形成了儒學根深蒂固的無神論和唯物的實在論傳統。可見，在哲學世界觀方面，儒家無神論思想和樸素的唯物主義傳統，使中國人能夠毫無困難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

二，辨證法

儒家思想中，可貴的辯證思維很早就已產生。孔子提出“兩端”觀念，同時孔子盛贊中庸之道，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②老子的“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已成為人們的常識。《易傳》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更是精粹更深邃的辨證觀點。宋代以來，張載提出“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的深湛命題；程頤明確提出“物極必反”；邵雍宣揚“一分為二”；朱熹更講“一中有二”。他們的學說中都含有比較豐富的辨證法。到明清之際，王夫之提出了關于動靜、新故的深刻觀點。這些成就都表明可以在儒家樸素辯證法傳統中找到類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胚芽。所以，中國學者接觸到西方哲學的辨證法并不感到陌生難解，這些正是中國人能夠比較快地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井將之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給合的深層文化背景。

三，認識論

馬克思主義哲學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基礎，正確地闡明了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辨證關系；而中國傳統哲學對上述問題同樣做了多方面的探討，提出了許多符合唯物主義和辨證法的深刻見地。首先在主客觀統一方面，管子的“所以知”和“所知”是最早將認識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主觀和客觀加以區分；王夫之對“能”與“所”則對其表述得最明確和深刻。在認識與實踐的統一方面，先行于知，由行致知；知之明也，因知進行；注重實效，以行證知；知行并進，相資為用等觀點最為接近辨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觀點的理論雛形。在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辨證統一方面，荀子的“天官薄類，心有征知”，王充的“不徒耳目，必開心意”，王廷相的“思與見聞之會”等命題粗略地接近于在《實踐論》中指出：“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發展到理性認識”這一正確的認識論觀點。此外，王充的“兩論相訂，是非乃見”，司馬淡的“一致百慮，殊途同歸”的真理觀與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相契合。因此，中國傳統哲學中關于認識的來源和基礎、認識發展的過程、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等方面的思想已經是相當豐富的，這為馬哲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認識論方面的觀念基礎。四，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創造性貢獻，但在此以前亦非全無端萌。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許多思想家談到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之關系問題。《管子》書云：“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孟子的“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滕文公》)、王充的“禮義之行，在谷足也”(《治期》)等思想都與唯物史觀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原理有吻合的地方，肯定物質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礎，肯定豐衣足食是道德覺悟的必需條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質生活條件在生活發展過程的決定作用。荀子的“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荀子.性惡》）其主要內涵是：從古到今的歷史變遷是前進的而不是倒退的，應當變革過時了的歷史傳統以適合當今社會的發展，從而肯定歷史進步和生活變革。此外，孟子“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以及“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傳統，則更體現出了作為物質生產主體的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前進和實現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

五，社會理想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最先被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所接受并得以傳播的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唯物史觀。共產主義理想是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的。中國封建時代還不具備產生空想社會主義的條件。但是，先秦道家老莊學說中保存著對于原始生活的懷念，提出了對于階級剝削的抗議。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篇中宣揚“大同”的理想。大同社會的原則是“天下為公”，其中人與人的關系是：“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人與社會的關系是：“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孔子憧憬的是一種使少有所養、老有所終、互相關懷愛護、和諧安定的集體富裕社會。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契合了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此后，大同社會成了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會，康有為的《大同書》就勾畫了一個去“九界”，除私有則產、消滅階級、人人平等幸福的太平大同社會的藍圖。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大同社會與共產主義理想盡管有空想與科學的區別，但就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財產公有、人人平等、生活富足安定而言，又有一致之處。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正是在“大同”思想的基礎上接受社會主義理論，把兩者相提并論的。如蔡元培就認為儒家的大同思想是“一種社會主義學，‘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意義；且含有男女平等主義。”③中國的先進分子認為蘇俄依據馬克思主義建立的社會制度“合于我人所信仰之天國大同主義”》。④后來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直接把共產主義說成是“到達世界的大同”。可見，儒家大同思想使中國人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親切的認同感，對馬克思主義少了一層認知障礙，從而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基礎。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首先是基于救亡圖存、趨向現代化的實踐需要而不得不向西方學習，選擇和認可了馬克思主義。還有一個更加深層的原因，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也內在地決定著主體對文本對象的認可和選擇。任何外來的文化，如果不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上，即使是文化的精華，也不可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是種子與土地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中國5000余年的文化與智慧,是人類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思想的精華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兩者雖然相隔兩千余年，但歷史連續性規律使它們仍帶有相通之處。兩者在人類文化的共同性和繼承性上是統一的，皆包含著具有普遍價值的真理性顆粒。所有這些，使得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先進知識分子最終認可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參考文獻：

①李鵬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中西文化關系新華文摘，2001,(9).

②《論語.雍也》

③都培炎，“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儒學的關系.中共黨史研究，1998，(5)：38頁

④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一冊，國防出版社

《張岱年哲學文選》（上、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陳德述著《儒學文化新論》，四川出版集團

《中國哲學與辨證唯物主義》，教育部社科司組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