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中國電視所面臨的新挑戰及其對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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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種認識上的誤區所引發的思考

而放手電視是黨的“喉舌”，電視的制作、策劃、播出都是被主流意識形態所牢牢控制著的，即使中國加入了wto，電視媒體的命脈仍將始終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電視是我們必須堅守的宣傳陣地。在中國，經政府批準建立的電視臺就有3000多家，相當于日本的25倍，英國的260多倍，而且中國電視的技術含量和設備（尤其是北京、上海）也不亞于歐美強國，至少可以達到他們的中上水平。所以中國電視所面臨的國際性挑戰，特別是意識形態的挑戰遠比電影要少。事實上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認識上的誤區。這種誤區的背后，隱匿著一種觀念上的麻痹和落伍。面對嚴峻的現實，我們不得不作出如下的思考。

首先，電視圈內的決策層和管理層的人們是否都意識到，今天的電視已是一種“環球電視”？在當今所有的傳播媒體中，最具全球化意識的是電視和英特網。加入WTO后，我們盡管仍可選擇和控制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但幾年以后，情況又會如何呢？加入了WTO，就意味著要給別人“國民待遇”，就意味著必須認同相當程度外來文化的“準入”。如此，競爭就不再是空喊幾句“狼來了”的口號嚇唬人，而實質仍是無甚大礙的國內各地方臺間，地方臺與中央臺間的較量。融入國際性的電視貿易，各種完全不同類型的電視文化將直接與我們展開面對面的競爭。這種競爭是處于全球性市場經濟之中的機會均等的競爭，對其殘酷性和按市場規律的機制自然淘汰，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第二，國際傳媒、跨國影視公司已經在主動策劃打入中國市場。許多西方的大公司、制片人不僅多次來中國進行試探性訪談，而且已經做了大量的調研，乃至預測。幾年前，梅里狄里·艾姆多、西蒙·戴已斯在《中國，21世紀崛起的電影市場》一文中就已作過這樣的分析：“中國有十多億人口，近3億戶電視家庭，5千萬有線電視家庭，只要提一提這些數字，就足以令國際電視節目制作商砰然心動。中國市場也許才剛剛為外國電視節目制造商和有線節目供應商打開了一扇進入中國的窗戶。中國的需求是很大的，機會頗多。”（注：引自《現代傳播》1998年第5期。）在國外，衛星電視和有線電視的競爭向來最為激烈，正如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所言：“衛星信號可以跨越國界。不管是限于對國內人們收視內容的控制（很難實施），還是限于國際上（包括電視公司在內）對傳播內容謀求一致（謀求一致壓根兒就難）。在這兩種情況下，有效的控制談何容易。”（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電視與社會》中譯本第119-120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加入WTO后，外國衛星電視和有線電視的紛紛涌入中國市場，必將與我們爭奪收視率，如何與之抗衡、競爭，突出我們自己的特點和優勢？這就不僅是思考的問題，更需盡快拿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

第三，國內電視欄目的創新不夠。盡管比起二十年前，中國電視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但我們的現代電視意識不強，對電視的功能、制作、播出的現代轉換還較滯后。對電視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如何使現代的傳播手段、視聽效果同中國文化、中國人的審美情趣有機地統一起來，在認識上和實踐中都仍有相當距離。我們的許多節目，如湖南衛視的《快樂大本營》、上海東視臺的《相約星期六》、乃至中央臺的《幸運52》等，都是模仿港臺、日本而來，而港臺、日本的同類欄目又是模仿西方的模式而拼成的，這就在事實上，使國內許多游戲、競猜、博彩一類的節目成了上千年前柏拉圖所言：“模仿之模仿”，今天人們所講的“復制之復制”。這種現象至少說明：一、我們的一些電視制作人和編導的創新能力不強，靠移植港臺或國外版的欄目的依賴性較明顯。二、一些節目的設置和制作脫離現實生活，與老百姓真正所關心的話題仍有一定距離。表面上的歌舞升平、燦爛奪目，或追求時髦地描寫清宮野史，靠胡編濫造來構筑歷史畫面；或以過多的燈紅酒綠、富麗堂皇、纏綿悱惻、大款富婆、明星效應等來掩蓋矛盾和藝術上的蒼白，結果沖淡了電視本身應有的基本性質：大眾的和平民化的文化底色，以及對當下社會變革、民族生存態的真正關注，更談不上起到積極的正確的引導作用。三、某些主創人員自身的文化素養不高，有的一味崇洋，卻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四、有些人對“主旋律”不感興趣，認為西方的都是現代的，懷舊的都有“情調”。為了實現對“傳統”的反叛，將迷信、落伍、甚至封建意識當作突破口，反掉的是傳統的合理性，宣揚的恰恰是傳統中本該淘汰的東西。

第四，毫無疑問，電視比電影更具后現代性，電視上的游戲、競猜、博彩等各種娛樂性節目，乃至“明星訪談”、MTV、流行藝術的推介等等，嚴格說來，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后”色彩。這不僅僅是由于可以“復制”或再復制，更在于電視娛樂節目和各種內容千變萬化的欄目所體現出來的零散性。阿伯克龍比在分析當代電視時指認“后現代的文化具有零散性。它是由大量的非聯成一體的短片組成的。卡普蘭所描述的音樂電視就屬于零散性的電視形式”。（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電視與社會》中譯本第46-47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今天的電視娛樂不僅抹平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界限，而且與傳統的承載教化功能的綜藝節目已大相徑庭。傳統的綜藝節目或文藝晚會都有一個較嚴肅的主題，表演較精致、格調較高雅，而且往往同主流意識形態相合拍，是一種電視文藝式亦歌亦舞的“主旋律”反映形式。而純娛樂性節目則充滿了調侃、拼貼、荒誕、搞笑、錯位和解構。它一方面釋放著人類自古就有的做游戲的天性，追求快樂的感性滿足，使人們從激烈的競爭和繁忙的工作之余得到放松和休閑，另方面又通過“玩”的形式來直接或間接地體現人們內心的叛逆情緒和宣泄需要。第三世界中的“青春偶像劇”、情景喜劇，也不乏大量后現代因素，其中的解構性自不待言。凡此種種，都因其迎合著公眾的口味，而獲得了較高的收視率，同時也產生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毫無疑問，娛樂節目和流行電視劇的商業性，使它們在電視播出時占領著“黃金時段”，這類電視畫面和電視中的各種現場或場外的參與，又使電視臺得到盈利。于是，電視也成為一種工業，電視劇、電視廣告和各種欄目，都成了文化商品。現代電視是一種商業運轉的電視，而且，現代電視又是一種泛義的波普(pop)文化。它使文化，包括藝術都回歸到日常生活、物質現實與通俗之中。并注定與流行、時尚、卡通影像、勁舞等結伴而來，這種后現代文化借助電視消解了傳統的、甚至現代主義關于終極問題的思考，并以嘲弄傳統、古典、現代主義藝術為已任，在反對昔日文化霸權的口號下，使大眾文化變成新的“霸權”。同時也促進了文化消費和消費主義的泛濫。

然而，西方的波普藝術是從反對抽象主義、表現主義起家的，在中國，抽象主義、表現主義藝術從來也不曾充分發育至成氣候，卻馬上又迎來了后現代主義的思潮。于是，以“好玩”或“好看”的形式不斷推出的電視節目，與以教化為目的的主流文化策略間似乎出現了難以溝通的話語體系，而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斷裂，就中國當下的審美文化與西方相比較而言，又有著巨大的文化落差。近幾年來，人們試圖采取種種“現代性”手段來使二者得以溝通，也的確出現了不少好的形式和優秀的電視作品。如普及高雅藝術、引導流行歌曲、推出較為精致的電視劇等等。但這種努力尚不夠完美，更未形成具有一定滲透性和跨國影響力的中國潮。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后，電視的后現代特性會日益加劇，其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對話與對抗也會更加突現出來，這又是一個不得不引起我們深思的現實文化問題。

簡言之，加入WTO后，電視也將與電影市場一樣，絕非政府一統的天下，而且WTO的一個重要國際準則是反壟斷。如是，多元文化的大量涌入，將遠遠超過眼下國內由主流文化監控下的多元并存。這是一個可以預料到的未來走向。

二、來自最現實的兩方面的嚴峻挑戰

加入WTO后，中國電視會面臨多方面的挑戰，但是最具現實感、也是最嚴峻的挑戰，可能來自這樣兩個方面：一是與權力和中國形象直接相關的電視制作和傳播的所有權問題，另一是西方強勢文化對本土文化的蝕化。

（一）所有權觀念的轉變及其挑戰

只要進入WTO的圈子，就意味著文化也將隨同經濟一起融入世界。而當今“環球電視”的概念，已經使得所有權國際化了。目前，中國的電視臺都是官方的，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管轄、監督著的一種文化傳播媒體。加入WTO后，主要的所有權當然仍會在我們政府手中，如央視、各省、市所轄的廣播電視局、電視臺和公司，但如何體現自由競爭？怎樣看待西方商業化和消費文化的電視運作策略？自80年代起，西方的廣播電臺、電視臺、電影制作公司連帶報刊雜志的兼并已蔚然成風，到了90年代，迪斯尼買下了ABC，西屋買下了CBS，時代華納收購了CNN，直至2000年1月10號，美國在線公司兼并了時代華納公司，接著維亞通信公司又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合并。這就使得廣播、影視、報紙、雜志、音像制品的所有權歸為一綜合性媒體巨人，出現了全球性的“巨無霸”傳媒公司。這個媒體巨人不僅資產雄厚，技術先進，而且將網絡、通訊、電腦多媒體與電視直接聯成一體，憑借其豐富的資源和先進的經營管理經驗和高技術手段，沖破地域電視經濟、出口各種形式多樣的電視節目，并打造傳媒業的新經濟神話。

如前所言，加入WTO后，文化“準入”已成客觀事實。西方大公司，既可以通過兼并吞掉國內的廣播電視所有權，也可能與國內的集團公司聯合經營，以參股的方法來獲得所有權份額，更可以在中國投資成立新的子公司。就像麥當勞、肯德基那樣形成連鎖分店。就美國單方面公布的中美協議看，就有以下兩條：1.中國加入世貿當日起，允許外國電信供應商占有電信服務公司49%的股權，兩年后這一比例可增至50%；2.美國公司可以在中國投資互聯網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內容供應業務。（注：轉引自張鳳鑄：《加入WTO：對中國電視命運的思考》，《當代電影》2001年第3期。）從長期的發展態勢來看，這種進入只會逐漸增強，在國際文化語境中，“他者”的存在已不僅僅只是一個討論的問題，而是“他者”就在這里，就在你的面前。而且，在謀求拓寬生存空間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中國的電視臺、中國網絡公司等，自己也會主動上門謀求合作和合并，甚至會出現誰先與西方大公司合股或合作，誰就搶得了國際化運作的先機的可能。到那時，電視所有權、電視收視率，策劃、制作、節目的編排，以及廣告利潤的分成等，就肯定不會是現在這樣由國家或各地政府一統天下的局面。那么，傳統的“中國形象”，在電視熒屏上所出現的國家代言人角色又將如何呢？中國觀眾、中國的文化人又該如何對“中國形象”重新定位呢？這一系列的連鎖挑戰，將會隨著全球性的具體化變得更為現實和具緊迫感，并必然令所有處于突然“急轉彎”的中國人都不得不關注，甚至如夢初醒似地大吃一驚。

（二）西方強勢文化對民族文化的挑戰

加入WTO后，不管外國的傳媒公司、電視節目以何種方式與中國的電視競爭，西方強勢文化都會對民族文化形成極大的挑戰。除了商業目的外，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文化的撞擊，既能迸發出新的火花，也會對中國的主流文化、民族審美構成一定威脅。

在熒屏上，同一則新聞，由于報道的出發點、視角、方法等的迥異，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和反響。如，同樣是對中國軍隊在我沿海海峽的演習、科索沃戰爭、阿以沖突、中美撞機事件的經過的報道等，西方，特別是美、英大國的電視臺與中國的電視新聞所取的立場、視角和認知方法就完全不同，在觀眾中造成的心理反映自然也難以統一。你認為是錯的，“他者”可能認為是對的；你認為是極其嚴重的，“他者”可能覺得是小題大作，當兩種不同的聲音與畫面一起出現時，混淆視聽、難辯真偽，或許就成了“家常便飯”。而當西方強勢文化打著“民主”和“人權”的旗幟，對中國的政策、中國大陸所發生的政治事件、自然災害、各種犯罪現象等提出責難時，西方的言論自由將不會理會你的抗議和譴責。今日外交上的干預，也就立即成了聲畫并現的面對億萬國人的干擾，則更不用說西方的各種音像制品、商業影視（片）劇中所屢見不鮮的性畫面和暴力鏡頭對人的蝕化作用，正如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教授鮑玉珩在談到美國的媒介帝國主義時所介紹的，美國利用高新技術所形成的傳播和電腦網絡、CD、VCD等，“對外宣傳和美化美國的價值觀念，如對于高消費的鼓吹、享樂主義、提倡感官享受和‘物質觀念和肉欲’生活的態度、及時行樂、自私和唯我中心觀點等等……都以這些大量制作和傾銷的媒介‘文化產品’形式輸入到世界各地”，因此，“一些曾經到過中國、日本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學者們更對于好萊塢電影對于這些國家的青少年兒童的不良影響提出了警告”。（注：鮑玉珩：《美國學者對好萊塢的批判》，《電影藝術》2001年第2期。）

即使是中西合作，或由海外資本支撐，讓中國人擔任獨立制片人來完成的好萊塢式主流影片，也與我們自己拍攝的“主旋律”影視片劇大相異趣。正如有人在談及《庭院里的女人》所提出的疑惑那樣：“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實現，需要的是這樣的陳年影像相伴么，需要舊時代的‘他者’重述來印證一個世紀之后的身份認同嗎？在這個宣傳稿的結尾稱《庭》為高質量的影片——這是怎樣的高質量呢？”（注：鄧光輝：《“他者”重述：電影的全球化修辭》，《電影藝術》2001年第4期。）電影尚且如此，則電視節目的歐美化改造，對中國觀眾所產生的影響，那就真的難以估量了。當所有國民都習慣于接受歐美的電視肥皂劇和西方狂歡節式的通俗文化，而致對中國傳統的任何一種表現形式和理性分析都缺乏興趣時，則就不是“他者”來印證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而是身份認同中自我異化為一種不倫不類的形象，這才是真正的“妖魔化了的中國”的可悲。

無論是西方昔日的先鋒作品，抽象主義、表現主義、立體主義繪畫，超現實主義、精神分析電影，意識流小說，還是今日的后現代主義文藝，行為藝術、裝置藝術、廣告時裝表演和麥當娜式以性和搖滾來張揚女性的真實之所在，在今日的電視畫面中都能將它們全部囊括進去，這的確是一個五彩斑斕、千姿百態，比真的還像真的影像世界，但每天面對的都是狂歡，都是另類，都是精神分裂，那么，留給人們的理性思考究竟有多少？一切都被游戲化、感性化了，連歷史都在游戲中作出了重新編排，人對“自我”都產生了懷疑，還談何本土文化、民族意識？誠如當年阿恩海姆在論及先鋒藝術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是別的，而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游戲，”而“所謂形式主義，只不過是人類某些狹隘意識的可悲表現。”（注：阿思海姆：《藝術與視知覺》第186-187頁，滕守堯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換言之，抽掉了一切意義的純形式主義，或僅只是炫耀身體、性、色情一類的感官刺激，往往只是一種狹隘的意識的情緒發泄，一旦它蒸發了意義、良知和深度，則實際上就可能真成了犯罪的策源地。

誠然，福柯當年所言之“性代表了身體和自我的真實，”（注：轉引自安吉拉·默克羅比：《后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中譯本第94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有其深刻的哲理意義。應當承認，有著數千年封建文化積淀的中國，對性的認識是相當幼稚和落伍的，且往往以傳統倫理來壓抑對性的陳述。長期來，在官方或正式場合中，中國人往往流露出那種談性色變的矯情，反給人造成要就是表現為衛道士的嘴臉，要就是顯露出無知、愚昧的感覺。為此，正確地描寫性、揭示性，有助于我們加深對人自身的理解和認識，有助于我們了解人的內心世界及其想象、幻覺、夢的意義指向。問題在于性文化、性科學在中國應如何進行普及和提高？性的非理性因素與情的理性判斷應如何合理地協調？對中國來說，這倒的確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做得還遠遠不夠，更不到位和缺少具有說服力的形象演示。但正如布瑞多蒂所講的“性在西方是占主導地位的權力話語”。（注：轉引自安吉拉·默克羅比：《后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中譯本第94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在中國呢？是否加入了WTO后，“性”也會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權力話語？顯然，這似乎不大可能。不過，性話題必將會同言論自由、女性主義、視覺沖擊等一樣，肯定將比現在的表現更開放，也更活躍，如何調節這些因強勢文化成規模化準入后所帶來的各種意識形態和大眾文化中將出現的新矛盾、新情況，無疑是我們的電視界從現在起就應思考，并拿出對策的非常實際的嚴峻課題。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三、面對挑戰的對策思考

外來電視節目和電視文化成批量進入中國大陸，已是大勢所趨。既不能用過去“文化侵入”的舊概念去套這一現象，更不能視而不見地逃避。因為世界經濟一體化走向和國際性市場經濟所體現的，就是公平競爭，自由貿易。為此，面對國際范圍內的“后語境”，和中國要發展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先進的電視文化，筆者認為至少應從如下幾個方面作出對策性應變。

1.積極參與競爭和國際合作，但必須牢牢掌握主動權。應認識到包括所有權在內的主動權本身也是在競爭中體現出來的。這種競爭，既體現在國內文化市場上，也體現于我們如何進入國際傳媒市場。“他者”要進來，我們也可以出去，通過主動出擊，去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和新的經濟增長點。盡管大部分世界級媒體巨頭都是美國的，但國外公司也早已開始向美國進軍，日本的索尼、松下，就一直在積極地買斷美國大公司，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的傳媒業也有不俗的表現，巴西的“環球電視”網絡，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向128個國家出口電視劇，包括中國、古巴、前蘇聯、東德都曾購買過他們的電視故事片。正如莫哈馬迪曾說過：“從經驗得知，在競爭聲浪日益高漲，媒體環境更加復雜的情況下，西方媒體的統治地位已經喪失，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參與國和媒體產品的頻繁交流。南方較多的國家制作和出口傳媒內容，包括由印度和埃及制作的電影和墨西哥與巴西制作的電視節目”。（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電視與社會》中譯本第121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中國的電視劇也正在向國外出口，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唐明皇》等，先后銷至日本、韓國、泰國等東南亞地區以及中國港臺并獲得成功。但一是數量不夠，二是輸出地有限，尚未形成向歐美大國進軍的規模效應。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憑借現有的影響和大影視集團、大電視臺的實力，看準機會，主動去收購、合并國外的電視媒體，也可以參股的形式，在海外開展業務，擴大“中國形象”的知名度，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說還尚未起步，而其發展前景卻是無可限量的。另外，衛星技術加速了電視新聞制作的國際化趨勢。在新聞報道中，往往首先在現場的不是記者而是技術人員，如果我們能夠培養出眾多一流的技術人員和精通外語的記者，則也完全可以象西方大公司那樣在世界主要城市建立起“全球性新聞編輯室”。

2.雖已加入了WTO，仍可在游戲規則允許的情況下，對西方強勢文化中的不良傾向進行有效監控和抵制。如，今天不僅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產的節目的進口作了諸多限制，歐洲委員會也設法對美國節目的進口限定配額，以保持本國影視文化的獨立性，盡管收效甚微。而中國與他們的情況又有所不同，中國可以憑著東方的傳統，并以國家法律的名義對之作出更積極的反擊。再則，誠如許多國外專家所指出的，美國電視節目制作的文化含金量不一定都很高，即存在著所謂“文化折扣”和泡沫文化。初來時，或許會產生第一次看“西洋鏡”的轟動效果，看多了，也就習慣了、乏味了。況且中國觀眾的審美情趣與西方人的情趣畢竟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異，所以，即使從純商業利潤的角度考慮，外國電視網絡也會意識到中國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重要性。為了長期占有市場，它們甚至會反過來重視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和游戲形式。正如米勒所講的，國際傳媒公司已經懂得“全球政治經濟的轉變要求公司轉換腦筋和策劃，將地方文化特色作為一個新構形考慮進去，堵上這個市場漏洞”。（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電視與社會》中譯本第123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因此，民族特色真正得以體現，民族文化真正為國內外人士所認同，也是消解、削弱西方強勢文化形成霸權話語的一個重要砝碼。

3.中國目前所擁有大大小小合法的電視臺，雖已有數千之眾，但許多小地方臺的設備、功能都較落后，從業人員的素質也相對較低，重復建設、浪費資金，我行我素的現象嚴重。除重復央視、省市級電視臺的節目外，自身不可能制作高水平、高質量的電視節目。為吸引當地觀眾，只能大量播出港臺錄像、國外已過時的故事片（劇）。許多制作廉價、內容庸俗、攝制低劣的電視劇，首先就是由它們傳播開來的，客觀上也攪亂了中國的電視文化市場。特別是小范圍內的閉路電視，你根本不知道它在播放什么，也無法控制。所以，我們在大城市中加緊廣播電視、影、視合一，影視與其他媒體的聯合以形成集團力量的同時，也應加強對小電視臺的管理和監督檢查，強化本國資源和“喉舌”功能。

4.盡快深化體制改革。要引進新的機制，強調產業意識、商品意識和市場意識，徹底打破“大鍋飯”的現行機制，采用現代企業管理的辦法來重建電視網，實行制播分離。在人事制度、節目形式和欄目更新中，都需嚴格按照“優勝劣汰、能進能出、能上能下”的基本原則行事。強調創新，而不是克隆；重視人才，而不是“關系學”；讓工資、待遇和業績直接掛鉤，而不是領導說了算。而要真正做到這些，非改革現行的體制不可。

5.摸索民族化與國際化相統一的發展路子。走民族化與國際化相結合的路，這是海內外、國內外人士一致的共識。問題在于如何使二者統一。民族化既不是簡單地穿長衫馬褂、旗袍、腳登滿族高跟鞋，編造清官軼聞，武俠漫天，也不是僅僅演繹一個中國舊式的倫理道德故事。國際化也不只是高科技，或歐化、美化意識，或多幾句外語對白。民族化的要害處在于精致地打造，在于能真正折射出東方神韻和中國文化的底蘊。而所謂國際化的一個重要環扣是必須跟上國際潮流和熟悉國際文化市場行情，從當年張藝謀的《紅高粱》、《菊豆》，到今日李安的《臥虎藏龍》，它們的成功首先都是創意的成功。當西方“他者”真正看到了東方異國情調、異國文化的魅力后，他們的確會感到驚奇，感到有趣。差異性的閃光處，即是民族化的集中表現。民族化與國際化的統一，實際也是一個導演、制片人的創新過程。今天再來搞“宅院文化”、“鄉土中國”就又落入了舊套，當然，中國京劇、越劇，以致于爆竹、抬轎、剪紙等都是中國文化的產物，它們本身都是文化識別的符號，關鍵是看你如何重新組合，是否具有現代商業眼光和合于國際審美的大趨勢。

中國電視，特別是中國的電視劇，要真正走出國門，或在國內外贏得聲譽，也必須自覺地走這種民族化與國際化相結合的路，首先要跳出急功近利賺一點小錢的狹隘思維，要在“精”字上下功夫，“精品”不僅是在中國本土化的包裝上要精，更需蘊含中國文化和中國審美的深沉積淀，如中國美學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共處，就與今天的全球性“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是相應的。中國審美中所看重的“意境”、“弦外之音”、“含不盡之意于言外”等等，與現代人所追求的“精神家園”是一致的，凡此種種，不都大有文章可作嗎？

6.以開放的眼光來看待現代文化和藝術的轉型，現代性是一個不斷開放的發展過程，中國電視文化的現代性轉換，必須要堅持開放性和改革。一方面中國文化本身需要自我更新，要積極揚棄其封建的、神秘主義的屬性。另方面要善于吸納外來文化藝術中不斷創新變革的新因素，貼近當代的現實生活，貼近中國公民的真實思想和審美追求，大膽開發現時精英文化中具有個性化、創造性的電視作品，同時也應以開放的眼光來完善頻道的國際化和專業化，并使頻道專業化與節目精品化聯系在一起作通盤策劃。

7.要進一步強調電視人的社會責任感，并不斷提升媒體理論的水平和誘導作用。加入WTO后，中國本土電視的社會責任性和誘導作用必將加大。面對著五花八門的時尚潮流、輿論新動向和各種已知的、或不可預設的外來文化的沖擊，電視媒體如何承擔起其應體現的“中國形象”的責任，是一個既嚴肅又艱巨的任務。這就必須進一步提高電視人自身的素養。除了政治素質外，文化素質和理論素質的提高，也將直接關系到能否把握住媒體導向和確立規范、公正、令人信服的民族形象的問題。電視是天天面向海內外公眾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藝術的綜合性“窗口”，它不斷吸納又不斷吐出。怎樣選擇、如何處理，遠非僅只是一個技術問題。文化和理論上的滯后，不但會使主持人捉襟見肘，而且也會導致整臺節目、整個頻道，乃至整個電視臺水平的下降。目前，除央視外，大部分地方臺的制作、編輯、導播人員都是忙于應付日常工作，對更新知識，提高電視人的理論水準，不是做得不夠，而是根本無暇顧及。這與西方電視臺經常將自己的從業人員送出去培訓，或從理論上提高專業知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必須從現在起補上提升理論水平這一課，并籍此而深化電視人的社會責任感和緊迫感。

綜上所述，加入WTO后，中國電視必將面臨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是全方位的、立體的。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準備，同時拿出行之有效的一攬子對策。否則，外來文化和國際傳媒業的沖擊，將有可能使我們措手不及，而致喪失了電視文化的主權和中國電視應有的地位與形象。電視上的后現代現象是既成事實，后現代主義是后工業社會的產物，當然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時代性，但也有其消極和混亂的一面。如何與之對話，特別是如何在環球電視、商業電視的今天，確立我們自己的坐標，調整自己的價值認知，這的確是值得深思的重要現實問題。筆者在此提出的對策思考，僅只一孔之見，也遠未涉及到電視內部的機制和諸多具體細節，撰寫此文，無非是拋磚引玉，希能由此而引起學術界、廣大電視工作者和有關領導層的重視，在探索中完善，在改革中提高。并殷切地期待著加入WTO后，中國電視能不斷繼往開來，不斷進步，充滿信心地去譜寫21世紀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