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際直接投資微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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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特別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突飛猛進，使經濟學界對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考察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傳統的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建立的，依賴于互不相容的前提假設，而新古典的分析框架限制了相互融合視野的形成。當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經濟變量之間的聯系與相互作用空前增強，已經不能允許孤立地、分離地看待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事實上，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相互作用已經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本文擬從微觀機制出發，建立模型，考察兩者相互作用的內在方式，并特別就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是替代還是促進作用作一澄清。

一

關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諸多分析框架，對于兩者之間的雙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還是相互促進這一問題，一直未形成統一的觀點。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芒德爾(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從傳統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兩國家、兩要素和兩產品的分析框架出發，假定：(1)X國是資本要素豐富的國家，Y國是勞動力要素豐富的國家；(2)在國際貿易中，兩國以各自的比較優勢生產相應的產品，X國將集中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a,Y國將集中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b;(3)X、Y兩國具有相同的生產函數。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各種生產要素可以在兩國間自由流動，X國將出口a產品，從Y國進口b產品；Y國則出口b產品，并從X國進口a產品。在實現了貿易平衡的狀態下，X、Y兩國的資本和勞動力的要素報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資本跨國流動的必要。然而，當兩國之間存在著關稅壁壘、產業壁壘等可阻止自由貿易的障礙時，情況就不一樣了。假定Y國現在對來自于X國的進口商品a征收高關稅，這勢必提高X國的a商品在Y國的價格，并刺激Y國a商品生產部門生產規模的擴大，伴隨而來的必然是生產a商品所需的、原來在Y國就相對稀缺的資本要素的國內需求量的擴大，進而推動Y國的資本要素價格的上升，并提高Y國的資本要素報酬率。在Y國資本要素高利潤回報的吸引下，X國的資本勢必通過直接或間接投資等方式流入Y國，從而進一步擴大了Y國a商品的生產規模。整體上資本要素的流動并沒有增加a商品的總產量，只不過是以Y國國內產量的增加，替代了X國出口量的減少。在Y國對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變的情況下，Y國從X國進口的a商品的數量勢必下降，亦即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果最終取代了國際貿易。由此，芒德爾得出的結論是，在存在國際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如果直接投資廠商始終按特定方式實施跨國直接投資，那么這種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在相對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基礎上，實現對商品貿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對芒德爾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提出挑戰的是日本一橋大學的小島清(K.Koyimo)教授。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島清發表了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方面的大量論著，他強調了國際分工原則的重要作用，認為國際分工既能解釋國際貿易，也能解釋國際直接投資，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可以統一在國際分工原則的基礎上。與芒德爾不同，小島清把傳統模型中勞動和資本要素用勞動和經營資源來替代，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已不再是簡單的資本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在此基礎上，結合日本的經驗，小島清認為，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相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進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同時投資國可以集中精力創造和開發出新的技術和比較優勢，從而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由此可見，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促進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

由于統計數據不全及統計方法的缺陷，芒德爾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及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研究結果表明，戰后的資本流動，尤其是國際直接投資的迅速增加，并沒有阻礙國際貿易的發展；實證資料顯示，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雙快速發展。李普西和韋斯(LipseyandWeiss)依據美國20世紀70年代的統計數據，研究了美國跨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所設立的子公司的生產和出口行為。他們選取了一系列樣本商品作為研究對象，發現這些子公司的相應產品的年產量，與美國同年向這些發展中國家出口的類似商品的出口總量呈顯著正相關；進一步研究還發現，這種正相關廣泛存在于美國近60%的產業部門中。也就是說，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胡弗鮑爾(Hufbauer)等人重點研究了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情況，他們將美國1980、1985和1990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與出口總量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在整個時間跨度中，出口總量與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一直保持著正相關關系。

然而，統計分析并不等于理論分析，要真正弄清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是替代還是促進作用，顯然必須在理論上澄清“促進”與“替代”的含義。筆者認為，所謂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是指由于國際貿易的進行，帶來本產品及相關產品、產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增加，而原來的國際貿易并不減少；所謂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來進行國際貿易的產品引起國際直接投資的進行，而原產品的國際貿易不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應該與原國際貿易額正相關。反之，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是指由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進行，產生了新的國際貿易，而原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減少；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替代作用，是指進行的國際直接投資導致了該產品國際貿易的產生，而原國際直接投資不再進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礎上，更為重要的是進一步剖析二者之間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為此，必須從微觀分析入手，通過建立恰當的代數模型而加以驗證。

二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雙向作用機制，就邏輯而言，適合于進行微觀分析。因為這兩者本身是同一企業面對不同外在環境而進行的兩種選擇，兩者統一的基礎在于企業的理性決策。因此，決策分析構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環節。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向作用的微觀分析，即是考察一個企業在擴大海外市場時，面對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兩種選擇，作何取舍的問題。設a、b兩國組成一個生產—消費體系，a為本國，b為外國。為簡化分析，進一步假設：(1)只有一種產品，且只在一國生產、在兩國平均消費，無論在哪國生產，其生產總量Q不變；(2)Q的生產函數是勞動量L的一元線性函數，即：Q=AL，其中A為勞動效率，兩國的勞動效率相同；(3)成本函數P為勞動力價格S乘以勞動量L，即：P=SL，若在b國生產，則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凈成本F。

對于模型Ⅰ，我們可以分兩種情況進行討論：

第一，Q在a國生產，出口至b國。此時，該產品的生產總量為：Q=AL；其價格為：P[,1]=S[,a]L；對外貿易量則為：X=0.5Q，由a國出口至b國；生產該產品的平均單位成本為：

C[,1]=P[,1]/Q=S[,a]/A(1)

第二，Q在b國生產，出現直接投資。此時，該產品的生產總量為：Q=AL；其價格為：P[,2]=S[,b]L+F；對外貿易量則為：X=0.5Q，由b國出口至a國；生產該產品的平均單位成本為：

C[,2]=P[,2]/Q=S[,b]/A+F/(AL)(2)

比較(1)式與(2)式，若C[,1]＞C[,2]，則出現直接投資。即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必須：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將L=Q/A=2X/A代入，則得出對外直接投資條件：

X(S[,a]-S[,b])A-F＞0(3)

(3)式表明，貿易數量越大，工資差額越大，勞動效率越低，對外投資凈成本越小，則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在后三個條件不變情況下，國際貿易額越大，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地分析，假設直接投資條件滿足，Q在b國生產，則國際直接投資額為：

P=S[,b]L+F=2XS[,b]/A+F(4)

(4)式中，國際貿易額X出現在直接投資額P表達式的分子上，這說明國際貿易與隨后出現的國際直接投資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進行直接投資后，原來由a國到b國的出口消失，被a國對b國的直接投資所代替，這表明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具有替代作用。此時，由于假設(1)的存在，發生b國對a國的出口0.5Q，但若放寬這一假設，這一貿易量不一定出現。

2.模型Ⅱ

假設：(1)某一最終產品G的生產需投入中間產品M、勞動力Lg、總部服務Ng和運輸費用Tg;(2)中間產品M的生產需投入勞動力Lm、總部服務Nm和運輸費用Tm;(3)共有a、b、c三國，企業總部設在a國；(4)最終產品的世界總需求為G，產品在三國均分。

在初始階段t[,o]時，設M、G只在a國生產，此時僅有對外貿易，國際貿易量為：由a國至b國以及至c國的各1/3G。因沒有直接投資，故不需總部服務，所以：Nga=Nma=0

在t[,1]時，設有直接投資，且a、b、c三國生產M的成本函數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5)

Pmb=Nma+SbLmb+Tmb(6)

Pmc=Nma+ScLmc+Tmc(7)

不失一般性，設Pmb＜Pma,Pmb＜Pmc，則M在b國生產。另外，a、b、c三國生產G的成本函數分別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8)

Pgb=Nga+Pmb+SbLgb+Tgb(9)

Pgc=Nga+Pmb+ScLgc+Tgc(10)

不失一般性，設Pgc＜Pga,Pgc＜Pgb，則G在c國生產。這樣，G的生產函數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

此時國際貿易量分別有：Nma（由a國出口至b國）；Nga（由a國出口至c國）；Mb（由b國出口至c國）；1/3G（由c國出口至a國）；1/3G（由c國出口至b國）。與t[,0]時比較，創造的國際貿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12)

即包括總部服務出口和中間產品出口。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具有促進作用。

由直接投資所建立的子公司又會直接帶動a國資本品、中間產品、服務的出口，帶動相配套產業新的貿易與投資，實現生產的垂直一體化與水平一體化，把b、c兩國的生產納入國際生產與營銷體系，改變b、c兩國的生產結構，擴大b、c兩國的對外貿易，并通過與b、c兩國其他企業的非股權聯系（如分包等）發揮溢出效應，提高b、c兩國其他企業的對外貿易，提高a國與b、c兩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二）模型驗證設想

關于模型的進一步驗證，可有下列方法：

1.根據模型Ⅰ，對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來說，具有較大出口額X的國家，應有較大國際直接投資接受額P。即應有：Ri∝Pi,i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國家。

2.根據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之間，生產成本取決于工資率S，而較小S的國家應有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接受額P。即Si負相關于Pi,i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國家。

3.根據模型Ⅰ，較小的直接投資凈成本F，將導致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額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國家之間，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國家之間，國際直接投資額越大。

4.根據模型Ⅰ，較小的勞動生產率A，將導致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額P。即在勞動生產率越小的產品上，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

5.企業研發費用R可看作總部服務出口N的指標，由于企業研發費用R與產品的復雜程度有關，亦可用作衡量中間產品量M的指標。根據模型Ⅱ，較大的總部服務與較大的中間產品應產生較大的貿易量X。應有：Ri∝Xi,i則為世界各時期。

以上推論，經初步定性驗證，符合得較好。

三

從以上兩個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籠統地說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是促進還是替代關系。國際直接投資對原產品的國際貿易是替代關系，國際直接投資又對新的國際貿易（中間產品、總部服務等貿易）形成促進關系，這就是雙方相互作用的動力機制。因此，正如許多實證研究所顯示，兩者雙雙表現為正相關的高增長；而且正是由于這種機制，貿易結構（包括進出口結構與進口、出口的內部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以上兩個模型中的企業在現實中的對應者顯然是跨國公司。這表明在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向作用使得世界經濟聯系更趨緊密的過程中，跨國公司處于中心地位?？鐕疽惑w化的國際生產、營銷網絡，使之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中生產與貿易的核心?？鐕敬怪迸c水平一體化日益將全球生產與貿易推向新的高度，通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兩種方式，使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增強，推動著地區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梢灶A見的是，跨國公司理論將為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構造一個可行的微觀進路。

從世界范圍看，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發展及其全球一體化生產營銷體系的建立，極大地增加了國際間產品、技術和服務的流動，突出表現在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由貿易發展帶來的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打破了這些國家在投資、技術、生產與營銷等方面的“瓶頸”，從而使這些國家優勢產品大規模生產與出口成為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國際生產是聯系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紐帶，即國際直接投資的擴大必然帶來國際生產的發展，而國際生產的發展又必然促進國際貿易的增長。因此，隨著跨國公司一體化國際生產的發展，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將更緊密地結合在一

起；而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密切聯系又將導致投資與貿易的政策措施之間的交叉影響，即貿易政策措施對投資或投資政策措施對貿易將發生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我國已正式加入WTO，隨著新一輪開放局面的形成，將有更多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我國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將有新一輪的發展。在此背景下，我國應當順應國際貿易與投資的發展趨勢，有效地將外資政策與貿易政策有機結合起來，改變它們由不同機構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標所左右的相互分離的狀態。具體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須體現產業導向，制定具體產業目錄；在體制方面，要抓緊實現外向型經濟體制（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導向）向開放型經濟體制的轉變，實行國民待遇，變單向通行為雙向通行，實行公平競爭與優惠政策的有機結合；同時，進一步改善軟環境，加強政府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服務功能，使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實現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