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關的文化背景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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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五十年前的清兵入關，簡直是創造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奇跡。當這年即順治元年（1644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接受吳三桂迎降進入山海關的清軍，次日于石河戰敗大順軍之后，便一路順風，如入無人之境，刀不血刃地于五月二日，在“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萬歲者”〔1〕的歡迎聲中，進入北京城?；仡櫄v史人們會清楚地看到，明清對峙的二三十年間，后金一一清不要說進入北京，就連山海關門也未曾一入。它的每次用兵都受到了明朝軍民的頑強抵抗。此次竟如此順暢，不能不令人驚訝。對此，朝鮮君臣也感慨萬端。他們曾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這年十一月，朝鮮仁祖大王接見大臣時說：“今觀大明之事，不勝痛嘆。人有自北京來者，皆云無一人為國家死節者。豈有二百年禮義之天朝，一朝覆亡而無一人死節之理乎？至如宋朝寄寓于島嶼之間而猶有忠君義士抗義樹節者。國家雖亡而聲名聞于千古。以此觀之，人才豈不重歟！”大臣徐景雨說：“圣教誠然。豈知大明天下曾無一個男子提一旅奉朱氏耶？試以寧錦之事觀之，如祖大壽、洪承疇輩亦皆甘心屈膝，其余不難知也?！背r國王接著又說：“大明立國最為正大，建文之時，死節者甚多。而今乃不然，良可怪也。”〔2〕真是大惑不解。已傳國二百余年的禮義之邦的明朝一再倡導的忠孝大義，此刻果真掃地以盡，臣民士庶果真都甘心附“逆”了嗎？非也。

千百年來一脈相承的傳統思想、觀念，這時并未改變。而正是由于清統治者巧妙地靠攏了這一思想，因勢乘變，出奇制勝。它緊緊抓住農民軍推翻明王朝這一千載難逢的大好良機，當機立斷，迅速出兵，打出為故明臣民復君父仇的旗號。頃刻之間清軍的形象大變，立由兇殘之旅而成忠義之師，儼然為文明的代表，而為漢族士庶所接受。這樣，長時期以來漢滿間巨大的思想文化差距，不僅突然間縮短，且找到了契合點而順利接軌，形成了一個嶄新的文化背景。這就為清兵入關創造了良好的思想環境?？梢哉f清兵的順利入關不僅是八旗武功的勝利，也是自皇太極以來銳意改革而形成的以儒學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文化背景發揮積極作用的結果。

當然，這一背景的形成是經歷了復雜曲折的發展過程。其水到渠成的關鍵時刻則是滿漢文化的順利接軌。

清朝開國進程中即從滿族崛起至清兵入關，其文化背景大致經過了三個階段：即努爾哈赤統治時期的文化探索階段，皇太極統治時期的文化轉型階段和多爾袞攝政時期的滿漢文化接軌階段。謹分論如下。

一、探索時期的文化

清朝統一大業的奠基人努爾哈赤于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時，也就揭開了清朝開國的序幕。這是以武功開端走上的統一之路。努爾哈赤最有成就的業績就是統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權、挺進遼沈地區，擴大統一的輝煌局面。在這一歷史的進程中，與赫赫武功相適應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強化和向中國傳統文化靠攏的探索。反映了兩種文化的交鋒、沖突與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強化，這是維系與凝聚本民族的團結的無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爾哈赤正是借助于這種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結束了女真族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那種互相仇殺、互不相統的嚴重分裂局面，而實現了統一。這種文化最突出的表現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財力。這是被全民族普遍認同的指導思想。努爾哈赤在創業過程中充分發展了這一思想。他鼓勵與發揚女真民族的勇猛進取精神，堅持行之有效的獎勇罰怯的制度，這種金錢物質的刺激，極大地調動了人們奮勇參戰的積極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殺敵多繳獲為榮、以無功無獲為恥的社會風氣，并成為生活中的普遍原則。進而出現“出征之時，無不歡躍，其妻子亦皆喜樂，惟以多得財物為愿。如軍卒家有奴四、五人，皆爭偕赴，專為搶掠財物故也”〔3〕的景象。搶掠財物與奮勇殺敵順理成章地結合在一起，民族成員個人積極性的充分發揮，有力地推動了民族統治者總體軍事政治目標的順利實現。

重財力的觀念更深刻影響著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往往為追逐共同利益而聯系在一起，結成利害相關的集團。這樣，如何處理好財物的獲得與分配，便成了關系社會穩定與發展的重大問題。努爾哈赤巧妙地以結盟、聯姻等方式不斷地吸納各種集團與勢力，以壯大自己的統治陣容。他對歸附者、同盟者按其實力大小區別對待。實行均分財物、平養人口，乃至共議國政。最高統治集團內則實行八家共議國政的方針。其思想基礎，便是對共同利益的追逐。

這時社會道德的標準是以勇武為榮、以搶掠為榮。把搶掠“鄰人”的財富視為當然，上上下下以一個“搶”字便可概括一切。這種文化心態、思想觀念在滿族初起階段，對凝聚與統一內部力量及向外擴展時，無疑起了巨大的保證作用。可是當后金建國挺進遼沈地區，即廣大漢人住地之后，便出現了尖銳的矛盾，產生了巨大的困惑。當女真人未進入遼沈地區之前的不斷騷掠明邊，搶掠人畜財物，已引起漢人的恐懼與仇恨，漢人視女真人為強盜。而后金挺入遼沈之后，對廣大漢人實行殘酷的奴役和高壓統治，這種矛盾便激化了。廣大漢人不僅難以容忍這種統治，更對其重財輕義，不注意輩份，不重倫理道德，不講禮儀之情形視為野蠻?！胺俏易孱?，其心必異”?！?〕內心的反感極為強烈，反抗斗爭便不可避免。這不僅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兩種道德觀、風俗觀即兩種文化的矛盾與對抗。面對嚴峻的社會現實，后金的最高統治者努爾哈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認為漢人，特別是漢族讀書人最不可信，“謂種種可惡皆在此輩”，〔5〕于是實行殘酷統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強化其統治，表現出對漢族文化的強烈排斥心理。但長期以來以采集、狩獵為主的女真文化畢竟很落后，現實的發展向它提出一個最迫切的問題是文化建樹該向誰靠攏？人們看到在女真——滿族崛起時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傾向是向蒙古族靠攏。接受蒙古族文化，諸如新文字的創制、國家制度及統治機構的設置，乃至許多名稱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對漢文化采取疏遠、戒備甚至抵制的態度。但蒙古文化與延續數千年之久，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漢文化是無法比擬的。漢文化的強烈感召力或巨大影響是客觀存在。努爾哈赤在實踐中也越來越發現漢族的體系完備的倫理道德觀對維系統治與安定社會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覺與不自覺地向漢文化靠攏。其實，這一靠攏始自起兵初期。當然，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他喜歡《三國志傳》與《水滸》，曾尊崇漢人謀士龔正陸，已接受了漢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開。盡管由于種種原因，他對漢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態度，但卻擺脫不了漢文化對他的巨大影響。就在他于遼沈地區大肆屠戮漢人之時，卻又在仰慕漢文化，甚至宣傳漢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講起禮儀倫理并身體力行起來。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爾哈赤對臣下說，宗室里有二兄曾與我作對，“惟知貽我之憂”。還有烏拉岳母及葉赫岳母這兩位岳母，曾“唆其夫與我為仇”。他說，盡管這幾個人對我沒有一點好處，但畢竟是我的親族或親戚，所以“敬愛之禮亦不可廢”。于是他特意遣人將二兄及二位岳母，還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請入宮中?！把佣钟谏献?，賀正旦，行家人禮。”隨后又“拜四嫗”。“禮畢設宴”。努爾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畢，仍賜二兄補服衣，送還?！薄?〕大有克己復禮的味道。這種講究禮儀倫常的舉動（盡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絕對不可想象的。這年四月，努爾哈赤在一次大宴會上，訓諭諸貝勒說：“語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岷蟠訉O當世守孝弟之道，不可違也?！彼终f：“其為長上者，居恒當和睦子弟。其為子弟者亦宜承順關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務以真心實意愛敬之，慎勿懷虛假之念?！薄?〕引經據典，講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見這時的努爾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義已經轉變。

當然，努爾哈赤的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為，并未形成系統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廣，形成全民族的共識。這時后金國里的大政方針，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習俗、道德觀念等文化傳統，并未發生變化，一切均照舊運行。后金國里存在的矛盾與問題依然如故。盡管如此，努爾哈赤的表現卻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層統治者的思想傾向，是努力適應新形勢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轉型的萌動。

二、轉型時期的文化

所謂轉型時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滿族的固有文化向漢文化，即中國傳統文化的靠攏，并接受其文化的演變過程。這是皇太極統治時期的重要成就與突出特點。

皇太極繼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國所面臨的嚴重問題，他以巨大的魄力，進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變，其中著重點在于緩和滿漢尖銳的對立與矛盾。對漢人的防范政策由嚴厲改變為寬松。他繼位之初便做了驚人的宣布：凡以往潛逃明國與明國奸細往來而被訐告之人“概置不論”，而想逃未行被人訐告者也不予追究〔8〕。進而強調滿漢一體，取消了強迫漢人充當滿人之奴的滿漢合住的做法，改為“分屯別居”，將相當多的一部分漢人從滿洲直接奴役下解脫出來，編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戶”?！?〕重新修訂《離主條例》，使已經淪為奴隸、奴仆的漢人生命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0〕這使尖銳的滿漢矛盾得到某種程度的緩和，促進了社會的安定。尤為出色之舉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漢人知識分子。天聰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試儒生，從努爾哈赤殘酷統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員中通過考試錄用二百名，分別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館任職，成為他日后時時咨詢的秘書班子的成員而發揮重要作用。此舉的重大意義更在于對滿漢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會向傳統文化的積極靠近。

勇敢地大開言路?；侍珮O對招收的儒生特別是文館秀才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廣開言路，鼓勵這些智謀之士大膽進諫，各抒所見，以為后金治國安邦的借鑒。由于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的出現，這些儒士們直言無隱，紛紛向皇太極提出治國之方，強國之策。其中心內容是主張遵漢法，重禮教，行仁政，開一統之業。后金國中存在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都被他們看到并坦率提出。僅就天聰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聰朝臣工奏議》所載的奏疏就足以說明問題。

這些漢族謀士們認為后金日事搶掠是滿漢矛盾加劇的重要原因，而搶掠成風是人們素質低下不知禮義廉恥所致，因而明確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須重新塑造的問題。其途徑則是重禮教，加強全民教育，改變人們的精神面貌。他們建議“當于八家立官學，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學讀書，使無退縮之辭?！币驗椤坝泻脦煾担浇痰贸龊米拥堋?，所以又建議慎選和優禮教師。經過教師的努力，“二三年必將人人知書達禮，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薄?1〕這是為后金社會描繪的理想前景。在實施全民教育中，他們更認為當權者的思想認識來一番改觀尤為重要。于是提出“勤學問以迪君心”的問題，認為只有通過必要的途徑，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務本”。儒臣王文奎說：“臣自入國以來，見上封事者多矣，而無一人勸汗勤學問者。臣每嘆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濁，是何不務本而務末乎”！如何才能務本呢？他認為要讀圣賢之書。他指出，“汗嘗喜讀三國志傳，臣謂此一隅之見，偏而不全?！倍暗弁踔纹街?，微妙者載在《四書》，明顯者詳諸史籍?！边@是儒家的經典著作及傳統史書。他建議選擇“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當汗“聽政之暇”，向汗“進《四書》兩段，《通鑒》一章”。通過講解、翻譯，請汗“觀覽默會，日知月積，身體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边@樣，“君心清而天下治?！薄?2〕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靈魂。不久儒臣寧完我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他認為《四書》、武經、《通鑒》之類的書，“實為最緊要大有益之書”。他建議“汗與貝勒及國中大人所當習聞明知，身體而力行者也。”為打通滿漢語言的障礙，可令人翻譯出來，“不時進呈，宜靜覽深思”，即細細體會其中的“美意良法”?！?3〕

文館儒臣們還從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提出了遵漢法，即奉行中國傳統制度之事。他們肯定后金“凡事都照《大明會典》行，極為得策”。〔14〕建議“舉孝廉”，提倡忠孝，以為國家培養人才，〔15〕“正衣冠，辨等威”，〔16〕以嚴明封建等級制度。遵法先王，特別提出要向漢高祖那樣在用人、養百姓、立法令、收拾人心等方面盡力，以成大事。〔17〕要行仁修德、延攬豪杰、收拾人心。〔18〕在完善政府，健全統治機構方面他們紛紛提出了許多具體可行的建議。如設內閣、設總理、開言路、立言官、設諫臺、設督察之官、設通政司、設六科給事中，以及編修國史，等等。幾乎完全都是搬照漢法行事，一切率由舊章。而寧完我提出的見解尤為深刻得體。他認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后金治國確實應該照《明會典》即漢法行事，但不能完全照搬，而應有所思考取舍，應結合實際，看看“某一宗我國行得，某一宗我國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減”。這樣“參漢酌金”，以“漸就中國之制”。而“必如此，庶后得了蠻子地方不致手忙腳亂?！薄?9〕這是結合實際的改革建議，是為后金日后奪取全國、統治全國而提出的戰略方針。

文館儒臣們對后金最敏感的有關搶掠的老問題反映強烈。他們尖銳指出，后金國“因地窄人稀，貢賦極少，全賴兵馬出去搶些財物?！倍鴵寔碇蟆氨赝思移椒种?。搶來的人口，“必八家平養之”。“這個陋習必當改之為貴?！薄?0〕要想“大就王業，”必須“廣開仁慈”。得到一城，應安定一城，對其人民、妻子、衣服財物，應做到“絲毫不動”〔21〕才是。而現在“出兵之際，人皆習慣，俱欣然相語曰‘去搶西邊。’漢人聞我動兵，亦曰‘來搶我矣！’夫‘搶’一字豈可以為名哉！”〔22〕搶掠不停，人心難收。只有停止搶掠，對人民“秋毫無犯”，則“人心無不悅”?！?3〕他們認為后金這個“搶”的老傳統危害極大，堅決主張改變。他們認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北仨殹靶薜滦腥?，延攬豪杰，收拾人心，為今日第一勾當。”〔24〕“誅人者誅心?！薄胺驳萌诵模匀柿x得者必得恒久，以勢力而得者，多必變更，此人情之必然也?！薄?5〕

漢官們的坦誠建議與入情入理的剖析，不啻一場中國傳統文化與儒家學說的大說教、大宣傳，對皇太極治國決策的形成乃至后金思想觀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漸就中國之制”的重大思想文化改革措施?；侍珮O在扭轉社會風氣改變統治方式，創造良好順暢的統治環境方面，進行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參漢酌金”的原則，從后金——清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積極按著中國傳統的思想和統治模式實行了許多重大改革措施，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加快了封建化的進程，也使后金——清政權的文化心理環境較之以前大為改觀。人們看到皇太極在思想文化領域里進行了如下改革。

辦學校。天聰五年（1631年）閏十一月下令滿洲諸貝勒大臣子弟“凡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俱令讀書。”這是后金國正式辦學之始。這是皇太極針對滿洲社會普遍認為教育無用，“不學習未嘗誤事”〔26〕而拒絕接受教育的傳統習慣勢力，而采取的堅決措施。而后，這種學校由貴族伸延到平民，并在全社會鋪開，為培養人才，提高民族素質起了重要作用。

開科舉。這是廣搜人才，通過考試以選任官員的一種制度。自隋唐以來為歷代所堅持。完善的科舉分文武兩個途徑及四級考試。清入關前只進行文考一途和童、鄉兩試。分別各進行三次，首次科舉于天聰八年（1634年）三月舉行。而在此五年之前的天聰三年（1629年）后金進行了一次考試儒生的舉動。從三百名諸生中選二百名，共分三等分別賞賜，“俱免二丁差徭”。〔27〕其實這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童試，只不過是從已獲得諸生資格者中，又進行一次資格的認定與選拔，以供人才之急需。后金一清的三次童、鄉試只分別錄取生員335名及舉人33名。名額雖然不多，但在人才匱乏的當時來論已相當可觀，且意義重大。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考取的10名舉人，各授半個牛錄章京品級、錄取的61名生員各授護軍校品級。以往品級多以軍功獲得。因科舉而獲品級是前所未有之舉。這說明文臣在社會上地位的提高，它反映重武功而輕文治的傳統觀念有了某種程度的改變。

提倡倫理道德，移風易俗，加強道德規范?；侍珮O從社會實踐中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節義等倫理道德觀對維護封建統治的巨大作用后，便堅決、自覺地加以提倡。當天聰五年他下令諸貝勒大臣送子弟入學時，就明確宣布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象明人那樣“習于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薄?8〕而儒家的道德觀同滿洲固有的習俗多相抵觸，所以倡導儒家倫理道德的過程便是移風易俗的過程。對此皇太極的態度明確而又堅定。當后金改國號為大清、崇德改元、皇太極稱帝之際，更以立法的手段堅決棄舊俗立新風。他說：“自今以后，凡人不許娶庶母及族中的伯母、嬸母、嫂子、媳婦?！辈⒋藢戇M《會典》之中，成為全社會必須遵守的法令。他還說：“若不遵法，同族相娶者，與奸淫之事一例問罪?！薄胺踩思壬鸀槿?，若娶族中婦女，與禽獸何異！”〔29〕而前此滿洲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則是“婚嫁則不擇族類，父死而子妻其母”，〔30〕不重輩份，倫理觀念淡漠。與此同時，皇太極在登極頒詔大赦時，將“犯上，燒毀宗廟”，“殺傷祖父母、父母、兄賣弟，妻告夫”列入“十惡”，為不赦之罪?！?1〕顯然這是將漢族的倫理道德觀念即所謂三綱五常，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這是對滿族道德習俗的一次深刻革命。這種變革的后果在很大程度改變了滿族在漢人心目中的形象。

加速進行滿譯漢籍的工作。這項工作在皇太極繼位不久便已展開。具有儒家思想的滿洲圣人、大翻譯家達海奉命而首開其端。他生前共翻譯完成的有《萬寶全書》、《三略》、《刑部會典》、《素書》、《國語》。未完成而后繼者賡續而成的有《通鑒》、《六韜》、《孟子》、《三國演義》等。中國傳統的封建統治大法、封建等級觀念、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具載其中。皇太極組織人員進行此項工作便是在全民族中進行儒家觀念的教育，這是移風易俗、改變民族思想精神風貌工作的重要一環。

尊孔。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創始者，中國封建社會的圣人。被歷代尊崇，已成為中國傳統道德、傳統思想的最高代表。尊孔即是尊崇、接受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早在天聰三年皇太極即下令改建沈陽孔廟，開始崇祀孔子。他登極改元的崇德元年八月上丁日，遣大學士范文程祭孔子，祭文贊頌孔子“德配天地，道貫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昭宣文治，歷代尊崇”?！?2〕首開祭孔之典。祭孔的同時又崇祀關公。即三國蜀漢名將關羽。于崇德八年敕建關帝廟，題其扁額為“義高千古”?！?3〕把關公視為忠義的化身，這是倡導忠義，向全民進行儒家思想的教育。

皇太極這種對中國傳統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認同，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的全面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會全體成員主要是滿族的文化素質，更在某種程度上協調了滿漢思想文化上的關系，使滿族與漢族在文化心理上的差距有所縮短，出現了某些契合點與共同點。

難除的障礙。皇太極以高瞻遠矚的政治家氣魄，希望消除滿漢間的矛盾與對立，達到“滿漢一體”，“毋致異同”的境界，而出現治平的盛世。為此，他把儒學做為滿漢認同的思想基礎，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水已到而渠未成。直到他逝世前滿漢兩個民族根深蒂固的尖銳矛盾仍然存在，滿漢文化心理上的差距仍然很大。這里有個關鍵的問題尚未解決，就是漢官們曾一再吁請、痛言立革的搶掠之風未除，八旗制下八家均分、八家平養的制度未變。因為皇太極不想改變。

皇太極在許多領域、許多方面都有除舊布新之舉，唯在這點上毫不動搖。早在皇太極即位之初，開始進行改革之時，生員岳起鸞曾提出應與明朝議和并將俘獲的漢人“速行放還”給明朝，“否則亦當歸其紳士，不可遲疑也”的建議時，皇太極斷然拒絕。他說俘獲之士民，乃“天之所與。豈可復還敵國”。最后竟以“蓄謀向敵”〔34〕之罪將岳殺掉。而當改革步伐加快的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禮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在上疏言事中，因提出“俘獲敵人之妻不可令其為娼妓”的建議時，又一次惹怒了皇太極。被下旨“切責”，并追究其上疏的背景與同伙，結果株連多人。祝世昌被革職流放黑龍江錫伯地方，而協助其修改奏疏字句的啟心郎孫應時卻被正法處死?！?5〕皇太極口口聲聲要求群臣直言進諫，此時竟然冒誅殺進諫者的風險，是因為進諫者觸犯了滿洲搶掠、八家均分這一根本問題。可見在后金——清，其它問題可以討論，唯獨這個問題不可討論，不可觸動。這種搶掠之風不除，反映了一種思想傾向，即入關前的清統治者的根本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未變。這距儒家思想觀念所應達到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離。正如天聰六年（1633年）貝勒岳托所說，滿洲的這種作風已使漢人“人懷疑懼”，“縱極力撫諭，人亦不信?！薄?6〕這是坦誠的大實話。因為只要滿洲的燒殺搶掠之風一日不除，漢人與之對抗的心理便一日不消，滿漢間尖銳的矛盾與對立便不會緩解。

當清于明清松錦大戰中獲得全勝之時，大臣們曾建議皇太極直取北京，奪取天下?；侍珮O卻以伐大樹為喻，說：“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仆?！币詾榇丝躺形催_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議“不可”，〔37〕加以拒絕。這里固然有軍事力量尚待進一步加強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準備不足。滿洲仍是不受歡迎的人，滿漢嚴重對立的思想障礙的存在，皇太極心中是有數的。所以他對奪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關外徘徊而難君臨天下。滿洲的形象不變，是難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還是要舊觀，問題已尖銳地提到了清統治者的面前。這已是進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問題。

三、接軌時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權接連取得軍事、政治的大勝利，就在社會心理與民族性格亟須調整與重塑之時，皇太極以暴疾溘然長逝。掌握清國實權的攝政王多爾袞，并未在已逝者開創的偉業之上駐足，而當千載難逢的良機來臨之時，沒有放過這一稍縱即逝的歷史瞬間，在根本問題上立做決斷，改弦易轍，基本上完成了滿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終于開創出新的局面，從而順利實現滿漢文化的接軌，為清兵入關創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環境，并順利揮師入關，入主中原，使皇太極多年來苦心改革終結碩果。多爾袞決策的做出、滿漢文化的順利接軌是一個過程之后的結果。

皇太極逝世不久，中國全國形勢發生急劇變化。順治元年，即崇禎十七年初農民起義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北京發起進攻，明王朝已處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狀態之中。形勢的最新變化消息傳到盛京，極大地刺激了清統治者多掠財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國統治集團決定趁此機會再次統兵入關劫掠。其實此時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農民軍攻破，明王朝已經覆亡，不過他們尚未得知。攝政王多爾袞為順利實現軍事目標而緊急召見正在蓋州溫泉療養的大學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詢意見。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書多爾袞，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敵，不可救藥，滅亡在即。所以此時正是“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成丕業以垂休萬祀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倍爸性傩斟款締蕘y，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百姓的向背關系重大，黃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攏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復失。原來我國是與明朝爭天下，現在則是與“流寇”即農民軍較量。為了同當前這個主要敵人斗爭獲勝，奪取天下，必須爭取人心。“為今之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必須改變方針，不可再走入關搶掠，“惟金帛子女是圖”的老路。否則將“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他提出這次入關一定要堂堂正正，“當申嚴紀律，秋毫無犯?！辈⒋罅π麄饕酝浴安皇貎鹊刂杉敖袢者M取中原之意”。為安定人心，入關后要堅決實行“官仍其爵，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厥無告”的政策。這樣“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38〕這篇準確深刻的形勢分析與苦口婆心的進諫震動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爾袞奉朝廷之命，以大將軍的身份，統領滿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漢軍全部，在禮炮聲中離盛京啟行，“往定中原”?！?〕這與以前毀邊入內地的“征明”、“伐明”，已迥然不同。這是自滿洲崛起、清朝開國的幾十年來第一次戰略方針的改變，意義重大。

四月十三日，師次遼河邊上，接到了北京已為農民軍攻下的消息。為應付最新變化的形勢。多爾袞再次以軍事向隨軍的智謀之士咨詢意見。三年前于松山戰場上戰敗被俘投降，一直被清豢養的原明軍統帥洪承疇，首次露面，他奉命上啟多爾袞。一針見血地指出要首先明確出師名義問題。他說：“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掃除亂逆，期于滅賊?！奔雌鞄悯r明地打出滅“賊”的旗號。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之意”。這是爭取人心的最好辦法。洪承疇同時提出：“軍民秋毫無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會的政策措施。

與此同時，范文程也上書多爾袞說：奪取中原的大好機會來到了。現在我們的打擊目標只有一個，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討之賊”“闖寇”。他分析說此賊存在著“天怒”、“士忿”、“民恨”三個必敗因素。又“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币虼藨摗奥曌镆耘R之”。即鮮明地打出討賊的旗號，“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他進一步說：“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止欲帝關東，當攻掠兼施；倘思混一區夏，非ㄨ安百姓不可?！薄?0〕這不啻激將法，再次強調搶掠殺戮行徑必須收場。

多爾袞不愧英明的統帥，他審時度勢，完全采納了范文程、洪承疇等人的建議，立即改變行軍路線，由原來打算奔赴墻子嶺，毀長城入內地，改為直趨山海關，接受明將吳三桂的投降。在復吳三桂書中說：此次所“率仁義之師”是“底定國家，與民休息”，“期必滅賊，出民水火”?！?1〕出兵的旗號完全改變。吳三桂接書后再次遣人致書說：“接王來書，知大軍已至寧遠，救民伐暴，扶弱除強，義聲震天地”?！?2〕戰略方針的改變立即產生了積極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關一片石擊敗農民軍后，清兵大舉進關。二十三日，多爾袞向八旗將士指示說：“此次出師所以除暴救民，滅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43〕在向北京進發途中又以大學士范文程的名義向官民人等告示：“義兵之來為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師律素嚴，必不汝害。”〔44〕因而反響強烈，“凡百姓逃竄山谷者，莫不大悅，各還鄉里，剃發迎降。”〔45〕于是，便出現了如本文開頭所記錄的那樣清兵在幾乎沒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況下，在歡迎聲中長驅直入北京城的奇跡。

奇跡的產生完全是由于清統治者戰略方針的重大改變而導致出現的嶄新文化環境，這是一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氛圍發揮作用的結果。多爾袞于緊要關頭權衡利弊，終于認識到要想奪取天下，必須停止搶掠，而奪得天下要比滿足八旗將士的一時貪欲合算得多的道理。何況奪取天下正是努爾哈赤、皇太極生前曾夢寐以求而難以實現的理想。于是從諫如流，一改幾十年來堅奉不移的搶掠方針，變抄掠之暴為吊伐之仁，下堅決之令停止搶掠，打出為故明臣民報君父仇的討賊復仇的旗號。這就等于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文化政治環境，而重新塑造了自我形象，由既往燒殺搶掠被漢人恨之入骨的強盜一躍而成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這樣，清兵便以新的面孔出現在廣大漢人面前。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就自然而然地為廣大漢族士庶所接受和歡迎。這是清朝政策的一個偉大勝利。當然這個重大政策的改變并非一時的權宜之計，多爾袞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此為契機，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這個業已形成的良好環境。

清兵進占北京后除堅決落實與兌現入關之際禁止搶掠及“復官”、“復業”的許諾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會，贏得漢族士庶人心的措施和行動。清廷下令百姓各安本分禁止互相告訐，下令為被農民軍逼死的崇禎帝發喪、下令免除明末以來的弊政三餉加派、宣布地畝錢糧按明萬歷會計簿征收、招山林隱逸之士，開科取士、開經筵、提倡尊孔讀經祭孔形成定制、大力表彰明末殉難諸臣及忠孝節烈，以及隆重舉行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登極大典，等等。這表明以滿族為統治民族的清朝已完全接受了以儒家學說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去規范國家和民族的行動，再塑了滿洲民族的性格。至此，皇太極時期文館諸臣的諸多建議已全部變成現實。顯然，這是清入關前長期努力倡導儒學的積累的結果，是逐步發展的系統工程。它由努爾哈赤發其端，皇太極全面更張、大力提倡，至多爾袞最后沖刺而水到渠成。由于準備充分而接軌順利，滿漢雙方均未出現重大的障礙，不存在“抗藥性”、排它性的問題。這一接軌竟使原有的抗清勢力一時之間措手不及，偃旗息鼓，銷聲匿跡。使清兵入關、入主中原這一震天撼地的大舉動，猶如在一次從容不迫的典禮中完成。這一事實不僅震驚了朝鮮，也使清統治集團本身大為吃驚。他們看到事情竟如此之順暢，以為一切都可傳檄而定，進而多方俯順輿情，甚至發出“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息從其便”〔46〕的政令。

良好的文化政治環境的出現對清兵入關的積極促進的事實，告訴了人們這樣的問題：那就是文化上比較落后甚至“野蠻”的民族如何去統治高度文明的民族并為其接受，只有首先自身去接受與適應先進和文明，通過自身完善，因勢乘便，而反客為主，主宰天下。而武功與文治總是相輔相承、互為表里的。文化戰線上的成就，往往會產生巨大的能動作用，收到武功難以達到的奇效，而且會有力地推動武功的進展，促進總體政治目標的實現。清兵入關之際的文化背景，即滿漢文化的順利接軌所產生的奇特功效便是明證。

滿漢文化接軌推動了清兵入關這一重大政治事變的勝利，盡管能否鞏固這個勝利成果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而滿漢文化的接軌也僅僅是事情的開端，但事實證明，這卻是影響清朝一代歷史進程的重要開端。有遠見有魄力的清朝統治者不僅鞏固而且發展了這個勝利。它的標志是順康以后儒學統治地位的最終確立與完善，進而促進了清朝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和繁榮。當然這是后話，且已不屬本文的論述范圍。＊

參考文獻：

〔1〕〔朝鮮〕《李朝實錄》仁祖二十二年五月庚戌。

〔2〕〔朝鮮〕《李朝實錄》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

〔3〕〔朝鮮〕李民（原字為宀加奐，上下結構）：《建州聞見錄》。

〔4〕《左傳》成公四年。

〔5〕〔27〕《清太宗實錄》卷5，頁20。

〔6〕〔7〕《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

〔8〕〔9〕《清太宗實錄》卷1，頁9；11。

〔10〕《清太宗實錄》卷9，頁13。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遼寧大學歷史系本，頁11；21；62—63；1；11；18；28；4；71；10；44；16；56；4；65。

〔26〕〔28〕《清太宗實錄》卷10，頁28。

〔29〕《清太宗實錄稿本》第14卷。

〔31〕《清太宗實錄》卷28。

〔32〕《清太宗實錄》卷30，頁25。

〔33〕《奉天通志》卷92。

〔34〕《清太宗實錄》卷2，頁7—8。

〔35〕《清太宗實錄》卷43。

〔36〕《清太宗實錄》卷11。

〔37〕《清太宗實錄》卷62，頁14—15。

〔38〕〔39〕《清世祖實錄》卷4，頁4—6；12。

〔40〕李wēi（原字為雨加尉，上下結構）：《范文肅公墓志銘》，載《碑傳集》卷4。

〔41〕〔42〕《清世祖實錄》卷4，頁15。

〔43〕〔45〕《清世祖實錄》卷4，頁17—18。

〔46〕《清世祖實錄》卷5；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