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層面分析出口管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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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問題的提出；高技術產品的規模經濟效應與內在要求；高技術產業的戰略意義；規模經濟效應對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的影響；結語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現代國家對這類產品的出口都會施行不同程度的管制、此類出口管制的核心是平衡出口的經濟利益與管制的安全利益、隨著高技術產品生產和經營規模的擴大而單位成本不斷降低(單位收益不斷遞增)的特性、高技術產業屬于知識密集型產業、高技術產業往往具有高投入性、高技術產業往往具有高風險性、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上述特性對企業的生產有重要意義、高技術兩用產業本身會創造極高的經濟增長、高技術兩用產業可以改造傳統產業，提升其產值和效率、政府的財力有限，這對高技術兩用品產業和高技術常規武器工業都會有重要影響、對于市場中的企業來說，政府的直接補貼會帶來一定代價等，具體請詳見。

一、問題的提出

為防止軍品和軍民兩用品(既可以民用，也可以軍用)的出口危害本國安全，現代國家對這類產品的出口都會施行不同程度的管制，以盡量保證本國獲取商業利益的同時，避免或降低國家安全利益被破壞的可能。

對于國家來說，此類出口管制的核心是平衡出口的經濟利益與管制的安全利益。此外，作為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出口管制還受到國際結構、國家間政治關系(包括外交)、意識形態、國內政治等因素的影響。

在已有的相關出口管制研究中，對安全因素及政治、外交因素討論比較多。而對經濟因素的分析則比較少。而這較少的涉及經濟因素或從經濟角度討論出口管制的研究又存在明顯不足，因為它們試圖綜合考察經濟與安全因素。將一個國家的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其結果只能是考察總體經濟狀況對國家總體出口管制政策的影響。按照這一邏輯，隨著國家經濟的變化。一個國家要么全盤加強出口管制，要么全盤放松出口管制，這顯然不符合實際。因為一個國家總體經濟狀況沒有顯著變化，但是對同一產品(軍事價值沒有變化)的出口管制政策卻可能發生變化。比如，近些年來美國放松了對華的核出口管制政策，允許美國企業投標為中國興建核電站。從國家總體經濟的角度這難以解釋。因為此間美國總體經濟情況并沒有顯著變化。當然，從安全的角度這也是難以解釋的，近些年決定安全因素的軍事價值與兩國安全關系在中美核貿易上沒有明顯變化，期間美國國內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在此問題上作用不明顯。

因此，本文擬從比較微觀(具體)的層面對出口管制予以分析，以深化相關研究，對有些現象作出解釋，以加深我們對出口管制的理解。

根據產品的特性，我們可以將受管制產品細分為兩類：一類是初級產品，這類產品技術含量較低，如既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也可以用于建造核電站的鈾礦：另一類是高技術產品，如武器特別是高精尖武器、航空航天產品、高性能計算機、新能源技術等等。從戰后各供應國與相關國際機制的管制清單來看，出口管制主要涉及高技術產品，而這些產品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具有很強的規模經濟效應。

二、高技術產品的規模經濟效應與內在要求

所謂高技術產品的規模經濟(EconomiesofScale)效應，是指隨著高技術產品生產和經營規模的擴大而單位成本不斷降低(單位收益不斷遞增)的特性。其原因至少有兩點：首先，高技術產品生產具有極強的靜態規模經濟效應，即研究開發(R&D)與固定生產成本很大，進入門檻很高，而生產的產品數量越多，單個產品的成本越低。有研究表明，一般高科技企業用于研究與開發的費用占其產品銷售額的比例達10％至30％，平均為其他產品的10至20倍，航空、航天這些戰略性產業的研發成本比例甚至更高。據分析，研發成本占到航空航天產品總固定成本的2/3。一架現代商用噴氣式飛機的研發成本一般為40億至60億美元(RichandR.Nelson,1982)，有的甚至更高，如空客A380的開發成本為100億英鎊。美國與英國、意大利、荷蘭等國家正在聯合研制的F-35聯合打擊戰斗機的研發費用高達220億美元(美國1997財政年度數字)(Bolkcom,2006)。其次，這些兩用品生產具有很強的動態規模經濟效應，即強的學習效應(1earningeffects)。例如，一架現代商用飛機包括上百萬個零部件，涉及廣泛的領域，如材料、推進、電子、水力、空氣動力等等。這么多的零部件組裝在一起，時間是非常關鍵的。即使有些零部件可以事先組合在一起，但大量的部件需要在仔細的協同工序中有序、正確地安裝。航空產品生產得越多，生產者的生產速度就越快、生產成本就越低、生產質量就越高。

由于技術、資本的投入要求很高，市場風險性很大，這些產品生產與銷售中，從來不存在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彭斯達，2000)。第一，高技術產業屬于知識密集型產業，無形的知識、技術成為最主要的投入要素，而知識、技術受到保密和知識產權制度的嚴格保護，其他廠商難以獲取，這就構成了極高的技術性市場進入壁壘，從而大大地限制了競爭，使廠商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市場控制力，這就導致高技術產品市場具有了不完全競爭性。第二，高技術產業往往具有高投入性。高技術產品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尤其是研究與開發投入，而這些投入屬于沉淀成本。投入水平的差別將影響新產品進入市場的速度以及企業在競爭中能否戰勝對手，較大的投入往往會將實力有限的企業排斥在競爭之外，從而產生不完全競爭性。第三，高技術產業往往具有高風險性。一般說來，企業的研究與開發能否成功，新產品是否能為消費者所接受，以及潛在的市場容量能否足以彌補前期所投入并獲得盈利都具有極大的風險性，而只有那些實力雄厚的大企業才能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

這些產品所在的產業(高技術產業)的國內市場往往由幾個大公司形成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甚至幾乎壟斷。在這種情況下，這類企業的市場供給量與該產業的市場供給量密切相關，有的甚至此類企業的市場供給量基本上就是該產業的市場供給量，企業的規模也即該產業的規模(趙英，2001)。

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上述特性對企業的生產有重要意義。由于高技術產品的研發成本、固定成本非常大，如果企業只生產少量產品，那么產品的單價就非常高，其銷售量也就很小甚至沒有，這樣企業就難以收回成本(銷售總收入遠低于成本，如圖l所示的Q1點)，甚至難以維持生存。企業降低單價、擴大銷售量的唯一途徑就是擴大生產規模，以此降低單位成本，利用規模經濟效應實現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如圖1所示的Q2點)。企業的生產規模又取決于市場需求。市場需求越大，企業就越能充分利用規模經濟效應，收回成本、獲取高額利潤；市場需求越小，企業就越難以實現規模經濟效應，難以收回成本，甚至難以維持生存。

市場需求包括既有市場(開放市場)的需求和受管制市場的需求，而如前所述。國家對有些市場的出口進行管制，是為了照顧國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利益。當出口管制政策影響到企業與產業的生存時，政府往往會進行干預，因為高技術產業的生存對國家來說意義重大。

三、高技術產業的戰略意義

高技術產業對于國家來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一點，我們可以分別對高技術兩用產業與高技術武器工業的意義進行說明。

從經濟角度來說，高技術兩用產業是國家經濟實力、科學技術發展狀況的體現，是經濟工業化、信息化的載體，是經濟現代化最為重要的標志。具體說，高技術兩用產業對國家經濟建設的作用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高技術兩用產業本身會創造極高的經濟增長。以信息產業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為例，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微軟公司、英特爾公司的迅速崛起和硅谷的繁榮為表征的計算機產業的巨大發展，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40％以上。并且信息產業的投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投資總額是其它產業投資的十幾倍，造就和將繼續造就一大批快速成長的企業，極大地促進美國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率的增長，成為美國的第一大產業。其次，高技術兩用產業可以改造傳統產業，提升其產值和效率，推動產業鏈條的移動。利用高技術對傳統產業產品所使用的材料進行更新，提高其技術含量，或者當某種自然資源趨于枯竭時，人們選擇對自然資源更加集約的技術結構，降低單位能耗，這兩種方式都使生產更加迂回，促進分工的進一步細化，產業鏈條縮短，使起始點向前移動(張思祿，2006)。

從國防角度來說，這些產業往往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二戰后，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許多對軍事至關重要的高技術，如計算機、半導體、電子、通信、先進材料和先進制造技術，已主要由民用市場所推動。軍用技術和設備，民用技術和設備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在這種情況下，主要大國都在大力發展軍民兩用高技術，在諸如信息技術、電子、計算機等領域，積極開展民用領域技術向軍用領域轉移。以加快科技進步在軍事領域的應用，降低獲得前沿技術的成本，縮短武器裝備的研制周期，增強國防科技工業的競爭力。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美國軍隊使用的很多高技術裝備，如高技術通訊器材、計算機軟件、防毒軟件及衛星照片分析技術等，有相當一部分都來自硅谷(任海平，2004)。

不僅如此，隨著國際軍控形勢的發展，某些國防工業的維持與發展離不開民用工業領域的支持。冷戰結束后，隨著國際社會核裁軍和防止核武器擴散進程的推進，禁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成為一種潮流。在此情形下，民用核電工業就成為維持武器用核材料的有效手段。此外，某些高技術兩用產業還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價值。例如，在戰后之初，航空工業是當時最為先進的產業(核武器代表著當時最先進的技術，但它不具有產業化的特點)，是國家地位特別是經濟實力的標志之一。

毫無疑問，高技術常規武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正如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所言，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不同，國際社會缺乏中央政府，從而國際體系是自助(self-help)體系，各國特別是大國必須自己保護自己的安全。保護國家安全，從根本上說需要靠自身的實力，這包括人口、領土面積與地理環境、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國民素質等各種因素。在這些實力當中，最直接保護國家安全的是軍事實力，而軍事實力中武器裝備的作用頗為關鍵，有時甚至是最重要的。因此，“許多政府把維持國防工業基礎看作是國家安全必需的。在戰爭爆發或戰爭可能爆發的談判中，一個擁有強大國防工業基礎的國家能夠威懾對手或者促使談判成功”(基斯·哈特利、托德·桑德勒，2001)。可以說，武器工業(包括常規武器工業)，尤其是先進的、高技術武器工業是國家安全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高技術常規武器產業對國家的經濟建設也至關重要。世界各國的實踐證明。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最先進的科技成果往往首先產生于軍事領域，爾后再由軍事領域向民用領域轉移。推動民用產業的升級換代。現在美國最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最關鍵的技術系統。幾乎都是在軍事需求帶動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在二戰結束后的50多年里，美國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個以軍帶民的大型科學技術發展計劃，依靠這些計劃，美國高新技術產業才相繼涌現，并始終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國家一至兩代的領先地位。我國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當時軍工船舶制造業的投入，就不會有我國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國的地位；如果沒有連續十幾年在載人航天工程上180多億元人民幣的投入，就不會有現在高達1000億元的產業拉動效應，也不會有為國際衛星市場發射幾十顆衛星的豐厚商業回報(庫桂生等，2006)。美國波音公司制造的客機377同溫層巡航者(Boeing377Stratocruiser)是由B-29轟炸機發展而來，B-747是波音公司參加美國空軍戰略運輸機計劃落選后，利用其研究成果研制大型寬體民用飛機。特別是707飛機，曾經是民航的主力機型，是由美國軍用飛機、加油機改造過來的，美國政府為加油機花了20億美元，波音改造為707僅僅投入1600萬美元，這就是軍品和民品相互可以轉化和借鑒(孫海鷹，2005)。

總之，正是由于高技術產業的這些重要意義。因此，對于已經擁有或準備擁有該產業的國家來說，會進行有效的政府干預以避免其萎縮乃至消亡。

四、規模經濟效應對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的影響

理論上說，在本國嚴格管制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情形下，為避免該產業的萎縮與消亡，該國政府有兩種辦法支持本國高技術企業，一是直接提供經濟補貼，一是放松出口管制政策。

對于第一種政策來說，至少有兩個明顯的弱點。第一，政府的財力有限，這對高技術兩用品產業和高技術常規武器工業都會有重要影響。對于現代國家來說，政府的財政支出是公共性支出，主要以服務于公共利益為目的，雖然高技術兩用產業對國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跟國防等公共事業有一定聯系，但它畢竟是市場中的產業，具有非公共性質，政府可以短期為某些產業提供經濟支持甚至補貼，但難以長期這么做。與高技術兩用品不同，武器的購買者是政府(軍隊)，而非市場中的實體。盡管如此，由于政府國防支出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可能保證每個軍工企業或者保證每種武器的生產都出現上述情形，畢竟國防工業也是一種產業，而非核武器這樣純粹的公共國防事業。因此，當本國政府的采購難以保證國防企業的生存時，政府可能采取另一種辦法，即放松對武器的出口管制政策，使企業充分發揮規模經濟的效應，收回成本，獲取利潤，保證企業的長遠發展。第二，對于市場中的企業來說，政府的直接補貼會帶來一定代價，這一點可以英國三叉戟飛機的例子來說明。20世紀50年代，英國政府迫使霍克·西德利公司(HawkerSiddeley)生產一款載客量少(100人左右)、機身小的飛機，以滿足英國歐洲航空公司中短途市場的要求。該公司對此原本持強烈反對的態度，因為它擔心這種小飛機的海外市場需求量很少，從而難以盈利甚至收回成本，所以其原計劃研制的中短途飛機載客量為200人左右，這樣才能比較好的滿足市場需求。但由于英國政府的強烈要求，特別是提供了大量直接和間接的資金支持，該公司答應了政府的要求，生產出這樣一款小飛機，即三叉戟(Trident)。一年以后，美國波音公司也生產出針對中短途客運的B-727飛機。由于B-727比三叉戟大，載客量在200人上下，市場占有率迅速上升，成為市場中的主導產品。截至這兩款飛機停產時，三叉戟飛機的銷量為115架。而B-727飛機的銷量則超過2000架，后者是前者的近20倍。可以設想，如果不是當初英國政府的干預，霍克·西德利公司研制的中短途客機銷量將遠不止115架。20個世紀70年代，該公司由于業績慘淡，被收歸國有，并入英國宇航公司(JeffreyAaronEngel,2001)。

因此，該國政府往往會采取第二種辦法，即放松出口管制政策，以滿足本國企業獲取規模經濟收益從而維持生存與發展的需要。

當然，由于高技術產品出口涉及其他方面的國家利益，可能會以犧牲一定的其他利益(如安全利益)換取一定的經濟利益，因此，對于該國來說，如果其他方面的利益是巨大的，例如向軍事敵國出口這些戰略產品(如衛星)，那么該國仍可能放棄這一出口。但是，如果出口帶來的其他方面利益的損失弱于上述高技術產業萎縮乃至消亡的損失，那么國家就可能放松出口管制政策。

我們可以用圖2大致描述上述情形。

圖2表明了高技術產品(如戰斗機)出口的規模經濟動因。圖2，AC表示某高技術產品平均成本曲線，D4表示對某高技術產品安全無彈性的國內需求曲線，f1表示國內的購買數量，f2表示國內購買數量加上海外市場采購數量，Pn表示產量為f1時某高技術產品生產的成本單價，P1表示國內市場可以接受的價格(假定這也是向海外銷售的市場價格)，P2表示產量為f2時某高技術產品生產的成本單價。如果政府實行最嚴厲的出口管制政策，即禁止該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那么該高技術產品生產廠商獲得收益為(P1·f1)，而其投入的成本則為(P0·f1)，將嚴重虧損，虧損額為(P0-P1)·f1；如果政府實行寬松的出口管制政策，允許出口一部分某高技術產品，使銷售總量(生產總量)達到f2，則該高技術產品廠商獲得的收益為(P1·f2)，其成本為P2·f2，該生產廠商將獲取豐厚的純利潤，即(P1-P2)·f2，此時國內銷售價格保持不變。

五、結語

作為一個具有較強科技實力的發展中大國。出口管制對我國有著重要意義。一方面，出口管制是最大程度維護我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冷戰結束后，隨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即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導彈)擴散威脅的加劇，出口管制是國際社會防擴散事業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對防止此類武器的擴散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對敏感產品出口進行必要的管制，是負責任大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國又遭受到西方國家的出口管制，很多高技術產品我國想買而西方不賣，成為影響中西方貿易尤其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強出口管制的研究不僅是國際政治領域的重要議題，也是國際貿易領域的重要任務。除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外，也需要從經濟學尤其是國際貿易的角度對此類出口管制予以研究，本文從規模經濟效應角度分析出口管制就是這種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