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自由貿易園區的功能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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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經濟向“新常態”的轉型時期，自由貿易園區的制度設計更應體現引領經濟結構升級的職能。本文以此為價值導向，從政府職能轉變、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化、金融制度創新等四個方面，全面考察了自由貿易園區的功能定位。著重探討了自由貿易園區如何通過制度設計和模式創新，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優化產業結構、轉變貿易方式、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輻射帶動區域經濟增長。從功能定位層面，揭示了自由貿易園區引領經濟轉型升級的邏輯和路徑。

關鍵詞：政府職能轉變；投資貿易便利化；金融創新；經濟轉型升級

一、問題的提出

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悄然發生變化，建立在人口紅利、高資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投資、高污染、高對外貿易依存度、低科技貢獻率基礎之上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產能過剩、結構失衡、流動性過剩、金融風險、債務危機等結構性問題日益顯現。經濟發展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疊加的復雜階段，面臨著“劉易斯拐點”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雙重威脅。經濟增長由金融危機時期的“周期性減速”進入發展紅利消退導致的“結構性下滑”，[1]“中高速”增長成為經濟發展的潛在趨勢。面對中國經濟發展出現的新形勢和新變化，習指出，我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階段，我們要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新常態”的思想內涵進行了具體闡釋，指出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新常態”階段演化，經濟發展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為應對經濟發展呈現的“新常態”，我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努力推進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積極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大膽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①通過簡政放權，開放民間投資，提升服務業比重，大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努力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并在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四省市選取一定區域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意在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通過制度的先行先試，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成立，標志著我國開啟新一輪的對外開放戰略；2015年4月，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成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區揭牌，把對外開放推向更高水平。自由貿易園區是繼經濟特區、國家經濟新區之后，新一輪的對外開放，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創新發展的先行者。按照國家總體部署，各地自由貿易園區均以制度創新為核心，積極貫徹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在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探索區域經濟合作新模式，建設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營商環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潛力，破解改革難題。積極探索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升事中事后監管能力和水平。力爭建成符合國際高標準的投資貿易便利、監管高效便捷、法治環境規范、輻射帶動功能突出的自由貿易園區，形成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②在經濟發展呈現“新常態”的轉型期，自由貿易園區作為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橋頭堡，承擔著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示范、帶動、服務國家經濟轉方式、調結構、促增長，實現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的責任，其功能設計應充分體現引領國家經濟轉型升級的作用。因此，分析自由貿易園區與經濟“新常態”的內在關聯，探討自由貿易園區引領“新常態”階段經濟轉型升級等問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本文以“新常態”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為價值取向，以上海、天津、廣東、福建四大自由貿易試驗區為研究對象，綜合考察國內自由貿易園區的功能設計，探討其在經濟轉型期推動經濟制度創新、引領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中的意義和作用。

二、完善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的事中事后監管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③在全面改革開放的攻堅期和深水期，我國必須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自由貿易園區作為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一直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作為一項重要探索內容。積極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創新政府管理模式，按照國際化、法制化的要求，探索建立以國際高標準投資和國際貿易體系相適應的行政管理體系。大力推進監管模式創新，構建以“負面清單”為核心市場準入管理模式，轉變行政審批管理方式，推進審管職能分離，制定政府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明確政府權力邊界，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2]通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給市場讓出更大的空間，創造更公平的環境，讓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發展潛力、市場競爭力競相迸發，釋放更多改革紅利。積極推進工商登記與商事登記制度改革相銜接，試點推行企業注冊資本認繳制、“先照后證”制，改企業年度檢驗制為年度報告公示制，放寬企業準入環境，為市場主體提供便捷高效服務。為提高行政效能，自貿區逐步完善企業投資貿易的信息網絡平臺，創建不同部門協同管理機制，建立一口受理、綜合審批和高效運作的服務模式。改變了原有的工商、質檢、稅務、鑒定等職能部門辦事窗口各自獨立的格局，整合了各部門職能、簡化了辦事流程，形成了“一表申報、一口受理，部門流轉、綜合審批、統一發證”的運行方式。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自創立以來，逐步完善企業準入的“單一窗口”模式，并推進其向企業工商變更、統計登記、報關報檢單位備案登記等環節拓展，擴大“單一窗口”受理事項范圍，提高整體服務效能。④其他三大自由貿易園區積極效仿上海經驗，大力推進“單一窗口”模式。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建立綜合統一的行政審批機構，實施“一顆印章管審批”，⑤建立對外投資合作“一站式”服務平臺；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推進行政審批標準化、信息化建設，探索全程電子化登記和電子營業執照管理，建立一口受理、同步審批的“一站式”高效服務模式，建設市場準入統一平臺和“單一窗口”服務模式，實現多部門信息共享和協同管理。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實施“一口受理”服務模式，建立對外投資合作“一站式”服務平臺。在國際貿易領域，四大自由貿易園區統一實施了“單一窗口”管理模式，完善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的貨物進出口和運輸工具進出境的應用功能，進一步優化口岸監管執法流程和通關流程，實現貿易許可、支付結算、資質登記等平臺功能，將涉及貿易監管的部門逐步納入“單一窗口”管理平臺。“一口受理”或“單一窗口”服務模式的實施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節約了企業運行成本，在自由貿易園區注冊一家企業原來至少需要29個工作日，現在最快只需4個工作日就能辦妥備案證明、營業執照、企業代碼和稅務登記等手續；貨物進出口通關時間也壓縮了三分之一以上。在著力為市場主體營造寬松準入環境的同時，自由貿易園區相應加強了對事中、事后的監管。逐步推進監管標準規范制度建設，加快形成行政監管、行業自律、社會監督、公眾參與的綜合監管體系，著力構建寬進嚴管的市場準入和監管制度。加強對自由貿易園區內企業在區外經營活動進行全過程跟蹤、管理和監督，構建適應現代市場的事中事后監管制度體系；建立安全審查機制、反壟斷審查機制、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制度、信用管理體系、綜合執法體系和部門監管信息共享機制，加強對自由貿易園區經濟運行的管理和風險防控，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綜合服務能力。深化海關、質檢、工商、稅務、金融監管及外匯等部門協作，依托地方政府主導的電子口岸等公共電子信息平臺，整合監管信息，實現相關監管部門信息共享，建立市場監管的綜合執法體系，共同提高維護經濟社會安全的服務保障能力。推動信息公開和誠信體系建設，探索建立市場主體信用評級標準，形成“一處違法、處處受限”的局面。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市場監督，探索把服務相關行業的管理職能交由社會組織；探索將原由政府部門承擔的資產評估、鑒定、咨詢、認證、檢驗檢測等職能逐步交由法律、會計、信用、檢驗檢測認證等專業服務機構承擔，建立社會組織與企業、行業之間的服務對接機制。從而構建政府主導，行業自律、企業自控、公眾參與，多元化的市場監管體系，提高監管效能，切實維護統一開放、誠信守法、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自由貿易園區政府通過推進政府職能轉變，設置權力邊界和責任范圍，削減了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從不該管的領域退出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利用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和供求規律自動調節經濟運行。促進市場主體之間相互競爭，引導資源高效配置，激發市場和社會主體的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促使經濟更具活力、更具效率和更具效益地發展。推動政府職能向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強化市場監督、完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把政府該做的事情做好，真正解決在某些領域存在的政府錯位、越位和缺位現象。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保障經濟安全，彌補市場本身具有的不足和缺陷，為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三、深化投資管理制度創新，引領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經過改革開放30余年的發展，中國逐漸成為全球制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在增長指標導向下形成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雖然實現了產業規模化增長卻難以推動結構優化和升級；政府以各種優惠政策扶持出口加工制造業，帶來的卻是高速增長下的產業低端化。當前我國必須加快轉變生產方式，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通過科技進步，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向世界產業鏈中上游攀升，支撐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自由貿易園區作為改革開放的新高地，肩負著探索經濟轉型新路徑，實現發展模式新跨越的重要使命，需以制度創新，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創新、管理模式創新、市場機制創新，完善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投資管理模式，引導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堅持引進來、走出去并舉，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自由貿易園區功能設置重點在于推進投資領域對外開放，探索實施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意在形成與國際接軌的、透明開放的投資服務體系,引導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入駐。負面清單以外的領域，按照內外資一致原則，外商投資項目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外商投資企業設立、變更及合同章程審批改為備案管理，營造有利于各類投資者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3]備案制的實施徹底改革原有的不分投資主體、不分資金來源、不分項目性質，一律按照投資規模大小分別由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審批的企業投資管理模式，投資企業只需向自由貿易園區主管部門備案，并依法辦理土地使用、資金利用、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城市規劃等許可手續，即可自行組織建設。企業自行決策項目的市場前景、經濟效益、資金來源和產品技術方案，并自擔風險，從根本上削弱政府擁有的強大行政審批權，減少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強化了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真正體現了“誰投資、誰決策、誰收益、誰承擔風險”的基本原則，確立了企業在投資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各地自由貿易園區借鑒國際通行規則，減少或取消對外商投資準入限制，提高開放度和透明度，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引導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選擇金融服務、航運服務、商貿服務、專業服務、文化服務以及社會服務領域等六大服務領域擴大開放，暫停或取消投資者資質要求、股比限制、經營范圍限制等準入限制措施，并將對外開放措施擴展到自由貿易園區的新增區域。[4]第二批設立的三大自由貿易園區借鑒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經驗，積極探索擴大對外開放的途徑和方式。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憑借臨近港澳的優勢，加強粵港澳合作，推進倉儲、港口貿易、物流、加工制造、金融領域合作，從過去的加工產業向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轉型，為現代物流、航運服務、供應鏈管理、金融創新提供強有力支撐。并充分利用廣州、深圳等地制造業基礎雄厚的優勢，推進實體經濟與國外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的合作，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服務業，建立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綜合服務樞紐，⑥激發強大的聚變、輻射和帶動效應，以實現粵港澳經濟一體化、服務貿易一體化，以及大珠江三角洲開放型經濟率先轉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以融資租賃和服務京津冀一體化為重點，進一步擴大投資領域開放，增加對內、對外輻射效應，凸顯自由貿易港功能，天津港片區重點發展航運物流、國際貿易、融資租賃等現代服務業；天津機場片區重點發展航空航天、裝備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等高端制造業和研發設計、航空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濱海片區重點發展以金融創新為主的現代服務業，力爭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和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中發揮示范引領作用。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立足兩岸、面向世界、服務全國，努力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現代服務業、國際旅游島、“海上絲綢之路”交流合作平臺、兩岸服務貿易與金融創新合作示范區，促進閩臺產業的對接，努力打造閩臺產業合作新模式,促進閩臺產業的深度融合。⑦各地自由貿易園區意在通過先行先試，探索擴大投資領域對外開放的新路徑和新模式，從注重引資規模向注重引資質量和效益轉變，憑借高新科技知識聚集和體制機制創新的有利條件，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著力構筑高端產業鏈陣地，引領區域乃至全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積極謀劃引進來的同時，自由貿易園區也在為企業走出國門探索新路。目前，我國在鋼鐵、水泥、電解鋁、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存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紡織、服裝等行業隨著勞動力價格的提升逐漸喪失了成本的優勢，急需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優化，推動過剩產能走出去將是一種理性的選擇。總理曾指出，許多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和推進工業化的需求強勁，而中國很多裝備和產能質優價廉，綜合配套能力強，與這些國家有很高的契合度。[5]支持中國裝備走出去、推動國際產能合作，不僅有利于中國盤活存量資產，也有利于其他國家加快工業化進程、擴大就業，還可以為中國與發達國家合作開拓第三方市場創造更多機遇。因此，自由貿易園區內在地包含了促進對外投資的功能。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大膽改革境外投資管理方式，對境外實體投資以備案制代替核準制，提高境外投資便利化程度。創新投資服務促進機制，加強境外投資事中事后的管理和服務，強化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和年檢工作。支持區內各類投資主體開展多種形式的境外投資，鼓勵設立專業境外股權投資項目公司、投資母基金等。為構建對外投資服務促進體系，創新投資服務促進機制，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成立一周年之際，創建了境外投資服務平臺，涵蓋了綜合咨詢、境外投資備案、投資項目推薦、投資地介紹，行業分析、境外投資專業服務等功能，形成了第三方搭平臺、專業機構提供市場化服務、政府購買服務的運作模式。在推進企業境外投資的同時，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也在積極探索個人境外投資工作，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聯動的方案，加快啟動個人境外投資試點。自由貿易園區對外投資制度的創新和流程的優化，提高了投資效率，減少了運行成本，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助推劑。截至2014年8月底，自由貿易園區辦結79個境外投資項目，對外投資17億美元。其他三大自由貿易園區效仿上海的有益做法，積極構建對外投資促進體系。改革境外投資管理方式，對一般境外投資項目和設立企業實行備案制，確立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主體地位，支持企業及個人開展多種形式的境外投資合作，逐步減少個人對外投資的外匯管制，允許企業或個人自擔風險到各國各地區自由承攬項目。支持企業在境外設立股權投資企業、項目公司，以及從事境外投資的股權投資母基金。建立對外投資合作“一站式”服務平臺，加強境外投資事后管理和服務，完善境外資產和人員安全風險預警和應急保障體系，努力把自貿試驗區建設成為企業“走出去”的窗口和綜合服務平臺。自由貿易園區逐漸成為境外投資的前沿陣地，推動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與技術先進、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同臺競爭，倒逼國內產業不斷提高技術、質量和服務水平，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和核心競爭力，推動中國經濟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自由貿易園區實現了對經濟特區、經濟新區、保稅區的超越，改變了傳統的以特殊政策尤其是優惠的稅收政策吸引外來投資的模式，進行出口加工、轉口貿易、保稅倉儲的發展模式，更加注重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引導資本、勞動力、土地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從低附加值、低效率和高消耗的生產部門或產業鏈環節退出，向高附加值、高效率、低消耗的先進制造業和高端服務業轉移，以適應新常態下優化經濟結構的需求。

四、完善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監管制度，推進貿易發展方式轉變

在傳統貿易領域，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我國在低端制造業領域的低成本優勢逐漸減弱、資源約束日益加重，繼續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將難以為繼，迫切需要改變依靠出口，特別是依靠傳統制造業出口的貿易發展格局，推動我國對外貿易從“大進大出”轉向“優進優出”。[5]一方面有選擇地進口緊缺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和重要零部件，提升我國的制造業水平；一方面推動高檔次、高附加值產品，以及產品、技術、服務的“全產業鏈”出口，支持中國裝備走出國門。讓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與技術先進、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同臺競爭，倒逼企業不斷提高技術、質量、服務水平和核心競爭力，打造新引擎，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改造傳統引擎，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努力構建開放型經濟新格局。自創建以來，中國自由貿易園區一直秉持貿易便利化原則，努力構建自由、開放、高效、有序的貿易規則體系。積極培育貿易新型業態和功能，轉變貿易方式，打造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外貿競爭新優勢，引領我國對外貿易由“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向“優進優出”轉變，努力向全球價值鏈的上游攀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創立伊始就以培育新的貿易方式為手段推動貿易轉型升級。鼓勵跨國公司建立亞太地區總部，建立整合貿易、物流、結算等功能的營運中心。⑧加快推進大宗商品現貨市場和資源配置平臺建設，深化貿易平臺功能，開展能源產品、基本工業原料和大宗農產品的國際貿易，推動文化、文藝產品貿易，生物醫藥、軟件信息等新興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⑨支持企業統籌開展國際國內貿易，發展企業離岸業務，實現內外貿一體化發展；開展跨境電子商務業務，加快培育跨境電子商務服務功能。推進期貨保稅交割，開展質押倉單融資業務，探索融資租賃物登記制度和境外融資管理新模式。天津、廣東、福建等地的自由貿易園區在借鑒上海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發展定位，積極創新貿易業態，強化貿易功能集成，推進貿易方式轉變。三地自由貿易園區在貿易服務平臺、融資服務、離岸貿易、跨境電子商務、文化服務貿易基地、綠色供應鏈合作、知識產權服務、貿易促進創新示范區、汽車平行進口、期貨保稅交割、保稅展示交易平臺、再制造業務、第三方檢驗檢測結果采用等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積極培育貿易新興業態和功能，力爭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發展之路和運作模式。同時，各地自由貿易園區還通過貿易監管制度和監管模式的創新，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在自由貿易園區內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實施“一線開放、二線安全高效管住”的監管服務模式，推進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整合優化，不斷探索口岸監管制度創新，如果海關特殊監管區域規劃面積不能滿足發展需求，可按現行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管理規定申請擴大區域面積。自由貿易園區內非海關特殊監管區，仍實施現行通關監管模式。推進企業運營信息與監管系統對接，加強電子口岸建設，推動海關、檢驗檢疫等口岸監管部門信息共享和監管聯動。創建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管理制度，建立貿易、運輸、加工等跨部門綜合管理服務平臺，鼓勵企業參與“自主報稅、自助通關、自動審放、重點稽核”⑩海關通關作業模式。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還總結了“先進區、后報關”、“企業備案制”、“第三方檢驗結果采信”等23項改革舉措向全國推廣，以及“期貨保稅交割海關監管制”、“分線監督管理制度”等6項監管改革措施向海關特殊監管區推廣；“企業設立實行‘單一窗口’”、“信息共享和綜合執法制度”等6項改革措施在各省區市借鑒推廣。貿易監管機制和模式的創新優化了口岸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減少了大量中間環節，提高口岸通關效率，減少進出口貨物在岸時間，節約了貿易成本，實現了貿易便利化的目標。據悉，2014年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口平均通關時間比區外減少41.3%，出口平均通關時間比區外減少36.8%，降低企業運行成本10％左右。制度創新紅利初顯，市場活力明顯釋放，新一輪對外開放逐步展開。為保證對外貿易的順利開展和貿易功能的轉型升級，各地的自由貿易園區積極創新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航運發展制度和運作模式，以增強國際航運的服務功能。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為打造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大力提升國際航運服務能級。積極發揮外高橋港、洋山深水港、浦東空港國際樞紐港的聯動作用，探索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航運發展制度和運作模式。發展航運金融、國際船舶運輸、國際船舶管理、國際航運經紀等產業，支持浦東機場增加國際中轉貨運航班。推動中轉集拼業務發展，優化沿海捎帶業務監管模式，提高通關效率；簡化國際船舶運輸經營許可流程，形成高效率的船籍登記制度。其他三地自由貿易園區效仿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國際航運發展經驗，探索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航運發展制度和協同運作模式，增強航運服務功能。同時三地自由貿易園區又根據自身定位，創新了獨特的航運制度。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出，建立與粵港澳海空港聯動機制，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物流樞紐，探索與港澳在貨運和貨物運輸等方面的規范和標準對接，推動港澳國際航運高端產業向內地延伸和拓展。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海運快件國際和臺港澳中轉集拼業務，支持部分對外開放口岸對有關國家人員實施72小時過境免簽證政策。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大力發展航運金融、航運保險業，力爭建設中國北方國際航運融資中心，支持天津濱海國際機場建設航空物流中心。自由貿易園區意在通過航運制度和航運模式的創新，深化航運業改革開放、加強國際化航運人才培養、促進現代航運服務業發展，提升航運業國際競爭力，推進安全、便捷、綠色、高效的現代化海運體系建設，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際、區域航運中心。總體來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促進貿易便利化方面已經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為進一步提升貿易便利與開放程度，形成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奠定了良好基礎，有助于推動我國向全球貿易鏈中上游攀升。天津、廣東、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借鑒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經驗基礎上，積極探索適合本地貿易發展的模式和制度，努力推動貿易發展方式的轉變和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

五、推進金融創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相對落后的金融制度已經成為經濟轉型的內在瓶頸。金融制度的滯后導致資源錯配、效率低下，無法有效激發制造業的活力和創新力，阻礙實體經濟的發展和提升，金融改革勢在必行。自由貿易園區作為當前最前沿的開放領域，連接國外的重要窗口，內在地包含著試點金融創新的功能。各地的自由貿易園區也都把加快金融制度創新作為一大主題，積極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擴大金融業開放，培育新型金融市場，推進利率市場化、投融資便利化、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跨境使用，引導資金合理流動、合理定價，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自成立后，就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推進金融制度和管理體制創新，加大金融創新開放力度，強化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聯動機制。探索與國際接軌、與自由貿易園區相適宜的外匯管理體制，推進跨境投融資和人民幣跨境使用，鼓勵企業充分利用境內、境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跨境投融資自由化。鼓勵跨國公司在自由貿易園區設立全球或區域資金管理中心，探索跨國公司總部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模式。擴大金融領域開放，增強區內金融服務業功能，支持在區內設立外資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建立金融市場國際交易平臺，鼓勵金融產品創新，培育發展再保險市場。為支持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金融創新，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以加快金融制度創新、增強金融服務功能為重點，支持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實體經濟發展，先后出臺了支持自由貿易園區建設的51條金融細則，大力推進外幣存款利率市場化，企業融資自由化，支付結算便利化，企業資金管理規范化，對外直接投資自由化，金融機構集聚常態化，從制度層面構建了自由貿易園區金融開放創新的整體框架，明確了金融改革服務實體經濟的總方向。金融業已成為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的經濟增長點，包括交易、清算、托管等一整套金融服務平臺體系逐漸清晰，必將有力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其余三地的自由貿易園區，積極借鑒上海經驗，構建自身的金融制度創新體系，擴大金融領域開放。探索實行本外幣賬戶管理新模式，建立與自由貿易園區相適應的賬戶管理體系，簡化人民幣涉外賬戶分類，促進跨境貿易、投融資結算便利化。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試行資本項目限額內可兌換，直接投資外匯登記權限下放給銀行。提高投融資便利化水平，支持企業境外融資活動，允許境外借款結匯使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放寬境外發債的審批和規模限制，允許所籌資金可調回自由貿易園區使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推動融資租賃業發展，創新租賃業政策，拓展融資租賃業務經營范圍、融資渠道，簡化涉外業務辦理流程，統一內外資融資租賃企業準入標準，形成與國際接軌的租賃業發展環境。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利用自身在融資租賃方面的優勢，積極建設國家租賃創新示范區，籌建中國天津租賃平臺和金融租賃登記流轉平臺，推進租賃資產公示和租賃資產登記、公示、流轉等試點。廣東、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也分別結合適應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兩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金融合作的特點，大膽推進金融制度和監管模式的創新，探索兩岸四地金融合作的新途徑。自由貿易園區大力推進金融創新，在改革金融制度、發展金融工具、培育金融市場、強化金融機構等方面進行了大膽嘗試，在推進利率市場化、融資便利化、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跨境使用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增強了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和功能。

六、結語

面對當前經濟呈現的向“新常態”轉型趨勢，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戰略部署，希望在深化改革中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調整、經濟持續增長。自由貿易園區作為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創新發展的先行者，承擔著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的重大責任。因此，在經濟全面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自由貿易園區更應發揮引領作用，在制度設計中充分體現經濟健康發展的需求。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完善事中事后監管制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深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完善以“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為核心的管理模式，實現資本引進來和走出去的優化組合，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完善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監管制度，推進貿易發展方式轉變；深化以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金融服務業開放為目標的金融制度創新，發揮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職能，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構建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接軌的制度創新體系，打造開放度最高的投資貿易便利、貨幣兌換自由、監管高效便捷、法制環境規范的自由貿易園區，以形成對區域經濟的輻射帶動效應，引領全國經濟轉型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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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廣偉 單位:河南農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