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佛教文化和唐宋茶文化的才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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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茶的故鄉。以神農時代開始算起，在中國，茶的發現和利用始于原始母系氏族社會，距今大約有五六千年的歷史了。

而茶以文化面貌出現則可以追溯漢代，漢代文人倡飲茶之舉為茶進入文化領域開了個頭。有正式文獻記載的是漢人王褒所寫《僮約》。最早喜好飲茶的多是文人雅士，如在我國文學史上，提起漢賦，首推司馬相如與楊雄，而他們兩個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馬相如曾作《凡將篇》、楊雄作《方言》，一個從藥用，一個從文學角度都談到茶。晉代張載曾寫《登成都樓詩》：“借問楊子舍，想見長卿廬”“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茶文化產生之初是由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開始的。兩晉北朝時，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養廉”，以對抗當時的奢侈之風。魏晉以來，天下騷亂文人無以匡世，漸興清淡之風。這些人終日高談闊論，必有助興之物，于是多興飲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賢。后來清淡之風發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飲終日不醉的畢竟是少數，而茶則可長飲且始終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們就轉而好茶，所以后期出現了許多茶人。而到南北朝時，幾乎每一個文化、思想領域都與茶套上了關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潔、對抗奢侈之風的工具在詞賦家那里，茶是引發思維以助清興的手段；在佛家看來，茶是禪定入靜的必備之物。這樣茶的文化、社會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兩晉南北朝中國茶文化初現端倪，到了唐朝終于形成了中國茶文化。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與當時的經濟、文化發展相關。唐朝疆域廣闊，注重對外交往，長安是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國茶文化正是在這種大氣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還與當時佛教發展，科舉制度，詩風大盛，貢茶的興起，禁酒等有關。唐朝陸羽自成一套的茶學、茶藝、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經》，是一個劃時代的標志。《茶經》非僅述茶，而是把諸家精華及詩人的氣質和藝術思想滲透其中，奠定了中國茶文化的理論基礎。

唐代禪宗就十分興盛，茶與佛門之間的關系也就更加密切了。禪宗重視“坐禪修行”，要求排除所有的雜念，專注于一境，以達到身心“輕安”、觀照“明凈”的狀態。所以要求參禪的僧人要“跏趺而坐”“過午不食”。而茶則有提神養心之用，又可使饑餓感減輕，所以就選茶作為其飲料。如，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效仿，遂成風俗。”唐代僧人所飲的茶有“茶蘇”之稱。《晉書》卷九十五《藝術傳》，僧人單道開在臨漳昭德寺修行，“時復飲茶蘇一二升。”

如果說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為主的茶文化，那么宋朝則進一步地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宮廷茶文化的出現，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間斗茶之風的興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為點茶法，并講究色香味的統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現泡茶法，為飲茶的普及、簡易化開辟了道路。宋代飲茶技藝是相當精致的，并將思想感情融匯進去。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數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與相關藝術融為一體的過程。像徐鉉、王禹稱、林通、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黃庭堅、梅堯臣等文學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詩人有茶詩，書法家有茶帖，畫家有茶畫。這使茶文化的內涵得以拓展，成為與文學、藝術等純精神文化直接關連的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飲茶作為增進友誼、社會交際的手段，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進新居，左右鄰居要彼此“獻茶”；鄰居間請喝茶叫“支茶”。這時，茶已成為民間禮節。

佛門的飲茶隨著世俗飲茶也漸漸講究起來了，各寺院都設有“茶堂”，茶堂西北角有一鼓即“茶鼓”，東北角則為“法鼓”。專門有一管燒水煮茶的“茶頭”和尚，有的寺院門口還設有“施茶僧”。佛教寺院的茶稱為“寺院茶”，有很多品目：

1、奠茶：供佛、菩薩、祖師；

2、戒納茶：僧人按受戒時間先后排序喝的茶；

3、普茶：寺人共同煮飲喝的茶。不僅名目不同，茶的質量也不同，上敬佛，中待客，下自飲。

可以說當進入到宋代這個茶文化高度發展的輝煌時代，佛教與茶文化的相互影響與融合表現得更為密切。這種影響與融合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佛教僧侶促進了茶藝的發展

宋代對茶的熱愛有很大一部分是表現在對茶藝的追求上，將它作為日常娛樂的一部分(如斗茶、分茶的興起)，茶技發展到精益求精的地步，創造出了茶的藝術美，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鮮見的，沒有哪個朝代的文人如此熱衷于斗茶，注重茶的感官趣味。

首先，僧人對品茶方式的貢獻。以分茶為例：分茶是一種技巧性很強的烹茶游戲，善于此道者，能在茶盞上用水紋和茶沫形成各種圖案，也有“水丹青”之說。陶谷《清異錄·茗苑門》有“茶百戲”條記：“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七，別施妙決，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

當時人也稱這一技藝為“湯戲”。而這種獨特的藝術美的創造，很大一部分都得歸功于僧人的貢獻。宋代斗茶、分茶方面的高手基本上都是出自佛門，謙師就是其中留有記載的一個：元四年(公元1089年)，蘇東坡第二次來杭州上任，這年的12月27日，他正游覽西湖葛嶺的壽星寺。南屏山麓凈慈寺的謙師聽到這個消息，便趕到北山，為蘇東坡點茶。蘇東坡品嘗謙師的茶后，感到非同一般，專門為之作詩一首，記述此事，詩的名稱是《送南屏謙師》，詩中對謙師的的茶藝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

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

天臺乳花世不見，玉川鳳液今安有。

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謙師治茶，有獨特之處，但他自己說：“烹茶之事，得之于心，應之于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他的茶藝在宋代很有名氣，不少詩人對此加以贊譽，如北宋史學家劉分攵有詩句曰：“瀉湯奪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是很妙的概括。后來，人們便把謙師稱為“點茶三昧手”。

福全和尚則是另一個留有記載的分茶高手。陶谷《清異錄·茗苑門》“生成盞”條：“福全和尚‘能注湯幻茶，成一句詩，并點四甌，共一絕句，泛乎湯表。’小小物類唾手辦而。”陶谷認為這種技藝“饌茶而幻出物象于湯面者，茶匠通神之藝也。”

其次，佛門中人對茶的種植與品種發現也起了重要作用。千百年來各寺院都遵循一條祖訓：“農禪并重”。“山中別無產，衣食取與茶”，可見制茶、售茶對僧人的影響，許多名茶都是由和尚制的，如“碧螺春”產于洞庭水月院山僧，原名“水月茶”。烏龍茶中名品武夷巖茶也由寺僧制作。蒙頂山茶制作，采集也由僧人經手……。

二、茶加強了佛門與世俗及對外的文化交流

“牢系鹿幾防獵客，滿添茶鼎候吟僧”。宋代的佛寺常興辦大型茶宴，請許多的文人名士前來赴會。茶宴上，要談佛經與茶道，并賦詩，把佛教清規、飲茶談經與佛學哲理、人生觀念都融為一體，點茶——聞香——飲茶——評茶，氣氛融洽，這樣就使得佛教文化與世俗文化有了交流的機會，開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徑。

其中最有名的茶宴要算是“徑山茶宴”。徑山，位于天目山東北高峰，處于浙江著名的產茶區。徑山寺始建于唐，到宋時十分有名，宋孝宗親自御筆題額“徑山興盛萬壽禪寺”，從宋到元，都享有“江南禪林之冠”，而茶宴也舉辦了將近一百年之久。另外，除了正規的茶會、茶宴之外，宋代的許多文人私下也樂于與僧人結交，以茶會友，以茶問道，如蘇軾、黃庭堅等文人，還留下了許多與茶有關的詩詞。

茶，也促進了中原與各個國家、地區的文化交流。(日本)森本司郎《茶史漫話》認為茶傳入日本，有兩人非常關鍵：一是753年東渡日本的鑒真(帶去茶葉)；二是最澄法師在804年即貞觀20年來到中國浙江天臺山，專心學法，也對當地寺院采茶區進行了學習，帶回茶樹樹苗到日本，并種植于近江地區臺麓山，這在日本被看作植茶第一人。另空海也帶回茶籽，推動了茶道的發展。這時茶主要流行于日本的上流階層與僧人之間。

茶東傳日本的又一高潮就是宋朝。1168、1187年日本榮西禪師兩次來到中國遍訪各地，居住達年二十四年之久，在1192年回國時就攜帶茶樹種籽，并親自種植，到晚年根據在中國考察的情況及自己在日本種茶經驗而寫成《吃茶養生記》(1241年)，全國開始推廣飲茶。至此，日本開始飲茶習慣，并養成以“和、敬、清、寂”為根本精神的日本茶道。可見，茶對促進宋王朝與日本文化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橋梁作用。與此同時，中國茶也由佛門弟子帶到了朝鮮。

三、佛教精神融合的產物——茶道

如果僅僅從上述兩方面來看待佛教對宋代茶文化的影響的話，那么就只能停留在一種表面或者說是物質方面的膚淺的認識上，我們將難以觸及到宋代茶文化深刻的內蘊，要想真正全面地了解這個茶文化異常繁榮輝煌的特殊時代的獨特之處，在談宋代茶文化與佛教的關系時，就不能不談“茶道”。

中國“茶道”二字首先由禪僧提出，這樣使飲茶從技藝提高到精神的高度。中國茶文化總的思想趨向是熱愛人生、追求愉悅，而佛教精神強調的是苦寂。佛教作為外來文化，自漢代傳入中國，當時被宮廷、貴族用來祈福、祈壽、求多子多孫或保國家安寧。佛教飲茶最早是在晉朝。南北朝時，佛教被統治者用來麻醉老百姓，作為統治工具，此后歷代皇朝都樂于利用，佛教因此發展，并出現不同學派體系。佛教禪宗主張圓融，能與其它傳統文化相協調，從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發展，并使飲茶之風在全國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進“清靜”思想，希望通過飲茶把自己與山水、自然融為一體，在飲茶中體味美好的韻律，使精神開釋。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種“悟”，飲茶可得道，佛與茶便連結起來了。

下面試舉一例說明：“吃茶去”，是很普通的一句話，但在佛教界，卻是一則禪林公案。唐代趙州觀音寺高僧從諗禪師，人稱“趙州古佛”，他喜愛飲茶，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因而也喜歡用茶作為機鋒語。據《指月錄》載：有僧到趙州，從諗禪師問：‘新近曾到此間么?’曰：‘曾到’，師曰：‘吃茶去。’后院主問曰：‘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吃茶去’。”

“吃茶去”是一句極平常的話，禪宗講究頓悟，認為何時何地何物都能悟道，極平常的事物中蘊藏真諦。茶對佛教徒來說，是平常的一種飲料，幾乎每天必飲，因而，從諗禪師以“吃茶去”作為悟道的機鋒語，對佛教徒來說，既平常又深奧，能否覺悟，則靠自己的靈性了。

到了宋代，受程朱理學從小事出發去挖掘真理的思維方式的影響，飲茶風尚中便少了一些富貴堂皇，多了一些書卷氣，側重于陶冶情操。對茶的風格有了更深一層次的思考，認為茶具有一種理性的靈光，賦予茶凝重端莊的人格。《東坡志林》卷十記載了司馬光與蘇軾之間的一段與茶有關的理性思考：

司馬溫公(光)曰：“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蘇軾：“二物之質誠然矣，然亦有同者。”

公曰：“何謂?”

軾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蘊藏，實無以異。”

公笑以為是。

曾幾《東軒小室記事》：“烹茗破碎鏡，柱香玩詩編……聞無用心處，參此如參禪。”可見，當時的文人將飲茶、寫詩與參禪相提并論。

宋王朝是一個奇特的時代，軍事力量上的脆弱卻造就了雅文化的高度發展，而將儒家、道家、佛家思想融合到一起，充滿理性色彩的清雅凝重的茶文化，則使它足以傲視其他任何時代，與唐并稱為盛世。可以說此時茶文化與佛教精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統一，無論是外在的技藝，還是內在的思想追求方面都達到了整個茶文化發展史上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