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生活的生產”理論預設的當代意義——關于社會發展理論框架的新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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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長期以來具有支配性影響的“馬克思學”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做了偏重“物化”觀的解讀，在實踐上產生一系列偏頗和失誤。實際上馬克思在闡發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時有一個“生活的生產”的重要理論預設和理論命題，強調“生活”的本源性和生活與生產的互動生成關系，從而把社會發展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統一起來。因此生活、生活方式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范疇，“生活的生產”命題構成最具解釋力的社會發展理論的核心架構。發掘馬克思“生活的生產”這一重要理論思想，對于重構科學的社會理論、貫徹科學發展觀和建構中國的新型現代性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

關鍵詞：馬克思；“生活的生產”；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理論；“新型現代性”

在我國現代化進入重要發展機遇的關鍵時刻，黨中央提出了以“人民生活幸福”為宗旨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現代化發展階段性目標，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治國方略，要貫徹好這些戰略指導思想和措施，必須有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科學理論支持，但到目前在我國具有很大影響的“馬克思學”所闡發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存在對馬克思學說誤讀的問題，需要我們重新做闡釋工作。

一、“生活的生產”：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體系的一個重要理論預設和理論命題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是馬克思的社會理論基石。我國現行的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或社會理論的闡釋仍然沒能完全擺脫原蘇聯教科書理論體系的影響，并沒有完整地解讀馬克思的思想。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當這些理論在闡釋馬克思關于物質生產力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或在闡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時，往往忽略了馬克思在表述這些思想時的一個理論預設前提，這就是“生活的生產”。

例如，馬克思明確地把自己所建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表述為：“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1]。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下面一段話被認為是馬克思本人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經典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2]（重點號為本文作者所加）。但是，直到今天，人們根據這段話在概括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時忽略了“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這一理論前提所包括的深刻內涵。此外，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多次把自己的歷史觀、社會觀表述為“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3]、“滿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產”[4]、“社會生活的生產”[5]以及“生產生活”等等。生產方式是馬克思社會理論的重要范疇，但馬克思把生產方式表述為人們“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或“生活的生產”，而“生活的生產”既包括“自己生活的生產（通過勞動）”，也包括“他人生活的生產（通過生育）”，等等。

馬克思的上述理論思想在不同語境中表述有所不同，概括起來就是“生活的生產”。這是馬克思在闡述我們所熟知的歷史唯物論理論思想時一個預設的重要理論前提和理論內容，這一理論前提和理論內容的核心就是生活和生產的關系和生活世界的本源性。主要是針對青年黑格爾等學派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的歷史唯心論觀點，馬克思強調“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式”，強調物質生產的決定性作用和著重闡釋了生產方式的理論結構和體系，而對“生活”概念是作為前提性規定加以設定的和在特定的語境下并沒充分展開論述，但通觀馬克思的全部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生活”范疇、“現實的生活世界”恰恰是馬克思理論體系的出發點和歸宿，“生活的生產”實際上是馬克思的一個重要理論命題，要深刻地把握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恰恰需要揭示“生活”和“生活的生產”的理論意蘊，否則就不能完整地解讀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和社會理論。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上所發生的失誤也大我同忽視了這一重要理論思想有關，正是實踐提出了發掘這一重要理論思想和完整闡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重要性。

首先，“生活的生產”理論預設表明，馬克思在同各種“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的歷史唯心論的論戰語境中，突出強調了物質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但在這種強調中又賦予物質生產以目的性前提，從而把社會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結合起來。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6]。這段話中馬克思用普通的常識闡述了一個深刻的思想，這就是物質生產、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和前提，構成了人的生活實質。但如上所述，馬克思在論述物質生產的決定性地位及生產方式體系時，始終有一個理論預設前提，這就是“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生活的生產”、“為了生活的生產”等等。在這里，“生產”、“物質生產”雖然構成生活的基礎和前提，但不等于生活本身，“社會生產”的概念也不同于“社會生活”的概念，“生活”包含著“生產”所沒有的更豐富的內涵。生活是人類所特有的社會與文化現象，人的生活不是簡單的動物式生存，而是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更重要的是人對自身的生活有需求指向，不僅要滿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且也要滿足自身豐富的享受、發展需要。“生活世界”就是屬人的世界，因而包括物質生產活動在內，其產品也必然具有屬人性、“屬生活性”（著重號為本文作者所加），即“實物是為人的存在，是人的實物存在”[7]。人“為了生活”，“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這體現人類歷史的“合規律性”；但人類從事生產活動又是為了滿足日益豐富的生活需要，這又體現了人類活動的“合目的性”。這就是說，人類的物質生產對人的生活來說具有基礎地位，但同“生活”相比又具有工具和手段的性質，這就是馬克思“生活的生產”理論命題的內涵和社會理論的重要內涵。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的這一重要思想不僅來自現實理論批判，而且也體現了他對當時無產階段生活的現實關懷，他揭示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生活的非人性，異化的生產與無產階級生活的對立性，通過現實批判提出了創建新的生活世界的社會理想。

歸結起來，通觀馬克思的學術思想，強調生活世界的原本性，生活與生產的統一，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正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重要特征，是闡釋馬克思的社會理論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長期以來，我們在闡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和社會理論時，在強調物質生產的重要性的同時恰恰丟掉了“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生活的生產”、“為了生活的生產”、“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這樣一些重要思想，其結果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成為“唯物化”、“見物不見人”、“遺忘生活”的歷史觀、發展觀，并導致在發展實踐中擺錯了生產和生活、人和物的關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現實后果。

其次，“生活的生產”理論命題還昭示，由人的生活特質所決定，“人的生產是全面的”，是“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人的生活和生命活動與動物的適應性生存不同。馬克思說：“動物和自己的生活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與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他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而人的生存是文化生存，人的“活動是自由的活動”，“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人不斷從事創造與生成自身的活動，因而人的生活需要遠遠超出了動物的“需要”，從而使生活領域不斷擴大和日益具有全面性，由此也就決定了人的生產活動領域的不斷擴大和具有全面性。人所從事的生活活動不僅包括物質生產，也包括精神生產、人與人關系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馬克思強調，動物只在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8]。人的物質生產越發達，其產品越是超出滿足直接的生存需要之時，那么人類對滿足享受、發展的需要越強烈，對非物質的、社會的、精神的需要也就越多，越要求生產的全面性和超出物質需要的范圍，以實現人的發展的全面性，這一點已為當今時代人類文明的發展所證明。

馬克思還特別強調，“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8]這就是說，人的生產不僅是全面的，也應是和諧的和“詩性”的，“美的規律”就是和諧。而這些正是人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的結果，也就是人的生活需要規定著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生活賦予生產以全面性、詩性和價值導向，而離開了生活談生產，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必然違背“生活的生產”的內在邏輯而成為異化的生產。

再次，我們還要突出強調，“生活的生產”這一理論預設所包含的內涵，不但標明生產必須以生活來界定自己的合目的性，而且也規定了全部生產活動必須以具體的“現實的個人”的自我性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在談論馬克思的“人學”的時候必須強調，馬克思所講的“人”同費爾巴哈抽象的“人”不同，是指“現實的個人”，現實的個人是具體的人。一方面，“現實的個人”必然依據自由意志的選擇性來從事生產和創造性活動，這一點也就規定了每個人的個性面貌。“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9]。另一方面，人是生活的主體，“生活世界”只能是特定的個人世界，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之中，有著獨特的個人生活需要，因而社會生產不能脫離現實的個人來謀求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社會的生產和財富的創造必須具體落實到“我的”、“你的”、“他的”每個人的生活需求的滿足上，從而使個人真正體現為生活的主人和主體，成為社會生產服務的對象。在社會主義社會，每個人的個性發展和生活幸福應成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和社會追求的根本目標。這就是“生活的生產”所包含的題中應有之義。正是基于“生活的生產”思想，馬克思預言在未來的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內容提要]長期以來，具有支配性影響的“馬克思學”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做了偏重“物化”觀的解讀，在實踐上產生一系列偏頗和失誤。實際上，馬克思在闡發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時，有一個“生活的生產”的重要理論預設和理論命題，強調了“生活”的本源性和生活與生產的互動生成關系，從而把社會發展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統一起來。因此，生活、生活方式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范疇，“生活的生產”命題構成最具解釋力的社會發展理論的核心架構。發掘馬克思“生活的生產”這一重要理論思想，對于重構科學的社會理論、貫徹科學發展觀和建構中國的新型現代性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

在我國現代化進入重要發展機遇的關鍵時刻，黨中央提出了以“人民生活幸福”為宗旨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現代化發展階段性目標，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治國方略，要貫徹好這些戰略指導思想和措施，必須有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科學理論支持。但是，到目前，在我國具有很大影響的“馬克思學”所闡發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存在著對馬克思學說誤讀的問題，需要我們重新加以闡釋。

一、“生活的生產”：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體系的一個重要理論預設和理論命題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是馬克思的社會理論基石。我國現行的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或社會理論的闡釋仍然沒能完全擺脫原蘇聯教科書理論體系的影響，并沒有完整地解讀馬克思的思想。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當這些理論在闡釋馬克思關于物質生產力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或在闡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時，往往忽略了馬克思在表述這些思想時的一個理論預設前提，這就是“生活的生產”。

例如，馬克思明確地把自己所建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表述為：“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下面一段話被認為是馬克思本人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經典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重點號為本文作者所加)。但是，直到今天，人們根據這段話在概括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時，忽略了“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這一理論前提所包括的深刻內涵。此外，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多次把自己的歷史觀、社會觀表述為“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滿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產”、“社會生活的生產”以及“生產生活”等等。生產方式是馬克思社會理論的重要范疇，馬克思把生產方式表述為人們“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或“生活的生產”，而“生活的生產”既包括“自己生活的生產(通過勞動)”，也包括“他人生活的生產(通過生育)”。

馬克思的上述理論思想在不同語境中表述有所不同，概括起來就是“生活的生產”。這是馬克思在闡述我們所熟知的歷史唯物論理論思想時一個預設的重要理論前提和理論內容，其核心就是生活和生產的關系與生活世界的本源性。當時，主要針對青年黑格爾等學派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的歷史唯心論觀點，馬克思強調“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式”，強調物質生產的決定性作用，并著重闡釋了生產方式的理論結構和體系，而對“生活”概念是作為前提性規定加以設定的，所以在特定的語境下并沒有充分展開論述。但是，通觀馬克思的全部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生活”范疇、“現實的生活世界”恰恰是馬克思理論體系的出發點和歸宿。“生活的生產”實際上是馬克思的一個重要理論命題，要深刻地把握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恰恰需要揭示“生活”和“生活的生產”的理論意蘊，否則就不能完整地解讀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和社會理論。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上所發生的失誤，也大多同忽視了這一重要理論思想有關，正是實踐提出了發掘這一重要理論思想的必要性和完整闡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重要性。（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首先，“生活的生產”這一理論預設表明，馬克思在同各種“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的歷史唯心論的論戰語境中，突出強調了物質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并且在這種強調中又賦予物質生產以目的性前提，從而把社會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結合起來。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在這段話中，馬克思用普通的常識闡述了一個深刻的思想，即物質生產、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和前提，它構成了人的生活實質。在這里，“生產”、“物質生產”雖然構成生活的基礎和前提，卻不等于生活本身，“社會生產”的概念也不同于“社會生活”的概念，“生活”包含著“生產”所沒有的更豐富的內涵。生活是人類所特有的社會與文化現象，人類的生活不是簡單的動物式生存，而是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更重要的是人對自身的生活有需求指向，即不僅要滿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且也要滿足自身豐富的享受、發展需要。“生活世界”就是屬人的世界，因而包括物質生產活動在內，其產品也必然具有屬人性、“屬生活性”(著重號為本文作者所加)，即“實物是為人的存在，是人的實物存在”。人“為了生活”，“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這體現了人類歷史的“合規律性”；但人類從事生產活動又是為了滿足日益豐富的生活需要，這又體現了人類活動的“合目的性”。這就是說，人類的物質生產對人的生活來說具有基礎地位，但同“生活”相比又具有工具和手段的性質，這就是馬克思“生活的生產”理論命題的內涵和社會理論的重要內涵。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這一重要思想不僅來自對現實理論批判，而且也體現了對當時無產階級生活的現實關懷，他揭示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生活的非人性，異化的生產與無產階級生活的對立性，通過現實批判提出了創建新的生活世界的社會理想。

歸結起來，通觀馬克思的學術思想。強調生活世界的本源性，生活與生產的統一，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正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重要特征，也是闡釋馬克思的社會理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在闡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和社會理論時，在強調物質生產的重要性的同時，恰恰丟掉了“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生活的生產”，“為了生活的生產”、“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這樣一些重要思想，其結果使“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成為“唯物化”、“見物不見人”、“遺忘生活”的歷史觀、發展觀，并導致在發展實踐中擺錯了生產和生活、人和物的關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現實后果。

其次，“生活的生產”理論命題還昭示，由人的生活特質所決定，“人的生產是全面的”，是“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人的生活和生命活動與動物的適應性生存不同。馬克思說：“動物和自己的生活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與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而人的生存是文化生存，人的“活動是自由的活動”，“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人不斷從事創造與生成自身的活動，因而人的生活需要遠遠超出了動物的“需要”，從而使生活領域不斷擴大并日益具有全面性，由此也就決定了人的生產活動領域的不斷擴大并具有全面性。人所從事的生活活動不僅包括物質生產，也包括精神生產、人與人關系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馬克思強調，動物只在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人的物質生產越發達，其產品越是超出滿足直接的生存需要之時，人類對滿足享受、發展的需要就越強烈，對非物質的、社會的、精神的需要也就越多，越要求生產的全面性和超出物質需要的范圍。以實現人的發展的全面性。這一點已為當今時代人類文明的發展所證明。馬克思還特別強調，“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這就是說，人的生產不僅是全面的，也應是和諧的和“詩性”的，“美的規律”就是和諧。而這些正是人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的結果，也就是人的生活需要規定著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生活賦予生產以全面性、詩性和價值導向，而離開了生活談生產，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必然違背“生活的生產”的內在邏輯而成為異化的生產。

再次，我們還要突出強調，“生活的生產”這一理論預設所蘊藏的內涵，不但標明生產必須以生活來界定自己的合目的性，而且也規定了全部生產活動必須以具體的“現實的個人”的自我性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在談論馬克思的“人學”的時候必須強調，馬克思所講的“人”同費爾巴哈抽象的“人”不同，他是指“現實的個人”，現實的個人是具體的人。一方面，“現實的個人”必然依據自由意志的選擇性來從事生產和創造性活動，這一點也就規定了每個人的個性面貌。另一方面，人是生活的主體，“生活世界”只能是特定的個人世界，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之中，有著獨特的個人生活需要，因而社會生產不能脫離現實的個人來謀求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社會的生產和財富的創造必須具體落實到“我的”、“你的”、“他的”每個人的生活需求的滿足上，從而使個人真正體現為生活的主人和主體，成為社會生產服務的對象。在社會主義社會，每個人的個性發展和生活幸福應成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和社會追求的根本目標。這就是“生活的生產”所包含的題中應有之義。正是基于“生活的生產”思想，馬克思預言在未來的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二、“生活的生產”：社會發展理論的核心架構

以上我們揭示了馬克思關于“生活的生產”理論預設也是重要理論命題的豐富內涵，但是，這一重要理論思想長期以來卻受到忽略。這固然同后來闡釋者們的理論立場、觀點有關，同時也有馬克思文本表述上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說，當時主要是為了反駁唯心主義歷史觀，他和馬克思“都有同樣的過錯”，即最初的理論工作是把重點放在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方面，忽視了、也沒來得及對其他方面詳加論述。但馬克思的全部著作仍留下了豐富的理論遺產，充實了我們對“生活的生產”理論思想的認識，特別是從當展的需要出發，我們需要深入發掘馬克思“生活的生產”理論思想的巨大價值。

在今天看來，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或社會理論體系中，以理論預設的形式存在的“生活的生產”表述，實質上既是一個理論命題，同時也是理論架構，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生活的生產”看做是社會發展理論的核心架構。

馬克思說過，“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人與其他高級動物的生命存在有共同的生物學基礎，但人類在自然演化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了同動物靠自然遺傳編碼系統不同的、更為復雜的生命再生系統，這就是文化系統和人的生活世界。“生產生活”、生產生命、“生活的生產”構成人類特有的存在方式，在生產與生活相統一的互動生成過程中，人的需求不斷擴大，同時生產活動也有了更加全面、復雜的性質。一部人類社會的變遷史就是生活和生產、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互動生成的過程，人類社會中所發生的各種現象不外是人類的兩大活動方式即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相聚匯、交織和相互作用的過程。在人類生活世界的這種本源性存在中，生產的邏輯又是圍繞生活的邏輯或作為其基礎而展開的。在這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在歷史唯物主義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作了確切的闡述：

“人們用以生產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于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不僅應當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來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也就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

這段話集中表述了如下思想：第一，生產方式是生產人們“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方式”，因而它既構成了人們生活的基礎，同時又具有手段的性質，而生活則體現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和為生產提供新的需要；第二，生產方式不僅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而且也生產人們更為豐富的生活形式、方式，也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類只有在不受肉體需要影響時才開始“進行真正的生產”，因而才真正走出人類生活的“史前”狀態；第三，基于生產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人們“一定的生活方式”的認識，因而人們的生產活動也是生活方式、“生活世界”的組成部分。上述三點揭示了人們的生活活動和生產活動、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相統一的和相互交織的過程，也即“生活的生產”過程，人類生活史的演化過程。因此，社會發展理論的建構必須引入“生活”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社會發展的過程就是“生活的生產”過程，就是生活和生產活動互動生成的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社會發展理論的核心架構就是“生活的生產”。

從歷史唯物主義范疇的角度看，我們不但要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樣重要的范疇，也要講社會生活和社會生產或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這對重要的范疇，“生活”、“生活方式”應當成為歷史唯物主義體系中的重要概念。

隨著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生活方式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馬克思曾從人的生存狀態角度把人類社會劃分為相繼演進的“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和未來以“個人全面發展”與“自由個性”為基礎的三大社會形態。人的主體生存狀態同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因為生活方式就是人自身的實現形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也就怎樣”。根據上述思想，我在1988年曾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關系的視角概括了人類社會形態三個階段的宏觀變遷脈絡。即：自然經濟時代，由于生產力的不發達，生產和生活、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沒有區分開來，并以維持生存的生產“吞沒”生活的方式體現出來；在工業經濟時代，生產和生活分離，生活方式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這是人類在資本主義工業時代取得的巨大進步，但是，生產往往以異化的形態出現；而在以知識為基礎發展的未來共產主義時代，生產和生活將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礎上歸于一體化。如果說，第一階段體現為生產吞沒生活的話，那么到了新的第三個階段將體現為生活方式涵蓋生產方式，超越生存需要的“真正生產”將成為生活的內容。這種情況在今天已不完全是夢想，馬克思早在19世紀40年代提出的生產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人們“一定的生活方式”的論斷，日益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上述的“三形態”演進過程，也可以折射出人類社會的變遷脈絡：當社會的物質生產力不發達的時候，人類生活的主要內容是為了解決生存問題而進行“物”的生產，我們可以把這樣的社會定義為“生產型社會”，這樣的社會更多的面對的是“人對物”的關系；當解決生存問題的“物”的生產已作為前提而存在的時候，人類才開始了“真正的生產”，即“生活的生產”、人的全面“生產”，我們可以把這樣的社會定義為“生活型社會”，這樣的社會更多的面對的是“人對人”的關系。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從“生產型社會”向“生活型社會”轉型的過程。這個社會變遷的連續體表明，在不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條件下，社會的“屬人性”、“屬生活性”是不同的。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越是得到充分滿足，社會發展的“屬人性”、“屬生活性”越突出，人自身的發展問題、生活質量問題也就日益成為社會主要解決的問題。

這種發展趨勢反映到社會科學學科建設上，則出現了向“生活世界回歸”的轉向，關注生活和關注入正成為各門學科發展的新方向。以經濟學為例，當代的經濟學正走出狹隘的經濟觀和增長觀而擴大到對整個生活的關注，這體現在行為經濟學、社會經濟學、倫理經濟學、心理經濟學等等新興交叉學科的研究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的研究就是“把焦點最終放在擴展人類自由上，以使人們享受他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享受更有意義和更自由的生活”。哲學也在向生活歸宿而成為“生活哲學”，社會學也將出現向“生活何以可能之學”方面發展。這些正反映了吉登斯等人所說的社會發展趨勢，我們的時代正進入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生活政治”的時代。

三、“生活的生產”：中國“新型現代性”中的理論建構功能

我們提出馬克思“生活的生產”理論預設、理論命題并揭示其內涵，重新詮釋社會發展架構，完全是著眼于中國現代化的理論需要和發展路徑、發展模式的正確選擇。當我們試圖做這樣的理論工作的時候，恰恰又同馬克思的現代性思想不期而遇，所以，我們就把馬克思“生活的生產”理論與他的現代性思想聯系起來思考這一問題。

中國的現代化是新全球化時代的“后發現代化”，尚未走完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路程，因而它的發展必然關涉到西方國家原初的經典現代性模式的參照系問題。從現代化的發展史來看，現代性生成的基礎是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的現實訴求。傳統的自然經濟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利于社會的物質生產系統的擴張和升級，早發國家現代性生成的動力是創新性地采取了市場和資本這一擴張發展型經濟體制。市場和資本體系帶來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創造了人類歷史的一個又一個奇跡。但是，這種經典現代性模式具有“物”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深刻的悖論性質，造成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無家可歸的命運”。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它既帶來了人類生產力與人類社會的巨大歷史進步，又帶來了經濟危機與生態災難；既帶來了理性秩序對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也帶來了非理性的拜金主義和唯GDP發展觀的混亂與瘋癲；既帶來了人類個性的自由與張揚，又帶來了社會理性機器對人的支配；既帶來了貨幣與法律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又帶來了兩極分化；既帶來了人類主義的覺醒，又帶來了民族矛盾與沖突，如此等等。現代性的利與弊、善與惡如影隨形”。馬克思的現代性思想正是在對這種資本現代性“無情地批判”基礎上展現的。并且，這種批判是歷史的和辯證的，它既充分肯定了資本現代性的“偉大文明的作用”，又揭示了其種種異化和弊端。并構建了未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現代性。

馬克思關于新的現代性的提出同他的“生活的生產”理論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無論是著眼于新的全球化發展的觀點，還是循著馬克思現代性和社會理論的視域，我們都不能再走西方經典現代化的老路。我國必須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經典現代性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和新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中國的現代性構建和現代化道路選擇必須把握兩個基本向度：一是從中國國情出發，吸收人類現代化發展取得的一切文明成就；二是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并且，這兩個方面都離不開“生活的生產”的理論建構功能。

從當代全球化發展的時空效應出發，中國的現代化應是把工業化過程和正在全球發生的知識化過程包容在自身發展之中的“新型現代化”，既要完成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又要用知識化引領現代化，實現工業化、知識化的“雙重轉型”，并把后現代性因素融會到現代性之中。“后現代性”因素的引入有助于消解現代性的悖論性質。關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社會的區別，俄國后工業社會理論研究者伊諾澤姆索夫做了這樣的論述：工業社會“是歷史上已知的惟一的完全由經濟目標和經濟任務決定一切社會價值和社會優先權的經濟體系”，而后工業社會“如果不說逐漸建立起了社會領域對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的話，至少以這兩個領域的平等的相互作用為前提”。所謂社會領域地位的上升，實際上是人們“逐漸把重心由提高生活水平轉向提高生活質量，把注意力由經濟擴張轉向自己的人的潛力的發展”。美國學者英格爾哈特在1990—1991年通過對43個國家所做的“世界價值觀調查”之后得出的結論是：“后現代性可以視為人類生存戰略的一種變遷，這就是從最大限度地推進經濟增長轉而通過生活方式的變化而最大限度地保證生存幸福”。這就是說，后現代化的發展將更加注意解決生產的擴張與人的發展的矛盾問題，解決人們的生活質量問題，平衡生活和生產的關系問題。當代歐洲發達國家出現的發展趨勢，實際上符合馬克思所描述的未來社會的某些特征。因此，在當代全球化發展情勢下，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模式選擇只能是在時空效應下，吸收了“后現代性”因素的“新型現代化”，這種“新型現代化”有助于消解生活和生產、人與物關系的悖論性質。

最大限度地化解經典的資本現代性的悖論，解決“時空壓縮”效應在我國現代化中各種矛盾沖突更加集中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盡可能減少現代化中付出的社會痛苦代價，就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市場關系在全球占支配地位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在今天，堅持社會主義的現代性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實批判性和構建不同于“經典現代性”的新型現代性的理論創新性。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才能為解決公平與效率關系提供制度保證，才能真正體現“生活的生產”的基本規定性，實現生活和生產之間的和諧關系。在這方面，關于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表述正體現了這一點。也只有這樣，才能使現代化成果施惠于全體人民。

在我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黨中央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方略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目標，都反映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要求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貫徹落實這些戰略舉措都可以從“生活的生產”社會理論建構中得到支持。首先，由于“生活的生產”完整地體現了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以生活為圓點的發展，必然是以“現實的個人”為服務對象的發展，所以必然是以人為本的發展，從而有助于消解市場經濟可能引發的“物支配人”的問題。其次，以人的生活為圓點的社會生產，必然是全面的并“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協調的注重質量和可持續的發展。再次，統籌生活與生產關系的發展有助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全面發展兩個目標的內在統一，而把兩者統一起來的中介環節就是生活和生活方式所發揮的建構功能。正是生活方式把社會生產和生活資料的供給同人自身的生產即生活需要的全面滿足結合起來，從而轉化為人的全面發展；而全面發展的人的生成又體現了社會發展的價值目標，并成為推動社會全面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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