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文化外交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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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開始，美國重要非營利研究機構“藝術文化中心”開展了“藝術、文化與國家對策”的重大項目的研究。該項目著重研究美國國家在藝術及文化決策方面面臨的重大難題。

《美國政府的文化外交》是其向美國政府提交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是一項階段性的研究成果。該中心為一家獨立的智囊機構，致力擴展和加深國家對文化的理解。中心董事會由詹姆斯•艾倫•史密斯任主席，基吉•布來伏德任執行主席，成員包括霍普金斯大學、魯特吉爾大學、德克薩斯大學等學校和研究機構的教授或學者，受羅伯特斯特林克拉克基金會、納坦卡明斯基金會等數家基金會的贊助。《美國政府的文化外交》項目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彌爾頓•C•卡明斯博士主筆，前不久（2003年）剛剛完成。該項目對美國70余年來的文化外交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并簡要地總結了美國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層模式或發展趨勢，筆者對此做一些簡要的介紹，相信對于我國文化發展與文化體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戰后美國文化外交的基本情況

二戰結束，冷戰相繼而至，美國政府開始了新一輪的教育和文化斡旋。在由美國人占領的前納粹德國地區，美國著手實施了大量的教育和文化計劃，對德國人進行民主制度方面的改造教育。教育和文化交流是這一廣泛的教育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從1945年到1954年，有12，000多德國人和2，000多美國人參與了美國政府在兩國間發起的交流活動。1945年8月份太平洋地區的戰事結束，其后美國占領日本并推行了類似計劃。

1945年，杜魯門總統將兩個戰時機構??戰爭新聞辦公室和美洲事務協調辦公室的國際新聞職能轉交至國務院行使。它們的職能與文化關系司的職能合并，形成了國際新聞和文化事務辦事處。一年后，這一機構被重新命名為國際新聞和教育交流辦事處。這個辦事處負責向助理國務卿匯報公共事務。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負責管理美國文化外交事務的政府機構發生了更多的變動和重組。

1946年，美國開始實施一項也許是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和文化交流計劃。阿肯色州的參議員J•廉•布萊特，曾作為一名領羅氏獎學金的研究生，通過非政府獎學金計劃的資助在英格蘭學習。他發起和協助通過了79-584號公共法案——富布萊特法案。根據這個法案，美國國務院有權與外國政府簽訂行政協議，而且可以利用通過銷售美國作戰剩余物資所得的外國貨幣為學院和文化交流活動提供經費。后來，美國聯邦政府每年都提供年度撥款，用以維持和繼續這項開始被稱作富布萊特法案基金的計劃。1996年，在富布萊特法案實施達50周年之際，美國國家人文中心建立了一個由學者和商界人士組成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私人贊助，對富布萊特法案基金進行了評估。該委員會注意到，從1946年至1996年，約有250，000人次受益于富布萊特獎學金。委員會還申明了一個文化交流計劃的潛在原理，它為富布萊特法案基金的支持者們一再推進：

無論接受者的職業或研究屬于哪一個領域，曾經獲得富布萊特獎金的這一經歷本身，就為其將來有可能成為國家和國際帶頭人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它在美國產生了這樣一批先導者，他們熟知和了解世界的需要。而且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當富布萊特獎學金資助的畢業生們承擔起領導者的職責時，他們會懷著對美國人所信奉的價值觀念的激賞。

1946年，美國政府還進行了另一次文化外交突擊，但它卻遠沒有富布萊特法案成功。在國務院內，有一些公共官員試圖突出美國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成就。正如助理國務卿威廉?本頓所說的那樣，他們希望“向國外所有那些認為美國是一個物質主義者的國家的人”證明“美國既是一個有著杰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有著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的國家”。以這一思想為指導，美國國務院舉辦了兩個畫展。第一個畫展是“美國產業者藝術”，旨在展示兩個領域的最佳成果——商業界藝術收藏中的文化內涵。

1946和1947年之后，“冷戰”開始了。在這種局勢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史密斯•蒙德特法令，即美國1948年新聞和文化交流法令。這項法令進一步擴大了國際教育和文化交流計劃的權限。該法令使得美國政府首次在不參戰的情況下，保證“實行世界范圍內的新聞，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動”。此外，法令還聲明交流活動的目的是“促進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進一步了解，和增進美國人民與其他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

在這些措辭背后，是美國對蘇聯外交目標及美國海外安全的關注，以及對蘇聯新聞計劃中那些反美宣傳的具體考慮。立法機關表面上要求美國的交流計劃要尋求“促進對美國的進一步了解”，而實際上則是說，美國要動用一些文化外交手腕，特別是新聞手段來壯大自己的宣傳力度。

作為史密斯•蒙德特法令的一部分，國務院文化司再次重組，改建為兩個獨立的辦事機構：教育交流辦公室和國際新聞辦公室。教育交流辦公室負責“國際人員交流”和維持海外圖書館及海外學會；國際新聞辦公室則負責新聞出版和廣播電影。新的行政設置反映出這樣一種觀點，即教育和文化交流計劃理應從“新聞和媒體”計劃中分離出來，因為前者旨在從長遠角度增進國際理解，而后者則包含了較為短期的目標，特別是它針對于蘇聯的宣傳。

隨著冷戰對峙的加強，美國更加注重向世界其他各國闡明它的觀點。1953年，美國創建了獨立于國務院的新聞署。它囊括了所有的新聞計劃，包括原來從屬于國務院的美國之音，但政府的教育交流計劃則仍由國務院負責。（兩年后，交流計劃的部分行政職責??海外運作，劃歸美國新聞署。）在美國政府公然加強其新聞計劃的同時，美國中央情報局作為美國政府與外國共產主義秘密斗爭的一部分，在國外贊助了一系列多種多樣的知識和文化交流計劃。為維護美國人與外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關系，情報局協助創辦了文化自由大會，它還為美國在海外的藝術展，藝術巡演，及文化刊物的出版發行提供秘密資助。

然后，在艾森豪威爾在位期間（1953-1961），美國開始再次公開加強其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動。根據1954和1956年通過的國際文化交流立法項目，在交流計劃的最初四年中，有從第茲?格里茲皮埃到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111個公眾人物或團體被先后派往89個國家。1954年，國務院海外建筑辦公室發起了一個耗資兩億美元的十年計劃，用于在世界上的四個大洲建立使領館。通過一個由三位輪流更替的一流建筑師組成的顧問委員會的努力，美國國務院相當成功地保證了它在國外新建的大使館都是顯赫醒目的建筑。此外，美國還利用政府基金在夏威夷大學創立了一個東西文化交流中心，以“通過共同的學習，研究和培訓來促進和改善美國與亞太國家的關系”。另外，美國還于1958年通過了國際文化交流和參與商品交易法案，更加鞏固了國務院的文化介紹與展示計劃。

這種對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的重申與強調充分反映出了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個人眼光和價值觀念。在1952年競選之前，當艾森豪威爾還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時候，他就積極支持由討論會和報告會組成的美國集會的創建。這個集會力圖將那些對公共政策的熱點問題持不同和常常是相反意見的專家們召集在一起。艾森豪威爾相信，如果可以將這些善意的人們匯聚到一起并對那些重大的政策問題形成共識，那么政府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就能有所改進。后來，在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期間，他同樣深信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會使不同民族及時達成更大程度的諒解和有助于維護世界和平。此間，在建立美國本土政治舞臺上的新聯邦文藝政策時，外交方面的考慮起了主要的支持作用。1961年1月，肯尼迪總統就職，其后不久，這位新總統就委派菲利浦•H•庫姆斯出任教育和文化事務助理國務卿這一新設職位。此前，庫姆斯曾任福特基金教育計劃主持人。1961年9月，庫姆斯出席了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西方飯店舉行的計劃編制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奧古斯特•海克舍爾被任命為第一位文藝方面的特派總統顧問。此外，作為肯尼迪白宮班子的成員之一，小亞瑟•M•施里辛格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聲稱很有必要發展一項美國國內的聯邦文藝計劃，以部分地改變“世界對美國的印象，即只知道賺錢的物質主義者的國家”這種看法。另外，在四年之后的1965年，白宮工作班子的另一成員里查德•古德文向約翰遜總統提及了同樣的建議，當時，約翰遜的應允，對于舉行九月份深夜的那次眾議院會議以及藝術和人文國家基金法案的通過是必不可少的。

美國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外交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生的另外兩個事件，助長了美國政府計劃向文化方面扭轉的傾向。1961年，美國通過了相互教育和文化交流法案及富布萊特•海斯法案。正如一名國務院官員所說，這兩項立法“將國際教育和交流重建為官方外交關系的公認領域”。然后，在1978年吉米•卡特總統執政期間，美國國際通訊社作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得以創立。這一機構將美國新聞署和教育文化公署的職能進行了合并重組。在卡特總統致國會的一封信中，他著重強調了這個新機構的雙重職責。它要“向世界講述我們的社會和政治，特別是我們對文化差異和個人自由的承認。”它還要“向我們自己講述世界，以便于豐富我們自身的文化和使我們有效處理國際問題。”1978年的重組力圖結束先前的那種割裂狀態，即國務院教育文化公署在華盛頓對交流計劃的管理和美國新聞署在海外的管理運作之間的割裂。

兩年后，也就是1980年，羅納得•里根在總統競選中擊敗吉米•卡特。1981年，里根總統任命其好友查爾斯•Z•威克為美國國際通訊社社長。（威克于1982年將國際通訊社的名稱改回為美國新聞署。）作為美國新聞署歷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領導，從1981年至1989年，威克一直執掌著新聞署的大權。他的任期，既反映了美國文化外交強硬的一面，也反映了其較為溫和的一面。威克認同里根總統關于蘇聯是“一個邪惡帝國”的觀點，而且，他還利用反對蘇聯的宣傳這個理由，為自己的機構不斷籌集資金。他令美國新聞署計劃中媒體宣傳的一面得到了鞏固加強。1981年，威克提議將交流計劃折半削減，希望把節省下來的資金用于他想實施的媒體方案。然而他這一努力得到了遏制。以前曾獲富布萊特獎金的學者和領導們在美國教育和藝術界成功發起了一場運動，他們說服了國會維持交流計劃資金的現有水平。而且后來，隨著1985年與蘇聯的新文化交流協議的簽訂，以及里根就共同削減武器協議而對戈爾巴喬夫做出的堅決承諾，威克在美國新聞署強調的內容也發生了轉變。在威克任期的最后幾年里，交流計劃得到了擴大和興盛。

在喬治•布什任職期間（1989-1993），發生了幾個改變國際關系的重大事件。蘇聯解體；東歐國家放棄共產主義和擺脫蘇聯控制；以及東西德重新統一。在這種國際局勢下，布什政府開始為美國新聞署和美國文化外交的其他方面構建一副新的非冷戰面孔。

其后，在1991年至1992年，美國經濟削弱并發生嚴重衰退。這使得1992年的總統競選主要集中在對經濟和其他國內問題的討論上。因而該年度的外交政策問題，大概是過去50年中所有的總統競選活動中最不突出的。比爾•克林頓競選獲勝，在接下來的克林頓政權期間（1993-2001），美國在文化外交領域又取得了一些新進展。對美國新聞署財政預算的繼續削減或許要算最顯著的。1999年，除了國際廣播局外，美國新聞署的職能都被轉移到國務院。盡管要接受國務卿的政策指導，包括美國之音在內的國際廣播局還是變成了一個獨立的機構。誠如喬治敦大學的朱麗葉?安圖尼斯?薩伯羅斯凱所指出的那樣，通過這次改組，“美國政府的交流計劃又回到了國務院這個發源地”。為調整和審查國務院的各種文化外交計劃，美國政府還設立了一個新職位：負責公共外交事務的次國務卿。同時，在白宮，克林頓總統夫婦宣布成立白宮千禧年政務會。用克林頓夫人的話說，政務會當時正在制訂計劃來決定“作為一個國家，怎樣紀念從1999年到2000年這個歷史性轉折”。總之，有80多個政務會計劃被美國政府采納，其中相當一些是文化外交方面的。

為表揚某些策劃者的學識和創造性，克林頓夫人主持舉辦了九場“白宮千禧年晚會”。美國一些一流的藝術家，學者，和科學家參與了這些富有感召性的，經由廣播和計算機網絡從白宮東屋現場直播的表演和討論。千禧年政務會的國際計劃激發了大約30個項目，其中許多是與國務院合作的。有的項目包括美國藝術品和藝術家在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巡回展覽和訪問。此外，在2000年11月28日，克林頓夫婦和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萊特主持召開了首屆白宮文化和外交會議。

2001年1月，新的喬治•W•布什政府組建，它和克林頓政府一樣，在其執政的第一年主要關注國內問題。然后2001年“911”事件發生，恐怖分子襲擊了紐約世貿中心雙塔和位于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五角大樓。這些恐怖事件和美國對這一新挑戰的回應，以及隨后爆發的伊拉克戰爭，對美國政府的文化外交提出了整整一系列新問題，特別是它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在2003年上半年，美國的決策者們正是在盡力解決這類與文化外交相關的問題。

美國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層模式或發展趨勢

縱觀美國政府近70年的文化外交努力，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深層模式和趨勢開始浮現出來。

1．當“外來威脅”或“危機”來臨時，美國聯邦政府便積極介入和資助文化外交計劃。比如納粹德國的威脅使美國開始其文化外交斡旋；二戰加深了美國在文化外交上的介入程度；與蘇聯的冷戰則更進一步擴大了美國在許多方面的文化外交活動。然而在外交威脅較小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則較少關注和資助文化外交活動，文化外交也缺乏創造性。在美蘇對峙的兩極世界打破之后，由于一國獨大，美國文化外交的推行放慢了腳步。近年隨著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的多元化，新的全球主義的強化，以及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美國國內研究機構正大力呼吁重視文化外交，美國文化外交將會產生新的發展與變化。

2．2001年“911”事件之后，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安全造成威脅，對美國文化外交的性質和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與前蘇聯的長期爭斗使得美國反恐領域的發展已有40多年，而對全球恐怖行動的新關注，則很可能使這個發展過程變得更加漫長。它將會成為美國在整個21世紀上半葉制訂和調整其文化外交政策的決定性因素。美國將一方面動用軍事力量，另一方面又希望文化隨行，盡量化解矛盾。當前的緊迫的問題就是在中東達成文化諒解，特別是在戰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

3.在美國文化外交界，論證美國的可得利益，即美國新聞計劃中“宣傳”的那一面，與主要強調雙向的文化理解和交流這層含意，即美國文化外交計劃中較溫和的一面，此二者間經常存在一條微妙的界線。在近70年中，美國文化外交的這兩個方面都有所表現，而且有時兩類計劃的不同支持者之間還會彼此傾軋。然而美國文化外交的這兩股力量都有增長的勢頭。此外，新成立的白宮全球通訊辦公室旨在就政府機構與外國交流交往的戰略方向和主題提出建議。

5．另一個正在顯露的模式是：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結糾纏。針對藝術和人文學科設立的國家捐贈就受到了外交因素的很大影響，而1946年國務院“美國先鋒藝術”展的失敗則主要是由國內政治因素引起的。近年已有許多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相互影響和改變的例子。

6．政府組織結構和政府對聯邦文化外交活動的重組（近年美國有許多這樣的重組）涉及到了某些真正的利害關系和真實的政策評價。也就是說，美國的文化外交越來越與美國的經濟、政治的國家利益結合起來，它們經常是美國外交計劃中強調的某些方面的一個組成部分或文化隨行物。

7．美國的某些文化外交計劃，當建立在堅實的立法上的制度基礎和得到聯邦政府高層的大力支持時，往往顯得十分強硬。如里根政權晚期，借助于查爾斯•威克和里根總統的親密關系，文化交流和新聞計劃都得到了不斷增長的支持。此外，文化外交計劃也曾受益于艾森豪威爾和克林頓的大力支持。

8．發展文化外交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有一批關心這一計劃的政治上的支持者。有一階段在美國聯邦政府的內部交易中國務院的權力被削弱了，就是因為國務院缺乏這樣一批政治上的支持者。近年美國國務院實行了一些計劃，說服和發展了一批文化外交的政治支持者。如1981年，富布萊特畢業生和美國學院及文化界人士對富布萊特計劃的聯合支持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9．美國的文化外交計劃也曾因為缺乏支持和關心而遭到削減財政預算的命運，而且有時還會受到猛烈攻擊。近年，經歷了困難和挫折，美國的文化外交計劃堅持并獲得了發展，而且看來還會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長久存在。

10．文化外交的某些基本目標似乎同藝術的價值一樣，不易對其進行衡量。文化外交中有一部分并不特別關乎政治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而只是在于促進相互間的文化理解，這一點特別顯示了文化外交的溫和面。政界要人總是爭論或懷疑這些計劃在現實世界中到底有多少用，而一位美國國務卿則通過下述方式為此做出了論證：南非前總統F•W•德克勒克——他曾釋放了納爾遜•曼德拉和在南非推行多民族民主政體改革，在應美國新聞署邀請訪美后對美國國務卿說，他的美國之行是一個決定性的事件，這個事件改變了他關于黑人和白人（是否能夠）共處的想法。這是文化理解的生動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