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唐代以幽州為中心地區人口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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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以薊城（或稱幽州城）為中心的幽州地區，處于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交接的特殊地理區位，在社會與民族變遷劇烈、人口流動頻繁的唐代，幽州地區在中古時期歷史格局變遷的大勢中，從政治重心邊緣次中心逐漸向政治重心中心區轉移，成為對中國歷史大局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地區。本文試圖通過歸納唐代以幽州為中心人口流動的種種表現和特點，探討這一地區社會變遷中的人口基礎。

關鍵詞：唐代幽州人口流動

一、唐代幽州歷史地位及地理界定

中國歷史上，社會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人口變動而體現的，人口流動和人口遷徙不僅有空間位移和區域轉換，從社會變遷的角度看，還反映了社會結構深層改造和社會群體與地域空間的互動關系。

在這一歷史時期，以薊城（或稱幽州城）為中心的幽州地區（大致相當于今京、津大部分地區及河北部分地區），其人口流動的趨向及由所引起的社會變化，既是唐代社會變遷的

反映，也是幽州本地區歷史地位變化的關鍵時期。

幽州的地理位置有三大特征：首先，它處于中國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交接、過渡、轉換區，使得這一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民族構成呈現多元化的特點，經濟形態和民族構成、文化取向的轉換頻率高；其次，以幽州為中心形成多點次中心和向四外輻射的交通線，是東北亞大區域的主要交通干線，是東北亞貿易往來的中心樞紐，幽州的社會環境和統治集團所屬群體意識直接關系到這一貿易樞紐的興衰與位置；其三，幽州地區是北方民族南下大通道的東緣，是東北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也是中亞民族沿草原邊緣兩側向河北、東北地區流徙、進而南下的主要聚居區，在整個東北亞局勢變換中，幽州的得失與傾向至關重要。唐宋時期，幽州地區的社會變遷和人口的空間流動，揭開了東北亞政治民族變動的新格局，引發了民族和區域文化的重組。直接作用于中國政治重心東北移及經濟重心的東南移，幽州在全國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從過去政治重心邊緣次中心逐漸向政治重心中心區轉移，這種轉變的樞機正是自唐代開始啟動，到元朝定型。而人口流動的大趨勢，與西北、西南邊境人口自天寶末年被迫不斷外遷的局面相反，以幽州為中心的河北、東北地區，人口內遷的趨勢不僅沒有中斷，而且繼續發展。唐末五代，西北與中原地區之間人口雙向流動呈現停滯狀態時，以幽州為樞紐的河北地區仍然是東北、北方人口南下和北方各地區橫向流動的大通道。[1]

趙翼有言“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1](卷二0，p443)趙翼所謂的“地氣”，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治經濟重心”。我們講重心轉移，講唐宋社會變革，幽州地區的變化至關重要。

唐代幽州做為一個行政地理單位，其空間概念可析分為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屬狹義概念，指幽州城（或稱薊城）；第二層含義，指包括州（刺史）一級轄區所屬各縣；第三層含義屬廣義概念，指幽州總管府或節度使所統。囿于史料，狹義的幽州人口流動無法具體和深入；廣義的幽州，范圍又過大，似不利于集中。因此，本文重點探討第二層次意義上的幽州。唐幽州刺史轄境、屬縣前后期屢有變化，大致范圍包括今京、津大部分地區及河北部分地區。唐開元年間分幽州轄縣漁陽、三河、玉田置薊州，大歷四年置涿州，割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隸之，屬幽州都督管轄。因此，幽、薊、涿仍是三位一體。

唐代，東北地區形勢變化非常劇烈，幽州與平、營地區的關系日益緊密，在開元、天寶年間幽州（或稱范陽）節度使往往兼平盧節度使，一開始雖然分合不定，但到天寶三載（744）安祿山兼有二鎮之后，玄宗委安祿山以重任，使其兼二鎮十余年，以后幽州節度使實際上兼領平盧。安史之亂后，肅宗廣德元年（763）閏正月，唐廷“仍故地”以李懷仙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改范陽節度使為幽州節度使。時平盧已陷，又兼盧龍節度使”，[2]（卷二二二，p7141）盧龍最終取代了平盧。幽州（范陽）節度使兼盧龍節度使遂成為定制。[2]但仍有兩套使府，二府同處于幽州城內。[3]因此，在敘述中，幽州的人口變化也經常和相關及周邊地區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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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史念?！短拼鷼v史地理研究》第111-13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2]安史之亂爆發后，侯希逸被任為平盧節度使，后被迫“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币姟缎绿茣肪硪凰乃摹逗钕Ｒ輦鳌罚?703頁，中華書局，1975年。

[3]王永興先生推測“幽州節度使府可能設在幽州牙城的南部，可以稱為南衙，盧龍節度使府位于幽州牙城之北，可以稱為北衙”。（見《關于唐代后期方鎮官制新史料考釋》第403頁，收《陳門問學叢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鑒于此，平盧（后為盧龍）軍與幽州往往不能分開論述，因此，必要時也將平盧納入討論范圍。

二、唐前期幽州地區人口流動脈絡

由于幽州特殊的地理區位，北部草原、東北乃至中亞民族的進出是一種經常性的流動。唐初至安史之亂爆發（755），為少數民族的大量流入期；安史之亂至代宗廣德元年（763），社會變動引起幽州地區的人口流動，既有少數民族的流動，因此，我們探討的重點也是圍繞著各民族人口流動。

（一）幽州內外少數民族流動情況

1、唐初—安史之亂：以少數民族內遷為主

唐承魏晉南北朝民族融合之趨勢，統一王朝為各地區、各民族的交往和流動提供了廣闊的社會背景和區域空間，不論官方抑或民間這種流動都很活躍。少數民族大量流入幽州主要集中在安史之亂前，大規模流入集中在武則天、玄宗時期。

這時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隋末唐初階段

少數民族進入幽州的幅度并不大，數量也有限。東北民族進入幽州的主要有兩次，一是武德年間靺鞨突地稽的安置，一是貞觀年間高麗降戶的安置。

靺鞨突地稽（唐以其部為燕州）是在武德四年（621）唐王朝平定劉黑闥起義時引兵助唐平叛而遷于“幽州之昌平城（后治所有所移易）”[2]（卷一九0，p5968）的，燕州因之成為幽州界內安置最早的一個羈縻州，但與都督、刺史世襲的羈縻州在本質上有很大的不同，燕州刺史很早就已由中央派遣漢族為官，突地稽死后，其子李謹行并沒有接任他的職位，武德九年（626）燕州剌史為王詵，[2]（卷一九一，p6015）先天元年（712）燕州刺史為李琎。[2]（卷二一0，p6672）燕州在建中二年（781）為朱滔所滅，廢為縣。同年，取幽州羅城內廢燕州廨署，置幽都縣，在府北一里，管郭下西界，與薊分理，燕州至此而廢[6]。[3]（卷四三下，p1019-1020）

高麗降戶是因唐太宗征遼而帶來的，征遼期間曾將“先集幽州”的“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留在了幽州。[2]（卷一九八，p6231）

貞觀四年，擊敗東突厥后，如何安置降眾朝廷曾有很大爭議，這場爭論主要形成三方意見，一種意見主張“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化胡虜為農民”，促其迅速漢化；一種意見主張保留其原有部落組織，以羈縻方式安置在邊地；一種意見主張戎狄人面獸心，“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上（太宗）卒用（溫）彥博策，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2]（卷一九三，p6075-6077）實際上是采納了第二種意見，因此，幽州境內也雜居著不少突厥人。

武德、貞觀年間，幽州在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關系中仍處于邊緣地區，北方的突厥和西北諸民族是民族關系中的重心，少數民族主動與被動的內徙，關注點也主要集中在西北和北邊地區，流入幽州的少數民族并未形成規模。當時，雖在燕州設置羈縻州，但對少數民族向幽州的流動影響并不大，因這時期的流動群還沒有大規模向幽州滲透，東北和北方少數民族內徙的主要聚集地和樞紐仍在更靠東北的營州一帶。[1]

一部分粟末靺鞨、東突、契丹和奚內遷的過程有一個反復，大致是從唐初于營州設置羈縻州，然后內遷到河南道的青、淄、徐、宋等州，高宗、武則天時北返至幽州境內僑置，集中在良鄉、潞縣（今通州區）、范陽（今涿縣），都離幽州城不遠。

第二階段：武則天、玄宗時期。

周邊民族人口向幽州大規模遷移的高潮是在武則天、玄宗時期，以東北各族為主。

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營州契丹反叛，引起東北形勢的變化，唐遂在幽州設置了數量眾多的蕃州，幽州遂成為僑置番州最為集中的州。[4]（p200-213）安祿山執掌幽州以后，少數民族繼續大量進入幽州。流入的形式主要有幾種：

⑴以蕃州形式安置流入幽州的少數民族

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營州界內的契丹因不堪忍受營州都督趙文翙的欺凌，在其首領松漠都督李盡忠（窟哥孫）及其內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孫敖曹孫）的率領下，舉兵反叛，殺死趙文翙，攻陷營州，原在營州界內安置的羈縻州紛紛南遷，南遷情況如下：崇州奚可汗部落、威州契丹內稽部被安置在幽州，分別僑治在幽州潞縣之古潞城（今北京通縣東）、幽州良鄉之石窟堡（在今北京周口店北）；另將玄州遷至徐（今江蘇徐州）、宋（今河南商丘）二州；慎州遷于淄（今山東淄博）、青（今山東益都）二州；鮮州、師州、信州、昌州、帶州徙至青州；黎州、瑞州徙至宋州；夷賓州遷于徐州。中宗神龍初年（705），契丹之亂平息，這些南遷徐、宋、青、淄等地的羈縻州又紛紛北返，但因當時營州在此次動亂中破壞很大，遂將這些羈縻州安置在幽州界內，以幽州城為中心，分布在潞縣、良鄉縣、范陽縣、安次縣、昌平縣等地，來自奚、契丹、靺鞨、室韋、東突厥等不同民族部落。除了這次較大規模的少數民族流入幽州外，在萬歲通天元年以前以及中宗神龍以后，在幽州界內陸陸續續設立的蕃州有：燕州（后稱歸德郡，前已述）、順州、歸義州、順化州、凜州、歸順州（歸化郡）、沃州、青山州等。[4]（p199-213）

這樣從武德年間將原隸營州、安置突地稽所率粟末靺鞨降人的燕州徙至幽州開始，到天寶初凜州的設立為止，這期間僑治幽州的蕃州共有21個。[4]（p200-203）從安置年代來看，除歸順州（歸化郡）安置幽州的年代不詳外，從武德元年到萬歲通天元年（618—696）這78年中只有燕州、順州、歸義州三州；其余十六州設置時間集中在萬歲通天元年（696）至天寶元年（742）將近50年的時間內，中宗神龍年間和玄宗開元年間成為蕃州集中大量安置于幽州時期。

⑵安祿山執掌幽州時期的人口流動情況

除以蕃州形式安置在幽州的少數民族外，少數民族陸續零散進入幽州也不少，以開元、天寶年間為多，特別是安祿山在天寶三載（744）為范陽節度使之后，使開元、天寶年間少數民族大量進入幽州的趨勢繼續發展。這時期人口流動的還有幾點值得注意：

安祿山積極招集胡商的舉措。

幽、營一帶已成為胡商云集之地，南來北往的商人極為活躍。安祿山在其執掌幽州后利用其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優勢籠絡廣大的胡族民眾，利用手中權力，以更積極的態度發展轉運貿易，“潛于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羅拜于下，邀福于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于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為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盵5]（卷上，p12）不僅招進來，還走出去，安祿山派人四出牟利經營和采購所需物資。粟特商人以善于經營和流動性大而著名，營州是粟特人聚落所在，[6]（p37-110）境內外有大量粟特商人，更為這種因商業引發的流動提供了方便。商人特有的流動性，是一種主動性的流動，這種流動數量越大、流動頻率越高，對這一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及與外界的文化交流就越有利，同時也促進本地區人口結構中外來人口、流動人口和工商業人口等新成分的增加。以經商為媒介也加強了幽州與各地的商業聯系，并且由于安祿山長期任職，而得以延續。

收編各族戰俘的舉措。

安祿山在民族交錯的河北之地，能夠迅速崛起，除“狡猾，善揣人情”等個人性格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抓住了河北民族成分日益復雜和軍事政治地位攀升契機，施展他的種族文化優勢和個人才能，有效的制服奚、契丹兩蕃。在戰爭中被俘的少數民族，安祿山將其中一部分進獻朝廷，這些人大多被唐王朝安置于內地或比較邊遠的地區，如：天寶十三載，玄宗就曾將安祿山所獻奚族俘虜中的“驍壯”戍云南。[3]（卷二一九，p6175）但大部分俘虜則是留在了幽州或又由朝廷賜還給安祿山。這些人一部分被安祿山用作家奴，如李豬兒，“豬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山，甚黠慧。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流數升，欲死，祿山以灰火傅之，盡日而蘇。因為閹人”。[7]（卷二00上，p5371）另外，天寶九載玄宗在接受安祿山所獻奚俘八千的同時，也將“契丹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賜給安祿山，這些契丹生女口當然成為安祿山的家奴。

更多的俘虜被安祿山編入軍隊。史稱“祿山專制河朔已來，七年余，蘊蓄奸謀，潛行恩惠，東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國之柄，十得二三，行軍用兵皆在掌握。藩人歸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勁兵討之，生得者皆釋而待，錫以衣資，賞之妻妾。前后節度使招懷夷狄，皆重譯告諭夷夏之意，因人而傳，往往不孚，祿山悉解九夷之語，躬自撫慰，曲宣威惠，夷人朝為俘囚，暮為戰士，莫不樂輸死節，而況幽薊之士乎？及狼顧負恩，其所由來者漸矣?！盵5]（卷中，p24-25）這種“朝為俘囚，暮為戰士”的情況應是安置降俘的經常的和最一般的方法，這些降俘的精銳成為安祿山坐大的重要資本，“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推以恩信，厚其所給，皆感恩竭誠，一以當百”。[5]（卷上，p12）這樣，在安祿山執掌幽州期間有大量少數民族降俘轉而為其所用，安祿山“賞之妻妾”，他們就在幽州界內安定下來，成為其反叛的重要兵源，也促使幽州及其周邊地區的人口結構中的民族成分更加多元化。

徙置收編少數民族部落。

北方草原、遼東和河北山西北部是一條沒有遮攔的通道，北方、西北和東北各民族在這條通道上的流動非常頻繁和活躍，越接近農牧分界過渡區域的民族，持續南下的趨勢就越明顯。安祿山利用這一地理優勢，屢屢將一些活躍在此而且有南遷趨勢的少數族部落收置于幽州境內。如徙置阿布思部落就是突出的例子。阿布思為突厥九姓首領，開元三年（715）率其部落降附，[7]（卷一九四上，p5173）“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天寶十一載（752）三月，安祿山以擊契丹為名“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白留后張暐，請奏留不行，暐不許。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2]（卷二一六，p6910）安祿山此舉意在收編將阿布思部落，這次雖然沒有得逞，但在天寶十二載乘阿布思為回紇所破之際“誘其部落而降之”，最終將其部落收歸己有，成為其軍隊中的精銳力量，史稱“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2]（卷二一六，p6918）安祿山還曾以御寇筑雄武城為由，請河東、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助役，實欲收歸其手下軍隊，“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2]（卷二一五，p6877）而沒有成功。[2]

如上所述，安祿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手中職權，在其執掌幽州的十一年的時間里，帶動了大量的胡商、降俘、蕃漢官員到幽州，與萬歲通天開始至玄宗開天之際的那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有很大的不同，這次各少數民族不是以設立蕃州的形式整部落的流入幽州，而是由安祿山直接編入軍隊。這樣的流動，增加了包括軍事物資在內的需求，使胡商更加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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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也”；史思明，“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也”。（見《舊唐書》卷二00，第5376頁，中華書局1975年）據榮新江考證，安祿山、史思明和另一個安史之亂的重要人物李懷仙等都屬于從中亞輾轉至漠北再聚集到營州的粟特家族，參見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第一篇：2《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第222-233頁，三聯出版社，2001年。還請參見馬馳《唐幽州境僑治羈縻州與河朔藩鎮割據》第199-213頁，《唐研究》第四卷，北大出版社，1999年。.

[2]王忠嗣所領軍隊中，有奚、突厥、回紇等少數民族成分。（見《舊唐書》卷一0三《王忠嗣傳》）

三安史之亂以后人口流動特點

持續八年（755—763）之久的安史之亂，對唐王朝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僅就對人口流動的影響而言，以安史之亂為契機，引起了北方人口的大規模南遷，作為安史之亂的肇始地幽州更是如此。與安史之亂前的流入相比，這八年期間是本地人口（包括此前遷入的各少數族）大量外流，而北方后起民族繼續流入幽州為特征，北方民族南下的趨勢在唐后期又興起一個次高潮。北方及東北民族的南下，引起中原北部和河北地區民族結構的再次調整，并決定了此后數百年中國北方偏東北地區的政治和民族格局的新局面。

流出幽州的主體是安祿山麾下的將領、兵士和士人。這部分人情況又有不同，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部分是隨安祿山、史思明叛亂者，這部分人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或平定后，沒有再回到幽州；還有一部分官員或將領原屬于安祿山帳下或者屬于其統領范圍，但不愿跟隨安祿山叛亂，從而設法離開幽州者。下面就對這兩類人口的流動方向、過程分別加以詳細的梳理。

（1）隨安祿山叛亂者

在唐王朝的姑息下，隨安史叛亂的舊將在叛亂平定后轉而成為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即張忠志）、相衛（節度使薛嵩）等藩鎮統帥，他們膠固朋比，網羅安、史余黨，原來隸屬于他們的一部分軍隊以及散處于河北各地的安史余孽也相應留在了各藩鎮界內。僑治于幽州界內各羈縻州下的少數民族由于被驅使作戰，其相對聚居的組織被打破，史稱“（河北道）自燕以下十七州（燕、威、慎、玄、崇、夷賓、師、鮮、帶、黎、沃、昌、歸義、瑞、信、青山、凜），皆東北蕃降胡散諸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安祿山之亂，一切驅之為寇，遂擾中原。至德之后，入據河朔，其部落之名無存者”。[7]（卷三九，p1527）安史之亂后，原幽州界內的少數民族大量外流，散處于河北各州。如李寶臣部將王武俊屬于契丹怒皆部落，與王武俊齊名的張孝忠，“本奚之種類”，二人皆“以勇聞于燕、趙。時號張阿勞（張孝忠始名阿勞）、王沒諾干（即王武俊），二人齊名”，[7]（卷一四一，p3854）張孝忠與李寶臣還同出于幽州界內僑治蕃州—信州。（公務員之家整理）

另外，安史手下一些自動歸順唐廷的官員在河朔逐漸平定后，也有一部分被唐中央就近發留在各藩鎮手下，如成德節度使下的曹閏國即是一例：

“公字閏國，含州河曲人……公行旅邊薊，幼閑戎律，于天寶載，遇安祿山作孽，思明襲禍，公陷從其中，厄于鋒刃，拔擢高用，為署公云麾將軍……夫天不長惡，二兇殄喪，皇威再曜，公歸順本朝，不削官品，改授公試光祿卿，發留河北成德節下”。[8]（p1787-1788）

（2）自主離開幽州者

安史之亂期間除了上述追隨安史叛亂、在河朔平定后沒有再回到幽州者外，還有一部分人自動離開幽州，他們中有集體行為，也有個人行為。

集體行為主要是平盧軍的南遷，先有田神功、李忠臣等人，后有侯希逸等人。田、李、侯等人后來成為汴宋、淮西、淄青等鎮藩帥。在安祿山叛亂之后，其發跡之地——平盧內部發生了較大的變故：劉客奴（即劉正臣）、侯希逸等一些不愿意服從安祿山的將領發動政變，但因不敵向潤客、李懷仙（鎮守幽州）的進攻，“既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為奚虜所侵”，肅宗上元二年（761），侯希逸率領平盧部將二萬余人南遷，到達青州（今屬山東），唐朝廷“詔就加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使”，[7]（卷一二四，p3534）淄青節度帶平盧之號亦始于此時。在侯希逸南遷青州之前，田神功、李忠臣等平盧將領已離開平盧，田神功先為淄青節度使，[9]（卷三，p331）后又為汴宋等州節度使。[7]（卷一二四，p3533）與田神功相繼南來的還有陽惠元、[7]（卷一四四，p3914）李忠臣（即董秦）、李希烈[7]（卷一四五，p3939-3943）等人。李忠臣（即董秦）、李希烈先后為淮西節度。繼侯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的高麗人李正己（本名懷玉）也是隨侯希逸南遷青州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原屬于平盧節度的這些將領是后來淄青、淮西、汴宋等藩鎮的主體，與魏博、成德、盧龍等鎮共同構成了河朔型藩鎮。[1]

這樣，在安史之亂期間，幽州人口流動出現以下趨勢：安史舊將特別是幽州界內的少數民族大量流入河北一帶，平盧軍主體則流入山東、河南等地，構成河朔藩鎮的主體，一些不愿意從叛的漢族官員設法輾轉離開，隨著這些人的流動，幽州與成德、魏博、淮西、淄青等州關系日益緊密，“胡風浸染”，隨著這些人的流動而擴延到整個河朔地區。安史之亂爆發前，“由于安祿山的經營，河北地區成為胡人向往之地，安史亂后，唐朝出現排斥蕃人的情緒，大量粟特胡人遷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傾向”。[6]（p110）

（二）官員流動趨向及幽州與中央王朝的交流

官員因任職的流動也可以反映一些情況。也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由武德、貞觀時期的初步穩定到安祿山執掌幽州十一年的特殊現象再到幽州鎮時期的相對凝滯。

安史之亂爆發前，幽州與中央的人員交流是經常進行的，雖然人數不多，但幽州方面采取比較經濟主動的態度。文職官員的動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昭示幽州與唐朝廷（以中原地區為主）中上層人員的流動。雖然高層官員流動的數量所占比例很小，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幽州人口社會變遷的階段性特點。

唐前期選任官制度基本屬于中央集散型，[10]后期呈現多元化趨向，各地藩鎮的不同類型決定了本地區官員任免、流動的主導類型。幽州政治結構和官員構成的變化，導致官員流動呈現階段性的特點。唐高祖武德年間基本上保持隋末幽州原班人馬，變動不大。武德六年（623）羅藝入朝，幽州事務一直由素孚人望的幽州長史王詵代為掌管，羅藝雖然入朝，但對幽州仍有很大的控制力,這從李建成與李世民的對抗中可見一斑，武德七年“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余人為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2]（卷一九一，p5985）后雖為人告發未果，但李建成這一舉動也證明羅藝雖然已經入朝，但對幽州仍有實際的控制權，也說明此時唐王朝還無力或無暇對幽州人事進行大的變動。武德八年“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斬二千馀人”，[2]（卷一九一，p5998）之后河北地方割據勢力基本上肅清，突利可汗牙帳雖在幽州直北，但距離幽州較遠，且突厥主要活動于關隴地區，幽州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此后突厥雖仍為唐王朝北部一大邊患，但幽州的戰略位置僅是側翼的作用。

官員的有序調動在貞觀年間，也即在王君廓為幽州都督（626—627）以后才逐步穩定。據統計，貞觀元年李玄道繼王君廓為幽州都督后，一直到安祿山天寶三載（744）執掌幽州期間，共有47任長官執掌幽州，除去兩位親王遙領外，有45人，[11]（卷一一六，p1392-1406）平均每人任職2.6年，都由中央派遣，流動頻率屬于正常。

安祿山執掌幽州時，節度使體制已經確立。由于東北局勢的嚴峻，河北戰略地位不斷得到加強，河北安危不僅關系到唐帝國東北邊防的鞏固，也關系到西北、中原局勢。因此，中央更加倚重能控制河北局面的安祿山。他利用可奏授職銜的權力，或辟用各地有較好名聲的人士來幽州，以提高他的聲譽，擴大影響。一些漢族官員，如以文雅著稱卻隱居不仕的甄濟，天寶十載，被安祿山奏授范陽掌書記，“居府中，論議正直”。[3]（卷一九四，p5567）另外李芳、權皋等人也被安祿山引入幕府，皆為有較好聲譽者。因此，安祿山在叛亂前表面上是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加強與中央的溝通和聯系。為表示忠誠，還不惜人力、物力，“（叛亂前）安祿山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于路，郡縣疲于遞運?！盵2]（卷二一五，p6876）

這種有規律的官員流動在安祿山執掌幽州以后被打破。開元二十八年（740）安祿山出任平盧兵馬使，二十九年為營州都督，天寶元年（742）為平盧節度使，天寶三載，兼范陽節度使、河北采訪使，十載，又兼河東節度使，今河北、遼寧西部、山西一帶的軍事、民政及財政權集于一身。由此安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執掌幽州大權十一年（從天寶三載到十四載叛亂為止）。

在安祿山反意已顯露后，部分不肯從叛的官員往往選擇離開幽州。如甄濟、權皋、馬燧等人即是，三人屬于三種不同類型和來自不同地域。權皋為江南文人世家子弟，被安祿山表署在幕府；[3]（卷一九四）甄濟，家居衛州，因隱居青巖山有操行而有名，安祿山奏充范陽郡掌書記；[7]（卷一八七下）馬燧，汝州人，父季龍曾任嵐州刺史、幽州經略軍使，屬幽州當地軍將子弟。[7]（卷一三四）

官員的流動人數所占比例很少，但內涵卻很豐富，從中可以得知中央與幽州的互動關系趨向信息。

幽州鎮時期流動趨向變化又有變化。

寶應元年（762）末，安史之亂已近尾聲，叛軍敗局已定，安史舊黨于是紛紛降唐。廣德元年（763）正月，唐“仍故地”以李懷仙為幽州、盧龍節度使，[2]（卷二二二，p7141）幽州鎮由此發端，到后梁乾化三年（913）被后唐攻滅為止，幽州鎮長達150年。這個時期的幽州在政治上與唐中央的關系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狀態，人口構成相對比較穩定，沒有象上述安史之亂以前和安史之亂期間的大規模的流入和流出？，官吏的任免與流動也呈現出本土化的趨向。節度使的任免最能說明問題，從李懷仙開始繼襲幽州節度使[i]的共有29位，只有王縉、張弘靖為中央派遣的，王縉因難制朱希彩，僅在幽州任職三個月就被迫歸朝，張弘靖也僅在職五個月就發生軍亂被囚。其他27任節度使，李懷仙為柳城胡人；朱希彩、史元忠、陳行泰、張絳、周琳、李茂勛、李可舉等七人籍貫不詳，但在任節度使之前都是在幽州供職；劉仁恭、劉守光為深州人；其余17人均明確記載為幽州本地人。這種本地化的趨向，表明割據、半割據局面形成后，幽州地區人口流動的趨向也發生了變化，與唐王朝直接控轄區上層的交流減少，本地區內部的流動以及與北方、東北各民族的交流更為活躍。

以薊城（或稱幽州城）為中心的幽州地區，處于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交接的特殊地理區位，在唐代經歷了一場較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對于幽州的人口構成、商業、風俗演變以及幽州與中央及其它地區的關系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若再將視角拉長一些，唐代幽州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其前的世家大族的南遷、開元天寶時期東北民族的南下以及東北唐末五代以后幽州當地人口的逐步南移，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序列，促進了全國政治重心東北移這一過程的實現。也正是在這種流動中，幽州的社會文化才不斷的得以重組再塑。西北地區民族文化交接區域在唐及此前的歷史中發揮過巨大的作用，但隨著東亞民族及政治格局的變遷，已逐漸疏離了中心區，對中國王朝及民族和文化的影響力，也大大削弱。而東部地區以及作為東、北、東北交接的樞紐之地，幽州及周邊地區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影響力無疑成為此后中國乃至東亞歷史格局變遷的最關鍵地區。本文未能涵蓋唐代幽州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關系等諸問題，容俟后再論。[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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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郁賢皓.《唐刺史考》.[M].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英文題目

studypopulationfluxionaboatTheregionofYouZhouaroundintheTangDynasty

英文提要：

Abstract:TheregionofYouZhouaroundtheCityofJi(theCityofYouZhou)wasaspecialgeographyareaintheTangDynasty,whenthewholesocietyandallkindsofpeopleschangedalotandthepopulationfluxionwasfrequent.TheregionofYouZhouwentfromtimecenterontheedgeofthepoliticalcenterofgravitytothepositivecenterinthegreatchangingtrendyduringtheMedievalTimes,andthereforebecametheveryimportantareatothegeneralsituationofChinesehistory.Inthisarticle,wetrytosumupallkindsofformsandtraitsofthepopulationfluxioncenteredonYouZhouintheTangDynasty,andinthisway,wecanstudythepopulationbaseinthesocialchange.

KeyWords:TheTangDynasty,Yo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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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國剛將安史之亂后的藩鎮分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邊疆御邊型，東南財源型等四類，參見《唐藩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2]本文并沒有涵蓋幽州人口流動的所有問題.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的關系等問題，容俟后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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