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西安歷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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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三朝古都西安，在中國中古時期曾多次成為古絲綢之路上的起點城市。10世紀后，西安沒有再成為古代王朝的都城。21世紀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有關“一帶一路”歷史、考古、文學、教育、文化產業等多方面問題受到學界關注，“一帶一路”視角下的西安歷史文化研究呈現出活躍態勢，成為當前學術研究的熱點。

關鍵詞:“一帶一路”;西安歷史文化;文物保護;教育與文化產業

“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在新時期提出的宏偉戰略構想，旨在溝通世界經濟合作，促進世界和平發展。“一帶一路”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其原型來自中國古代與世界友好交往過程中形成的陸地與海上絲綢之路。西安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隨著“一帶一路”號角吹響，這座古老的城市正煥發出嶄新的青春活力，對“一帶一路”西安歷史文化展開深入研究已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11月8日至10日，2018年“一帶一路”西安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西安賓館隆重召開。此次國際學術會議由西安市教育局、西安文理學院主辦，西安市絲綢之路經濟帶教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西安文理學院歷史文化旅游學院、西安文理學院長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古都學會、《唐都學刊》編輯部承辦。來自海內外的12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古都西安，研究西安在絲綢之路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展示古絲路起點城市西安的考古成果，尋找現代教育、文化交流途徑，商討加強西安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西安文理學院黨委書記雷英杰，副校長耿占軍，西安市教育局副巡視員安廣浩，陜西歷史博物館黨委副書記、副館長王煒林，中國古都學會會長、陜西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蕭正洪，巴基斯坦學者阿里•格爾扎爾(AliGulzar)等出席會議開幕式并分別致辭。西安文理學院副校長王曉萍主持了開幕式。會議圍繞絲路歷史與考古、絲路文學藝術與思想文化、絲路教育交流與文化產業研究等議題，通過大會主題報告、分組討論、學術考察等方式，專家學者們進行了理性而熱烈的交流，深化了對“一帶一路”相關問題的研究。

一、“一帶一路”研究的理性思考

“一帶一路”概念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學術界經過了長期的醞釀過程。2013年9月，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后，關于“一帶一路”研究論著以幾何級數增長，呈現井噴態勢，隨著具體研究的開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深入思考，著力于理論探索。陜西省文史研究館黃留珠先生主張加強長安學研究，他認為西安是周秦漢唐等強盛王朝的故都，是西漢與大唐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還是新時期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節點城市，因此有必要加強對長安學的研究;同時認為，周秦漢唐治理國家的經驗，漢唐帝國對國際化大都市長安的管理，都可以給大西安建設提供歷史的啟示和借鑒，長安學研究的某些內容，可直接供大西安建設參考。西北大學趙叢蒼教授與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張朝合著的《碎片化研究的整合:絲綢之路研究的立足點》關注絲綢之路研究的整體性，認為作為歷史現象的絲綢之路，其本身是由諸多“碎片”構成的，與此相應，目前絲綢之路研究存在“碎片化”的傾向，應對絲綢之路研究進行階段性總結，從而實現對絲綢之路的進一步認識。西北大學袁勘省教授和研究生祝明英等也關注到了絲綢之路整合研究問題，他們在《基于GIS絲綢之路遺址群區域合作發展的空間布局》一文中，首先從申遺的絲綢之路中國段22處遺址點出發，以縣域為單位，對絲綢之路沿途各縣的遺址、交通、經濟、人口數據進行采集和整理，分別計算各縣的遺址資源優勢度、交通優勢度、經濟和城鎮化水平，構建出遺址資源開發適宜性評價的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預測了絲路中國段遺址群區域發展的空間布局和趨勢，并據之將絲路沿線地區劃分為若干合作區，按照每個合作區的中心城市類型劃分為口岸經濟依托型、區域經濟依托型、政治經濟依托型、旅游經濟依托型、交通經濟依托型和旅游交通依托型，為絲綢之路沿線遺址資源開發提供了科學依據。西北政法大學李清霞教授在《絲綢之路研究的新理念、新視角》一文中，主張以全球化視野審視絲綢之路，把西域作為獨立的主體性存在，以新的研究理念和視角關注由于商貿、戰爭、自然災難、文化交流等原因而導致的絲綢之路上的人口流動，關注生存、活動在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土著和移民人群，不但關注他們所起到的聯通、傳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還應關注他們創造的絲路文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裴孟斐和西北大學徐衛民教授的《漢長安城國家大遺址保護特區的管理體制現狀研究》一文，根據SWOT分析法和漢長安城特區的實際情況，對漢長安城特區管理體制現狀展開研究，本質上是對漢長安城特區管理體制的內外部環境進行研究分析，全方位展示了漢長安城特區管理體制的優勢、機遇及存在的問題和面對的挑戰。

二、“一帶一路”歷史文化考察

漢唐時期絲綢之路的歷史地理研究始終是學界關注的熱點，中國人民大學王子今教授在《漢代河西的交通格局與民族關系———絲綢之路史視角的考察》一文中指出:秦漢時期，長城既是軍事防御體系，也是重要交通體系。自霍去病擊敗匈奴，漢武帝在河西置四郡，長城防務體系延伸到連接西域的地方，河西走廊在外交史、軍事史和邊疆行政史上的意義益顯突出。這一地方的交通格局與民族關系，關系到漢王朝西北經營的得失成敗，也影響著東亞與中亞的文化交往，影響著世界文化史進步的歷程。西北師范大學徐桂彬關注隴右地區，在《張騫初次西使時的隴西郡境探析》一文中，他指出張騫西使第一站的隴西郡地處中原政權與西北少數民族政權的交接地帶，其郡境在戰國秦漢之際時有變動，張騫初次西使時隴西郡轄29縣，秦隴西郡所領21縣中至少16縣屬張騫初次西使時的隴西郡境。韓國學者琴載元對漢長安城展開研究，其論文《西漢時期渭水橋梁與首都區域管理》從渭水橋梁遺址發掘所見漢長安圍繞渭水兩岸設計之特點出發，認為盡管漢長安城位于渭河南岸地區，但實際上是為總括渭北地區而設計的，這種“渭水貫都”的特點繼承自秦咸陽，并延續到到漢武帝元鼎三年(前114)。陜西師范大學李宗俊教授關注絲路南路，其《唐蕃道部分地名疏證》一文由《唐王待封墓志》出發，結合傳世文獻和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印證了唐與吐蕃殊死爭奪的石堡城在黃河以南，遺址為今甘南卓尼縣羊巴古城。并確定了尉遲川與苦拔海、王孝杰米柵與素羅汗山、莫離驛、墨離川、墨離海、公主佛堂與大非川等關涉唐與吐蕃關系的重要地名之所在。陜西理工大學梁中效教授《唐代的褒城和褒城驛初探》一文認為唐代的褒城是褒斜道的咽喉和樞紐，是長安與成都千里秦蜀古道上的戰略節點，褒城驛在褒斜大道南端褒谷口的褒河西岸，與褒城縣相互依存。商洛學院李雪峰《北宋時期西夏與遼朝的交通干線“直路”的開辟與作用初探》一文指出:“直路”是西夏李繼遷至李元昊時期開辟的一條聯通夏遼首都的驛道，是西夏、吐蕃、回鶻與遼往來的干道，草原絲綢之路西南路，西夏東部道路交通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者們還嘗試打通歷史朝代對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與交通路線展開研究，如陜西師范大學李令福教授在《西安古城墻的功能演變及科學定位》一文中指出，西安城墻是明朝洪武年間在唐長安皇城基礎上拓展重建的，是中國現存最完整、規模最宏大、歷史最悠久的古代城垣建筑，應把城墻圍成的古城區———隋唐時代的皇城與部分宮城作為一個整體來建設，規劃建成古城西安的文化核心區。揚州大學韓春鮮教授在其《漢唐時期絲綢之路天山南部東段交通線路的變遷》一文中認為歷史時期絲路交通線隨氣候變化曾發生空間變化，形成隨交通線路變化的文化遺存時空格局，如天山南坡東段的交通線路在漢唐時期曾發生過從南向北的空間變化，現代絲路文化遺址研究與文化旅游線路開發應注意這一特點。本次會議論文對絲路經濟的研究涉及中國古代多個歷史時期，西安文理學院李小成教授《從漢代史書的“西域傳”看古絲綢之路諸國之物產》一文依據史書記載，輔以近年來的新疆考古發現，考察了西域植物、農作物及瓜果蔬菜品種，并認為天山以南各個民族群落多以沙漠邊緣的綠洲地區為聚居地，過著農耕定居生活。西安交通大學申超在《論西域長史對漢王朝經營西域的戰略意義》中談到兩漢先后設立了西域都護和長史管理西域，保護絲路暢通，對穩定漢朝對西域的統治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客觀上也便利了漢代絲綢之路上物產的流通。日本學者市來弘志則關注絲綢之路上的畜牧業生產，其論文《畫像磚上描繪的魏晉時期河西走廊的畜牧業》考察了魏晉時期河西走廊地區出土的畫像磚，指出嘉峪關新城古墓群的畫像磚大多描繪家畜以及畜牧和狩獵的場景，但張掖高臺縣的畫像磚反映畜牧業的比重較低，二者雖同處河西走廊地區，但產業等呈現出地域差別。穆渭生教授在《隋唐時期長安“陸上絲路”對外貿易述論》一文中向我們展示了隋唐帝國的對外貿易制度、絲路概況、諸蕃商隊、當時陜西“陸上絲路貿易景觀”基本特征及唐與回紇“絹馬互市”概況。敦煌研究院楊富學研究員的《遼代東北亞絲路及其貿易考實》和內蒙古大學張憲功、白振江的《試論草原絲綢之路與遼王朝經濟發展的聯系》，均將目光投向了遼代絲綢之路貿易，區別在于前者關注東北亞方向，指出遼與東北亞各國展開朝貢、榷場及互市貿易，促進了遼朝與東北亞諸地經濟文化聯系，其中，遼朝與高麗之間的來往最為頻繁;后者側重草原絲綢之路與西方的貿易交流，認為遼王朝充分發揮了草原絲綢之路與西域、中亞乃至西方諸國的經濟聯系的功能，促進了遼王朝經濟的繁榮發展。商洛學院王秀絨、李雪峰的《清代商於古道上的官方物資運輸研究》，以清代關中通往荊襄、嶺南地區的商於古道為研究對象，指出清康熙、雍正、乾隆、光緒年間，以濟荒為目的，此路出現以糧食為主的官物運輸，亦有少量的銅鉛運輸。楊學軍等在《邯鄲古都與“一帶一路”》一文對古代邯鄲絲綢、瓷器生產及與“一帶一路”的聯系進行了細致研究。民族研究方面，甘肅政法學院昆波拉提•宋哈提等在《關于烏孫研究中的幾個錯誤觀點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烏孫民族是開拓古絲路的草原民族，已融入今天的哈薩克族。新疆學者加•奧其爾巴特、吐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衛拉特蒙古研究》對衛拉特蒙古與關聯國家情況有所闡發。思想文化方面，陜西師范大學胡耀飛《從金統到金山:啟運與德運視角下的唐末敦煌政局》一文以敦煌為個案研究對象，從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探討了唐末五代敦煌地方政權的合法性構建問題。還有學者注意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族眾多、思想信仰復雜的特點，安順學院楊清虎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的中國信仰構建與沖突》一文中指出:中國信仰主要源于佛教道教文化資源，具有極大的包容能力，面對沿線國家，具有信仰調節優勢。但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也存在信仰文化差異，因此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推進需尊重包容他國信仰，適時調節，必要引導和反制，以管控風險，應對危機，避免不良影響。

三、“一帶一路”考古與文物保護

“一帶一路”概念涉及的時間長、地域廣，相關考古新發現不斷涌現，為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撐。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吳迪、朱海燕在《洛陽兩漢考古發現體現出的絲路關系》一文中以洛陽考古所發現的兩漢時期文物資料為依據，指出自兩漢至隋唐，西安和洛陽這兩座古都一直都是開放的國際城市，在絲綢之路為背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據著同等重要的地位。大同大學馬志強、張玲《北魏平城5世紀中國絲綢之路的端點———以大同地區出土文物為中心》認為北魏時期是古代絲綢之路最具活力和生機的時期，為隋唐時期絲綢之路走向輝煌和繁榮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豐富的歷史遺存和文物資料可以證明北魏首都平城是當時中國北方著名的國際大都市，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張月琴、王志芳在《絲綢之路視域下的石窟形象》中指出中亞、西域諸國的文化影響了佛教造像藝術在中國的發展，絲綢之路上的石窟圖像真實地記錄了絲綢之路上東亞、西域諸國與中國內地的交往，從絲綢之路視域研究石窟文化史是一條可行的思路。西北大學王維坤教授《西安發現的北周粟特人墓和罽賓人墓的重大意義及其學術價值》一文對西安發現的北周時期旅居長安的外來人墓葬的葬制和葬俗差異進行了研究，發現具有不同程度的“漢化”特點，這一發現對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以及絲綢之路文化的綜合研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考古意義和學術研究價值。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張全民研究員《隋張夫婦墓志考釋》考證，該墓發現的駝囊，與近年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其他兩件及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地的藏品，畫面大致相同，可能為同模所制，是反映中西交流的重要文物。法門寺博物館張高舉《花團錦簇———淺析法門寺地宮出土唐代絲織品的時代特色》一文從法門寺出土的唐宮廷絲織品入手，真實地再現了大唐皇室熱衷于供奉佛骨舍利的歷史事實和文化內涵，還原出法門寺在中外文化交流歷史進程曾譜寫過的華彩篇章。內蒙古大學高建新教授《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正倉院藏唐琵琶面板上的絲路駱駝圖案解讀》一文，以正倉院密藏的兩把飾有駱駝形象的唐代琵琶為研究介質，展現了西亞、中亞文化元素對唐王朝的影響及其通過大唐向東亞的傳播。與此研究立意相似，陜西師范大學馮立君《長安之東:唐代絲綢之路的延伸———從撒馬爾罕壁畫“鳥羽冠使者”說起》從地跨遼海的高句麗與內陸歐亞的文化交流的一項個案著手，探討了以長安為中心的中西交流問題，特別是東方諸國對中原、草原、西域等多元文明的受容與獨特貢獻，有助于絲綢之路文明整體研究的推進。西安博物院王樂慶《小雁塔未刊史料二三則》以反映長安與絲綢之路密切關系的大、小雁塔為研究對象，指出近代日本人的游記、日記所錄在中國的聞見以及所考察內容，成為今人研究中日兩國文化的重要史料，為我們提供了稀缺的參考資料。

四、“一帶一路”文學景觀

西安文理學院高萍教授的《論兩漢賦的西域書寫及其文化意義》從漢賦書寫的人物、動植物及山川地理、雜技百戲等眾多西域事象出發，客觀評價了漢賦中的西域書寫，認為它反映了漢人以華夏為中心的域中觀念，也反映了漢人對西域的認知由模糊神秘到逐漸真實。寶雞文理學院王渭清倡導以文學視角關注絲路沿線自然人文景觀，他在《“絲綢之路”文學景觀的生成機制———以麥積山文學景觀為中心》一文中探討了麥積山文學景觀的生成機制，并指出“絲路”文學景觀得益于文學作品的增值，而這些文學作品的生產也隨景觀自身的興衰而增減。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王永莉從唐代岑參詩歌入手，其論文《試論岑參邊塞詩中的西域意象》以“瑰麗雄奇”概括岑參邊塞詩風，揭示出其詩歌以“熱海”“火山”與“優缽羅花”等意象為典型代表，啟迪了唐代中原士人對西域的認知與想象，并認為岑參獨特的經歷遭際、不同詩歌主題與詩人的創作風格以及社會背景影響下的詩人特殊心境等，造成其邊塞詩西域意象主觀性與客觀性并存。西安文理學院榮小措則以杜牧長安詩為研究對象，展現了詩人對長安的感情，其《論杜牧長安詩中的家國之思》指出:杜牧詩中，既有對長安故園的深長思念，還有對帝京景象的全方位展示。唐都長安既是杜牧的故鄉，也是他實現政治抱負最需要的精神家園，因此成為杜牧一生最長久的牽掛。陜西學前師范學院趙錄旺《〈敦煌曲子詞〉的歷史價值探微》指出敦煌曲子詞的發現，給傳統詞體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提出了新問題，產生了新影響，從某種程度上重構了我們對詞的起源問題和詞的寫作現象的歷史。同時，對這一文學資料的研究在跨國界的傳播過程中具有世界性的學術意義，特別在以絲綢之路為紐帶展開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時代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漢中職業技術學院李瑛《唐代長安與成都的文化交流———立足于唐詩的考察》通過唐詩來考察唐代長安與成都兩大都市的文化交流，認為此二城不僅是唐代詩歌文化的天幕上南北呼應的雙子星座，更是大唐文明從西北與西南絲綢之路輻射到世界的文化燈塔。學者全博《“西域之襟喉”———清代哈密城市意象解讀》力圖解讀哈密的城市意象，認為清代哈密的城市景觀具有政治化、軍事化、商業化的特征，這些特征的形成是戰爭、政策起主導作用的結果。西北師范大學僧海霞關注到現代絲路城市意象，其《從“荒灘廢壘”至“絲路明珠”:建國后嘉峪關及其區域空間意象變遷》一文認為:嘉峪關及其區域空間意象，在國家西北經濟戰略中，隨著這一區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整體推進而不斷變遷，從1949年初的“荒灘廢壘”，變成欣欣向榮的“鋼城”，繼而又變成舉世矚目的“絲路明珠”。這是國家空間選擇和區域空間多維構建的空間效應，也是人們對區域空間認知的文化表征和意指實踐。王鈺《第三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中的城市品牌效應研究》從電影藝術的角度指出西安作為絲路重要節點城市，舉辦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可彰顯絲路文化，展示城市風貌，有利于西安城市形象的傳播。山西大學教授李翔德《倫理美學視野中的絲路與思路———長安與敦煌》與中國文聯出版社編審朱輝軍合作的《“一帶一路”，中華文藝復興之路》一文，則從美學與文化戰略的角度展現了絲路文化之美，呼吁文藝家們行動起來，譜寫中華文化藝術的新篇章。

五、“一帶一路”教育與文化產業

寧夏大學王鋒教授及來自伊朗的ElhamSadatMirzania(孟娜)等學者關注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發展問題，他們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傳統和現代探索拓進中的伊朗高等教育》一文中介紹了伊朗古代教育傳統，梳理分析了該國古代著名教育中心攻地•沙普爾和其他學校以及伊斯蘭時期的教育狀況，并側重就當代伊朗高等教育現狀和高校的種類、形式與特點等情況進行了客觀分析和介紹。陜西學前師范學院黃彥震《中國百年學前教育思潮研究》與陜西省社科院曾文芳教授《學前階段推廣普及國學經典教育的思考》均聚焦于絲路東段中國的學前教育問題，他們或回顧過去總結經驗，或立足當前身體力行。陜西省社科院范玉婷則將注意力落在中國境內的高等教育問題上，其《“一帶一路”背景下陜西省高校創新創業教育發展探析》指出陜西省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一站，是一個高校林立的大省，在推進一帶一路快速發展的重要倡議中，對于人才的需求愈加顯現，陜西省應該勇立時代潮頭，服務發展新戰略，加強創新教育，促進陜西新時期教育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文化產業開發問題也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靳瀟飛、朱先洋《基于SWOT分析下的陜西文化產業發展研究》與袁曦、李文龍《探求“一帶一路”倡議下陜西文化產業發展的新思路》兩篇論文，對陜西文化產業發展狀況進行了反思，提出了發展思路。陜西省社科院趙東在《陜西“一帶一路”歷史文化數字化示范區建設戰略研究》中更加明確地提出了以新技術為依托，用好陜西歷史文化資源的對策。安康市委黨校的廖世陽、趙瑜則分別對安康文化產業發展問題展開研究，他們在《安康文化創意城市發展研究———以“十三五”規劃為研究視閾》和《在休閑城市建設中實現發展與民生的雙重超越———以安康市為例》等文章中，提出要在城市規劃時設計安康文化創意城市發展空間，發展休閑城市文化。蘭州理工大學吳萍《“一帶一路”倡議下甘肅省發展機遇研究》一文中指出:甘肅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重鎮，具有豐厚的文化歷史遺產，眾多可供挖掘的絲路文化資源，可推動與其相關的文化、旅游和考古領域的交流發展。李紅艷《“一帶一路”沿線中小城市文化發展途徑探析———以四川省瀘州市為例》主張瀘州市將歷史文化傳承與現代城市文化發展結合，實現瀘州與“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在文化交流中的互聯互通、互利共贏。溫州大學碩士生曹瑞冬《“一帶一路”視角下東南亞三國旅游業發展現狀比較研究》一文比較了東南亞三國旅游業發展現狀，分析了“一帶一路”倡議對該地區發展的影響，從而總結出各國在此倡議下應秉承的態度。今后，隨著“一帶一路”重要性的日益凸顯，研究者的隊伍將會逐漸壯大，相關學術研究亦將更加深入，“一帶一路”歷史文化的研究必將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發揮更重要的社會作用。

作者:王蘭蘭 梁瑜霞 單位:西安文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