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觀點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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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ContemporaryEcologyandMarxism——ConcurrentlyOnEcologyandMarxistViewpoints

【提要】當代生態學從生態整體意義上提出了人與的依存關系。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把當代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的人與自然關系作了調和，以此來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原因。他們對當代生態危機的現狀在理論上從人對自然的控制角度作了深刻的剖析，把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看作是生態危機的根源，并最終把生態危機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蘊涵著人與自然關系的辯證法邏輯，并致力于通過生產力的合理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革來解決生態問題，因而在理論上與當代生態學具有被整合的一致性。

【英文摘要】Viewingtheecologicalworldasawhole,modernecologyputsforwardthedependentrelationshipbetweenhumanityandnature.EcologicalMarxismhasreconciledmodernecologywithMarxisttheor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ityandnatureandwherebyanalyzedthereasonsforcapitalistecologicalcrisis.Fromtheangleofhumancontrolofnature,ecologicalMarxistshavetheoreticallygivenananatomytothestatusquoofmodernecologicalcrisis.ycometoreachtheconclusionthattheadvancement ofscienceandtechnologytogetherwiththedevelopmentofproductivityhavebeentheoriginsofecologicalcrisis,andtheyfurtherconsidertheecologicalcrisisanideologicalproblem.TheMarxistHistoricalMaterialismcontainsthedialecticallogicintherelationshipofhumanityandnatureanditisdedicatedtosolvetheecologicalproblemsbymeansofthereasonabledevelopmentofproductivityandthereformofproductionmodes.Thereforetheoreticallyithastheidentityofbeingintegratedwithmodernecology.

【關鍵詞】生態學/控制自然/人與自然的關系/生產力ecology/controlnatur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productivity

【正文】

20世紀中葉以來，伴隨著自然科學的巨大成就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強大。然而，當人類沉浸于控制自然的喜悅中時，自然也偷偷向人類伸出了報復的武器：資源匱乏，生態失衡，環境污染。由此引發了60年代以來西方廣泛的生態。作為一種自然的哲學視角，它要求限制工具理性的膨脹，控制生產力的發展，重新審視人與自然、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從而建立一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價值觀。在實踐上，生態哲學直接介入西方社會生活，并突發為一種激進的社會改革要求，形成所謂的綠色革命理論流派。在哲學理論上，生態哲學看到了人類主體在發展生產力以改造自然中的一種功能性畸變。7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介入了這場關系人類生存的重大生態革命，并把生態問題與對資本主義社會批判聯系起來，創立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它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邏輯進行責難。他們認為：第一，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生態危機；第二，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在于一種意識形態。最終他們得出馬克思的理論“就不得不進行修正和補充”的結論。[1](76)本文立足于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評介的基礎上，揭示出其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本質區別，進而探索一條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辯證法邏輯的生態主義道路。

一

生態學這一概念自德國科學家恩斯特·海克爾1886年首創以來，迄今已一個世紀。其實，生態科學在19世紀主要是被理解為非人自然存在之間的生態依存關系，而其作為當代自然科學的一個新的整體學科卻是在本世紀60年代才突現出來的，并被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視角來闡釋，而且不是從原來的對象性意義，而是從生態整體意義上。從語言發生學的角度看，生態學一詞是從希臘OLKOS派生而來的，它是家園的意思。生態學的“家”是指自然界，這里有一個隱喻，我們將自己整以生存的家當作了征服和奴役的對象。自然與人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態結構，這個生態總體正是由于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構成的，因此，當這個系統的任何部分受到損害，生態總體便會發生內部失調。因而，生態學要求阻止社會發展對自然資源的破壞性關系，阻止污染毒化生物圈，反對核技術而發展那種促進與環境相互依賴的“適當技術”，發展良性的再生性生產，以根本保護人類的生存。主張生態革命的綠黨聲稱，他們主要是“發展一種既不同于共產主義，亦有別于資本主義的新的社會和制度”（所謂第三條道路）。他們提出“恢復生態平衡，實現上公正，實行基層民主和采用非暴力”，反對強權政治，實現各國緩和，主張根本消除生化武器，最終建立一個以“生態平衡”為基礎的社會制度。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契合了這種生態主張，并折服了其中蘊涵的“綠色政治”所顯現的有著巨大潛力的反對現存社會改革要求的新的趨向。他們把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結合以作為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動因理論分析，從而得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最終可以克服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并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的穩態經濟。本文將以萊斯的《自然的控制》為代表，來評述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二

萊斯看到了科技發展造成對自然平衡的威脅，人與周圍環境關系的狀況日益嚴峻。他把批判理論運用于對生態危機的分析，從而對生產力展開全面的反思，并提出控制自然的非法性，而強調對人類自身行為的控制。

在《自然的控制》開篇，萊斯就站在生態學立場上提出了“控制自然”的觀念是環境問題最深刻的根源，并對該問題的兩種看法作了剖析：一，把環境問題僅僅作為一種經濟核算問題，把環境質量看作是一種商品，與支配市場中的一切商品的命運一樣，可以由來決定；二，認為科學技術是可詛咒的偶像。他認為，這兩種思路都沒有觸及到環境問題的根源。環境問題的根源不在于科學技術本身，而在于一種意識形態，現代科技僅僅是控制自然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這一觀念才是環境問題最深刻的根源。只有深入理解了這一根源才能找到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那么，控制自然這一概念有什么意義呢？他指出：控制自然的觀念是一種悖論，它既有進步性也有退步性。因此，有必要研究它的歷史起源與后來的演變以揭示該觀念的內在矛盾。那么，問題的根源何在？萊斯認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間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控制自然”這種意識形態行為最根本的不合理目標就是“把全部自然作為滿足人的不可滿足的欲望的材料來加以理解和占有”，[1](8)而導致“人的那些最關鍵的需要已被社會的持續不斷的控制所扭曲了”，[1](8)它破壞了人的自由，否定了人的解放。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萊斯列舉了大量關于闡述控制自然的正反兩方面的資料，從而得出了“社會的發展總是對所有的理性控制的要求毫不在意，相反，總是受到一種虛假的潛藏力——非理性技巧的支配，它的最大現象就是科學技術的理性主義落入了社會矛盾的非理性羅網的過程”。[1](19)為了論證這點，萊斯對“控制自然”的概念作了歷史的考察。

他首先把控制自然觀念的內在矛盾追溯到古代神話傳說、宗教世界觀和文藝復興時的煉金術的觀點。萊斯談到，在古代文化中，在冶金操作形式的象征儀式中，就開始表現出人和自然積極合作的觀點。與古代世界泛神論的崇拜自然的態度不同，猶態——基督教保持著“精神”與自然相分離并且從外部統治它的思想。《圣經·創世紀》中，上帝進行創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對宇宙的統治權以及人對地上具有生命的創造物的派生統治權。文藝復興是現代控制自然的觀念的重要根源，人類控制與利用自然的能力迅速發展與提高，并廣泛傳播于歐洲大陸。在此之后，培根比以往任何人都清楚的闡述了人類控制自然的觀念，并確立了它在人們心中的突出地位。

啟蒙運動是一場改變一切觀念的改革運動，控制自然的觀念明確的獲得了現代的形式，而且作為一種權威至今穩固不變，它徹底清除了培根控制自然的宗教背景。通過科技征服自然的觀念，在17世紀以后日益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東西，已經無人對它作進一步的分析與解剖了。

萊斯不但在古代神話到文藝復興這段歷史中追求控制自然的觀念的來源，并且對近代的歷史也作了考察。他著重分析了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后，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關控制自然的復雜問題上得出了最為深刻的見解，在馬克思所有時期的著作中，自然概念都是最重要的范疇之一。經過勞動形成的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對于馬克思來說是認識歷史的關鍵。他認為，在馬克思那里，一方面人是自然的存在，勞動能力僅僅是自然能力的一種形式；另一方面，人努力去改變自然以滿足自己日益增長的需要。馬克思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定位于自然是人的一種對象化存在，人通過改變自然界而改變自身，這就是人與自然的辯證法。人通過勞動而成為自然和社會的主人。萊斯一方面承認馬克思對控制自然的觀點的分析是深刻的見解，但又批判他無法預料科技的復雜已成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間殘酷斗爭的重要工具，而不是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的工具這一現實。這樣，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就不得不進行補充、修正。

萊斯通過對“控制自然”的觀念的歷史考察，甚至把人統治自然歷史追溯到古代的神話和煉金術中，試圖對其作溯本清源的說明。但是其結論卻值得商榷。控制自然的觀念的真正起源不能歸結為一種宗教精神。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是隨著生產方式的改進而得以逐步提高的，只不過近代科技發展才為人真正支配自然提供了現實可能。可以說，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萊斯的批判，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辯證法邏輯的一種根本性的否定。

以萊斯為代表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以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統一為理論基點，以控制技術、限制人類生產力發展，并排除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價值取向為落點，建立了一種全新的生態社會觀。要想看清他們生態社會觀的真實面目，看清他們的解釋和觀點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馬克思本人的原意，唯一的途徑就是回到馬克思，看看他本人是如何論述的。

三

馬克思的辯證法蘊含著生態學的整體邏輯，它體現在馬克思強調人與的和諧統一，并把解決生態的最終落腳點歸結為生產力的和生產方式的變革上，它與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具有本質上的區別。

馬克思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不是把自然看作異己的對象，而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協調統一。一方面，他認為自然是的、歷史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他說：“費爾巴哈在其中的那個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界’，這種人化的自然界是直接與人的社會實踐活動相關的，而人的實踐活動從來就不是單純的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它始終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2](33)只有從這兩重關系才能真正說明自然的生成、本質和特征。馬克思認為，與人相對的自然界是人通過勞動創造、占有和再生產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人把自然納入勞動過程，作為“勞動本身的要素”或“勞動的自然要素”。[3](42)因此，“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3](131)他特別強調：“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產生過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3](128)離開人而“被抽象的獨立的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說來也是無”。[3](178)馬克思斷言，我們周圍的感性世界（自然界）決不是開天辟地以來就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2](48)另一方面，馬克思將歷史看作自然的歷史，將人看作自然的人。他指出自然界和人的相互：人在“人化”自然界的同時，也在“人化著”自己的感情、意識和語言，“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3](128)馬克思發現過去一切歷史觀的最根本的缺陷是忽視了物質實踐活動這個現實的基礎，這樣，就把人對自然界的關系從歷史中排除掉，因而造成了自然和歷史的對立。[2](44)實際上，“在工業中向來就有那個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統一性’”。[2](49)歷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的部分”。[3](128)他說：“社會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的真正復活，是人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實現了的人道主義。”[3](122)“歷史可以從兩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2](20)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歷史的再現了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人對自然的關系，不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的，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事實上，我們一天天的學會更加正確的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遠或比較近的影響。”[4](519)不難看出，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論述體現了生態整體的邏輯視角，是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責難的有力反擊。

馬克思強調發展社會生產力，并強調在解決人與自然關系中的積極作用。事實上，也只有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技術，才能最終解決生態問題。

馬克思將科技視為生產力發展的內趨力。他認為：“科學在歷史上是一種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那么，人對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能力的提高，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人類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基本前提和物質保障。馬克思看到了隨著勞動和分工的發展，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他說：“現代自然科學和現代工業一起變革了整個自然界。”[5](241)“人和自然的統一性在每一個都隨著工業或快或慢的發展而不斷改變，就象人與自然的斗爭促進生產力在相應的基礎上發展一樣”。[2](49)一方面，人越成功的改造自然界，人與人之間的分工和協作關系就越大。隨著財富的積累和私有制的產生，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和沖突也變得尖銳起來。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下，當人作為自由勞動者出現的時候，當人與人之間的分工與協作關系獲得了巨大發展的時候，人對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也達到前所未能的程度。“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6](393)自然從被崇拜的對象降低為“有用物”之后，人與自然的關系被倒轉過來，人才開始肆意破壞自然界，從而給自己的生存帶來危機。

這樣看來，生態問題的根源是生產方式和由生產方式決定的社會制度，并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因而，解決生態問題的最終落腳點應該是生產方式的變革和建立一種合理的社會制度。馬克思認為，要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獲得辯證的解決，就必需揚棄異化勞動，揚棄私有制，從根本上解決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一點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能做到。“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3](120)因為到了共產主義社會，“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的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勞動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的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變換”。[7](926)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生產的有計劃使得大規模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成為可能，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人的自由創造了可靠的物質基礎，只有在這種社會中人才能獲得這種自由。只有借助科學技術，才有可能去實現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下，人們才能第一次談論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相協調的生活。生產方式的變革的最終途徑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馬克思始終將自然視為人類改造的對象，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改造和被改造的關系，物質生產就是人在特定的社會形式中對自然的占有，如果沒有人對自然的改造，沒有生產力的現實發展，也就沒有人的存在，就沒有社會歷史的進步，也就談不上人與自然的和諧伙伴關系。要在實踐方面通過高度發展的科技來完善人類自身的認識和實踐能力，合理的組織人類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調整社會關系，建立合理的社會制度。人與自然的矛盾，直接由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所引起，因此，它的解決也有賴于物質生產的調節。調節不是要消除人類的需要，也不是停止向自然索取，而是在“索取的同時也要考慮給予”，即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為自然建立一種有益于人類的新的平衡而自覺的創造條件。要做到這一點，人類還要依靠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

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與當代生態學的思路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當代生態學并不反對人類物質生產力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推動作用，它只有反對當代人類技術系統對自然環境的過渡開掘而造成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生態學承認人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這一歷史關系，只是在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一定質點上，即生產力發展以龐大的科技為主導時所造成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特定傾斜中，發生人對自然改造能力的過渡濫用。從而提出要建立人與自然的生態伙伴關系。質言之，“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辯證法的整體邏輯并不相悖”。[8](396)

馬克思時代的確沒有生態學的視角，他們的確也沒有提出將自然作為人類自身發展的伙伴關系這樣明確的生態意識。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放在特定的社會實踐（物質生產）基礎上，從而為最終解決生態問題指明了方向。

當代生態學的厘定不可避免的要吸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并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改造后，才能成為科學的理論，并要在實踐中付諸嘗試，使其對未來社會的綠色設計不僅是被視作偏激與偏執的意義上的烏托邦理想，還應該成為人類面向21世紀超越傳統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的坐標參照與能動選擇。

【】

[1]威廉·萊斯．自然的控制[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張一兵．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