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對華經貿政策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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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及美對華貿易政策

今年1月底，在各種質疑聲中奧巴馬政府提交給美國國會并得到國會批準的經濟刺激計劃中，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從表面上看該條款在措辭上似乎美國仍在履行國際協定的承諾，但其內容和性質卻充分表明了當前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進一步抬頭，同時也帶有對中國等其他100多個世貿組織成員歧視性貿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帶有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的條款，對未來中美貿易關系有著難以預料的負面影響。美國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中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的表述是：在“不違背美國對國際協定的承諾”的前提下，經濟刺激計劃支持的工程項目必須使用“國產”鋼鐵和其他制成品。根據該條款的表述內容，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權”；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歐盟、日本、韓國、香港等少數世貿組織成員享受“優待”，但中國等其他100多個世貿組織成員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見，所謂“不違背美國對國際協定的承諾”，僅限于極少數國家，而大多數世貿組織成員卻成為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的“犧牲品”，不能享有所謂“不違背美國對國際協定的承諾”的權益。

對于中國而言，即使美國政府不出臺“購買美國貨”新條款，對“中國制造”(madeinchina)的歧視已經存在，美國民眾對“中國制造”的抵觸情緒使得美國政府對華貿易政策變得更加強硬和不友好，“中國制造”被美國施加了種種限制。在此之前，美國已然有了“購買美國貨法案”，該法案規定：政府投資主導的高速公路、橋梁、隧道、學校等基礎設施建設，所用鋼鐵必須為“國產”。而中國不是《政府采購協議》成員方，出口美國的中國鋼材多用于民用建筑，因此依據該法案“中國制造”的鋼材在美國必然受到限制。雖然前后相繼出臺的“購買美國貨法案”和經濟刺激計劃中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在表面上沒有明顯的針對“中國制造”的表述，但不可否認，在有關法案和條款的操作上顯然是對“中國制造”的歧視，不能排除當前美國推行的“購買美國貨”行動，是以“中國制造”為借口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從“購買美國貨”有關條款的內容和性質看，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貿易保護行為的操作性，一旦有關條款落到實處，有關國家采取相應措施保護自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美國保護主義措施由此引發各有關國家貿易戰，不僅將對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造成嚴重不利影響，而美國也不會從中獲得長久利益。

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當的措施和手段應對本無可非議，但在損害它國和破壞有關世界美貿易有關協議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購買美國貨法案”和經濟刺激計劃中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無疑是只顧眼前得失，放棄長遠利益的短期行為。其性質不僅體現了當前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思潮的復出，也是對國際貿易規則的“蔑視”和對有關國家在貿易政策上的歧視。“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即體現了當前美國政府對外貿易政策的總體思路，在“中國制造”問題上也迎合了國會一些對中美貿易現狀有不滿情緒和那些炒作“中國威脅論”的人的口味，同時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環境下也不免帶有“患得患失”的味道。“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對“中國制造”歧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現實和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和經濟危機不斷深化導致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加重，美國政府在制訂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把貿易保護主義的因素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不斷攀升的美對華貿易逆差與日益加劇貿易不平衡狀況，導致美國當前對外貿易政策中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首先向中國發難。近年來，在貿易問題上美國國會一直彌漫著反華情緒，為了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需要，對華巨額的貿易逆差成為“購買美國貨”出臺的口實和對“中國制造”采取的“歧視”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不可否認，雙邊貿易總量不斷攀升與貿易不平衡加劇并存的確是客觀事實，但美國對華出現的巨額貿易逆差以及貿易不平衡現象是多種原因造成的。1、貿易結構問題。目前美國所需進口商品的90％已不再是在本土生產的商品，因此美國即使不從中國進口，也需要從其他國家進口。2、貿易轉移發生的變化。由于近年來中美貿易增長迅速，過去美國對日本、韓國、東南亞的貿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中國，導致美對華貿易逆差進一步增長。3、由于美國始終不肯放棄高技術產品對中國的出口管制，這些產品失去了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在美對華貿易逆差和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問題上，中國領導人多次明確表示，“中國不以獲取對美貿易巨大順差為目的”，“只要美方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兩國貿易就可以趨向平衡”。由此可見，美拒絕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不僅損害了正常自由貿易的發展，同時也限制了美對華出口的增加，也可以說這是美國“自食其果”。4、在美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上，明顯帶有“水分”的統計數據嚴重夸大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程度。據美方統計2007年美對華貿易逆差達2,562.7億美元，比上年度增長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統計數據為1,633.2億美元，雙方公布的數據相差甚遠與統計范圍有關。另外，從表象看，中美貿易中存在的問題都與中美貿易失衡有關，但也不難看出，美國對華的歧視性政治色彩，亦沖擊著中美經貿關系。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美國“中國威脅論”論調也在升溫，利用“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壓，霸權主義心態的表露無處不在，這些方面也影響到貿易領域。由此可見，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的調整既保持著連續性，也有現實性的需要。

二、美對華經貿政策的連續性與現實

從美對華經貿政策變化的連續性看，自中美兩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恢復經濟貿易關系以來，美對華貿易政策發生過多次變化，貿易紛爭似乎成了中美關系中永無休止的話題和揮之不去的陰影。中美建立貿易關系初期，美對華貿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為主，擴大美對華紡織品的配額范圍，同時對其他中國產品的反傾銷等限制措施也不斷增加。到了90年代，隨著中國對美出口的增長，美國在加大對中國產品進口限制的同時，要求中國開放國內市場成為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重要內容。不僅強調要求中國擴大市場準入范圍，而且要求中國建立和健全有關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并將這些內容納入了中國的“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中。中國入世后，美國在中國開放國內市場，特別是服務市場開放方面，以及在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責難不斷升級，聲稱在我國執行雙邊知識產權協議中一旦發現問題，美國將直接對我國采取貿易制裁措施。近來，雙邊貿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領域，美國又在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上糾纏不休，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又成為美政策變化新的內容。自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訂《中美貿易關系協議》到2001年底中國入世以來，貿易摩擦始終是中美關系中最為表面化的領域，在貿易問題上美國頻頻發難，并出臺了一系列針對中美貿易的有關貿易法案和相關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臺的對華貿易政策評估報告都體現了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延續性。此次“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和對“中國制造”的歧視，依然是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延續。

正值美國金融危機仍未見底和經濟嚴重衰退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的第一要務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一方面要處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后的爛攤子以及伊朗和朝鮮核問題、恐怖主義威脅等。這無疑使奧巴馬新政府面臨著內外事務的多重考驗和對外政策的艱難選擇，而對華政策特別是對華貿易政策的選擇則是奧巴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問題。

盡管美國新一屆政府對華貿易政策還未全面出臺，但與生俱來就帶有傳統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控制了國會參眾兩院。受當前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化情緒抬頭的影響，美國國會中一些帶有貿易保護主義和反華情緒色彩的人，對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啟動能否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表示質疑，戰略經濟對話取得的成果仍然沒有能夠充分滿足美國國會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對中國指責和抱怨的“反華情緒”在美國國內仍存在著一定的“市場”。近年來，隨著中美經貿關系復雜性、敏感性日益突出，經貿問題政治化傾向日益明顯，從美國國會里不斷刮出來一股股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思潮之風，導致近期中美貿易關系進一步緊張，甚至貿易戰隨時有一觸即發的可能。近年來美國國會涉華經貿議案不斷增多，提出了多項涉華經貿議案，進一步擴大了對華出口管制商品范圍，炒作中國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在美國國內媒體也是鋪天蓋地。觀察美對華貿易政策，從表像看，中美貿易中存在的問題都與中美貿易失衡有關；但也不難看出，其中也攙雜了帶有歧視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對中美經貿關系的沖擊日益明顯。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美國“中國威脅論”論調也在升溫，甚至就所謂“人權問題”和“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但在美國國內也有人認為，通過對話解決中美貿易問題依然重要和必要。與此同時，由于美國國會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不斷強化，以及對華不滿情緒有所增強，主張對華貿易采取制裁或加強限制，盡管這些壓力不太可能導致美國新一屆政府對華貿易政策發生根本性轉變，但有可能導致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出現新的調整，給中美貿易關系帶來負面影響。

另外，歷來美國政府對外貿易政策存在著“兩重性”，實際貿易政策與提倡的貿易政策目標嚴重脫離。表現為：一方面積極提倡推行世界范圍的市場化和自由貿易；而另一方面卻又不斷強化保護主義。特別是在當前美國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環境下，美國在沒有放棄推行世界范圍的市場化和自由貿易的前提下，繼續“塑造世界經濟、貿易秩序”依然是美國貿易政策的目標，但從眼前自身利益出發又不情愿放棄保護主義，因此對外貿易政策的“兩面性”，就成為當前美國政府貿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現形式。美國貿易政策的“雙重性”傾向在對華貿易政策中表現極為突出，這是由當前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決定的。在對華貿易政策上，美國國內一直存在著爭論。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產業和貿易結構與美國有很強的互補性，中國對美出口一直以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為主，而美國對華出口則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中國的產品威脅不到美國的重要產業，因此中國的貿易并未對美國構成直接的威脅。

在中美經貿矛盾趨于復雜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幣匯率、美元貶值和知識產權等問題上仍將是今后中美雙方需要進一步商討的問題。特別是目前中美的經貿對話機制在處理貿易失衡問題上，進展仍然緩慢，美國國會迄今已提出數十項具有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法案，尋求對華進行貿易施壓與“懲罰”，這種對華貿易不滿情緒對中美整體關系發展構成重要影響。但另一方面，美國正處在內外交困的局面，新一屆政府要使美國走出困境不是短時間所能實現的。據美國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人支持奧巴馬，將經濟復蘇寄托在奧巴馬政府身上，可見當前美國經濟狀況非常惡劣。因此，不論在外交和經濟方面，美國都需要尋求中國的合作。受國內外眾多因素的牽制，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從現實的角度出發，為加強彼此戰略關系的和諧，有效地處理雙邊經貿問題，緩和美國國內對華貿易不滿情緒與平衡雙邊貿易的壓力，美國新一屆政府也在尋求新的中美經濟、貿易對話機制。希拉里在宣誓就任國務卿前，特別強調了要和中國加強在經濟方面的合作。盡管奧巴馬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仍將有可能在貿易、人權等問題上糾纏不休，對華貿易政策和經貿對話機制會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但中美經貿關系格局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尤其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美國更需要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因此，從現在階段看，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調整的幅度不會太大，中美經貿關系在一段時期內將處在一個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僵持狀態。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國敏感脆弱的國內經濟形勢將限制和影響其對華貿易政策的大幅度調整。一旦調整幅度過大，便極有可能激化中美經貿矛盾，這是美國歷屆政府不敢輕意觸碰的“禁區”，一旦涉及到中美關系問題十分謹慎，生怕出現難以收拾的嚴重局面。在這一背景下，顯然以往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對緩解中美貿易摩擦無疑是有益的，解決中美貿易存在的問題需要從中美經濟關系的全局和戰略的高度考慮，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時，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不僅是調整中美兩國經濟關系的機制，而且對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遠意義。因此，新一屆的美國政府能否延續中美戰略對話，關系到中美經貿關系的未來和發展，這將是新一屆美國政府需要認真考量。

三、中美關于美元貶值的博弈

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抵押貸款證券，消息既出，輿論嘩然，美國現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遭到多方非議。多數分析家認為，美此舉將導致世界各國美元外匯儲備價值縮水風險進一步增大。作為世界儲備貨幣一一美元的泛濫和無節制的發行，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國對美元的任意發行又沒有任何制約機制，美元的特權超越了國家范疇。當前美國貨幣政策已成為國際外匯市場上驅動美元變化的一個重要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在一段時期內隨著美國向市場投放美元量的增加，美元下跌的風險也將相應增大。

關于美貨幣政策的評估，有關專家和媒體眾說紛紜，但無論結論如何，不可否認的是，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世界各國聯手大規模注資救市在短期內對提振市場信心的確有效，并可挽救一些行將倒閉的金融機構，但如果不惜一切代價的救市，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有可能也會“培育”出新的泡沫，引發新的危機。特別是由于美元仍是國際支付的主要貨幣，并且各國的外匯儲備都以美元為主，在美“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下，一旦新一輪金融危機降臨又對本國貨幣缺乏信心時，必然要使用美元儲備來注資救市，從而美元“泡沫”將會被進一步放大。美元“泡沫”放大的同時，金融危機在全球的影響也會增大，世界經濟將有可能被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和美元波動的惡性循環所困擾，各種危機爆發的頻率也會進一步增多。特別是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而言，由于美元資產占外匯儲備的七成，甚至還在繼續增加，其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當前，新興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同樣正在承受著金融危機的不斷沖擊。將有可能導致亞洲新興經濟體成為繼歐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機的又一“重災區”。與此同時，美國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和相繼出臺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和手段，先是將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紛紛“拉下水”，而后是設法“脫身”將危機“轉嫁”給其他經濟體。事實上，從美國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美元貶值的嫌疑。

為此，2D09年4月初倫敦G20金融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就“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建議和構想發表評論，此言一出，即刻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周小川的表述被媒體“渲染”為“中國對美元發起的挑戰”，由此關于美元地位問題和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以何種方式進行重構的討論再度升溫。雖然各種觀點和預言大相徑庭，尚無定論，但顯然此前中國的聲音更具有挑戰性和現實性。在當前國際金融安全形勢依然嚴峻的情況下，為避免美元進一步貶值帶來的風險，保障外匯儲備和對外投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由此中國提出“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建議不能不說是“事出有因”，在情理之中，并非無的放矢。且不論國際貨幣體制改革爭論中的是非曲直，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目前金融危機環境下選擇的余地十分有限，美元資產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數的下降，中國也需要對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進行評估和重新審視，不會一味地依賴于美國的“信用”，而“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恐怕是最佳的選擇。

中國“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倡議，美國的回應頗有微詞，耐人尋味，一方面確認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為美元辯解，強調美元幣值依然“異常堅挺”。對于美國的心態的描述，媒體從不同角度給予了真實的寫照。有媒體評論說，對于改革的態度，美國對改革到底有多少“誠意”，是敷衍了事還是“走過場”令人質疑；對于中國的倡議，美國或許有“不祥”之感，美國的“多心”和對美元的“袒護”并非沒有道理。事實上也是如此。長期以來美國享盡了美元的特權，一旦失去很難適應沒有霸權的日子，正如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表述的，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要點，其中就包括擁有和操縱國際金融體系，以及控制全球硬通貨。因此，中國的倡議觸動了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對于“美元霸權時代”是否因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而葬送，奧馬爾能否會是“美元帝國”的末代“送終者”，美國著實心里沒“底”。至于中國，人們期待的是在改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對中國終結“美元霸權時代”的期望值自然隨之上升。

圍繞美元問題的爭論，實際上是國際金融體制改革背后博弈的反映，也中美未來經貿對話有可能涉及到話題。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將在救市風險和成本分擔、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內容展開激烈的博弈。與此同時，中國提出的“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建議，也將是中美今后經貿對話和關于國際金融機構改造潛在的焦點問題。長期以來，西方國家由于利益上的患得患失，以及體系中權力的分配或一些問題上的糾纏不休，導致醞釀許久的改革難有實質性的突破。由于中國關于改革的建議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因此美元地位的爭論也會逐漸演化成國際間改革的博弈。同時，從當代國際貨幣體制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經濟和金融實力上的對話，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這樣的現實，當前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制的美歐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危機帶來沖擊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對改革的關切點和期待也不盡相同。美國對改革相對“冷漠”，更多關切的是如何推動各國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德、法等歐洲各國則是熱心于加強金融監管，對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應比例的發言權、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四、中美經貿關系的重要性

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貿易關系以來，中美貿易關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發展。一方面，中美貿易關系發展日益密切，經貿往來使得兩國相互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發生經貿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國家。雖然近來中美雙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鮮核問題等重要領域的磋商、協調與合作成效顯著，會談范圍不斷擴大，高層官員互訪頻繁，使兩國關系處在歷史上較好時期。但在中美政治關系積極改善的同時，雙邊經貿摩擦不斷加劇。美出臺的“購買美國貨”和對“中國制造”的歧視，必然給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和對“中國制造”的歧視，反映了當前美對華貿易政策的主導思想，中美貿易關系面臨著一個十分敏感的時期。可以預見，中美貿易摩擦將長期存在下去，并隨時有可能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而進一步升級，貿易摩擦將會進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領域也會越來越廣泛。從發展趨勢看，中美貿易關系將逐步從貨物貿易向服務領域擴大，甚至涉及到我國經濟安全的部分領域，貿易摩擦將進一步多樣化和復雜化。但應該看到，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在中美間出現的貿易問題也是全球范圍內許多國家普遍遇到的問題。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和經濟危機環境下，隨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抬頭，中國自然成為美國一部分人發泄對中美貿易不滿情緒的對象。當然，在美國國內也絕非一種聲音，一些有識之士指出，當前美國政界如果錯誤地認為靠貿易保護主義能夠緩解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壓力，減少貿易赤字和刺激經濟增長，那么最終將會損害美國經濟的發展，甚至帶來嚴重的后果。

從中美兩國經貿關系看，與現實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密切相關。美國是目前國際經濟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維護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而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對國際經濟秩序的發言權不斷增強，中美兩國尋求新的經貿關系實際上是對國際經濟秩序的維護和適當的調整。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中美經貿關系對全球經濟秩序的維護和穩定發揮重要作用。當今世界，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的潛在隱患依然是經濟嚴重失衡，失衡集中體表在兩個方面：第一，以美國為首的部分發達國家保持著高水平的貿易逆差，對于其他國家而言，如此高的貿易逆差帶來了國際收支的高風險；第二，為了彌補貿易逆差，美國等發達國家從在世界范圍吸引了大量的資金，這種貿易和資金上的雙逆差，構成了當今世界經濟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經濟失衡是中美經貿關系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不能排除許多其他議題也是由此引申而來。事實上，中美經濟和貿易問題從根本上說也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既源于世界經濟增長格局、貿易格局的變化，又源于短期內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以及美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中美兩國經濟結構失衡不是孤立的單一現象，而是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形成了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與美國之間的經濟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經濟失衡，這是當今世界經濟失衡的突出表現。因此，中美經濟、貿易對話從宏觀和戰略的高度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有利于解決中美經濟和貿易上的摩擦，對全球經濟的平衡發展、經濟的穩定與安全產生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中美關系已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越來越具有全球影響和戰略意義，面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挑戰，中美擁有廣泛的重要共同戰略利益。與此同時，中美經貿關系對話也將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在國際社會中產生一定的反響。從中歐經濟和貿易關系上看，中歐貿易近年有迅速增長，歐盟已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則是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經貿關系是中歐“戰略伙伴關系”中的最重要內容。但近年來雙方貿易的失衡現象卻日趨嚴重，摩擦也不斷增多，在處理中歐經貿分歧上歐盟對華經貿政策趨于強硬，表示中歐貿易處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國放寬對歐盟企業的市場準入限制，否則歐盟可能采取保護主義措施。2007年以來歐盟采取的多項舉動，都帶有保護主義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歐盟正式實施《化學品注冊、評估和許可辦法》，以保護生態環境和公眾健康為由，強制要求在歐盟市場銷售的近3萬種化工產品及數百萬種下游產品進行注冊評估。另外根據歐盟資料，目前在歐盟境內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來自中國大陸。歐盟還表示，對它與中國未來發展貿易關系的新政策除將遵循要求中國擔負起履行世界貿易組織義務的責任、開放市場及公平從事貿易外，也將設法改善歐盟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并對知識產權采取更嚴格的規范與行動。從現實的中歐經貿關系上看與中美經貿關系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因此在解決中歐貿易摩擦問題上或許也能從中美間各種形式的對話機制中得到有益的啟發，2008年3月啟動的副總理級中歐經貿高層對話機制就是化解雙邊經貿摩擦的有益嘗試和途徑，與2005年啟動的中歐戰略對話機制形成雙重對話機制，是全面推動中歐戰略伙伴關系的又一重要步驟。

盡管“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和對“中國制造”的歧視，給中美貿易前景增添了更多的變數，但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并沒有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反華情緒在美國并非主流。從中美經貿關系的總體看，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美國從中美貿易關系中受益非淺，美國歷屆政府包括奧巴馬新一任政府并多次提到解決中美貿易問題的方式是“加強對話”，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和經濟危機環境下中美加強經貿合作更加顯得重要了。這表明，發展中美貿易關系對美國仍是必不可少的，對克服金融和經濟危機共度難關有益無害。盡管在很大程度上，中美雙方確定的新“美中戰略和經濟對話”機制是布什時期“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和“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機制的延續，但兩國對話機制與布什時期相比，從實質到內容都將有所不同。其中經易部分對話從形式看，奧巴馬政府與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強調的是開放中國資本市場、通過擴大中國內需降低對華貿易赤字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問題，奧巴馬政府則更關注的是維持對美國債購買水平、加大刺激經濟恢復力度、環保等問題。而中國關注的議題的側重點也有所變化，對美國采取措施避免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大幅貶值、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等成為日益突出和緊迫的問題。進入奧巴馬時代，雖然中美政治、經濟戰略基本格局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但在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環境下，新的“美中戰略和經濟對話”機制能否在中美經貿領域和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加強合作，彌合日益增多的經貿分歧，需要進一步觀察和考量。

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這樣的現實，當前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制的美歐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危機帶來沖擊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對改革的關切點和期待也不盡相同。美國對改革相對“冷漠”，更多關切的是如何推動各國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德、法等歐洲各國則是熱心于加強金融監管，對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應比例的發言權、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四、中美經貿關系的重要性

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貿易關系以來，中美貿易關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發展。一方面，中美貿易關系發展日益密切，經貿往來使得兩國相互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發生經貿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國家。雖然近來中美雙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鮮核問題等重要領域的磋商、協調與合作成效顯著，會談范圍不斷擴大，高層官員互訪頻繁，使兩國關系處在歷史上較好時期。但在中美政治關系積極改善的同時，雙邊經貿摩擦不斷加劇。美出臺的“購買美國貨”和對“中國制造”的歧視，必然給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和對“中國制造”的歧視，反映了當前美對華貿易政策的主導思想，中美貿易關系面臨著一個十分敏感的時期。可以預見，中美貿易摩擦將長期存在下去，并隨時有可能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而進一步升級，貿易摩擦將會進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領域也會越來越廣泛。從發展趨勢看，中美貿易關系將逐步從貨物貿易向服務領域擴大，甚至涉及到我國經濟安全的部分領域，貿易摩擦將進一步多樣化和復雜化。但應該看到，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在中美間出現的貿易問題也是全球范圍內許多國家普遍遇到的問題。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和經濟危機環境下，隨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抬頭，中國自然成為美國一部分人發泄對中美貿易不滿情緒的對象。當然，在美國國內也絕非一種聲音，一些有識之士指出，當前美國政界如果錯誤地認為靠貿易保護主義能夠緩解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壓力，減少貿易赤字和刺激經濟增長，那么最終將會損害美國經濟的發展，甚至帶來嚴重的后果。

從中美兩國經貿關系看，與現實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密切相關。美國是目前國際經濟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維護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而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對國際經濟秩序的發言權不斷增強，中美兩國尋求新的經貿關系實際上是對國際經濟秩序的維護和適當的調整。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中美經貿關系對全球經濟秩序的維護和穩定發揮重要作用。當今世界，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的潛在隱患依然是經濟嚴重失衡，失衡集中體表在兩個方面：第一，以美國為首的部分發達國家保持著高水平的貿易逆差，對于其他國家而言，如此高的貿易逆差帶來了國際收支的高風險；第二，為了彌補貿易逆差，美國等發達國家從在世界范圍吸引了大量的資金，這種貿易和資金上的雙逆差，構成了當今世界經濟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經濟失衡是中美經貿關系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不能排除許多其他議題也是由此引申而來。事實上，中美經濟和貿易問題從根本上說也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既源于世界經濟增長格局、貿易格局的變化，又源于短期內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以及美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中美兩國經濟結構失衡不是孤立的單一現象，而是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形成了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與美國之間的經濟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經濟失衡，這是當今世界經濟失衡的突出表現。因此，中美經濟、貿易對話從宏觀和戰略的高度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有利于解決中美經濟和貿易上的摩擦，對全球經濟的平衡發展、經濟的穩定與安全產生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中美關系已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越來越具有全球影響和戰略意義，面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挑戰，中美擁有廣泛的重要共同戰略利益。與此同時，中美經貿關系對話也將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在國際社會中產生一定的反響。從中歐經濟和貿易關系上看，中歐貿易近年有迅速增長，歐盟已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則是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經貿關系是中歐“戰略伙伴關系”中的最重要內容。但近年來雙方貿易的失衡現象卻日趨嚴重，摩擦也不斷增多，在處理中歐經貿分歧上歐盟對華經貿政策趨于強硬，表示中歐貿易處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國放寬對歐盟企業的市場準入限制，否則歐盟可能采取保護主義措施。2007年以來歐盟采取的多項舉動，都帶有保護主義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歐盟正式實施《化學品注冊、評估和許可辦法》，以保護生態環境和公眾健康為由，強制要求在歐盟市場銷售的近3萬種化工產品及數百萬種下游產品進行注冊評估。另外根據歐盟資料，目前在歐盟境內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來自中國大陸。歐盟還表示，對它與中國未來發展貿易關系的新政策除將遵循要求中國擔負起履行世界貿易組織義務的責任、開放市場及公平從事貿易外，也將設法改善歐盟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并對知識產權采取更嚴格的規范與行動。從現實的中歐經貿關系上看與中美經貿關系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因此在解決中歐貿易摩擦問題上或許也能從中美間各種形式的對話機制中得到有益的啟發，2008年3月啟動的副總理級中歐經貿高層對話機制就是化解雙邊經貿摩擦的有益嘗試和途徑，與2005年啟動的中歐戰略對話機制形成雙重對話機制，是全面推動中歐戰略伙伴關系的又一重要步驟。

盡管“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和對“中國制造”的歧視，給中美貿易前景增添了更多的變數，但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并沒有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反華情緒在美國并非主流。從中美經貿關系的總體看，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美國從中美貿易關系中受益非淺，美國歷屆政府包括奧巴馬新一任政府并多次提到解決中美貿易問題的方式是“加強對話”，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和經濟危機環境下中美加強經貿合作更加顯得重要了。這表明，發展中美貿易關系對美國仍是必不可少的，對克服金融和經濟危機共度難關有益無害。盡管在很大程度上，中美雙方確定的新“美中戰略和經濟對話”機制是布什時期“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和“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機制的延續，但兩國對話機制與布什時期相比，從實質到內容都將有所不同。其中經易部分對話從形式看，奧巴馬政府與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強調的是開放中國資本市場、通過擴大中國內需降低對華貿易赤字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問題，奧巴馬政府則更關注的是維持對美國債購買水平、加大刺激經濟恢復力度、環保等問題。而中國關注的議題的側重點也有所變化，對美國采取措施避免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大幅貶值、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等成為日益突出和緊迫的問題。進入奧巴馬時代，雖然中美政治、經濟戰略基本格局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但在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環境下，新的“美中戰略和經濟對話”機制能否在中美經貿領域和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加強合作，彌合日益增多的經貿分歧，需要進一步觀察和考量。

摘要：自中美建立貿易關系以來，中美貿易關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發展。隨著中美貿易的迅速發展，各種矛盾和存在的問題也隨之出現，成為中美關系中的突出問題。特別是在當前美國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不斷深化，以及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國會通過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有關“購買美國貨”條款不僅帶有明顯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給摩擦不斷的中美貿易關系帶來新的負面影響。長期以來，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的調整始既保持著連續性，也有現實性需要的考慮。

關鍵詞：“購買美國貨”條款貿易保護主義美對華經貿政策中美經貿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