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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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于現代中華民族而言，在抗日戰爭中所有的遺址、遺跡都是抗戰歷史的深刻體現，都是寶貴的社會財富。武漢在抗戰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但這些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尚存在問題和不足。我們根據實地調研的情況，對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和利用的現狀進行總結，對資源保護和利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對如何進一步保護和利用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提出了相關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利用;對策

歷史文化資源是記載著人類歷史活動痕跡的古跡、文物、紀念設施等，是一種寶貴的社會公共財富，既體現著歷史的痕跡而又不失文化的傳承，也是現今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是抗日戰爭時期遺留在以當今武漢行政區域為中心的、被賦予了教育及紀念意義的固態資源和精神文化資源的總稱。武漢在整個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華民族抗戰由此開始。同年12月南京淪陷前夕，國民政府雖宣布遷都重慶，但黨政軍重要領導機關及其領導人、工作人員均遷至武漢辦公，英、美、法等國外交使節也隨之駐留武漢；陳紹禹、、秦邦憲、董必武等中共中央代表和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等各黨派領導人，文化界名人等匯集武漢。一時間，武漢實際上成為戰時首都和當時全國抗戰的指揮中心。[1]1938年10月武漢淪陷之后，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從此，在武漢及其外圍區域，中國人民仍然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斗爭，直到抗戰勝利。1945年8月，國民政府在武漢主持了華中日軍的受降儀式。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在抗戰期間所積淀的歷史文化資源也得以形成和固化。但是長期以來，除少數抗戰資源外，大部分資源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我們根據實地調研情況，對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和利用的現狀進行總結，對資源保護和利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對如何保護和利用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提出對策建議。

一、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和利用現狀

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數量眾多，種類豐富，既涵蓋抗戰遺址、遺跡，抗戰文物，抗戰紀念設施等物質資源，又涵蓋在抗日戰爭中體現出的全民族團結抗日的愛國主義、國際友好與合作、抗戰人物英雄事跡等精神資源。各式各樣的文化資源散落在武漢市各個城區及郊野，共同構筑了武漢這座城市的抗戰文化基因，它們本質上都見證了武漢作為歷史名城的文化軟實力。在整個抗戰時期，武漢所沉淀下來的各種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現存的共有86處。就總體布局而言，這些類別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主要分布在武漢市區及郊外，呈條帶狀沿長江兩岸分布，并逐步向長江兩側的內陸腹地輻射，有的比較集中，有的相對分散；平原地區和山地地區均有分布。在總共86處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中，武昌26處，漢口41處，漢陽3處，遠郊城區16處。按照資源的原有屬性、用途及現存價值劃分，這些資源大致可劃分為：會議、機構舊址類，名人故居類，紀念設施類，日軍侵華罪證、遺跡類，戰斗戰役遺址類以及其它類型。資源種類和數量分布如圖1所示。圖1中會議、機構舊址類和紀念設施類歷史文化資源占到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57%，構成了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主體。這其中既包含國共兩黨所留下的歷史文化資源，它們是國共再次合作、共赴國難的歷史見證；也包含日軍侵略武漢時所留下的侵略痕跡，它們是國人銘記民族恥辱、發奮圖強的物質載體。日軍侵華罪證、遺跡類和戰斗戰役遺址類占到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10%。而名人故居類和其它類占到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33%，它們豐富和拓展了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呈現形態。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數量豐富、類型多樣、分布廣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城市建設與擴張，再加上許多遺址遺跡屬于泥磚建筑，有著不易保存、保護的特點，許多資源損毀嚴重甚至滅失。目前武漢市僅有34%的歷史文化資源分別得到國家級、省級、市級及縣區級的保護，仍有66%的抗戰歷史文化資源未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實際上，通過申報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等級，既可以提高歷史文化資源的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又可以爭取到社會方方面面的支持，從而更好地保護既有的抗戰歷史文化資源。通過調研和統計分析，當前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護與利用情況如圖2所示。在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中，有22%的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存良好并充分利用，如漢口新四軍軍部舊址、中山艦博物館、大智門車站舊址等，已經成為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有45%的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存較好、但未被充分利用，其資源本身的紅色教育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舊址、史沫特萊舊居、王家河抗日慘案公墓等。有9%的歷史文化資源保存利用情況較差，如中共保福祠支部委員會舊址、第一屆國民參政會舊址、法國領事館舊址等。這些歷史文化資源雖然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保護，但是其保護措施不到位，資源沒有得到很好利用，而有可能逐漸走向消失。有24%的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亟待保護或已滅失，如戰時書報供應所舊址，董必武舊居，日軍侵華罪證、漢口積慶里日軍慰安所舊址等。值得注意的是，戰斗戰役遺址、日軍侵華罪證、遺跡等歷史文化資源由于其自身載體的功能原因，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沖擊下，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利用。

二、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和利用中的問題

（一）資源分散且存在不同程度的破壞

從資源分布上來看，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分布區域廣且非常分散，呈點狀遍布于武漢三鎮。不僅在距市區較遠的黃陂、新洲等地有相當數量的資源存在，而且即便是分布在市區的資源，也有很大一部分處于市區較為偏僻的地方或者隱蔽在某個角落。這種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們對其認知的難度，同時也增加了資源綜合開發利用的難度。而且，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自然或人為的損壞。抗日戰爭結束至今已有70年，這些資源不僅歷經了曾經的戰火侵襲和不同時期人為破壞，而且自然損壞也較為嚴重。有的抗戰資源在城區改建、擴建和城市發展中遭到破壞甚至滅失。如為給三環線工程讓路，岱家山抗戰碉堡群已經成為一堆瓦礫。也有些資源因成為民用住宅而沒有得到及時的保護和利用，如漢口六渡橋附近的董必武故居。

（二）缺乏對資源的系統性調查研究和規劃

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利用需要依托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和切實可行的規劃。迄今為止，武漢市還沒有一個相對全面的保護和利用專題規劃，這不僅是一個遺憾，也是導致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和利用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目前，武漢市并未建立系統的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信息庫，缺乏科學有效的資源監控體系，文物、旅游、民政及其屬地部門、相關民間文物保護組織缺乏信息溝通，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工作處于被動地位。由于缺乏資源保護和利用的總體規劃，很多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開發，就連基本的保護也難以實施。大批極具價值的文化資源在自然或人為的因素影響下逐漸遭到破壞甚至滅失。

（三）資源保護和利用的宣傳教育問題

通過實地調研和資料查閱，我們發現與武漢抗戰及其歷史文化資源相關的、地方性的宣傳教材缺乏。宣傳教材是學校教育教材的有益補充，由于其所涉及的知識是本土的歷史，直觀性較強，因而更容易激發人們的興趣。目前，與武漢抗戰及其歷史文化資源相關的著作主要有：中共武漢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武漢歷史》，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著的《武漢抗戰史料》以及武漢市社科院、省社科院等單位學者編纂的10卷本的《武漢通史》等。但是，這些著作專業性較強，理論深度較高，通俗性、趣味性不足，很難在中小學生及廣大市民中推廣。現有的保護利用文化資源宣傳、展示形式和內容較為單一，感染力、體驗性不強。大多數文化資源采取了一些文物展或者文字加圖片的靜態宣傳，展示方式單調、僵硬。旅游者在游覽這類景區(點)時均以參觀為主，缺少參與性的互動，難以取得好的宣傳、展示效果。一些為了眼前的便利和利益而隨意拆除或破壞文化資源，或在生產、生活過程中毀壞資源的現象時有發生。

（四）資源保護和利用的資金投入問題

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和利用工作面臨缺乏足夠的文保經費的難題。資源保護和利用的經費來源渠道狹窄，主要是依靠政府財政專項資金，民間資本投入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并未形成規模，也缺少吸引民間資本積極投入保護和利用機制。而僅靠政府有限的保護和利用經費，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工作處于被動的狀態。武漢市文物維修專項經費近年來雖然有所增長，但隨著被確認和公布的文物保護單位的逐年增加，有限的資金難以對文物保護單位實行有效的維護。就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來說，由于維修資金的不足，文物殘破、毀壞但卻無力維修的現象比較嚴重。例如《新華日報》社大陸里舊址，1983年就被公布為武漢市文物保護單位，現今卻仍居住著多戶居民，其建筑年久失修，而且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

三、相關對策建議

我們認為，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必須遵循“可持續發展”的方針，落實“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2]的文物工作方針，并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重要作用，為武漢城市文化的提升作貢獻。

（一）建立武漢抗戰紀念館，加強文化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

針對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分布不集中且存在不同程度損壞的問題，可以采取“整體呈現”的方式，修建一座綜合性的武漢抗戰紀念館。通過對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集中展示、復制、還原等途徑，將武漢偉大的抗日斗爭史真實、全面地展現和紀念。武漢抗戰紀念館的興建是迫切和必要的，需要提上日程。我們建議，武漢可以采取建設實體性抗戰紀念館和網上抗戰紀念館兩種形式。其中，實體性紀念館可以根據文化資源特點，將八年抗戰期間，分散在武漢各個地區的抗戰歷史文化資源采取縮小復制、還原展示、文獻資料呈現等形式，綜合利用聲、光、電等技術手段，分不同的展廳陳列出來。要在展廳內集中展出抗戰圖書、抗戰文化資源分布的介紹、導游地圖冊等，方便有興趣的參觀者到原始資源點進行考察、參觀。對于網上抗戰紀念館，可以與實體性紀念館相結合，通過3D虛擬展館，綜合各種多媒體手段，設置人工智能導游，建立一座集便捷性、綜合性、體驗性為一體的網上抗戰紀念館。網上抗戰紀念館可以用于學校教學、社區集體展播等，以更好地服務于愛國主義教育。

（二）加強調查研究，制定切實可行的保護和利用規劃

全面調研，整合資源，制定出一個科學合理而又切實可行的規劃是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得以更好地保護和利用的前提。鑒于武漢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有必要在全市范圍內進行一次比較權威的、全面的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專題普查，摸清武漢抗戰文化資源的實況，包括資源的總體數量、分布情況和保護利用的基本狀況，進一步梳理總結各地保護利用的做法和經驗。應該由市政府立項，由文物檔案部門、方志部門、黨史研究部門等單位在原有基礎上再做專項調查。另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加快抗戰資源的申報和公布，盡早將未納入的、有價值的抗戰資源納入保護范疇，使其免遭破壞。文物部門在做好保護管理工作的基礎上要逐步提升其保護級別。相關部門也要豐富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理論研究，積極借鑒各地保護和利用經驗，創新保護和利用方式。

（三）普及宣傳與教育，強化資源保護與利用的意識

廣泛的宣傳和教育有利于增強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社會影響力，提高人民群眾對資源的保護意識，變被動保護為主動保護。對于中小學生的教育，教育部門、各學校應當采取針對性的措施，有計劃地組織在校學生開展革命傳統教育活動。要編寫宣傳教材、開展以武漢本土資源為內容的特色教學，在教學中適當穿插地方抗戰史的內容。如利用節假日組織學生參加紀念活動、開展以“愛國主義教育”為主題的夏令營活動、參觀抗戰紀念館、與資源景點聯系培養紅色小導游等；對于高校學生，愛國主義教育也必須真正落實起來。例如可以定期舉辦專題講座，宣傳抗戰歷史和紅色歷史。也可以利用黨支部活動平臺，定期組織黨員參觀抗戰文化資源，分享感觸。另外，還可以組織學生觀看《武漢?1938》、《喋血侏儒山》、《解放大武漢》等電視文獻專題片、抗戰歷史劇等，以增強教育的實效性、感染力。要努力豐富宣傳、教育的形式。相關管理部門或文化資源點可以通過編寫宣傳冊，真實展現武漢抗戰歷史、驚險的戰斗場景和崇高的革命精神等，提高民眾對于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認知和主動探尋的興趣。可充分利用媒體和網絡（微博、微信）等傳播資源，采用聲、光、電相結合的技術手段，增強抗戰資源的生動性和可參與性，提高對于游客的感染力。對于抗戰資源的宣傳工作必須貼近人民生活，增強即視感，保持長期性，而不僅僅是注重于單純的周年紀念熱。

（四）以政府投入為主體，構建多元化資金投入機制

加大政府對抗戰資源保護與利用的經費投入，積極引導、鼓勵社會資金參與。武漢市各級政府必須在資金投入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鑒于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特殊性，應嚴格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文物保護工作的“五納入”[3]精神，將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和利用的經費納入全市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在每年的財政預算中，按一定比例撥出專款并確定經費基數和增長比例，從而保證市、區兩級財政都有穩定的資金來源用于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利用。政府相關部門應加強對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和利用資金的管理和監督，確保經費切實到位和專款專用；各抗戰資源單位應建立起嚴格的財務制度，嚴格進行預算和決算，嚴格管理各項經費，并接受文物主管部門的財務監督、財務審計；針對抗戰歷史文化資源保護與利用過程中可能用到的基礎設施，譬如交通、餐飲、住宿等其它必備的基礎的配套設施，也要進行一定投資和建設。武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光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政府必須多渠道籌措資金，構建以政府投入為主體，企業、社會共同參與的資金投入機制。例如可以整合旅游部門、旅游公司等相關單位、企業的資金，動員社會各界捐贈，亦可采取逐級申報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或省級、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方式來爭取專項資金等等來參與保護和開發。抗日戰爭給武漢這座城市留下了豐富的抗戰歷史文化資源，如何將這些分散的抗戰資源予以保護和利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是當今政府與社會各界亟待思考的問題。正如歷史學者周天游指出“，包括抗戰遺址等在內的大量抗戰實物是珍貴的歷史符號，在進行歷史教育、增強公民的歷史意識方面，因其經常化、具體化而能起到更大的效用。”[4]對中華民族來說，所有的抗戰遺址、遺跡都是抗戰歷史的深刻體現，都是寶貴的社會財富。

作者:文道貴 趙美蓉 鄧軍 單位:，武漢理工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注釋：

[1]劉彩木《:弘揚武漢抗戰精神譜寫時代嶄新篇章———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

[2]劉家真、廖茹：《我國古籍、紙質文物與檔案保護比較研究》，《中國圖書館學報》,2012第4期。

[3]國務院的《關于加強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國發〔1997〕13號），要求各地、各部門將文物保護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納入城鄉建設規劃，納入財政預算，納入體制改革，納入各級領導責任制。

[4]《我們怎樣紀念抗戰》，《新華每日電訊》，201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