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人民利益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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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共產黨人民利益觀的主要內容

我們黨的利益觀是以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核心內容的觀念體系。思想、鄧小平理論都是圍繞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個核心內容展開的，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制定和實行的正確的路線、綱領、方針、政策都是人民利益觀的體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迄今對人民利益觀核心內容最清晰、最完備的總結和概括，我們黨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上提出的新觀點和新要求，使黨的人民利益觀得到極大的豐富和擴展。

（一）以逐步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為出發點，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注重幫助解決困難群眾生產和生活問題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指出：“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1](P864)。制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必須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基本著眼點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前進。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保護發達地區、優勢產業和通過辛勤勞動與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人們的發展活力，這是加快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是否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始終關系黨的執政全局，關系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全局，關系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全局。把絕大多數人團結在我們黨周圍，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奪取革命、改革和建設事業勝利的強大力量源泉，是我們黨的一大政治優勢。

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是最基本的民生問題。“關心群眾，首先要關心困難群體的疾苦；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首先要為困難群體謀好利益，因為他們眼前最困難，最需要幫助。”[2](P645)在極端艱苦的戰爭年代，為了組織和動員人民群眾支持和參加革命，我們黨幫助群眾解決穿衣、住房、柴米油鹽、疾病、婚姻問題，黨執政后“我們完全擁有解決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問題的條件和能力。如果不能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是無法向黨、向人民交代的”[2](P113)。從群眾最關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入手，注重解決群眾的燃眉之急，同時又有發展和治窮的通盤考慮和長遠安排，確保有關政策措施落實到位，使困難群眾切實感受到黨和國家的關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溫暖。

（二）高度重視廣大人民的物質利益，在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切實使廣大人民不斷獲得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物質需要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3](P79)，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東西。物質利益是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基礎和保證，主要在既定的經濟關系中通過經濟活動得以實現，而經濟利益則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經。“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4]，否則很難動員和組織人民、發揮強大的利益整合功能，不可能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無法體現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當然，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5](P146)

社會主義社會是經濟、政治和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社會。廣大人民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密切相關，必須把它們緊密結合起來并使之不斷地得到全面實現。“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6](P663)。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黨和國家一切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逐步滿足廣大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改革、發展生產力、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最大的政治，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積極有序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

在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過程中，既著眼于人們現實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又著眼于促進人民素質的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不斷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在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基礎上，使人民群眾不斷得到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努力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群眾共同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也是全面實現廣大人民利益的目標。

（三）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調節各種利益關系，承認和保護正當的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大力倡導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

國家利益集中體現廣大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在各種利益類別中，國家利益處于最高層次，應當得到優先考慮和安排。大河沒水小河干，國家利益保不住或受損害，其它利益也會喪失或不能保全。我國內政外交都必須維護國家利益，當國家利益與集體利益或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處于較低層次的利益要服從較高層次的利益，即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一般利益服從根本利益，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要在國家和社會利益的發展中得到實現，其實現和發展必須符合社會主義法律和道德規范，不能損害國家和其他集體或個人的利益。“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共產黨員要在大局下做好各自的工作，承擔起維護和服從國家利益的責任，時時著眼于大局，處處顧全大局。

當然，“我們提倡和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暫時利益”[5](P175)。只有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結合起來，才能把一切積極因素充分調動和凝聚起來，使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造福于廣大人民。“為此，就不能只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7](P28)。在承認和保護正當的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并盡可能地為其實現和發展創造條件的同時，必須堅決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大力倡導大公無私、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等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6](P522)

改革是對利益關系的調整。“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各種利益關系，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正確地統一和結合起來，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把他們的積極性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2](P111)

（四）正確區分和妥善處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增強政策觀念，提高處理能力，采取正確、有效的應對方法，切實維護社會穩定

敵我矛盾是在根本利益沖突基礎上的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7](P206)總體看，解決社會主義社會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對敵人要用專政的方法，強迫其服從國家法律、從事勞動并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通過說服教育、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達到團結——批評——團結的目的，或者用經濟、行政和法律的手段處理。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敵我矛盾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的、層出不窮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國內還有嚴重刑事犯罪分子，國際敵對勢力不斷對我“西化”、“分化”，境內外敵對分子往往相互勾結、伺機興風作浪，我們要有高度的警覺。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利益關系的必要調整，人民內部矛盾比我們黨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更加錯綜復雜，各級領導干部要結合新的實際，增強政策觀念，提高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能力。要見微知著，抓好人民內部矛盾的預防，把矛盾解決在基層、當地和萌芽狀態，不能麻痹大意、讓事態擴大。防止簡單粗暴，尤其不能用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注意保護廣大人民的合法權益。發現敵對勢力趁機煽動破壞，要在迅速查清事實后堅決予以揭露，并依法懲治。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事關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得好，可以增強人民的團結，促進我們的事業興旺發達；處理得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會變成大事，甚至釀成亂子，就會給我們的社會穩定和事業發展帶來不應有的損害”[2](P218)。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最根本的途徑是深化改革、促進發展，不斷滿足廣大人民的利益需求。

（五）堅持“三個有利于”標準，注重實踐效果和人民評判，把廣大人民是否擁護、贊成、高興、答應作為檢驗政策及其實踐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的根本標準

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這歸根到底是個實踐問題。廣大人民是社會實踐的主體，“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們工作價值的最高裁決者”[2](P638)。評判黨的政策和工作，要以實踐效果和廣大人民的切身感受為依據。

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我們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對不對，做得好不好，要有一個根本的衡量尺度，這就是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2](P638)凡是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人民擁護、贊成、高興、答應的。在農村實行任何一項政策和開展任何一項工作，都必須首先考慮是有利于調動還是會挫傷農民的積極性，是維護還是會損害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是解放和發展還是會阻礙農村生產力，“這是我們制定農村政策必須堅持的基本準則，檢驗政策是否正確的根本標準”[2](P124-125)。

二、中國共產黨人民利益觀的基本特性

世界上宣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比比皆是。自近現代意義的政黨形成后，各政黨一切為人民的口號大都言之鑿鑿、娓娓動聽。但利益觀宣示僅僅屬于政黨政治的表層，利益觀本身及其與之相關的問題——政黨的性質宗旨、思想基礎以及傳統作風等，則是政黨政治的深層問題。在與資產階級政黨比較中探究這些問題，可以凸現我們黨人民利益觀的特征。

（一）我們黨的人民利益觀是其性質和宗旨的體現，實現了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統一，除了中國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我們黨沒有自身特殊利益

按階級屬性劃分，世界上的政黨主要分為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兩大類。這兩類政黨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質、宗旨，由此決定了黨的利益、階級利益與人民利益的關系的不同。

盡管不同的資產階級政黨可能代表資產階級不同階層或集團的利益，但總體上都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因而資產階級政黨利益、階級利益與人民利益是根本對立的，人民群眾成了資產階級政黨和整個資產階級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曾對資產階級政黨在革命中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利益的現象作過透徹分析：“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余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系，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系的壓力下還不能夠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3](P100)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而無產階級的運動則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我們黨是中國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唯一聯系中國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政黨。中國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代表中國最先進的生產力，自身解放過程也是一切勞動者解放的過程，并且只有解放全體勞動者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其根本利益與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們的歷史命運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同資產階級的政黨相反，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8](P217-218)

我們黨胸襟寬廣、目光遠大，完全超越了資產階級政黨狹隘的階級利益局限，達到了自身利益與中國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契合，除了中國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由此，我們黨才有資格和勇氣向世人昭示：“中國共產黨員的含義和任務，如果用概括的語言來說，只有兩句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8](P257)；“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9](P285)

（二）我們黨的人民利益觀摒棄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科學、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思想理論與利益觀是同一類范疇。任何政黨都有自己的指導思想或理論基礎，而“‘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10]。

資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基礎的實質是個人主義，主要表現形式是利己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抽象的人道主義。在資產階級確立統治地位后，個人主義以極端形式成為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思想理論核心，貫穿于行為活動中的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從根本上違背了無產階級的利益。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11]

當然，在中外歷史上，有一些進步思想家曾探討過如何爭取社會大多數人利益的問題。有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曾設計和實驗過“烏托邦”計劃，由于不具有科學性而最終歸于失敗。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愛爾維修曾提出“合理的利己主義”思想，19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提出過以謀求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利益計算法命題，但都無法掩蓋其個人主義的實質。1842-1843年馬克思任《萊茵報》編輯，在為勞動人民利益而斗爭中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從而促使他研究政治經濟學，關注的視野由撿枯枝、采集野果的窮人和摩塞爾地區的貧苦居民轉到了無產階級身上，發現了無產階級利益與廣大人民利益的契合點及其對人類解放的持久體現。在借鑒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馬克思超越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狹隘自然主義的思想局限，揭示了資產階級剝削的秘密和資產階級利益與無產階級利益之間矛盾的對抗性實質，總結出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爭取自身利益、實現徹底解放的規律，創立了新的世界觀，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

馬克思主義是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其顯著特征之一是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而“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2]。指出：“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1](P1093)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這是我們黨的利益與階級利益、人民利益高度統一的思想保證，也是揭露資產階級政黨利益觀的銳利思想武器。列寧指出：“如果你們沒有指出哪些階級的利益，哪些在當前占主導地位的利益決定著各政黨的本質和這些政黨的政策的本質，那么事實上你們就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13]

（三）我們黨的人民利益觀與實踐緊密結合，能夠切實貫徹到為人民服務的實際行動中，共產黨人堅持不懈地為人民利益而奮斗，是人民利益的踐行者

我們黨創造了把人民利益觀與實踐緊密結合的優勢和條件。我們黨實行民主集中制，具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盡管我們黨是個大黨，但能始終保持全黨思想政治上的一致，形成統一意志和行動。我們黨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和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黨的人民利益觀在各代領導集體多次交接中傳承、發展，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信念一以貫之。

我們黨切實把人民利益觀貫徹到為人民服務的實際行動中。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實際，我們黨按照人民利益觀的要求確定奮斗目標，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不懈奮斗。早在1937年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長歲月中，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戰爭的最前線。”[14](P184)一個實在的行動勝過一打綱領，我們黨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經受過艱苦磨難、作出過巨大的犧牲，大批共產黨人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各條戰線為人民利益舍“小我”之私求人民“大我”之利，成為最可歌可泣的人民利益踐行者。據統計，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犧牲的共產黨員有三十余萬，一家就有6人為人民利益犧牲。曾深情地說，這些先烈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

資產階級政黨一旦執政，就不遺余力地利用國家政權攫取本階級、集團和執政官員個人的私利，選民的利益受到漠視和冷落，形成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資產階級政黨的執政過程反映的是資產階級內部的權力爭斗規則，由于自身代表的階級利益的狹隘性、政黨內部寡頭化傾向的滋生以及金錢政治的困擾，沒有也不可能由衷地滿足廣大人民的切實利益。對于我們黨而言，爭取和堅持執政不是根本目的，只是我們黨為了獲得為人民謀利益的政治條件或手段，以便更充分實現、發展和維護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取得執政地位僅僅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我們黨是這樣說的，也完全是這樣做的。建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廣大人民享受到了從未有過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四）我們黨的人民利益觀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黨的人民利益觀實踐的科學總結，為我們黨永葆先進性奠定了新的重要思想基礎

我們黨是在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先進文化的孕育下成長和壯大起來的。黨的人民利益觀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就是在實踐中貫徹落實的過程，同時也是其不斷接受實踐檢驗并豐富、發展的過程。

我們黨不勝枚舉的理論表述和實踐活動，一再詮釋和證明了黨的人民利益觀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和事業，目的都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都必須真心實意地依靠群眾才能做好”[2](P638)；人民群眾的主體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勞動群眾——“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廣大農民，始終是推動我國先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根本力量”[15](P14)；人民是個具體、歷史的范疇，包括所有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在我國新時期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我們黨不斷打破舊的利益格局，調整社會利益關系，尋求實現廣大人民利益的新途徑。在新時期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物質利益和就業方式多樣化趨勢日益發展的條件下，我們黨提出和實行了一系列正確的利益整合新思路，在實踐中取得了輝煌成就。理論創新是實踐創新的先導。先鋒隊的性質，與時俱進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在積極接受實踐檢驗中不斷豐富發展的人民利益觀，從根本上保證了我們黨的先進性。正因為如此，我們黨才能從小到大、由弱到強，在極端艱苦和異常復雜的環境下戰勝強敵，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斷奮起，贏得了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是我們黨人民利益觀實踐的科學總結，蘊涵著開拓創新的內在要求，統領著我們黨在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的征程上不斷邁進。

三、中國共產黨人民利益觀的根本實現途徑

利益是觀念問題，更是實踐問題。利益觀的實踐不僅要有自覺、強烈的意識和愿望，而且要有切實可行的途徑。在八十多年的奮斗中，我們黨探索出了人民利益觀的根本實現途徑，這條途徑是實現、發展和維護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必由之路。

（一）徹底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建立、鞏固和擴大最廣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礎，從根本上消除大規模利益對抗的根源

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利益格局中，沒有也不可能形成廣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礎，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幾乎被完全湮沒（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以土地兼并為特征、租佃制度為主的地主經濟始終占統治地位。地主、官僚瘋狂兼并、掠奪土地（在1927年后愈演愈烈），1934年約占全國68%的耕地被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占農村人口90%的中農、貧農、雇農占有的耕地不到1/3。作為中國半封建社會生產關系代表的地主、富農鮮有農業資本家氣息，主要靠高額地租購買土地和維持其驕奢淫逸生活，而農民則靠租佃土地為生（大部分地租高達80%），遭受名目繁多的地主、官僚的奴役和盤剝。這種反動、腐朽的生產關系造成了中國近代工業發展資金的嚴重匱乏，阻斷了工業原料的供應和商品糧、工業品銷售市場，廣大農民無力擴大再生產甚至無法維持簡單再生產，是中國人民的一大禍害。再看看與半殖民地社會密切相關的一些事情。向中國輸入鴉片，這是外國資產階級對中國進行的一項極端惡劣的經濟侵略活動，中國廣大人民由此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身心毒害。與此同時，帝國主義一次次野蠻侵略，逐漸控制中國海關、對外貿易、交通運輸、財政金融等經濟命脈，瘋狂掠奪中國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操縱中國的政治和軍事，中國處于瓜剖豆分、任人宰割、蒙受屈辱的境地。清政府一再割地賠款，倒臺后北洋軍閥混戰不已，國民黨內亂頻仍，官僚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緊密勾結，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城市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中國軍民傷亡3500余萬人，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中華大地千瘡百孔，民族工商業步履艱難，廣大人民處于饑寒交迫、生死兩難的水火境地，何談他們的利益？）。我們黨在貫徹人民利益觀過程中，首先致力于徹底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建立和擴大最廣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礎。這一利益基礎主要通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來奠定，著重體現在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

我們黨一再強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系，消除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趕走外國侵略者和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同志指出，八十多年來，我們黨領導各族人民為中國社會的進步做了許多事情，“總起來說，就是三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第二，消滅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第三，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件事情還正在做”[16]。我們黨做這三件大事，就是建立、鞏固和擴大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礎，形成社會主義利益關系體系的特點和優勢。建國后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廣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礎基本形成，并在新時期利益關系的正確調整中不斷鞏固和擴大。

根本利益是相對的、有層次的。廣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礎是一種具有最高形式和決定性作用的根本利益，能夠從根本上帶動和保證其它利益的實現；沒有這種利益基礎或利益基礎受到損害，其它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落空或不能保全。廣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礎的建立和不斷擴大，消除了國內大規模利益對抗的根源，為進一步協調利益關系，實現、發展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創造了至關重要的條件。新時期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憑借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國民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民主政治、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穩步發展，廣大人民得到了空前的實惠，正以堅定的步伐向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邁進。我國貧困人口已經由1978年的2.5億減少到目前的不到3000萬，24年中消除貧困人口約2.2億人，基本解決了千百年來困擾中國人的溫飽問題，這在中國歷史上和世界范圍內都是沒有的。馬克思指出：“這個世界之所以充滿危險，是因為世界……是許許多多利益的天下”[17](P216)，但憑借廣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礎，我們通過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把各種利益結合、兼顧起來，妥善處理了利益關系中的各種矛盾，保持了社會安定團結，在全球化浪潮和國際綜合實力競爭中奮勇搏擊。

“中國離開社會主義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5](P166)捍衛社會主義就是捍衛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捍衛我們黨和廣大人民用鮮血和汗水換來的最基本的公平和正義，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國家獨立和統一，人民團結和社會穩定，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廣大人民利益的最根本的保證，必須倍加珍惜并為之努力奮斗。

（二）通過改革進一步調整社會利益關系，完善廣大人民利益的實現、發展和維護機制，增強我們黨的利益整合功能，抵制市場經濟活動中的消極因素

利益是人們社會活動的基本動因，而利益關系是社會關系的實質性內容。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和文化關系是基本的利益關系，在為實現、發展和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奠定了可靠的基礎的同時，某些環節或方面還存在著缺陷，必須通過改革來調整和完善。針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之初，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存在著既相適應又在個別環節和方面不相適應的情況，曾要求通過改革和調整的辦法來解決，但未能全面進行下去。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弊端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妨礙廣大人民的利益追求和實現，影響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廣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礎。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17]，政治和其它方面的關系又是經濟利益關系的體現。改革是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其中的每一項措施都涉及人們的切身利益，實質上是對利益關系、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必須通過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達到。改革的性質、目的和手段，決定了改革帶來的利益關系調整和變化必然順應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盡管在利益關系調整中，有些人的暫時的具體的利益有一些損失，但有助于建構一個更加合理的、對實現現代化更具本質意義的現代階層結構，形成一種更有效的為社會各階層廣泛認同并共贏的利益實現、發展和維護機制，這種機制符合絕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共產黨人用黨性來抵制市場經濟活動中的消極因素，懲治以權謀私，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保證和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建立和發展，使新體制服務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我們黨把市場經濟作為手段，充分運用它為人民創造財富，防止兩極分化和權力商品化，不允許把等價交換原則引入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

經過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以此為基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正在發展和完善。改革打破了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經濟缺乏動力、效率和效益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不斷發展中走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在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廣大人民追求、爭得和保護自身利益總體上有了道德的支撐，更有了制度上的安排和法律上的保證。按照黨的十六大對我國改革的部署繼續推進，切實加強制度建設，完善制度體系，確保制度落到實處，我國廣大人民將在更加合理的利益關系中共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三）按照人民的意愿制定和執行政策，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堅決反對和克服一切違背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為

黨的政策以黨的主張的權威形式，規定在一定歷史時期或階段內應該達到的奮斗目標、遵循的原則、完成的主要任務、實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驟和措施等。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但是在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以后，多年來沒有制定出為發展生產力創造良好條件的政策……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改革，就是要選擇好的政策。”[9](P134-135)

從根本上說，正確的政策應當是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觀念化、主體化和實踐化的反映，其制定和實行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黨的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們黨的認識路線和工作路線，也是實現黨的人民利益觀的內在要求和基本途徑。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在基層和群眾中做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傾聽群眾呼聲和反映廣大人民的意愿，從人民的實踐中汲取智慧和經驗，把黨的政策轉化為群眾爭取自身利益的自覺行動，并在實踐中接受檢驗。政策施行過程中要時刻關注群眾的愿望、意見和情緒的變化，把他們的喜怒哀樂放在心上，并以此作為衡量各項政策和工作的第一信號，多數人滿意就說明是正確的，少數人滿意而多數人不滿意就需要調整。盡管有些政策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但在實行中由于方法不當也會妨礙或損害人民的利益，曾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舉了在河南一個地方修飛機場的例子（注：說：“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做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這樣的事情即使在今天也還很多，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正確的政策確定后干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領導干部要牢記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兩個務必”，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堅決反對和克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以及其它一切不正之風。要自覺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始終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決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決不與民爭利。要有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腐敗與人民利益是不相容的，對于極少數腐敗分子，要依照黨紀國法堅決予以懲處。

（四）一切相信和依靠人民，充分調動廣大人民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8]。人民的利益不是哪一個人的“恩賜”和“善待”，也不僅僅是一時一事的“雪中送炭”，必須依靠人民的自覺奮斗去爭取。黨領導人民群眾的實質是宣傳、動員和組織群眾，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依靠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實現其自身解放。“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全社會全民族的積極性創造性，對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始終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2](P14)。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們黨人民利益觀的科學總結，也是制定和執行政策的科學指南。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能從根本上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改革和建設獲得廣泛、可靠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我們黨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獲得了更有利的密切聯系群眾的條件，同時也增加了脫離群眾的危險，執政時間越長脫離群眾的危險性越大，在利益關系大調整時期的危險性更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充分發揮“最大優勢”和消除“最大危險”的有力保證。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們黨把發展擺在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位置上，努力推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必將更加充分地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我們黨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徹到黨的建設的各個方面，貫徹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個領域，這一切都是為了造福人民、惠澤華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要全體共產黨員堅持黨的人民利益觀，真正按照“一個宗旨、兩個務必、三個代表”去實踐，我們黨就如同永遠不離大地母親的安泰，與廣大人民始終保持血肉聯系，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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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馬克思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