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際與等值翻譯透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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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翻譯等值論是西方翻譯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它的提出進一步完善了翻譯理論。造成等值翻譯的相對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雖然其中有形式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還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有時會阻礙翻譯活動。翻譯時往往“形”與“神”不可兼得,如何取舍,如何通過翻譯盡量加強和增進不同文化在讀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縮短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和距離,是從事翻譯的人所必須面對的問題。然而,由于中西文化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翻譯中取得等值幾乎是不可能的,等值翻譯只能作為一種追求的理想,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我們也應看到,中西文化的頻繁交流與日益融合,為翻譯等值論帶來了無限生機。本文從中西文化差異的角度探討等值翻譯的問題。

二、等值翻譯原則

在西方眾多翻譯理論學中,最受推崇的當屬美國的語言學家和翻譯理論家奈達的等值翻譯理論。奈達在其發表的《翻譯科學初探》中提出了“動態對等”,認為“譯文接受者和譯文信息之間的關系,應該與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間的關系基本上相同”。一方是原文與原文的接受者,另一方是譯文與譯文的接受者。同樣一個信息要用兩種語言進行表達,對象不同,卻要產生相同的效果,這就是等值翻譯的主要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詞的等值要服從詞組的等值,詞組的等值要服從句子的等值,盡可能在原作與譯作各層次間找到最大的等值轉換關系,在某一級缺乏等值成分時,就要轉移到較高一級確立等值成分。

2.等值翻譯應在最大限度保存原文表層結構邏輯式和語音式中帶共性的因素的條件下,運用翻譯轉換規則進行有關語言的參數對比和轉換,翻譯成規范地道的譯文。3.在等值翻譯過程中要兼顧有關語言語符表層、語用修辭層、語義深層的等值轉換。如果層次不能全等,那么表層服從于修辭層,修辭層服從于深層。

4.原文本身無論語義層次、語用層次或語符層次,還可能存在不必要的冗余信息。為了在翻譯中取得輸出信息的最大信息量和最佳功效,要盡可能降低冗余度。

5.思想藝術內容的等值轉換是言語形式等值轉換的動力和基礎,只有當譯者具有與原作者相同的思想,才可能反饋出具有相同的韻味的言語信息。

奈達的動態對等追求的是語義與風格的對等,盡量貼近原文。因此,要求在語法結構上和用詞方面要做相對的調整和轉換,從而使譯文更加符合譯入語的語法和用詞習慣,要自然、暢達,使譯文讀者輕松自如的讀懂和領會譯文。奈達的理論對中國的翻譯界影響最大,是對中國傳統翻譯標準的革命,是對傳統翻譯片面性的挑戰,打破了中國翻譯理論的僵局,激活了翻譯思潮,促進了翻譯界的繁榮。總之,翻譯要從宏觀篇章著眼,以句子為軸心,從微觀詞、詞組、句著手,最終完成宏觀篇章的等值轉換。

三、文化差異與等值翻譯

王佐良先生曾說過:“不了解語言當中的社會文化,誰也無法掌握語言。”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產物,論文同時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可以說語言和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同的民族孕育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間又存在著不同的差異。這些文化方面的差異對等值翻譯理論又有很大的制約和影響,使等值翻譯只能相對等值。其中包括:

1.概念意義不一致,文化意義也不相同。任何一種語言如果以別的語言為參照,它的詞匯場中都可能出現信息損失,這是因為要用有限的詞匯指稱或描述無限的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就必須對現實世界進行切分。然而,受到地理、環境、人文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不同的文化對現實世界的切分也會存在差異。比如稱謂,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稱謂體系,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民族稱謂語也各有特色。漢語中,稱謂體系的名目繁雜給英漢翻譯帶來了很多困難。很多從事翻譯的人員在翻譯稱謂時都尊重文化傳統,遵循表達習慣。中國人稱謂體系嚴格,等級分明。比如,漢語中如果兄弟姐妹較多,一般用數字表示:大哥、二哥、三弟;大姐、二姐、三妹等來排行,但在英語中沒有這種排行的習慣,他們一般僅用“brother”和“sister”就可說明此關系。如果把漢語中對兄弟姐妹的稱呼都譯成“brother”和“sister”或“elderbrother”、“youngersister”等,根本反映不了中國的這種排行稱謂文化,同時也反映了乾桂元所分析的“等值翻譯”理論是不可能的。同樣,英語中對父母親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共同使用一個稱謂,“cousin”,但在漢語中,此間關系要分得很清楚,一般有“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之分。2.認知角度不一致,文化意義也不相同。在任何一種語言里,同一所指都可能有幾個不同字面意義的名稱。同樣,不同的語言在指稱相同時,也可能因對該事物的認知角度或感知方式不同,而采用具有不同字面意義的名稱。這種例子在表顏色的詞匯中較多。例如:Johnclaimshisbluepeppersteaktakesonly45secondstoprepare.這句話中的blue意思指的是“(牛排)煮得極嫩”。漢語中肉類未煮熟,有用“紅”指“帶血絲”,卻沒有用“藍”表示的。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顯然不可能是視覺上的差異。由于半生不熟的牛排的顏色是多層次的、模糊的,比如說呈“紫色”,而“紫色”是由“紅色”與“藍色”合成的顏色。因此是用“紅色”還是用“藍色”,取決于人們對事物的認知角度。再譬如美國人談到皮肉受傷時說“bebeatenblackandblue”,而中國人則說“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碰撞受傷的皮肉的顏色也是多層次的,英語中取的是黑與藍兩種基本色,而漢語取的是暗冷色“青”以及紅藍的合成色“紫”。還有英語中的browncoa,l漢語譯為“褐煤”;但brownbread漢語卻稱“黑面包”,而brownsugar漢語又叫“紅糖”或“黃糖”。漢語的“紅茶”是就茶水的顏色而言的,而英語中的blacktea卻就茶葉的顏色而言。此外,同一種顏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蘊涵著不同的意義,使人們產生不同的聯想。

在英語里,人們反倒用“greenwithenvy”來表示“眼紅”或“害了紅眼病”,而“pinkeyes”只表示醫學上的“紅眼病”。漢語中的“黃色”有時指那些污穢的毒害心靈的思想文化,然而在英語里“yellowpages”則是一本有不同商店、公司、組織電話號碼的家庭必備書。所有這些例子都體現了人們認知事物的角度和感知事物的方式對語言的影響。

3.隱喻使用不一致,文化意義也不相同。隱喻作為語言的修辭手段之一,當屬美學范疇。鑒于人類隱喻思維存在著共性,因而不同語言的隱喻間也就有著一定程度上的共性。但是,不同的文化賦予同一種對象不同的含義,從而使譯語和原語很難產生等值的意象聯想。例如,在中國文化中,“龍”被視為中華民族的象征。在古代,龍是皇帝的象征,后來有引申為高貴、珍貴的象征。漢語中的“生龍活虎”、“龍騰虎躍”等眾多成語無一不是贊美之詞。而在英語中“龍”是一種恐怖的怪物,常用來比喻可怕的邪惡的力量。TheDragon比喻《圣經》中魔鬼撒旦。如果說“Hermotherisarealdragontoher.”其意思是“她母親待她像個魔鬼。”這對漢民族來說,決不可能有如此比喻。再比如,中國人對“狗”多是蔑視、厭惡,這可以從“狼心狗肺、雞鳴狗盜、狐朋狗友”等成語中看出。而英美人眼里的“狗”被比作圣靈,忠誠的伴侶。如:“Loveme,lovemydog.”(相當于漢語的“愛屋及烏”)。如果英美人說“Wouldn’titbethedogstobetreatedlikethat?”千萬不可誤解為“待我狗都不如”。正好相反,其意思是“那樣款待豈不美哉”。同樣的,英語文化中總是把貓頭鷹和智慧聯系在一起,然而在漢語里它則被一些迷信的人看作是“厄運”的象征。因此出現了“夜貓子進宅———來者不善”、“夜貓子唱歌———不是好聲調”這樣的說法。中國人對于松樹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情感,賦于它豐富的文化內涵。松樹給人以堅定不移、高風亮節的聯想,但在英語中,pine(松樹)僅僅是一種樹種,不具有任何文化內涵,更談上具有如漢語中那樣的文化內涵。

四、結束語

歸根結底,絕對完美的翻譯理論是不存在的,我們在肯定等值翻譯理論的指導意義和實踐價值的同時,也要看到其相對性。文化之間存在差異,如何取得文化對等仍是翻譯工作所面臨的一大課題。事實證明,我們通常可以找到能為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所接受的文化對等翻譯手段。一方面,我們不能忽視語言能力在翻譯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譯者應事事處處重視源語中的文化因素,盡可能地在譯文中取得文化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