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公共空間設計分析

導語：都市公共空間設計分析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理想的閑暇狀態可由“心之自由感”“內生的認知、發現”2個層面來衡量，而當下都市空間中效率至上的資本邏輯、消費主義的誘導以及景觀的泛濫，使閑暇面臨著“自在感和主體性缺失”“度量空間方式單一”等被異化的困境。通過考察成都茶館、上海魯迅公園等公共空間片段，提出“逃離‘瞬時’，從異化基底中抽離”“注重空間的‘松散感’，鼓勵個體創造性地度量”，以指導能承載真實閑暇狀態的都市公共空間設計。

關鍵詞：閑暇；都市公共空間；松散感；創造性的度量

夏爾·波德萊爾在《現代生活的畫家》中用“過渡短暫和偶然[1]”來表述現代性。身處都市空間，我們愈發感受到了由這種短暫和時刻的流動性帶來的不安感。無論是由生產的高度分工帶來勞動的異化，或是都市空間“服從于效率的”單一而冷漠的使用規則，還是消費主義下鋪天蓋地的圖像和景觀給人的刻意引導和干預，作為“人”的個體，能安放身體和情緒的時間與空間似乎越來越少。而“閑暇”是屬于個體的關乎美好與自我創造的生命片段，是個體能夠以人的姿態去抵抗某種外在吞噬作用的自生力量。閑暇與都市公共空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它既面臨著被空間異化的可能，也具有與某個空間鏈接后生長的潛力。

1“閑暇”的真實性

對于“閑暇”的探討，可以追溯至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到，“我們全部生活的目的應是操持閑暇”[2]。在他看來，最大的幸福就在于沉思，沉思是我們本性最好部分的實現活動[3]。而閑暇是沉思的前提條件[3]，對于本原知識的追尋，只有當人們享有閑暇時才可能發生。“勞動”與“閑暇”的對立抗衡一直存在。古希臘時期，免去勞作的貴族作為閑暇時間的少數享有者，對閑暇推崇備至。到了近代，社會生產關系發生巨大變革資本主義社會推崇“勞動是一切財富之源”，閑暇則被資本以最大限度延長勞動時間的方式侵占，處于依附地位[2]。而隨著資本對閑暇領域商品化潛力的挖掘，勞動與閑暇似乎達到了一種“和解”的狀態，不過這種“和解”處于消費主義對社會的籠罩之下；建立普遍有用體系的邏輯，使得閑暇被物化、商品化和產業化，而閑暇中屬于精神性的、美的、自由等方面的更根本和終極性的人類追求卻被邊緣化[2]。資本邏輯下的閑暇，依然附屬于勞動，即“作為勞動產品的消費場所，或者作為緩解勞動者疲憊和反抗情緒的安慰之地[2]”。并且，“通過細致規劃來有效率地度過閑暇時間”帶給人的緊張和焦慮是與閑暇本意相悖的，與美好生活的內核更是相去甚遠。理想中的閑暇狀態可以通過2個層面來衡量，即“心之自由感（perceivedfreedom）”[4]的獲取，以及內生的認知、發現。前者可以認為是閑暇的一種初始狀態，即個體是一個自由的主體，有了選擇和駕馭自我的力量；而后者是指個體主動去“與存在事物之總體建立關系”[5]“去面對宇宙”[5]、去認知和發現，同時也意味著個體“能夠以自己所喜愛的、本能地感到價值的方式，在內心之愛的驅動下行動”[5]。

2詩意的度量：空間之于“閑暇”

閑暇狀態中的第2層，即“內生的認知、發現”既與個體的內在性相關，也與個體所處的空間、與環境中的所有存在相關。這種認知存在以及個體與整體互動的狀態，接近于海德格爾對“四重”聚集的描述。他將“四重”（地、天、神和凡人）看作實存的首要環境，而通過“物”（包含空間）這一媒介，人們在“度量”的過程中體驗自身的實存、聚集與安置“四重”（“接受”天空、“期待”眾神并“開啟”他們自身的存在[6]）?！岸攘俊奔瓤梢酝ㄟ^身體和感官的方式，從情感和本能上去完成，也可以更深思熟慮和慎重[6]?？臻g本身作為“度量”的媒介和客體，人們通過“筑造”的行為與之鏈接并賦予存在，進而安置“四重”，例如制造一個建筑物、鋪設野餐毯、挪動座椅或是擺放餐桌。借助場所認知的復雜矩陣，個體得以能夠理解“筑造”與“棲居”：“因此富有特色的‘筑造’即是激發與眾不同的‘棲居’[6]”。度量工具是個體的判斷力，他們的想象力，他們的感覺及情感[6]。而這其中最為理想的“度量”涉及個體的創造性，海德格爾稱之為“詩意的度量”[6]：當鐘情于詩意的某些人使他們自己融入世界，并刻意或出于本能地通過創造性的活動去度量世界上的“物”與現象時，她或他便為他們自己創造了詩意[6]。

3都市公共空間中“閑暇”的異化

而身處現代的都市空間中，人們正在失去“詩意的度量”的可能性。度量的手段、參與、體驗的匱乏是首要的原因：城市空間愈發地由上層力量統一塑造與控制，個體不再參與或者極少參與空間的“筑造”。對于空間的使用也逐漸陷入了以效益最大化為唯一目的的慣例化約束之中。此外，理想的閑暇狀態也面臨被都市空間“異化”的困境。其關乎“認知、發現”的能力，有賴于個體更高水平的內在性（“自我”建立），即個體的自處、獨立性、主體性等能力的表現。而個體“自我建立”的過程容易受到社會的影響。不同于19世紀強調賦予人深刻個性、創造性的浪漫主義自我觀，后現代的自我觀更多受到“社會浸染”[4]?，F代社會中盛行的消費主義要求人們服從交換和需求的社會關系，具體的物品、圖像、符號或行為被儀式化為某種涵義的象征，促使人們在消費過程中獲得一定的意義。當下都市中不斷涌現的商業綜合體、創意產業園區和帶有濃厚消費意味的歷史文化街區等公共空間，通過模式化的業態構成（藝術畫廊、咖啡館、精品商店）和帶有強烈資本品位偏好的景觀生產，不斷固化人們感官上對“精致、小資”的單一化認同，過度誘導消費，鼓勵“審美化的觀賞”，而不再鼓勵對都市空間進行視覺以外的多樣感知。以上海武康大樓為例，在2019年改造前，公眾對其認知中，更加關注歷史名人故事、建筑風格和獨具特色的建筑細節，對其描述中也有著豐富的詞匯如“古樸、神秘、山花、鮮明、滄桑、轉角、痕跡”等。對其各種角度的拍攝記錄和多面向的評價，更是體現了多元的、承載個體豐富情感的“認知、度量”都市空間的方式。但在2019年改造完成后，隨著作為圖像的武康大樓在網絡媒介的泛濫、“最佳打卡點”的空間設置，以及網紅店的進駐，“打卡、拍照、冰淇淋”等視覺性的、消費性的詞匯取代歷史性的描述和認知，并成為新的高頻詞。同時，更多的拍攝角度和評價趨于相似，多數人不再從歷史建筑、都市空間本身，而是從某種范例式的“圖像”捕捉中獲得意義。而這種意義“并非建立在對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種符號（物品/符號）和區分的編碼之上”[7]泛濫的、盲從式的“打卡”行為。這便是一種符號價值編碼體系，具有明確的意義和交流過程，并用于體現打卡者自身已經達到的符號等級，以實現自身的社會區分。但事實上，“通過對某種抽象范例、某種時尚組合形象的參照來確認自己的身份”[7]，不僅難以反映出自我與他者間“真實的差別和獨特性”[7]，更促使人們喪失了對都市中的“物、空間”有創造性的“度量”能力和生活的真實體驗。

4都市公共空間承載真實“閑暇”的可能性

4.1逃離“瞬時”：從異化的都市基底中抽離

閑暇的狀態需要個體獲得內心的自由感，并通過認知、度量的行為與周圍的存在建立鏈接，而現代都市空間的基底更多是異化的、充斥著理性的、“效率至上”的，且代表權力主體的品位偏好，并不利于上述任何一種行為或心理感知的發生。故閑暇之于個體，更多意味著逃離都市的異化，獲得一小塊時空內的安穩和自在感。鮑曼在《流動的現代性》中談到，“在現代性的框架中，對‘接近不確定性的淵源’的追求，已經縮減并集中在‘瞬時’這個唯一的目標上”[8]。誰在運動和行動上最為接近“瞬時”，誰就可以統治別人[8]。處于現代性之中的個體，為了自身的安全，無論在做什么時，都會盡最大努力去保持一個高速度，去接近“瞬時”。但是這種速度并不會傳導至思考，思考需要中止和休息，需要“從容不迫、不慌不忙”[8]。因此，能承載“閑暇”的都市空間，需要從異化基底中短暫逃離，給個體思考的時間，從長久不斷的“瞬時”中抽離自身。成都的茶館空間可以看作一種逃離“瞬時”的可能性。它們隨處可見，大街上、公園里、商場內，大大小小的茶館已經與居民相伴相生而難以分割。與全國各地的茶館相比，成都的茶館以其“平民化”為特色。從古至今，多數的茶館準入門檻較低，只要沏上一壺茶，便可坐上一整天，為許多城市居民提供了一個能擺脫狹小住所而度過閑余時光的場所。茶館空間之于都市中的閑暇有著特殊的意味，其代表著人內生的對都市某種吞噬作用的抵抗。即使是如被繁華高調的IFS和太古里包裹的大慈寺茶館，紅墻內的一方院落、木門、竹椅、木質的小方桌，也足以讓人從異化的都市基底中暫時抽離出來，安放身體，獲得一點點的自由感。品茶行為本身在傳統文化中存有通往精神性思索和認知的通道，不僅是作為消遣活動，同時也是作為一種審美行為，其追求“或會于泉石之間，或處于松林之下，或對皓月清風，或坐明窗靜牖。乃與客清談款話，探虛玄而參造化，清心神而出塵表”[9]。像是位于人民公園內的鶴鳴茶社，其本身的環境營造相對容易使人達到“人與天地草木相和”的狀態，具有安放“四重”的潛力。在老式茶館中，人們活動時的觸知覺體驗十分豐富。茶博士手提銅壺摻茶時，“水注一線清脆有聲，茶客端起茶杯和茶托的叮當作響”[10]；采耳的音叉在茶客耳邊輕輕敲打，大慈寺茶館內還能在喝茶時聽到寺院的鐘聲。而木質的小方桌上留有“老茶客常光臨時在桌上習慣放置的茶托痕跡”[10]，人的行為習慣被家具材料記錄，給人以質樸的可觸碰的溫暖感。德波在《景觀社會》中提及，個體在鋪天蓋地的景觀中除了視覺以外的感官缺失：“茫茫世界，觸覺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惟余眼前誘人的影像疊映出來的景觀……”[11]，像茶館這樣的空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給個體更完整的感官體驗，這種兼具身體與精神的體驗之于閑暇而言不可或缺。當然，就茶館空間本身而言，在都市化的過程中難免會受到消費的力量侵蝕而產生一定的異化，在部分茶館中，品茶行為本身被符號化為商品，但仍有更多的茶館空間保留人的自主選擇和容納個體自在的可能性。盡管發生在其中的閑暇活動仍是依附于勞動的、片段性的，但不可否認這些活動依舊是“人”的。茶館空間提供了安放自身的環境、短暫的但是真實的自由感。

4.2松散感：鼓勵個體創造性地度量空間

Franck在《LooseSpace》一書中以“松散（loose）”一詞來描述一種“允許偶然的相遇、自發的事件、多樣性的享受和意外的發現[12]”的都市空間。松散空間對“不按常理出牌的使用，松脫原有的功能，賦予新的用途”[13]的鼓勵，如在高架橋下跳舞、在停車位舉辦書市、在大街上吃飯……以及對于“可能性、多樣性和無序性”的強調，恰與“閑暇”中的“自在的狀態、創造性度量”的內涵相通。當下都市公共空間的設計和管理，過度強調“美觀性、整體性、便捷高效”，而對“空間使用的偶然性、多樣性和可能性”疏于考量或刻意限制。如在上海近些年大力貫通的45km濱江的某些段落，隨處可見禁止“遛狗、輪滑、放風箏、跳舞”等行為的告示牌和巡邏的保安。一紙禁令總是最省事的管理方式，只是限定“麻煩事”也是在限定可能性，臨江寬闊的廣場本可以承載更加多元的日常生活和只屬于個體的獨特的閑暇方式。在“缺少管制”的都市公共空間，卻總能看見個體富有創造性的“占用、調動全身感官來度量”空間的方式，如就著“工業風”座椅野餐、乘著迎面的江風滑板、在下班后的銀行門口下棋、或來上一支優雅的雙人舞……反觀上海腹地內已相對成熟的公園，僅僅是“不過多設限”便可激發出豐富的閑暇情境。本雅明用“多孔性[12]”“即興創作的激情[12]”“行為的交織與戲劇性相遇的創造”“每一天都像是節日”來描述那不勒斯城市環境的“松散”，而魯迅公園的周末，便接近于本土化的“松散的、隨時可以由日常轉化為節慶”的狀態。廣場空間除了必要的座椅并無過多設計，可以同時容納跳舞、打羽毛球，以及僅是圍攏吹牛的大大小小的活動群體；一旁的阿姨爺叔們相互扶持登上小山，洋溢著笑容，到亭子里參加小樂團的聚會，坐下后，二胡聲起，壓過了旁邊樹下還不太熟練的薩克斯聲音；走下小山又是口琴伴奏的獨唱，再走幾步拐出林子，左手邊的百人合唱和右手邊的管弦樂隊演出已經被圍了個水泄不通。鼓勵個體享受閑暇的都市空間，意味著各色日常生活的“同時在場”，并能在流動的視線和行為中彼此促進和激發；容許個體“自由地、創造性地”度量都市公共空間，更能承載溫暖、松散和多元的日常生活。

5對都市公共空間設計的啟示

無論是“心之自由感”，還是“內生的認知、發現、度量”，閑暇狀態的發生始終強調主體性的在場，這意味著對空間“能自由使用、不過多設限、允許意義賦予”等實際的需求。對于都市公共空間設計者而言，在“空間功能分配、使用方式設定”等上帝視角式規劃設計的基礎上，還應當回歸具象的“人”的視角，思考都市公共空間如何讓人從城市的宏大敘事中抽離，容納個體的自在，鼓勵視覺以外的、多感官的、富有創造性的方式去度量都市空間。

作者：李松霖 單位：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