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哲學當代性的三重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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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理論哲學/實體性哲學/主體性哲學/現代實踐哲學

【正文】

我以為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至少包含三個方面，或者說有三重意蘊：思維范式的當代性，作為保證社會健康發展的社會批判功能的當代性，以及作為中國哲學重建之重要理論資源的當代性。

一

馬克思哲學的思維范式是一種當代類型的思維范式，而馬克思本人則正是這一思維范式的開創者。這一思維范式的當代性也構成了其他兩個方面當代性的基礎。

馬克思哲學在思維范式上的當代性在于，在西方哲學史上，馬克思第一次顛覆了兩千多年的哲學傳統，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哲學思考方式。西方哲學從古希臘開始，占主流地位的便是一種推崇理論，蔑視實踐，蔑視生活的理論傾向。而馬克思則將這樣一種理論傾向顛倒了過來，將實踐、生活世界視為奠基性的、根本性的。如果說在馬克思生活的19世紀這樣一種對于理論與實踐關系的顛倒還不為很多人理解的話，那么，在20世紀這一理論傾向則已蔚為大觀。杜威、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哈貝馬斯等大家，都以各種方式表達了類似的理論傾向。

這兩種理論傾向的對立，其實質是如何看待實踐或人類生活本身與理論活動之間的關系。事實上，如何看待這一關系構成了任何哲學思維據以出發的前提，而如何處理這一關系的方式則決定了一種哲學思維的進路或理路。既然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只有兩種可能的排列方式，那么，我們由此便可能分辨出兩種對立的最為基本的哲學觀念或哲學理路來：一種可稱之為實踐哲學理路，另一種則為理論哲學理路。一種哲學理路，如果認為理論思維為生活實踐的一個構成部分，理論思維并不能從根本上超出生活，并不能在生活之外找到立足點，認為理論理性從屬于實踐理性，它就是實踐哲學的理路；一種哲學理路，如果認為理論理性可以超越于生活，在生活之外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點，認為理論理性高于實踐理性，它就是理論哲學的理路。

照此分類方式去觀察人類的哲學活動，西方哲學自泰勒斯以來的主導理路顯然是理論哲學，無論是古代哲學還是近代哲學，都屬于理論哲學之理路；實踐哲學則終歸未成主流。而在理論哲學理路之中，根據將理性設定為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又可以區分出兩種不同的哲學范式來：從客觀理性出發的，為實體性哲學范式，而從主觀理性出發，在主觀性中尋求全部客觀性的最終基礎的，則為主體性哲學范式（實踐哲學亦可區分為古代實踐哲學與現代實踐哲學兩種范式）。

實體性哲學與主體性哲學的根本區別，在于自我意識是否達到自覺。實體性哲學的典范是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希臘主流哲學。在希臘人那里，由于尚處在人類歷史的童年時期，自我意識尚未發展，因而，雖然有普羅泰戈拉倡導“人是萬物的尺度”之說，似乎展現了自我意識覺醒之曙光，但總的說來，以柏拉圖為代表的主流哲學，仍是標準的實體性哲學。人們所理解的思想還并非人的主觀的東西，而是客觀的理性或邏各斯。在這種情況下，所謂“主體”一般地說來并不就是人，它只“意味著構成存在者的基礎的東西”（注：紹伊博爾德：《海德格爾分析新時代的技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頁。），亦即實體。

只是在近代，自我意識才達到了一種自覺。“近代哲學的出發點是古代哲學最后所達到的那個原則，即現實自我意識的立場”（注：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頁。）。其實，在基督教的上帝創世說中已經蘊含了一種抽象的主體性原則（注：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2頁。）。當然，它還不是一種“現實自我意識的立場”，而只是通過上帝對于自然的創造作用而折射出來的。而近代則不同，“這個時期首先給了個性以最高度的發展，其次引導個人以一切形式和在一切條件下對自己做最熱誠的最徹底的研究。”（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02頁。）這種主體意識的覺醒首先表現于文學藝術作品之中，其后才以理性的形式在笛卡爾的哲學中表現出來。在笛卡爾看來，一切東西都是可以懷疑的，而惟獨“我思”或“自我意識”是無可懷疑的，是惟一確定的東西。這樣，從原則上說，一切東西便只有從這惟一確定的支點上建立起來才可能是確定的。也就是說，“自我”成了支撐全部存在者存在的“阿基米德點”，實體性哲學轉變成了主體性哲學。

從實體性哲學發展為主體性哲學，使得理論哲學的內在意蘊得到了徹底的展現。無論是實體性哲學還是主體性哲學，其本質都屬于一種在場形而上學的傳統。這一哲學傳統在其思維方式之中隱含了一個希臘人特有的關于思想的隱喻：“看”或“凝視”。“看”，作為一種活動，其中隱含著一個“看”的結構：看者和被看對象的關系，亦即主客體的兩極對立。因而，從古代的實體性哲學到近代的主體性哲學，便不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論范式取代了既有范式，而是理論哲學所內蘊的原則合乎邏輯的發展。當然，這種主客對立的預設，在古代的實體性哲學中還是隱含著的，而在近代則完全顯露了出來。這種以“看”為思想之隱喻的在場形而上學或理論哲學的內在意蘊，繼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之后，在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的說法中得到了最為明確的表達。在康德哲學中，所謂“自然”已不是那獨立自存的東西，而是作為人主體的“對象”的東西，是自然科學家的著作和實驗室中的“自然”。這樣的自然既然是人的知性范疇規定感官材料或者說是理性為自然立法的結果，那么，它便是完全立基于主體之上而沒有獨立性的東西。當然，康德還不徹底，還只把“人為自然立法”限定在作為現象的自然界，還承認自在之物的存在。而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哲學則以一種徹底的主體主義消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在康德那里，先驗自我只是純粹的形式，而這種純粹形式所綜合的感性材料，則由物自體刺激感官而引起。而在胡塞爾那里，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皆為先驗主體的意向性構造的結果。這樣就消除了康德哲學的二元性。但這種消除卻又帶來了不可克服的困難，即造成了這樣一種悖謬：“我自身作為先驗自我，‘構成著’世界，而在同時，作為心靈，我又是這個世界中的一個人類自我”（注：Husserl,Edmund,TheCrisisofEuropeanSciencesand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70,p.202.）。為了避免這一悖論，胡塞爾試圖通過“將有限之我張大為無限之我”，通過先驗轉向來解決問題。但這一轉向所帶來的問題并不比它所能解決的問題更少。（注：參見高秉江《胡塞爾與西方主體主義哲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頁。）

可以說，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哲學是主體性哲學之極致，因而也是理論哲學發展之極致。從而胡塞爾先驗現象學所陷入的不可克服的困難，也就在一般意義上是理論哲學所陷入的不可克服的困難。盡管從柏拉圖哲學到胡塞爾哲學，或者一般地說從實體性哲學到主體性哲學，理論哲學走過了一條富有成效的發展道路，但是，顯而易見，其問題從根本上說并未能獲得解決。理論哲學發展的道路就是愈來愈徹底地把主客分立的意蘊展現出來。而這種徹底化一方面消除了理論內部的矛盾，但卻愈來愈把這一哲學理路的致命缺陷暴露了出來。這一致命缺陷便是，由其“看”或“凝視”的隱喻所帶來的對于人類生活的“靜觀”立場。這種“靜觀”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排除一切現實存在的純粹意識，甚至要將主體自己的身體存在亦懸擱起來。而這樣一來，這種哲學也就徹底地排除了思維著的主體與現實世界的關系問題，從而也就完全排除了理論與實踐的現實關系，忘記了理論原來只是實踐或現實生活的一個構成部分，忘記了理論活動的原初目的。可以說，以胡塞爾先驗現象學為發展極致的理論哲學所陷入的不可克服的困難，正是由其對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的顛倒所造成的，或者說，是由理論活動的妄自尊大，忘記了自己的實踐“出身”所導致的。因而，如果不能改變理論哲學的根本預設，即以為理論理性可以在生活之外找到構造世界的阿基米德點，那么，它要想解決自己的困難，便如同緣木求魚般不可能。這種不可能意味著要解決理論哲學的問題，就必須突破理論哲學傳統，走向另一種不同的理路，即實踐哲學的理路。這便是現代西方哲學轉向實踐哲學理路的緣由所在。而這一轉向，若追溯其源頭，則非馬克思莫屬。或者說，馬克思是西方現代實踐哲學的奠基者。既然西方哲學的主流傳統是理論哲學，而這一傳統在近代主體性哲學之中已達到其邏輯完成，即便是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哲學也未能突破其局限，那么，被視為突破了舊哲學之藩籬的馬克思哲學便只能屬于實踐哲學的理路。關于理論和實踐的關系，馬克思有過大量的論述證明他的哲學是一種現代實踐哲學。對此，人們是不難從馬克思本人的有關言說中找到證明的。馬克思在許多場合談到過的哲學的終結或對于哲學的否定（注：參見《德意志意識形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31頁；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頁。），顯然指的是對于整個傳統理論哲學的否定。既然其前西方哲學的主流一直是理論哲學，那么，馬克思對于哲學的否定便是對于理論哲學理路的否定。當然，說馬克思哲學是一種實踐哲學，一般是不會有人反對的。但是，問題在于人們對于實踐哲學的理解往往是極成問題的。國內學界對于實踐哲學的理解，大致上有兩種：一種是在常識意義上把實踐哲學理解為一種不尚空談，注重實干或理論聯系實際的哲學主張；另一種則較為“深刻”，即把“實踐”理解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本原性概念，有如“實體”或“自我”在實體性哲學或主體性哲學中的地位。第一種理解大致上是實體性范式占主導地位時代對于馬克思實踐觀的一般解釋，而第二種理解，則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體性哲學范式在中國興起之后對于實踐哲學的解釋。第一種解釋作為一種常識性的看法，可以不論。第二種解釋則隨著主體性范式對于實體性范式的勝利，日益成為一種對于馬克思實踐觀的主導性解釋。不難看出，把實踐作類似于“實體”或“自我”的理解，視為馬克思哲學中構造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石，視為一種“本體”，顯然并未脫出理論哲學的理路，或者說，仍然是一種理論哲學。以“實踐本體論”命名這種解釋，可以說是很貼切的。但同樣明顯的是，這樣一種解釋并不是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確當解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解釋。如前述，既然實踐哲學的理路認為理論思維為生活實踐的一個構成部分，理論思維并不能從根本上超出生活，并不能在生活之外找到立足點，認為理論理性從屬于實踐理性，那么，以“實踐”作為“本體”去構造世界，便是認為理論理性可以超越于生活，在生活之外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點，認為理論理性高于實踐理性。顯然，這種理解是與實踐哲學的基本精神相悖的，因為在這種理解中，實踐哲學已然消解為一種理論哲學了。正是在對實踐哲學這種誤解的基礎上，才出現了所謂的超越實踐哲學的“后實踐哲學”主張。不言而喻，基于誤解的超越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說原本的馬克思哲學與杜威、海德格爾等人的哲學同屬現代實踐哲學范式，可能是令人生疑的。但是，屬于同一種哲學范式，并不意味著它們是同一種哲學，具有同樣的哲學主張。屬于同一種思維范式的哲學，可能有著十分不同甚至對立的理論主張；而不屬于同一種思維范式的哲學之間倒可能只是一種簡單的不同。事實上，哲學理論之間的尖銳對立，一般說來也只發生于同一種思維范式的哲學之間，如古代的原子論與理念論之間的對立，近代的唯理論與經驗論之間的對立。在現代實踐哲學范式內，雖然都強調直接的生活世界的重要性，但馬克思對于物質生產實踐的重視卻是與眾不同的。而這正是馬克思哲學之為唯物主義的關鍵所在。因此，馬克思哲學與其它現代西方哲學派別的顯著差異甚至對立，不僅不是馬克思哲學屬于現代實踐哲學范式的否證，反而是其當代性的明證。

當然，把馬克思哲學理解為一種現代哲學之典范的現代實踐哲學，并不是說所有對于馬克思哲學的解釋也都自然地屬于現代實踐哲學之范式。事實上，對馬克思哲學的流行解釋，基本上不屬于現代實踐哲學范式，而是屬于實體性哲學或主體性哲學。前者的典型是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那種解釋，而后者的代表則是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所主張的總體性理論。這兩種解釋都未能揭示馬克思哲學的實質，都把馬克思在哲學思維范式上的革命性變革掩蓋起來了。在國內，幾十年來，也是上述兩種解釋居于支配地位，即，先是實體性解釋的一統天下，后則有主體性解釋的挑戰。主體性解釋雖然比之實體性解釋有著更大的優越性，但它仍屬于近代哲學的范疇，因而，它仍未能恰如其分地揭示出馬克思哲學作為一種現代實踐哲學范式的當代性。而只有從超越了近代主體性哲學，從而一般地超越了理論哲學理路的原則上看問題，才能夠理解馬克思哲學作為現代實踐哲學之典范的意義。

二

馬克思哲學當代性的第二層意蘊是其作為市場經濟校正機制的社會批判功能。這種批判功能的發揮，一方面是市場經濟社會獨特的運作方式所要求的，另方面則是由馬克思哲學所從屬的現代實踐哲學或人類學思維范式所決定的。

從經濟、政治等現實生活之外對其進行一種批判，是市場經濟社會所要求于哲學等理想性文化的一種獨特的社會校正機制。任何社會的健康發展都不能沒有一種校正機制。但市場經濟社會所要求的校正機制卻不同于自然經濟或類自然經濟社會。在非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各領域的互相滲透、合為一體，因而其批評校正機制便是內在的，或者說理想性的精神文化價值的范導作用是內在地滲透于經濟、政治活動之中，與現實性的經濟價值、政治價值折衷為一個綜合性的價值，從而統一地從內部規范人們的活動的。而在領域分離的情況下，各領域的價值亦趨于分離，理想性的精神文化價值對于現實生活的規范或校正便亦只能從其外部分離地進行，其方式主要地就是一種對于現實社會生活之弊端的批判，通過批判，使社會得以健康地發展。哲學作為精神文化的核心部分，在這種社會校正機制中，自然具有一種中心的作用。

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社會批判功能是如何可能的呢？這就需要從哲學思維范式與社會生活方式或實踐方式的關系說起。站在實踐哲學的立場上看待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只能把理論活動視為實踐活動的環節，視為對于生活中問題的一種象征性解決。這樣看待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便是，理論思維的方式與實踐的方式之間有著某種對應性或匹配性。具體到哲學與生活的關系，即哲學思維范式與人類的生活方式或實踐方式之間存在著某種對應性或匹配性。正是由于理論不是一種站在生活之外的靜觀，而就是生活本身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理論思維的方式才與實踐的方式之間具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或同構性。以此觀點去看理論哲學，它所特有的關于思想的“看”或“凝視”的隱喻，并不能視之為希臘人特有的觀念，而是某種特定生活方式或實踐方式的產物，只是在希臘人那里得到了典型的表達而已。這種特定生活方式的特點便是人與自然或主體與客體在某種程度上的分離。只有在主客分離，生活的某些部分成為與人相對的“對象”的情況下，“凝視”才是可能的。而就最為基本的實踐樣式物質生產來說，只有在一種構造性或重構性的生產方式中，事物被看做一個對象才是可能的。這樣一種生產方式便是工業生產。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最為根本的不同便是農業生產是“有機的”，即所生產的東西基本上是有機物，它們有著自身的生長節律，人并不能任意改變它們，而是只能從外部加以照料；而工業生產則是“無機的”，即人把生產對象當做無機物，當做原料加以構造或重構。在農業生產中，人類并不能夠改變所生產東西的性質，而在工業生產中，人類卻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去設計對象，去賦予對象以合目的性的形式。顯然，在前一種情況下，生活或實踐中的事物既然是自然地存在的，而不是人為地構成的，那么，它也就不會成為人主體試圖看出其本質的“凝視”對象，從而理論哲學的思維方式便無有可能，只能存在一種實踐哲學。而只有在后一種情況下，既然人類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去設計對象，去賦予對象以合目的性的形式，那么，以事物的本質為目的的“凝視”便是不可避免的。理論哲學便正是對于這種實踐或生活方式的一種表達或象征，并以這種象征去在思想中解決實踐中的問題。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但是，生活或實踐方式亦即“做”的方式，不僅有涉及人與物的關系的“做事”方面，還有涉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做人”方面。做事的產物為物品，而做人的產物則為社會交往關系或社會組織。一般而言，做事的方式與做人的方式之間要求有某種一致性，但也不盡然。這就是說，在無機性或構造性做事的條件下，在做人方面，既可以是基于自然血緣關系或擬血緣關系的共同體交往，亦可以是基于自覺的利益關系的聯合體交往或市民社會交往。在前一種交往方式中，社會組織尚為一種有機的方式；而在后一種交往方式中，社會組織則已成為了無機的，即人為地構成的。當無機的做事方式與有機的做人方式結合在一起時，整個社會的實踐方式便是一種半無機的：只有當無機的做事方式與無機的做人方式結合在一起時，整個社會的實踐方式才成為完全無機的。半無機實踐的典型在古代有希臘城邦式的半工商業社會，在現代則有建立在工業生產基礎上的計劃經濟社會。而無機實踐的典型則無疑為建立于現代大工業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社會。在半無機的實踐方式中，一方面，對于事物的“凝視”已成必要，另方面，由于社會組織尚為一種天然的共同體方式，而非人為的東西，因此便無必要對之進行“凝視”，也使得個體的自我無以凸現，從而便無以從自我出發去構造整個世界，而只能從某種客觀的事物出發去構造世界。這種思維方式便是所謂的實體性思維范式。在完全無機的實踐方式中，由于社會組織已成為人為性的，個人成了最后的社會單位，自我意識的出現便不可避免，從自我出發去構造整個世界便亦不可避免。這就形成了所謂的主體性思維范式。顯然，古代哲學，就其以柏拉圖為代表的主流而言，之為一種實體性哲學，之以本體論為中心，正是因為這種哲學是與古代的實踐方式或做事做人方式相匹配的；而近代主流哲學之為一種“主體性”哲學，之以認識論為中心，亦正是由于這種哲學是與近代以來的實踐方式相適應的。近代哲學革命的實質，就是從實體性思維方式向主體性思維方式的轉變。

顯然，理論哲學的生活根基在于生活世界的分化或分裂，在于工業生產和聯合體交往或市民社會交往的無機性、人為性、構造性。而基于一種有機的、非構造性生活基礎上的哲學則必定只能取實踐哲學的理路。但有機的、非構造性的實踐方式只有兩種可能的存在方式，一種為前工業、前市場經濟的自然經濟的農業社會，另一種則只能是后工業、后市場經濟的社會。前一種實踐方式在歷史上現實存在過，與之相應的哲學便是古代實踐哲學，其典范當推中國傳統哲學。后一種實踐方式尚未成為現實存在，只是人們試圖超越工業生產與市場經濟社會的一種努力，一種探求。這就是說，近代以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實踐方式雖然一般而言改善了人類的生存狀況，卻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這就促使人們去尋求一種能夠克服近代實踐方式之弊端的新的實踐方式。與對這種實踐方式探求相呼應的，是各種現代哲學的產生，而其開創者便是馬克思。各種流派的現代哲學雖然主張各異，但在力求克服近代主體性哲學的唯理智主義弊端這一點上，卻有著高度的一致性。所有這些哲學便構成了現代實踐哲學或人類學思維范式。

顯然，西方哲學從古代的實體性哲學到近代的主體性哲學，再到以馬克思為開創者的現代實踐哲學或人類學思維范式，是與西方社會的實踐方式從古希臘的半工商業社會實踐方式到近代的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實踐方式，再到探求一種超越市場經濟的實踐方式的變化相對應的。而作為特定哲學形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近五十年間亦經歷了從實體性范式到主體性范式再到現代實踐哲學或人類學范式的發展。（注：參見拙作《范式轉換：從實體性、主體性到人類學——近五十年中國主流哲學的演變及其邏輯》，《南開學報》2000年第6期。）不言而喻，這一發展亦必然是為這一歷史階段內中國人實踐方式的變化所規定的，或者說是與國人實踐方式的變化相匹配的。就實質而言，中國幾十年來所實行的計劃經濟活動方式，是一種半工商業的實踐方式。在這種實踐條件下，雖然“做事”的方式在工業化的城市之中有了某些改變，但“做人”的方式卻仍然基本上是傳統的：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社會的基本組織雖然發生了變化，如從形式上消滅了傳統的血緣共同體即宗族組織，但生產隊本質上仍是一種血緣共同體和地緣共同體的混合物，仍然是一種傳統共同體之變體；城市之中的社會基本組織“單位”，雖然脫離了血緣和地緣的根基，但卻仍是另一種傳統共同體即職緣共同體的變體，“單位”對于其職工仍有如家族之對于其成員。與這樣一種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思維方式，一般而言只能是實體性的，在哲學上，便只能是一種本體論范式或實體性哲學。作為這種范式之體現的舊的哲學教科書體系，統一地寫著哲學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的一般規律的理論或科學這樣的本體論命題，自然是毫不奇怪的。在8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大地上的興起，人們的實踐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說“做事”方式的變化雖然急劇，但還不是質上的變化的話，那么，“做人”方式的變化則是突變性的。與現實中的變化同時，哲學急劇地轉向一種主體性哲學或認識論思維范式，一時間認識論成了哲學研究的中心，其它哲學領域（如價值論、歷史觀等）也不能不深受認識論研究方法的影響。哲學上的這種變化，有時甚至超越了現實變化的進程。然而，到了90年代，認識論研究卻在急速地衰落下去，這一思維范式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這種情況說明了，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其弊端也日漸顯露，從而對其進行批判性考察以便能夠對其負面后果有所限制或改變的任務也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在認識論范式或主體性哲學視野中，由于這種范式與市場經濟實踐方式之間的匹配性和一致性，要進行這種批判是不可能的。因此，與之同時，建立新的思維范式的任務也就提上了哲學的議事日程。這新的思維范式不是別的，正是一種作為對于主體性哲學思維范式之揚棄的現代實踐哲學或人類學思維范式。人類學范式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興起，雖然不能排除作為當代西方哲學主流的人類學范式的影響，特別是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哈貝馬斯等哲學家思想的影響，但更為重要的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在邏輯的要求和中國社會生活變化對于哲學思維的匹配性的要求。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一百多年以來，其對于人類歷史的一個偉大貢獻，便是通過社會批判推動了社會生活的健康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強大生命力也正在于此。今天，這一點已越來越清楚地為人們所認識到。不言而喻，中國市場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亦不能沒有哲學的校正作用；而擔當起這一事關民族前途的重任，亦不能不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責無旁貸的職責。就此而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向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原本形態的現代實踐哲學或人類學范式的回歸，便同時是向著其批判傳統的回歸，更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偉大傳統的復興。三

馬克思哲學當代性的第三重意蘊在于它有可能構成中國哲學重建的一個積極的、非常重要的中介。向現代實踐哲學或人類學思維范式的轉換，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匹配于現實的實踐方式和恢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本面目，而且還有著更為深遠的文化意蘊，那就是由之回歸于中國哲學的真精神，并對之加以創造性的闡釋。

自19世紀以來，中西文化碰撞一百余年。身處這一巨大的張力場之中，國人飽受文化精神分裂之痛苦。人們常說，哲學所探尋的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但不是任何哲學都能夠為任何人提供這種安身立命之本的，特定的人們對于精神家園有著特定的要求。對于缺乏回家了的親近感的“家園”，人們是不會長久地留戀的。為了生存，為了不被開除“球籍”，我們曾經義無反顧地離開了舊有的“家園”，并試圖接受新的“家園”。然而，純粹為了功利的目的而建立起來的“家園”，并不是精神適當的居所，人們在精神上仍然飄蕩著、流浪著。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種可稱之為“精神返鄉”的現象，曾長期令人困惑不解，這就是有那么多的思想大師在早年不遺余力地鼓吹反傳統，而在晚年卻變成了傳統文化的衷心擁護者。這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可舉出梁啟超、嚴復，以及當今仍活躍于理論界的李澤厚等人來。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只能理解為他們想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只是在沒有自己的“新家”的情況下，才無可選擇地走回了那已經不適于居住的“舊家”。因而，我們必須建立起新的精神家園。

每一種哲學傳統都有其內在的真精神，它所體現的不是哲學家個人的主觀興趣，而是一個民族的生活理想，一個民族處理現實與理想的矛盾的全部智慧。人類不同于其他存在物之處就在于人類生活由于意識與語言而造成的理想性之維，由于理想性之維而帶來的現實與理想間的緊張關系。而哲學的智慧，說到底，就是以某種方式對這一緊張的化解。由于自然環境、歷史經驗的不同，不同民族形成了相當不同的解決這一緊張的方式。中國哲學的真精神可歸結為一種入世的智慧，即一種在生活世界之內調和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的智慧。這正是一種實踐哲學的精神。顯然，這與西方傳統的理想與現實二元分割的取向是極為不同的。其所以有這種不同，正在于中國傳統哲學所孕育于其中的傳統社會生活并未像作為西方文明之源頭的希臘那樣，存在過一種半工商業社會，而始終基本上是一種自然經濟的農耕社會。許多學者曾指出，中國哲學的這種內在精神最為顯著地體現于原始儒家與原始道家的學說之中。這種真精神，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是一種類似于海德格爾哲學那樣的實踐哲學思維范式。（注：參見張祥龍《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234頁以下。）不言而喻，要建立起一種具有親切感的新的精神家園，我們便不能無視本民族久遠的哲學傳統。只有立基于自身的傳統，這種重建才可能獲得成功。

然而，自近代與強勢的西方文化相遇以來，中國哲學便一直處于一種受動狀態之中。這種受動性不僅直接地表現為一些文化激進主義者要求全盤放棄包括傳統哲學在內的傳統文化，而且更為深刻地表現為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上。在強勢的西方話語權威的支配下，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中國傳統哲學納入了西方哲學的解釋框架之中。就是那些對傳統文化推崇備至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也往往不能超越這種思維定勢，甚至比他人更為深刻地把中國哲學西方化了。僅僅從外部批判并不能改變一種思想的實質，而惟有那種借助于某種理論哲學的實體性或主體性范式從內部進行的現代闡釋，才是最致命的。在這種解釋下，傳統哲學的真精神就從根本上被進一步扭曲了。

但是，企圖簡單地退回到傳統哲學是不可能的。不顧時代的變化而一味地高唱弘揚傳統，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適當的精神家園，甚至適得其反，毀壞了傳統哲學的真精神。原始的中國哲學所匹配的實踐方式，早已消失于歷史的塵埃之中，而現今我們所面對的生活世界已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現實。因而，既有的處理現實與理想關系的智慧方式，已不再有效，而新的方式則有待我們的創造。既然哲學智慧的本質在于化解現實與理想之間的緊張，而現實的改變意味著緊張方式的改變，那么，這種改變就必然要求哲學解決方式的改變。因此，試圖退回“舊家”只能說是一種思想上的懶惰，要有一個適合居住的“新家”，必須通過我們艱辛的創造性思想勞作。這就是說，當代的中國哲學建設者們所面臨的任務是雙重的，既要保持住中國哲學的真精神，又要使這種真精神能夠有效地與現代生活方式相匹配。

誠然，一百多年來，面對文化現代化的巨大壓力，經過數代人的勞作，我們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現代哲學的觀念，西方哲學的諸多因素也已經進入了國人的思想之中，但是，這種急速建立起來的現代哲學的觀念卻是極其粗糙且充滿了深刻的矛盾的。究其原因，蓋在于人們所運用的思想方法與中國傳統思想的格格不入。而這又是因為人們對于西方哲學均作了實體性范式或主體性范式的理解之故。在這種理解下，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扭曲和新觀念中的重重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建立與現代生活相匹配的現代性哲學，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條件下，引進或借助西方哲學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借助什么，如何借助，卻是大有講究的。如果借助于與屬于實踐哲學理路的中國傳統哲學格格不入的屬于理論哲學理路的實體性或主體性范式哲學，那么，深度扭曲和激烈沖突便是不可避免的。持續百年的中西文化之爭，便是其表現。很清楚，中國哲學的真精神只有在屬于實踐哲學理路的思維范式之中才能夠充分體現出來，因而，欲恢復中國哲學的真精神，惟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回歸實踐哲學理路。但是，既然回到純粹的屬于古代實踐哲學范式的傳統哲學已不可能，那么，一個可行的選擇便是借助于最為相近的思維范式去重建中國哲學。換言之，若能借助于與中國傳統哲學同屬于實踐哲學理路，在深層具有某種親和性的現代實踐哲學或人類學范式哲學，則雖不能完全避免沖突，但至少有可能將沖突減低到最小程度，即在重建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中國傳統哲學的內在精神。借助于一種屬于現代實踐哲學范式的哲學去重建中國哲學，一種最具現實性的選擇對象便是馬克思哲學。這不僅因為馬克思哲學是現代實踐哲學的典范，馬克思本人是現代實踐哲學范式的開創者，而且更因為在眾多現代西方哲學體系中，沒有哪一種哲學像馬克思哲學那樣如此長久而又深刻地影響了國人的生活，也沒有哪一種西方哲學被國人如此深入地研究過，如此深入地進入了國人的精神生活。現代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歷史，也頗能說明問題。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人都會碰到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諸多可供選擇的西方哲學中認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當中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但是，有一點似乎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中國傳統哲學作為古代實踐哲學的典范與馬克思哲學作為現代實踐哲學的典范，在思維范式上的相近或親和性。

當然，國內現實存在的馬克思哲學的解釋形態基本上并不是現代實踐哲學范式的，而是實體性哲學范式與主體性哲學范式的某種混合形態。以這樣的解釋形態作為重建中國哲學的一種中介，自然是無法達到弘揚中國哲學真精神之目的的。這些解釋雖然并非馬克思哲學的真精神，而是在現實生活需要的影響下附加給馬克思哲學的，但是，它們畢竟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阻礙了人們對于馬克思哲學的正確理解。因此，要想使馬克思哲學在中國哲學的重建中真正起到一種根本性的中介作用，一個首要的任務便是對馬克思哲學進行一種新的解釋，以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回歸現代實踐哲學或人類學范式，恢復其真精神。在恢復馬克思哲學真精神的基礎上，如果我們能夠進而運用現代實踐哲學思維范式，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資源進行深入的發掘，并立基于現代社會生活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對之進行一種現代闡釋，我們就能夠一方面重建起一種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另方面則使得作為一種現代實踐哲學的馬克思哲學深層地融進中國哲學精神之中。是馬克思哲學這一方面的當代意義，對于國人來說，無疑是更為重大，更為深遠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