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兩大理論發現第二形態探討——兼談知識生產和創造的歷史觀與價值論本體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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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圖分類號：A811.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8594(2000)06-0024-06

馬克思的兩大理論發現即人所共知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我們把馬克思兩大理論發現的“原生態”即工業經濟時代形態稱之為“第一形態”，而將其“次生態”即知識信息經濟時代形態稱為“第二形態”。如果把馬克思的第一發現（唯物史觀）視為社會歷史哲學的唯物論（辯證法），那么他的第二發現（剩余價值論）則可以理解為經濟哲學的唯物論（辯證法）。恩格斯認為，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這當然也包括馬克思的社會歷史哲學和經濟哲學唯物主義形式（形態）的必然改變。

一、歷史維度：第一形態·體力勞動·工業生產

1.第一發現的一般勞動本體（或本質）。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的第一發現，由于它揭示的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因此它的本質（或本體）必然是一般的。我們知道，勞動創造了人類，這是人們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經典結論，也是我們立論的“公理”前提。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首先是勞動、勞動者、勞動人民的歷史。勞動創造了人類及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創造了人類一切社會的價值。但這里所說的勞動是人的類活動，而不是也不能是單個人的勞動。勞動是人類、人類歷史、人類社會一切價值的創造之源，人是人自己的勞動所創造的。因此唯物史觀的本體（本質）就是或首先是勞動本體論。“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馬克思語）。歷史的起點也就是我們立論和分析的邏輯起點。作為人類生命、生存、生活之本的勞動，是人類一切開始的地方。

自勞動創造了人類以來，人類的勞動歷史過程在時間上大致可以分兩個時期，即體腦未分工時期（相當于原始文明時期）和體腦分工時期（相當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時期至今）。具體又可以分為三個大的歷史階段，體腦分工前時期可視為體腦力、體腦勞直接同一（統一于勞動主體自身、一身）的第一階段；體腦分工后的前一時期（直到知識信息經濟出現前）為體勞主導的第二階段；而體腦分工后的后一時期即知識信息經濟開始時期（最發達國家始于50年代腦力勞動者超過勞動者總量的50%以后）為腦勞主導的第三階段。通過以上的簡單分析，我們看到無論是體腦分工前還是分工后，人類的腦力和腦力勞動都與其體力和體力勞動一起參與了人類勞動的全過程。因此我們不能只承認體勞而不承認腦勞在創造歷史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說在唯物史觀的勞動本體中，既包括體力勞動也應該包括腦力勞動。勞動起碼是體力和腦力不同程度的同時支出。只不過我們要研究和區別兩種勞動形式在人類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地位和作用罷了。

2.第二發現的特殊勞動本體（或本質）。作為馬克思第二發現的剩余價值理論，是揭示工業經濟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特有（或固有）規律的，因此它的本體（或本質）就不能限于一般性（或抽象性），而必須深入其特殊性（具體性）。或者說，沒有經濟學的歷史觀是“無效的”。一般地說，勞動創造了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但具體地說，是原始氏族成員的勞動創造了原始社會的歷史，是奴隸的勞動創造了奴隸社會的歷史，是農民的勞動創造了封建社會的歷史，是工人的勞動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馬克思的第一發現正是通過對截至資本主義社會為止的各個社會的全部勞動作出概括（或抽象）而使其唯物史觀獲得一般勞動本體并從而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的普遍規律或本質的。但這并不能具體回答和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經濟）規律和本質。于是有馬克思的第二發現。它所要研究的不再是人類（各個）社會（歷史）的一般勞動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的勞動即工人的勞動。正是通過對當時的工人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等的科學研究，馬克思發現了由工人剩余勞動所創造而被資本家所剝削的剩余價值的秘密。從歷史哲學層面說，是當時的工人勞動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從經濟（哲）學層面說，是當時工人的全部勞動（包括剩余勞動）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價值（包括剩余價值）。因此可以說勞動既創造歷史又創造價值，正是在這個根本意義上，我們看到馬克思兩大理論發現在勞動本體上的根本一致性，二者既是廣義的（人類全部歷史的）和狹義的（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的）勞動歷史觀，又是廣義（人類各個社會）的和狹義（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價值論。區別只在于第一發現的一般勞動本體與第二發現的特殊勞動本體。

3.兩大發現的共同體勞本質（形態）。眾所周知，從經濟型態上說，馬克思的兩大理論發現產生于工業經濟時代。從社會形態上說，則是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競爭階段）。如前所述，由于腦力勞動的主導地位（及總量過半的比例）在最發達國家也僅僅是20世紀50年代才剛剛出現的，所以馬克思所處的（及其以前的各個）時代基本上是以體力勞動為主導形式的時代，也就是前知識信息時代。作為馬克思第一發現的唯物史觀，雖然正確地科學地確認了勞動創造人類和人類歷史的一般本體地位及其作用，但無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成員，普遍的或主要的勞動形式是體力勞動。盡管腦力勞動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不可否認，然而它畢竟不是當時主要的或絕大多數勞動成員的勞動形式。因此唯物史觀作為實事求是的歷史觀也就必然如實地承認和確立體力勞動形式在當時的主導地位及其作用。以至于我們不得或不能不承認唯物史觀的勞動本體論（在勞動主導形式上）基本是體力勞動本體（或本質）論。其表現之一就是我們過去曾經一直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當做“唯心”或“英雄”史觀來批判。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依據當時（及其以前全部歷史）體勞為主的史實確認勞動本體及體勞本體，是完全合理和科學的。但在公有制建立之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還把“知識分子”即“勞心者”當做“臭老九”，那就是馬克思所播下的“龍種”不該收獲的“跳蚤”了。

同樣，作為馬克思第二發現的剩余價值理論，也是體勞為主階段即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按勞動價值論，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但在以工人體力勞動為主的工業經濟中，當時從事商品經濟條件下各種商品生產的勞動應當說主要是體力勞動。勞動的結果表現為有形的（有使用價值的）實物產品，實物產品（商品）的價值也主要表現為體力勞動時間的凝結。雖然并不排除腦力勞動者的勞動，并且馬克思當時就遠見卓識地提出科學也是生產力，但當時工人的勞動畢竟是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因此剩余價值理論本質上或主要地是（工人）體力勞動價值論和（工人）剩余體勞價值論。可以說，馬克思兩大理論發現的共同本質（或本體）是體勞本質（或本體）。也就是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的第一（歷史）形態，即體勞（本質或主導）形態或工業經濟時代形態。

二、現實維度：第二形態·腦力勞動·知識生產

1.二態理論建構的客觀基礎。既然我們已經確認馬克思兩大理論發現及其第一形態的勞動本體（或本質），那么人類勞動發展（全）過程的歷史規律（或趨勢）就成為我們建構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論第二形態的客觀基礎。我們知道，自勞動創造了人類以來，人類的勞動及其體勞與腦勞兩種形式的關系過程簡單地劃為一個公式即單一體勞階段—體腦分工及體勞主導階段—腦勞主導階段。腦勞主導階段開始的標志是1956年美國出現的白領工人數量超過藍領工人現象，由腦力勞動者組成的白領工人達到總數的50.2%。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美國的腦力勞動者比例已超過總數的95%，而體力勞動者已不足5%（最發達國家的今天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明天）。這是有非常意義的。雖然大多數國家尚未達到這種狀態，但科技第一生產力的觀念已被普遍接受，科教興國已成眾望，這表明腦力勞動的主導地位已在理論或觀念上被確認。假如我們設體腦勞者總數為100的話，以坐標的縱軸標出二者的數量（比例），以橫軸表示時間（跨度是從人類產生到1999年），那么原始的單一體力勞動階段，體勞者為100（腦勞者為0），中間的體腦分工及體勞主導階段到1956年（以美國上述數字為例），腦勞者數量為50.2%，而體勞者數量為49.8%，到1999年則其腦力勞動者數量達95%，而體勞者為5%。這樣我們在坐標上就會看到體勞者數量及其變化從開始的100到49.8（1956年）再到5（1999年），而腦勞者數量及其變化則是從開始的0到1956年的50.2再到1999年的95。假如用A線表示體勞者數量變化，它便是從坐標的左上方到右下方的一條曲線。而表示腦勞者數量變化的B線則是一條從坐標左下方到右上方的曲線（形如“區”字無上面的一橫）。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類體腦力勞動者數量（比例）關系變化的（如英文字母的"x"形）“雙曲線”。它表明了人類體腦力勞動者數量（比例）關系及其變化的趨勢。我們認為，人類的勞動從原始的單一體勞階段開始，中間雖然經歷了漫長的體腦分工及體勞主導階段，但腦勞主導的歷史階段畢竟已經開始，腦勞主導化（及其最終歸一）的客觀歷史大趨勢畢竟已經呈現，知識信息經濟必將取代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而成為主導經濟型態。所以，我們必須適應歷史的時代的客觀要求，確立和建構以腦勞為本體的二態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論。

2.二態理論建構的主體條件。這里所說的主體即腦勞主體（或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生產和創造主體），也可以視為知識信息經濟主體。如果說體力勞動主要生產和創造社會實物產品的話，那么腦力勞動則主要生產和創造社會虛物產品即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等社會虛物，其生產和創造本體是腦力勞動（這也是我們對社會虛物主導性的本體論回答），主體即腦勞者。社會實物產品因其有形有重等，生產時當然要付出體力即“勞力”。而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等社會虛物產品因其無形無重等，故生產時則主要付出腦力（“勞心”）。在勞動主導或主要形式上，可以說工業經濟（及其以前的經濟）是體勞經濟，而（完全的）知識信息經濟則是腦勞經濟。科技知識信息等社會虛物生產對社會實物生產的主導性、知識信息經濟對工業經濟等的主導性，歸根結底是腦勞對體勞的主導性。雖然目前腦力勞動者的比例在絕大多數國家尚未達到95%的高度（更沒實現100%），但腦力勞動及其主體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卻已成事實。其最精彩的表述就是鄧小平所說的“中的老九，現在看來是老大”。具體說來，由于科學技術生產力（或知識生產力）已經成為第一生產力，其創造主體即（生產力的勞動者要素）腦力勞動者因此而成為第一生產力主體。同時，在傳統上所說的生產（或經濟）實踐、階級斗爭（或政治）實踐和科學（實驗）實踐三大社會實踐活動（形式）中，科學實踐即腦勞實踐成為經濟（或生產）實踐的先導前導。它在三大實踐（形式）中顯然占有主導地位，發揮主導作用。科學實踐已經成為現實社會的第一實踐形式。其實踐主體即腦力勞動者因而成為社會第一實踐的主體。科學知識作為認識源于科學實踐即腦勞實踐這也是認識論的勞動本體論（與歷史觀、價值論“三位一體”）。另外，我們常說的知識經濟時代也是信息時代，“知識爆炸”與“信息爆炸”往往相提并論。那么在這“爆炸”一樣的當代信息中，究竟什么信息最重要呢？理所當然是新的科學技術知識信息，它是當今社會的第一信息，其生產和創造主體即腦力勞動者則成為社會第一信息主體。松田米津說，信息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大量生產知識。那么腦力勞動者也就是知識生產主體。至于托夫勒在他的《權力轉移》一書中所說的權力或力量將由金錢向知識轉移，以及丹尼爾·貝爾在他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所說的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是（后現代社會即信息社會）的社會基礎和領導層，人們已是耳熟能詳。這可以視作腦力勞動者的權力（或政治）主體地位與作用。在帕森斯的社會行動體系理論中，不僅認為文化子系承擔著維模的功能，而且認為它是控制和操縱其他子系變遷的主要決定因素，處在最高控制層。而知識和信息文化的創造主體將是腦力勞動者。顯而易見，腦力勞動與腦勞主體這種時代社會歷史（及其經濟政治文化）地位和作用，必須有不同于體勞本體的新態（即腦勞本體的二態）社會歷史觀和勞動價值論作出科學和哲學的回答。

3.二態理論的腦勞本體（或本質）。先看價值論方面。可以說，馬克思當年所看到的是從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的轉變，實質上是一種體力勞動（農業勞動）向另一種體力勞動（工業勞動）的轉變。而當代工業經濟向知識信息經濟的轉變，則是從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或腦力勞動主導化的轉變。所以人們說知識信息經濟即智力經濟、智能經濟、智慧經濟。所謂科技生產力、知識生產力，也即智力智能生產力。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高級的腦力勞動將逐漸代替體力勞動，腦力勞動的成分及其作用越來越大，并日益成為主要的和先進的勞動形式。其最終成為惟一勞動形式的趨勢起碼在最發達國家已初露端倪。當然體腦差別最終消除的途徑只能是“工農”知識化，而不能是“知識分子”工農化（通俗說即“鐮刀斧頭”要“鋼筆眼鏡”化，而不能相反）。由于科技已成為第一生產力，因此社會價值財富的相當大（或絕大）部分將要由腦力勞動來創造，即奈斯比特所說的價值的增長不僅源于體力勞動，而主要來自知識。據統計，目前世界64%的財富依賴于人力或智力資本。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產品（商品）的價值也主要表現為腦力勞動時間的凝結。腦力勞動將是創造社會價值的主要勞動，腦力勞動者也將成為社會主要的價值創造主體。按腦勞分配必然成為按勞分配中的重要內容。這一切都要求我們必須確立腦力勞動價值理論，建構腦力勞動經濟學。

再看唯物史觀方面。勞動人民作為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是不成問題的。但“人民”是一個歷史概念，不同社會“人民”的主體是不同的。在農業社會，勞動人民的主體是農民階級，他們是創造農業社會歷史的主要動力和主體。在工業社會，勞動人民的主體是工人階級，他們是創造工業社會歷史的主要動力和主體。而到了知識和信息社會，勞動人民的主體就應該是科技第一生產力主體（即腦力勞動者），勞動人民的大部及全部最終都將如此。他們則將是創造知識和信息社會歷史的主要動力和主體。而當這種新社會真正建成時，當腦力勞動（即“勞心”）成為人類主要的甚至惟一的勞動形式時，體勞者（或“勞力者”）將不復存在，這時也就再不會有什么“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所謂“唯心”或“英雄”史觀了。既然腦力勞動者將是新社會歷史的創造者，腦力勞動最終將是創造新社會價值的（惟一）勞動形式，那么二態唯物史觀和價值理論也就必須或必定是以腦勞為本體的。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三、未來維度：兩態轉移·勞動歸一·生產升級

1.兩態的歷史性（時代性）。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論的兩種形態不存在對與錯的區別，它們都是人類社會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經濟時代以及不同勞動形態的理論反映。工業經濟及其以前的各個歷史時代，是體勞形式主導的時代，它必然也只能產生以體勞為本體的第一形態歷史觀和價值論。而知識信息經濟時代則是腦勞形式主導的時代，它當然要求建構以腦勞為本體的新形態即第二形態的歷史觀和價值論。我們不能說前人沒有關注或不重視腦力勞動。不可能有非歷史的歷史觀。前人不可能在沒有出現知識信息經濟時研究知識信息經濟，也不可能在科技沒有成為第一生產力時就提出和研究第一生產力。我們認為，兩形態的歷史觀和價值論的勞動本體或本質是一致的，區別只在于二者所研究的勞動形式不同（即“一勞二態”）。它們都植于或生于勞動之根，是一棵勞動大樹上的兩條枝，所以才有“原生態”和“次生態”之稱。“次生”只能生于“原生”，樹枝只能長在樹干上。如果我們把人類勞動的全部歷史劃成一條直線而分為AB兩段的話，那么A段即體勞主導段，B段則是腦勞主導段。第一形態的勞動歷史觀和價值論是A段的理論反映，它有自己的歷史性和時代性。第二形態的勞動歷史觀和價值論則是B段的理論反映。它也有自己的歷史性和時代性。唯物史觀仍是“唯物”史觀，只是兩態所“唯”之“物”有社會實物與社會虛物生產之不同。勞動者永遠是歷史創造者，只是今天的勞動者不同于昨天的勞動者。勞動價值論還是“勞動”價值論，只是兩態所反映的創造價值的勞動形式不同（勞動主體不同）。迄今為止人類一切社會的一切價值，不是體力勞動所創造就是腦力勞動所創造，沒有什么既不動“手”又不動“腦”的“超勞動”、“非勞動”的所謂“價值創造機制”。我們不認為勞動價值論已“陷入困境”（大量的體力勞動仍然存在，腦力勞動也是勞動），它的“科學性”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也并非“懸而未決”。使我們“陷入困境”的是如何認識腦力勞動的“價值創造機制”以及腦力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這才是真正“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總之，勞動創造了人，人也創造了勞動的各種形式。我們要研究的是各種形式的勞動，而不是否棄勞動本體（本質）。如果放棄了勞動的本體地位和作用，那就不只是放棄價值創造之源，而且還會失去人類（及其歷史）的創造之源。

2.兩態的現實相關性。現實是：在世界范圍內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兩種形式仍然存在，知識信息經濟與工業經濟（以及農業經濟）并存。因此以體勞為本體的一態歷史觀和價值論當然適用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以體力勞動為主要勞動形式的工業經濟（和農業經濟）。而我們所缺少的或需要的是以腦勞為本體的二態歷史觀和價值論的研究和確立。現實態即二態只能源于延于歷史態即一態，而歷史態則必須必然發展為現實態。在兩態理論之間的關系上，我們應當堅持“兩點論”的“重點論”。這不僅因為我們已有體勞歷史觀和價值論而尚無腦勞歷史觀和價值論（應該重點研究后者），而且也是現實關系的客觀要求和正確反映。就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勞動主體而言，體力與腦力內在或同在其自身。主要地付出體力還是腦力，在二者分工條件下這取決于勞動主體是從事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但不管從事什么勞動，內在于每個勞動主體自身的體力與腦力的關系，總是腦力支配體力的。也就是說每個勞動主體的體力與腦力二者之間的關系主要的或主導的方面總是腦力。盡管體力勞動者主要通過支出體力來完成勞動（而腦力勞動者主要通過支出腦力來完成勞動），但這并不改變每個勞動者自己的腦力對其體力的主導地位和支配作用。腦力也即智力、智能。腦力化勞動即智力化、智能化、智慧化勞動。顯然我們不僅要研究勞動主體的有限體力、體能，而且更要重視開發其無限智力、智能。不同勞動主體內在的體力和腦力如果外化為社會分工，那就表現為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以及“勞力者”與“勞心者”間關系。我們知道，前知識信息經濟各時代是體勞主導的時代，而知識信息經濟時代則是腦勞主導時代。在體勞主導時代，勞動歷史觀和價值論要重點研究體力勞動。而在腦勞主導時代則應重點研究腦力勞動，這是不言而喻的。而體勞終究是要腦力勞動化的。就是說兩種不同勞動形式及其主導地位和作用的轉化是客觀歷史的必然規律或趨勢，我們要承認、研究和遵循這一客觀歷史規律，不斷促進原有工業經濟以及農業經濟的知識信息經濟化，最終實現全部勞動全體勞動者的腦力勞動化。而腦勞成為新的主導性勞動形式，既是新情況、新問題又是理論研究的一個“空白”，理應成為理論研究的重點。再比如在腦勞實踐活動即科學實踐與體勞實踐活動即（工農業）生產實踐之間的主次關系，在腦勞產品即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等社會虛物產品（或者說腦勞的精神生產及其精神性產品）與體勞產品即糧食布匹機器等社會實物產品（或者說體勞的物質生產及其物質產品）之間的主次關系等等，都是現實的“兩點論”與“重點論”的關系。我們必須堅持唯物辯證社會歷史觀方法論。不能只講兩點不講重點，也不能只講重點不要兩點。總之，現實的體力與腦力、體勞與腦勞、體勞者與腦勞者、體勞實踐與腦勞實踐、體勞生產（及產品）與腦勞生產（及產品）、體勞經濟（工農業經濟）與腦勞經濟（知識信息經濟）等客觀關系，既表明了兩態勞動歷史觀和價值論的現實性（適用性），也顯示了二態勞動歷史觀和價值論研究和建構的重要性（迫切性）。

3.兩態轉換的過程性。首先，不同理論形態或范式的轉換，這不取決于理論本身及人的主觀愿望而決定于理論研究對象的客觀變化。以勞動為本體的歷史觀和價值論所以有從一態向二態轉換的必要，只是也僅是由于作為其研究對象的勞動的兩種形式（即體腦勞）及其地位和作用的客觀歷史變化。我們知道，從勞動創造了人類到20世紀50年代在一國內首先出現腦力勞動者超過50%的現象（權作腦勞主導性的“一國首先出現說”罷），體力勞動主導的歷史是多么漫長，而腦力勞動主導的時間又是多么短暫。以至于我們還來不及提出對腦勞主導的知識生產的歷史觀和價值論，現在能做到的僅僅是界定體勞本體論的歷史態而提出腦勞本體論的現實態問題而已。這里起碼有兩個過程：一是客觀上腦力勞動主導化（和知識生產主導化）的全面（世界范圍）實現過程；二是主觀上腦勞本體論的歷史觀和價值論的建構過程（也是兩態的范式轉換過程即體勞本體論向腦勞本體論的轉換）。前一個客觀過程可能是這樣，即由一國首先出現腦勞主導化而逐漸擴大到世界各個國家。在一國之內則是腦力勞動者數量由少到多最終全部腦力勞動化。實現速度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首先在最發達國家然后是發達國家最后是發展中國家。越發達的國家腦力勞動化會越快。反之則越慢。但是由于信息時代信息傳播的即時性（全球化）以及知識的共享性和知識信息經濟的加速度，所以腦勞主導化過程肯定要大大短于工業化實現過程。不過考慮到世界政治因素，窮國和富國知識兩極分化也不是不可能（而且更可怕）。至于腦勞本體論的歷史觀和價值論的建構過程則受制于或依賴于腦勞主導化的客觀歷史進程。最發達和發達國家可能率先腦力勞動化，但未必接受馬克思歷史觀和價值論的指導，所以這方面不會比我們先進。而在技術層面的知識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虛擬經濟學、網絡經濟學等領域可能比我們發展快。在我國，腦力勞動化過程雖然起步較晚，國民整體的腦力勞動化受制于底子薄人口多，不過有政府的高度重視估計速度也不會太慢。這就是說，當我國尚未實現全面腦力勞動化而體勞仍然存在時，體勞本體論的歷史觀和價值論就會繼續發揮作用和影響，并依據它對體力勞動和體力實現勞動者制定相關社會政策，也就不可能完全實現向腦勞本體論的事實上的范式轉換。但這并不影響我們根據世界范圍的腦力勞動化進展情況進行（對我國來說）真正意義上的超前性學術研究。首先實現指導思想和觀念的轉變。因此現在提出研究和建構腦勞本體論的歷史觀和價值論并非空談。

其次，二態理論建構既必要也可能。恩格斯說得好，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里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腦勞主導的知識信息經濟時代與體勞主導的工業經濟（及其以前的）時代當然是兩個不同的時代。而作為每一時論思維的歷史觀和價值論，肯定會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內容，據此才有我們所謂的“第一形態”與“第二形態”之說。同時，研究馬克思也許更需要學習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我們知道，馬克思當年在工業經濟時代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時，是以當時工業革命早發而商品經濟又較為發展的英國為樣本的。他并沒有等待商品經濟（以及工業化）在世界各國普遍建成和實現后再去研究。如果是那樣的話，恐怕到今天也無法開始研究，《資本論》也就無法誕生了。因為時至今日世界上仍有為數不少的發展中國家既沒有實現工業化也沒有建成商品（或市場）經濟。馬克思的研究方法表明，對人類社會歷史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等現象領域的研究是可能（甚至必須）通過選擇有代表性的典型樣本來進行的。這是由于世界各國不可能齊步同速發展。按馬克思本人的看法，英國的當時就是其他國家的未來。用現代全息論的方法和邏輯來理解，就叫部分包含整體全部信息。這就告訴我們，雖然知識信息經濟在我國剛剛起步，但我們完全可以通過知識信息經濟最發達的典型國家來進行真正的前瞻性研究（而不是亂炒知識經濟或“新經濟”）。正是馬克思依據他所選擇的工業經濟（及商品經濟）典型國家而作出的理論發現，啟示我們今天對知識生產和“知本論”或“智本論”的研究也應以先發的典型國家為例。借口知識信息經濟不發達（恰更應該研究）而忽視甚至否定對它的研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政治上都是短視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沒有馬克思的兩大理論發現即第一形態勞動（體勞）歷史觀和價值論，社會主義就不可能由空想變為科學。同樣，如果沒有第二形態的勞動（腦勞）歷史觀和價值論，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和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理想也不會由設想變為科學。因為整個工業經濟時代既沒有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更沒有實現按需分配。而只有可持續可無限發展的知識化科學化信息化物質精神大生產才能滿足人類無限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腦力勞動化的最終實現才能消滅“三大差別”，人也只有通過發達的知識和信息社會才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類的最高理想也只有靠最發達的可不斷高級化的勞動即腦力化智力化智能化智慧化勞動創造來保證。可見，二態理論建構不僅可能而且必要。當然，我們也只是提出了問題，然而卻不見得等于解決問題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