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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福建與江浙的區域貿易論文

摘要：明代福建與江浙之間區域貿易相當發達。江浙向福建輸出生絲、綢緞、棉花、棉布、糧食等項商品，福建向江浙輸出荔枝、龍眼、柑桔、木材、夏布、紙張及海外貿易中獲得的白銀。雙方經濟的發展，都有賴于對方的市場、原料和資本。而其依賴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無的。在對晚明福建與江浙區域互動的考察中，我們已可以看到中國近代化的一些端倪。

關鍵詞：晚明；福建；江浙；區域貿易

晚明的江浙區域已經成為中國的市場中心及經濟中心，福建則是當時的對外貿易中心，也是海外白銀輸入中國的主要過道。就此而論，江浙與福建的貿易應是晚明區域貿易中最發達的。但以往對閩浙貿易的研究一向是詳于清代而略于明代，其原因在于明代的史料較缺。近年筆者從晚明的筆記小說、方志、文集等文獻中搜集了一些稀見史料，在此試圖較深入地探討晚明福建與江浙之間的商品貿易。

一、福建與江浙之間的商道與商人

福建與江浙之間的商道。晚明福建通往江浙有兩條陸上通道，其一，從崇安分水關通往江西，然后從贛東北的玉山進入浙江的常山，再順著錢塘江上游通往杭州；其二，從浦城的仙霞嶺通往浙江的江山縣，從而接通錢塘江上游的河流。關于明代這兩條商道的詳細情況，可看黃汴的(天下水陸路程)，此書作于隆慶年間，記載了分布于全國的主要商道，以下摘錄有關閩浙商道的記錄：

從浙江衢州經江西玉山到福州。“衢州府西安縣上杭埠驛，……西八十里廣濟驛，常山縣；十五里，草平驛．江浙界，今革；三十五里懷玉驛，玉山縣；九十里廣信府上饒縣葛陽馬驛；八十里鵝湖驛．六十里車盤驛。并屬鉛山縣；四十里至大安驛，三十里崇安縣長平水驛；下水三十里，武夷山；四十里興田驛，并屬崇安；五十里建溪驛，建陽縣；七十里葉坊驛，屬于甌寧縣；五十里建寧府(甌寧縣、建安縣)城西驛，屬甌寧；四十里太平驛。屬建安；四十里大橫驛．屬南平；四十里延平府南平縣劍浦驛，西北去邵武府；東六十里茶陽驛，屬南平；九十里黃田驛。五十里水口驛，并屬古田；四十里小箬驛；八十五里白沙驛，并屬侯官。六十五里芋源驛，屬懷安縣；二十里至福建布司福州府三山驛。……自常山縣至水口驛(屬古田縣)，水馬并應。崇安至福州府水路灘洪緩急"[1]。

若將以上驛道所經城市羅列，就可較為簡明地看出浙江通往福建的商道走向：衢州、常山(以上屆浙江)、上饒、玉山、鉛山(以上屬江西)、崇安、建陽、甌寧、建安、南干、古田、侯官、懷安、福州(以上屬福建)。由此可知，這一條商道主要是通過鉛山與崇安之間的分水關而進入福建。除了隸屬于福建的城市外。外地城市中，最為重要的是鉛山縣河口鎮。該鎮是贛東北的交通咽喉與商業中心，由這里發出的商船可以沿信江而下．進入鄱陽湖，然后從鄱陽湖進入長江水系，從而聯通長江流域諸地；從鄱陽湖也可進入江西省的贛江水系，贛江水系的上源又可通向廣州，此外，如前所述，在鉛山還可以翻越玉山進入浙江，在常山縣上船，進入下游的錢塘江流域。因此，明末的鉛山河口鎮，是東南區域運輸的樞紐之一，對福建省來說。只要進入了河口鎮，就可進入陸上的東南區域商業網絡，由于這一原因，由崇安經分水關到鉛山的商道，成為福建最重要的出省商道。實際上，由這條道路通往江浙，要比仙霞嶺路稍遠一些，但因這條商路的重要地位，仍然成為福建通往江浙的主要商道。明人稱這條商道為分水關大路，有時也簡稱為“大關”。

入閩的第二條商道是從衢州府的江山縣經仙霞嶺到建寧府浦城縣，黃汴的《天下水陸路程》對此也有記載：

上杭埠，水。九十里江山縣；十五里清湖；路，十五里石門街．十五里江郎山；十里峽口渡；十里觀音閣；十五里保安橋；十里仙霞嶺，巡司。十里，楊姑嶺，十里龍溪口；十里下溪口；十里南樓，閩浙界；十五里大竿嶺；十里五顯廟；五里梨園嶺，十里魚梁街；十里仙陽街；三十里浦城縣，下舡；八十里水吉，巡司；七十里葉坊驛，五十里建寧府”[2]。

這條道路雖然中途沒有河口鎮之類的大鎮，但它也因此不要繞道江西，“凡往來閩浙暨之京師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爭趨焉”[3]。不過，其間道路也十分艱險。周亮工說：“閩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八曲，長二十里”[4]。“三里一亭，五里一聚”，盡管山道修得較好，但因山道陡峭，“入閩者多苦浦城山路”[5]。華廷獻于明末從浙江到仙霞嶺，“十七日抵青湖，‘舍舟登陸．過仙霞嶺，嶺百四十里，陟降凡兩程，峭壁中開隘口盈丈，俯高臨下，百人守隘，千夫莫能過也”[6]。明代仙霞嶺沒有設驛道，所以，人們有時稱之為仙霞嶺小關。在明代人的著作中，經常可以看到“大關”與“小關”之名。

由于仙霞嶺山道既險且長，屢有意外事件發生，運輸不夠安全。因此，在這一條商道上有商品運輸保險制度實行。明代的《商賈買賣指南》一書介紹客人從福州到浦城后，“凡泊舟先尋主家行主，照數主家遣人搬挑商量，一百斤工銀一錢，凡雇夫各有票照數挑至清湖縣某家留歇。與清湖主人驗收明白交卸。有自浦城至清湖凡五日路程．中二日，山甚險峻。雇夫已定，次日起程，至十八里有店，作午飯，每人半筒米與店主”[7]。由此可見．商人從福州到浦城后。可以和貨物分道而行。貨物交給浦城的行主，他保證將其運到浙江江山縣境內的清湖鎮，而商人空手過山，到清湖領貨。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人工價錢十分便宜，從浦城到清湖的五天山路，一百斤貨物的運費僅值銀兩一錢；此外還看到一條從福州城西驛運到南平建溪水口運費價錢：“城西驛上至建溪陸路一百二十里，常轎價只一錢六分；或路少行客。則下減一錢四分或一錢二分．亦抬”[8]如此低廉的運費，是閩浙之間商品運輸的重要條件。

總的來說，當時的商道主要沿著河流走。閩浙之間，錢塘江與閩江兩條大江自然成為聯絡兩省的主要商道。而兩江上游之間的商道，則由崇山之間的山路構成。福建通往浙江的山路主要有兩條，其一繞道江西鉛山河口鎮，是為當時主要的出閩大路；其二翻越仙霞嶺，從浦城到浙江的江山縣。

福建與江浙之間的海路交通。福建與江浙二地面臨東海，擁有眾多的港口，較為著名的大港有今屬江蘇的上海、乍浦，今屬浙江的寧波、溫州，以及屬于福建的福州、泉州、廈門等港口。東海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秋冬盛行東北風，春夏盛行東南風，帆船順風而行，一年至少可以往返一趟。不過，明代由于倭寇入侵東南海疆，閩浙二省都實行嚴厲的海禁，雖然沿海運輸不在禁止之列，但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例如，嘉靖年間閩浙巡撫朱紈即規定了當時的海運船不可太大：“其福州等處原編民間賣谷船只，一面行查奉何事例，一面行各寨澳巡司，定以三百石為率，長不過四丈，闊不過一丈二尺，深不過六尺者，許其自便。惟不許假借鄉官名目，亦不許官與編號。如丈尺過此式者，俱限文到半月內報官，一體免罪．估價官買，充戰哨公用。俱要編立字號．大書深刻桅下橫木，以防那換”[9]。后來，胡宗憲的<籌海圖編)一書也說：“所謂寸板不許下海者，乃下大洋人倭境也，非絕民采捕于內海，販糴于鄰省也。嚴其保甲，令民沿海運糶，則廣浙有無相通，而福民不患于無食矣”[lO]。可見．官府雖然允許閩浙沿海港口之間進行貿易，但對船只的大小有相當的限制，船只過小，不能進遠海，只能在沿海港口貿易。于是，官府可以通過控制港口來限制海上貿易：

照閩船不入浙，浙船不入閩，俱限溫福分界沙埕地方換船，此向來通行之禁也。五月六月，正發船通番之候，有違禁越界之船，即將其船入官，凡系閩中載木貨大船，盡行收入定海，不許出洋。閩船不入，浙船不出，茫茫大匯，豈一葦之可航?而華夷之路絕矣[11]。

這條史料告訴我們，當時閩浙邊界的沙埕港是重要的貿易港，按照官方的規定，閩浙之間的貨物貿易，都應通過這一港換，分別由各省的貨船將其運回。應當說，在嘉靖年間倭寇頻頻入侵的時代，閩浙官方仍能批準這一條例，對保護當時的沿海運輸是有重要意義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倭寇大舉入侵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官府對海運的禁令也有所放松，尤其是福建方面，民眾從官方獲得船引是較為容易的：“泉漳二郡商民，販東西二洋，代農賈之利，比比然也……或假給東粵高州，閩省福州、及蘇杭買貨文引，載貨物出外海”[12]。浙江方面的海禁也不像隆慶年間那么嚴厲，有一些官員以寬容的態度對待福建商船：“閩故仰哺外地，締苧蔗漿諸物，方舟而出，米谷菽麥之利，連帆而人。商于吳粵者無禁也”[13]。當然，在以人為政的明代，隨著官員的更換．政策也會發生變化，萬歷后期任江浙督撫的王在晉說：“夫閩商人浙，浙貨人閩，此商途貿易之常，勢不能遏。然入閩自有大關、小關正路。舍嚴衢而由寧紹臺溫，其為海販明矣……不如責令杭城沿江一帶船埠，凡閩商載貨，路由嚴衢者，方許逕發，若渡江而東，必報官稽核北新關稅票。當風汛之月，閩商販段百匹，絲綿數百斤，及有氈條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貨物者，即著本關，委官報府，查其去向"[14]。按，王在晉之所以對閩商嚴查，主要是由于當時的閩商中，有人從海路購取杭州絲綢運到日本出售，所以，當時浙江方面力主嚴查閩商以防通倭。從王在晉的奏疏來看，他更希望來往于閩浙之間的商人多走陸路的商道而少走海道，以免發生有人乘機去日本貿易的案例。可見，當時福建與浙江之間的海道并不十分通暢，而是有很多禁忌。浙江方面，由于官府嚴禁民間造大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幾乎沒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沒有這一禁例，因此，當時往來于閩浙之間的商人多雇傭福建大商船運輸。這些大商船可以走遠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從而成為浙江官府嚴查的對象。在官府管得嚴的時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兩地之間。例如，明末因東南海盜再起，浙江巡撫張延登重申不許福建大船直接人浙，“閩浙海運交界之處，名曰沙堤(即沙埕)，以限南北。勒令閩船不許過浙，浙船亦不許過閩”；“貨自南來者，如糖、靛、椒、藤諸物，必易浙船以入；貨自北去者，如桃、棗、藥材諸物，必易閩船以出”[15]。總之，當時閩浙間的海運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過，一旦海寇活動減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運的動力。實際上，多數官員對民間貿易是睜一眼、閉一眼，福建大商船進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絕。所以，明代閩浙間的海上貿易是十分興盛的。

往來于福建與江浙之間的商人。晚明的福建與江浙商業氣氛頗濃，福建商人，一向將江浙作為自己的主要活動領域。何喬遠說，“安平一鎮在郡東南陬，瀕于海上。人戶且十余萬，詩書冠紳等一大邑。其民嗇，力耕織，多服賈兩京都、齊、汴、吳、越、嶺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相生泉一郡人"[16]。從其話中，我們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動范圍相當廣，而南京與吳越是其重要活動區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貿易吳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賈大進，廓增溢羨，為安平鉅家”[17]。再如“泉州府客人孫滔，為人誠實，有長者風。帶銀百馀兩，往南京買布"[8]。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貿易．連城人謝超，“商于潮……又商于吳，時告逋不下千余緡，超取券焚之，卒無所責”[18]，他如“寧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馀歲，聰明脫灑，惟耽酒色。常買夏布，往蘇州閶門外，寓牙人陳四店。其店兼賣白酒"[8]。復如“富人左東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帶千金財本，往南京買賣”[8]。

江南一帶的商人也常到福建境內經商：“游天生，徽州府人。豐采俊雅，好裝飾。嘗同一仆徐丁攜本銀五百馀兩，往建寧府買鐵”[8]。徽州人是江南諸府中最有名的商人，不論什么城市，幾乎都少不了徽州商人。他們經營對福建貿易是經常的。又如“徽州人丁達，為人好善喜舍。一日，與友林澤往海澄買椒木，到臨清等處發賣，貨已賣訖”[8]。

他們之中不乏大商人，“張沛，徽州休寧人。大賈也。財本數千兩，在瓜州買棉花三百馀擔。歙縣劉興，乃孤苦煢民，一向出外肩挑買賣，十馀載未歸家，苦積財本七十馀兩，亦到此店買棉花。二人同府異縣，沛一相見，鄉語相同，認為梓里，意氣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買畢，同在福建省城陳四店賣．房舍與沛內外”[8]。

其他外省人也每每經營江浙與福建的貿易：“羅四維，南京鳳陽府臨淮縣人。同仆程三郎，帶銀一百馀兩往松江買梭布，往福建建寧府販賣，復往崇安買筍”[8]。這位商人往來于福建與松江之間，在福建出售江南的梭布，而在江南出售福建的筍干。再如“陸夢麟，江西進賢人。往福建海澄縣買胡椒十馀擔，復往蕪湖發賣。有一客伙，將硼砂一擔對換，馀者以銀伐之。次日．叫店家寫舵公陳涯四船，直到建寧”[8]。

總之，在當時的閩浙商道上，有不少商人往來，他們將福建的貨物運到江南，也將江南的貨物運到福建。這些商人，不僅有福建商人，也有江南的徽州商人。并且不斷有其他各地商人加入這條貿易線路，他們的共同努力，使兩地間的貿易興盛起來：“凡福之紬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皆衣被天下”[19]。這一段文字反映了當時福建與江浙之間陸海商道貿易的繁榮。

二、由江浙運往福建的主要商品

晚明江南城市的風氣奢華，并對全國各地的城市產生巨大的影響，福建也不例外。李世熊的(寧化縣志)說：“往承平時，白下、閶門之賈，歲再往還，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吳下不珍-[20]。江浙習俗的影響，大大改變了閩人的習俗，泰寧縣人說：“泰之產只苧布耳，苧布之外，一絲一絮，必易于外。而今之富民子弟，服必羅綺，色必紅紫．長袖大帶，自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志淫，可為太息-[21]。漳州“中人家才自存，伶俜環堵，亦自強自修飾，為鄉里顏面焉。人無貴賤，多衣綺繡”[22]。這就造成了社會消費水平普遍的上升，而江南的商品在福建極為流行。粵高州，閩省福州、及蘇杭買貨文引，載貨物出外海”[12]。浙江方面的海禁也不像隆慶年間那么嚴厲，有一些官員以寬容的態度對待福建商船：“閩故仰哺外地，締苧蔗漿諸物，方舟而出，米谷菽麥之利，連帆而人。商于吳粵者無禁也”[13]。當然，在以人為政的明代，隨著官員的更換．政策也會發生變化，萬歷后期任江浙督撫的王在晉說：“夫閩商人浙，浙貨人閩，此商途貿易之常，勢不能遏。然入閩自有大關、小關正路。舍嚴衢而由寧紹臺溫，其為海販明矣……不如責令杭城沿江一帶船埠，凡閩商載貨，路由嚴衢者，方許逕發，若渡江而東，必報官稽核北新關稅票。當風汛之月，閩商販段百匹，絲綿數百斤，及有氈條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貨物者，即著本關，委官報府，查其去向"[14]。按，王在晉之所以對閩商嚴查，主要是由于當時的閩商中，有人從海路購取杭州絲綢運到日本出售，所以，當時浙江方面力主嚴查閩商以防通倭。從王在晉的奏疏來看，他更希望來往于閩浙之間的商人多走陸路的商道而少走海道，以免發生有人乘機去日本貿易的案例。可見，當時福建與浙江之間的海道并不十分通暢，而是有很多禁忌。浙江方面，由于官府嚴禁民間造大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幾乎沒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沒有這一禁例，因此，當時往來于閩浙之間的商人多雇傭福建大商船運輸。這些大商船可以走遠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從而成為浙江官府嚴查的對象。在官府管得嚴的時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兩地之間。例如，明末因東南海盜再起，浙江巡撫張延登重申不許福建大船直接人浙，“閩浙海運交界之處，名曰沙堤(即沙埕)，以限南北。勒令閩船不許過浙，浙船亦不許過閩”；“貨自南來者，如糖、靛、椒、藤諸物，必易浙船以入；貨自北去者，如桃、棗、藥材諸物，必易閩船以出”[15]。總之，當時閩浙間的海運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過，一旦海寇活動減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運的動力。實際上，多數官員對民間貿易是睜一眼、閉一眼，福建大商船進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絕。所以，明代閩浙間的海上貿易是十分興盛的。

往來于福建與江浙之間的商人。晚明的福建與江浙商業氣氛頗濃，福建商人，一向將江浙作為自己的主要活動領域。何喬遠說，“安平一鎮在郡東南陬，瀕于海上。人戶且十余萬，詩書冠紳等一大邑。其民嗇，力耕織，多服賈兩京都、齊、汴、吳、越、嶺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相生泉一郡人"[16]。從其話中，我們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動范圍相當廣，而南京與吳越是其重要活動區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貿易吳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賈大進，廓增溢羨，為安平鉅家”L1”。再如“泉州府客人孫滔，為人誠實，有長者風。帶銀百馀兩，往南京買布"LSJ。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貿易．連城人謝超，“商于潮……又商于吳，時告逋不下千余緡，超取券焚之，卒無所責”[18]，他如“寧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馀歲，聰明脫灑，惟耽酒色。常買夏布，往蘇州閶門外，寓牙人陳四店。其店兼賣白酒"LSJ。復如“富人左東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帶千金財本，往南京買賣”[8]。

二、由江浙運往福建的主要商品

絲綢。明代中葉的<八閩通志)說：“此地蠶桑差薄．所產者多颣，民間所須織紗帛，皆資于吳航所至”[23]。同樣的記載亦見于《興化府志》：“本地蠶葉差薄，絲多颣，民間所織紗帛，皆資于吳中”[24]。又如安海志所說：“俗尚游商，富家挾財本置綿葛等布，胡椒、木香、牙、明珠、翡翠等貨，以往兩京、蘇杭、臨清、川陜、江廣等處發賣。仍置其地所出如絲綿、錦綺、羶布、靴襪等物”[Z5]。可見，當時的福建輸出各種海外商品及土產，進口江南的絲綢。明代福建向海外輸出大量的絲綢，其中江南綢緞獲取的利潤尤大。在利潤的刺激下，漳州、泉州等城市都仿織江南絲綢，如漳州：

漳紗，舊為海內所推，今俱學吳中機杼織成者，工巧足，復相當，且更耐久。綺羅，漳制亦學步吳中，第不如紗為精。

光素緞絹，漳絹與他處不同，亦有最佳者[26]。

泉州絲織業的原料都來自江南：

絹，用湖州頭蠶絲為上，柘蠶次之，有素織、花織、云織、金線織，出郡城；

紗，亦用湖絲。好者有素紗、花紗、金線紗，出郡城；

絲布，用湖絲，今織者少．出郡城；

羅，一為硬羅，一為軟羅，但不如蘇杭佳．亦有織天鵝絨者，不如漳州佳[27]。

漳泉等城市絲織業的發達，更促進了湖州生絲向福建的出口。《閩大記》云：“帛，蠶絲所經緯，有土絹、改機、絲布、線絹、草緞、帽緞之屬，皆出于會城。漳絹、莆絹間有之。欲如吳紈、蜀錦之美好，無有也。以絲出湖蜀．此地所產，盡不佳矣”[28]。據其所載，明代福建出產多種絲織品，不過，其原料大都出于江浙與四川二地。《閩部疏》論福建：“所仰給它省，獨湖絲耳。紅不逮京口，閩人貨湖絲者往往染翠紅而歸織之”[19]。這也說明福建絲織業的原料主要來自湖州。福建絲織品的進口量很大，唐甄回憶明代：“吳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29]。這樣看來，福建每年從江南輸入的絲綢可達數百萬兩銀子。當然，其中多數商品又被閩人售至海外國家，換回美洲及日本的白銀。

江南對福建的棉類商品輸出。王應山《閩大記》說：“此中多麻杗，罕種木綿……若綿布，悉自外至”[28]。明代前期，閩人大多以苧布為衣，自產自用，隨著明代后期社會風氣的奢華．棉布消費開始多了起來。在這一背景下，為了滿足當地人的消費需要，便要從外地輸入各種紡織品。如位置較為偏僻的龍巖縣：“其至自江浙者，布帛居多，雜物次之，磁器又次之"[30]。王勝時說：“閩不畜蠶，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吳越至"[31]。這話當然講得過于絕對，實際上，福建省內也有一些地方有棉紡織業與絲織業，不過，這并不能保證這些地方形成自給自足似的紡織品消費，如泉州“絲縷綿絮，由來皆仰資吳浙”[32]。大致說來，明代福建諸府，福州、福寧、汀州等府都要從江浙輸入棉布，而另一些地區則是進口棉花紡織，安海商人“從河南、太倉、溫、臺等州有棉之處，歲買數千包，方足一年之出入。至冬月人閑，則人安溪、永春、德化販賣”，[25]。這些棉花主要供各地婦女紡紗織布，“端淑買綿，晝夜紡衙中，逮歸，積紗一損”[33]。泉州沿海逐漸成為主要棉布產地之一，“棉布為類極多。晉江之南鄉及南安、同安多有之。長四丈二尺為一匹，時布五百縷，上布七八百縷，細密堅致，如青花布、斜文布，直經斜緯，織文方斗”。織成的商品每每輸出海外，“安海商人年買數千匹，往高州、海南及交趾、呂宋等異國貨利-[25]。

閩南棉布加工業的發展造成棉類商品大量輸入福建。據史料的記載，福建東南沿海與江南的棉花貿易極盛。褚華的《木棉譜》云：“閩粵人于二三月載糖霜來賣，秋則不買布，而止買花衣以歸。樓船千百，皆裝布囊累累，蓋彼中自能紡織也”[34]。吳梅村的《木棉吟》說，明代隆慶、萬歷年間，閩商至鎮洋一帶采購棉花，“州賴以饒”[35]。在前引有關商人的史料中，我們看到兩位徽州商人到福建做棉花生意，其中如張沛．“財本數千兩，在瓜州買棉花三百馀擔”．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江浙糧食對福建的輸出。福建山多地少，是國內著名的缺糧區：“全閩山海之郡半．山郡不患人滿，諸海邦食地淺，人溢于土，雖大穰，僅足當他省下歲”[36]。因此．在一般情況之下，福建都要從鄰省輸入糧食。

海路北道米人閩。據<福寧州志)載，明代成化年間，福寧州大饑，“斗米百錢．民艱食”，未見有當地人從浙江運人糧食的記載。迄至嘉靖六年，福寧州又一次發生災荒，“谷價翔踴，民艱食，富者貿貲產轉糴溫州米以濟，貧者掘蕨根充饑”[37]。福安縣志也有同樣的記載：“嘉靖六年、十四年，并以四月谷貴，中戶鬻產轉糴溫州米得活”[38]。浙江的溫州在明代是一個糧產區，它與福建省比鄰而居，與福建的海上交通十分方便，王士性寫道：“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39]。“福、興、漳、泉四郡皆濱于海，……在北資于浙，而溫州之米為多”[40]。以上幾條史料都說福建從浙江輸入之米取之溫州，實際上，來自臺州的也不少，明末董應舉在“米禁”一文中將溫州與臺州并列，并說福建之米，“北仰溫臺"[41]。

運來福建的北道米有兩個來源，除了浙江外，又一路來自江南，萬歷三十六年，福州大饑，巡撫徐學聚組織商人去江南運米，福州人說：“江、淮、蘇、松之米浮海人閩，自徐公始也，民受其賜大矣"[42]。除了福州之外，萬歷年間的泉州：“稻、米、菽、麥，……由來皆仰資吳、浙”[32]。何喬遠的《閩書》亦云：“仰粟于外，上吳越而下東廣"[43]。這都說明泉州也從江浙購人大量的糧食。

以上統計江浙輸往福建的商品有生絲、綢緞、棉花、棉布、糧食等項，這些商品中大多是民眾的日用商品，消費量巨大。閩人為了購買這些商品，支付了大量的白銀。于是，從海外流人福建港口的白銀便通過這一渠道流向江浙。繁榮了江南，也繁榮了中國多數地區。三、由福建運往江浙的主要商品

明代的福建在與江南貿易中支付了大量的白銀，不過，白銀流出過多，閩人也要考慮以輸出商品來平衡江南貿易。于是，許多商人將福建各種土產運人江南銷售，如<閩大記)的作者王應山說：“即有土利，輕赍貿易，盡入江浙要津"[28]。除此之外，外地商人人閩，如果只帶白銀回去，他們只能獲得商業買賣中一趟的利潤，倘若在福建采購各種商品，他們便能獲得二趟的利潤，因此，入閩商人多愿采購各種土產，這也造成福建商品的北流。如前述商羅四維，在松江買梭布一百兩往福建建寧府販賣，“復往崇安買筍，其年筍少價貴，即將銀在此處買走烏銅物，并三夾杯盤諸項銅器，用竹箱盛貯，并行李裝作三擔。崇安發夫．直到水口陳四店寫船”[8]。在這一背景下，福建輸出江南的商品日益增多。

福建輸往江浙的商品有水果、木材、紙張、藍靛等項。

水果。福建輸出的水果以荔枝、龍眼最為著名，其時，有不少外地商人人閩購荔枝，“閩種荔枝龍眼家，多不自采。吳越賈人，春時即人貲，估計其園。吳越人曰‘斷’，閩人曰‘樸’．有樸花者、樸孕者，樸青者。樹主與樸者．倩慣估鄉老為互人。互人環樹指示日：某樹得干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雖以見時之多寡言，而一日之風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囑多，樸家囑少"[44]。明代的安海，“鄉人以荔枝、龍眼焙作干，謂之桂林、桂元，運往溫、臺、蘇、杭、南京等處發賣牟利”[25]。

龍眼生吃的口感雖不如荔枝，將其炮制之后，其價值遠勝于荔枝，釋如一說：“福清處處有之，廣州所出，核大而肉爛，不及吾閩，商販流布，以此別之。或生食，或浸蜜食，或曝干煎煬食，健脾、益智、延壽"[45]。自明代開始，龍眼干已是福建出售的主要商品之一，如何喬遠所說：泉州“園有荔枝、龍眼之利，焙而干之，行天下"143]。在荔枝、龍眼二果中，焙干行銷的主要是龍眼。在中國人看來，龍眼干是溫補的食品，冬天食用龍眼干，有利于身體健康，所以，福建龍眼干在國內銷路極好。它也是福建銷往江南的主要商品之一。

柑桔的輸出量也不少，清代初年的王勝時說：“柑桔一類，俗以黃者為柑，丹者為桔，閩產為天下最，清漳尤稱佳。先朝盛時，閩桔之美，達于京師。歲時傳柑，非此不樂"t31J。這都反映了漳州乳柑在國內市場上的地位。《安海志》說：柑桔“耐搬動、可久藏，鄉人遠商蘇杭、臨清、兩京，或異域番國，必置此為貨，多獲厚利”[25]。而福州的紅桔，因“福桔(吉)”之名，成為江南人家迎春節必備的食品，暢銷江南。

明代福建是國內主要的糖產區之一，宋應星說：“凡甘蔗有二種，產繁閩廣間，他方合并得其十一而~"U40J。這說明了閩粵制糖業在中國的地位。王應山說：“糖產諸郡，泉漳為盛。有紅白及冰糖，商販四方貨賣。種蔗皆漳南人，遍滿山谷”[28]蔗榨制的白糖與紅糖，是福建主要輸出商品之一，萬歷年間的<泉南雜志)記載：“甘蔗，干小而長，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者。故稻米益乏"L47J。明代漳泉一帶缺糧，即與農民以稻田種蔗有關。由此可知，閩南的甘蔗種植相當廣泛。

福建的木材也向鄰省輸出。明代人說，“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產杉木。其地木商，將木沿溪放至洪塘、南臺，寧波等處發賣。外載杉木，內裝絲綿，駕海出洋。每賃興化大海船一只，價至八十余兩。其取利不貲"[48J。文中提到的洪塘與南臺，是福建省會福州臨江的市鎮，它也是閩江上游商人與外省商人交易的地方，江面上停滿了來自上游的小船、木排及沿海來的海船。從這段記載中我們知道。興化商人經常駕駛大海船走江南與福建之間的港口，許多木材商人便租賃他們的海船將木材運到浙江的寧波出售。浙江人說：“商船惟閩有之……間有載木之船，亦不甚高大”[49]。浙江海禁時，常提到閩船，“凡系閩中載木貨大船，盡行收入定海，不許出洋"[14]。又如，王在晉的<越鐫)記載：浙江人“先往福建收買杉木．在定海交卸”[11]。可見，江南一帶不產杉木，所需建材多從福建輸入。

以上的木材輸出主要走海路，其時，福建木材還有從陸路輸入外省的。李世熊說：“吾土杉植最盛。……此材為棟梁、棺槨、舟車、百器之需，利用最博。先時徽賈買山，連筏數千為捆，運入瓜步(南京附近)．其價不貲[SOJ。據此，閩西的杉木翻山越嶺，被運至江西河流，然后順流而下，轉運江南的瓜州等地。福建木材輸出之多，可以想見。杉木是古代中國主要建筑材料，使用量很大，江浙所用建材，一向來自福建，木材因而成為福建重要輸出商品之一。

藍靛。明代江南紡織業盛行，而其染料主要是來自福建的靛青。王世懋認為“泉之藍”，是福建主要輸出品之一”[19]同安人林希元說：“靛．此貨甚于吾同(安)，轉販人浙者獲大利，永春只自給”[51]。葉夢珠記載：他的家鄉上海一帶消費的青靛，“初出閩中”，后來因戰爭隔斷了航路，有人因市場上缺乏福建靛青，便在江南試種，一度獲利。不過，當福建青再度出現于江南市場上時，江南土靛失利，“況所染之色終不若福靛”，所以，最終當地人不種靛青．還是從福建進口[52]。

紙張。福建造紙業歷來聞名東南。胡應麟說：“凡印書，永豐(江西)綿紙為上，常山(浙江)柬紙次之，順昌(福建)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為下。”按，當時人造的紙主要有楮紙與竹紙二種，楮紙質量好，但價格貴；竹紙質量較次，但價格便宜，因此，藏書家多贊美楮紙而批評福建竹紙。“順昌(紙)堅不如綿，厚不如柬，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胡應麟不知順昌紙也是福建產品，所以將它另人一類。應當說，竹紙在制造之初，其質量比不上楮皮紙是正常的。從其以“價廉取勝”這一點而言．它是一種相當受歡迎的紙，因而，它的市場十分廣闊。到了萬歷年間，福建各地的竹紙制造技術普遍提高．胡應轔說：“近閩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于常，而其堅數倍于昔。其邊幅寬廣，亦遠勝之，價直既廉，而卷帙輕省，海內利之”[53]。從“海內利之”這句話中我們知道，當時福建竹紙的銷售十分廣泛。再如王應山《閩大記》云：“楮，有竹紙數色，白出順昌，黑出建邵諸邑，……其用普于四方”[28]。何喬遠《閩書》淪順昌：“煮竹為紙，紙曰界首、曰牌，行天下。”這些材料都說明順昌之紙在國內市場上非常暢銷[43]。

江南是紙張的主要消費市場。晚明福建紙在江南市場上十分走俏，價格節節上升，葉夢珠說：“竹紙如荊川、太史連、古筐、將樂紙，予幼時七十五張一刀，價銀不過二分，后漸增長。至崇禎之季，順治之初，每刀止七十張，價銀一錢五分”[54]。在這一背景下，福建土紙生產日益興盛。邵武的方志記載：“紙……俱出邵武縣，四方商賈多結販往湖廣、南直隸諸處變賣。本郡諸貨，惟此頗為得利”[35]。這里所說的“南直隸”就是江南區域。

在江南市場上福建紙商隨處可見，“施守訓，福建大安(即崇安)人。家資殷富，常造紙賣客。一日，自裝千馀簍，價值八百馀兩，往蘇州賣，寓牙人翁濱二店。濱乃宿牙。疊積前客債甚多，見施雛商，將其紙盡還前客，誤施坐候半年。家中又發紙五百馀簍等到蘇州，濱代現賣。付銀訖，托言系取舊賬者，復候半年”lsj。這一段文字是說一個崇安商人在蘇州受牙人欺騙的故事。但從故事中，我們也可看到這位崇安商人的經營頗有規模，他先后運了1500余簍紙張到蘇州出賣，約價值1200兩銀子。

明代的福建是國內主要鐵器產地之一，“鐵產上府尤溪為盛，貢課之外，轉市他省，以利器用。甚伙-[281。明代福建鐵器是相當有名的，盧若騰<島居隨錄)記錄了明代福建鐵器的制造：“冬月收取地溲。以柔鐵燒赤投之二三次，剛可切玉。”徐渤的<筆精)說：“吾閩產銅鐵，鑄刀劍甲天下”[56]。許多外地商人到福建購鐵。“游天生，黴州府人。豐采俊雅，好裝飾。嘗同一仆徐丁攜本銀五百馀兩，往建寧府買鐵”[8]。

夏布。明代福建的夏布是相當有名的，尤溪縣的苧布“最佳者價值兩余”[57]，外來商人往往購買福建夏布運到北方。“陳棟，山東人也，屢年入福建建陽地名長埂販買機布。萬歷三十二年季春，同二仆帶銀壹千馀兩，復往長埂買布”[8]。福建商人也將夏布運銷外地，如前述寧城人李英，即以采購夏布為主。福建夏布中。最出色的是惠安北鎮布，當地人說：“北鎮布，漚白苧麻為之。婦人治此者，至井臼之類，亦不敢親操，恐涴手成跡也。此布成之甚艱，其實太輕楚，不耐于用。然今人多重之。每歲和買及橫索，無慮千百匹，里甲甚患苦焉”[58]。不過，北鎮苧布聲譽使它成為晚明環臺海區域熱銷產品之一，《閩書》記載：“北鎮之布行天下”[43]。北鎮布之外，永春縣“白苧之布，比弱吳紈”[43]。王應山<閩大記)述及福建夏布的生產時說：“長樂、建陽、邵武、將樂俱細”。說明這些地方的夏布生產是較好的[28]。四、晚明福建與江浙經濟的互動及其意義

從閩浙貿易的結構來看，晚明福建與江浙之間的貿易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對江浙方面來說，與福建的貿易的意義在于：其一，福建是江浙商品輸出海外的中轉站。晚明江浙二地實行海禁政策，江浙的港口沒有對外貿易的權利，整個東南沿海，只有福建的月港在隆慶年間獲得了對外貿易的合法權力。在這一背景下，江浙輸出的商品只有經過福建商人之手才能運銷海外，因此，對江浙而言，福建是江浙溝通海外的重要橋梁之一。其二，福建是江浙白銀的主要來源地。福建本地所產白銀數量有限，但在這一時代，中國的外貿大量出超，導致美洲與日本的白銀以空前的規模輸入中國。由于福建商人在這一時代對外貿易中的特殊地位，福建因而成為海外白銀流人中國的主要渠道，江浙對福建的貿易可以為其換得大量的白銀；其三，福建是江浙商品的重要市場之一。晚明白銀的大量注入，使福建人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從而對江浙商品的消費欲望也大為增長。來自江浙的絲綢、棉布、稻米，在福建獲得廣泛的市場。江浙也從這些商品的輸出中。換取大量的白銀；其四，福建是江浙的原料來源地之一。從福建輸出江浙的商品結構來看，最大量的是木材、藍靛等原料。江浙的房子多為土木結構，對木材的使用量很大，東南諸省中，唯有福建能夠輸出大量的杉木，倘若沒有來自福建的木材，江浙只有依賴來自四川等省的建材，因此，福建木材對江浙的建筑業是有重要意義的。藍靛是江浙染布業的主要原料。在染布業內，有“金染缸”的說法。這是因為，一匹白坯布經染色以后，其價格可以增加一倍至幾倍!古代的中國人大多是著白布衣服，但在明代，白衣已被看作是喪服，民眾平日所著衣服，多為經過染色的藍布。這一習慣使江浙一帶生產的藍布暢銷天下。僅從這一點來看，福建以藍靛為主的染料生產，對江浙是有重要意義的。此外，福建生產的竹紙，也是重要印刷原料。其五，與福建的貿易繁榮了江南的城市。江浙與北方的城市一向將雜貨店稱之為“南貨店”，這是因為：江南與北方的雜貨主要來自閩粵，如浙江的“普陀一無所產，……自閩廣來者皆雜貨，恰勾歲用"L59J。雜貨店的開設，顯然是江浙城市繁榮的一個原因。其次，福建富商云集江南城市，是江南城市繁華的一個原因，江南名城蘇州最繁華之地是閶門外的一段街道，而此地恰為是閩粵商人聚集之地；再如：浙江的寧波港有來自閩粵的大商，“閩廣之地，富商遠賈，帆檣如櫛，物貨浩繁”[60]。可見，福建的商船使當地經濟日益興盛。

對福建而言，與江浙貿易也有重大的意義。其一，江浙是福建糧食的主要供應地之一。福建是一個多山的省份，自古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說法。這一自然條件制約了福建糧食種植業的發展，事實上，自南宋以來，福建就是一個缺糧的省份。沿海區域消費的糧食主要來自外地。明末福建糧食主要有二個來源：南路的廣東米與北路江浙米。刮南風的季節，是廣東米來福建的日子，而刮北風的季節，只有江浙米可以到福建。對福建而言，不論是江浙米還是廣東米，都是不可缺的。明末的福建災荒頻頻，在大多數年份，福建都是靠外省之米度過饑荒的歲月，可以說，明末的江浙航線已經成為福建沿海民眾的生命線；其二，江浙成為福建重要的原料來源地之一。明末福建沿海的絲織業與織布業都很發達，它所生產的商品主要用于輸出海外的美洲、歐洲、日本等地，福建自身消費的棉布也很可觀。為了保證絲織業及棉布業的原料供應，福建商人每年都要從江浙運來大量的生絲與棉花。沒有來自江浙的生絲與棉花，福建不可能有較大規模的絲織業與棉織業；其三．江浙也是福建商品的重要市場；如上所述，福建生產的木材、紙張、藍靛、糖品都以江浙為最大市場。明代的江南，由于長江及運河航道的暢通，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的中心市場，福建的商品只要進入江南城市，便可以通過江南進入全國各地的商業網絡。尤其是福建與北方市場的聯系，由于明代的海禁，福建商船不可能直接航行到北方港口，因此，福建商品的北運，大都要經過江南市場的中轉，然后通過運河運向北方。可見，江南與浙江市場對福建的意義非同凡響。其四．江浙還是福建對外貿易中主要商品的來源地之一。明末是中國商品暢銷世界的時代，最暢銷的商品有三類：江浙的絲綢、江西的陶瓷、福建的紅白糖，其中尤以江浙的絲綢能給中國帶來最大的利潤。福建雖有絲織業，但所產生絲質量比不上杭嘉湖區域的湖絲，所以，閩人外貿的絲綢。或是以湖絲為原料，或是直接購取江浙絲織品出售，又或直接向海外市場出售湖絲，也能獲得巨額利潤。因此，福建對外貿易的發展，絕對離不開對江浙的貿易，換句話說，沒有對江浙的貿易，福建商人將失去大半利潤；其五，對福建來說，江南還是銷售海外商品的主要市場。明代的中國主要從海外輸入香料、胡椒、犀角、象牙等奢侈品，這些奢侈品遠非福建的富人所能消費。閩商要將這些商品全部出售，只能依賴于江南市場及與其聯系的全國各地市場。閩商若能將外貿商品出售，就能回籠銀子，從而采購大量江南商品，獲得進一步發展對外貿易的條件。

由此可見，明末的福建與江浙二地已經結成深厚的貿易關系，雙方經濟的發展，都有賴于對方的市場、原料、資本。在正常的經濟條件下，閩浙之間的貿易促進了雙方的繁榮，換句話說。明末江浙與福建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雙方的貿易。而其依賴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無的。傳統理論認為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是自然經濟社會，商業貿易對這一社會來說是可有可無的，如果我們切實考察明末福建與江浙的經濟互動，就可知道這一理論的荒謬。事實上，我們必須將其放置于中國近代化的整個大趨勢的潮流中去考察，盡管中國近代化的趨勢要比西方國家發展緩慢，但并不意味著中國近代化趨勢的發生也比西方遲，在對晚明福建與江浙區域互動的考察中，我們已可看到中國近代化的一些端倪——雙方經濟的發展都依賴于對方區域貿易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黃汴．天下水陸路程：卷1[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2—3．

[2]黃汴．天下水陸路程：卷8[M]．254．

[3]楊榮．楊文敏公集：卷12。送浦城陳大尹考滿復任序[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7．

[4]周亮工．閩小紀：卷3，仙霞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52．

[5]姚旅．露書：卷7，雜篇[M]．濟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1冊，齊魯書社，1995．663．

[6]華廷獻．閩游月記：卷1[M]．臺北：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六輯，第239種．3。

[7]延陵處士．新鋟江湖秘傳商賈買賣指南評釋：下卷[M]．潭邑余文臺梓行本．21—22．

[8]張應俞．騙經[M]．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2．341，336，422，472，362，456，362，382，387，382，351，362，361。382．

[9]朱紈．閱視海防事：沒官海船[A]．明經世文編：卷206，朱中丞甓余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7．2166．

[10]胡宗憲．籌海圖編：卷4，福建事宜[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29．

[11王在晉．越鐫：卷21，通番[M]．萬歷三十九年刻本，四庫禁毀書叢刊，第104冊．495、496．

[12]沈鈇．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彭湖城堡置將屯兵永為重鎮書[A]．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北京：中華書局，四部叢刊三編．

[13]黃克纘．數馬集：卷25，巡撫福建副都御史袁公生祠碑[M]．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1168．

[14]王在晉．越鐫：卷20，禁通番議[M]．483、486．

[15]張延登．請申海禁疏[A]．計六奇，明季北略：卷5[M]．北京：中華書局，1984．103—104．

[16]何喬遠．鏡山全集：卷52，楊郡丞安平鎮海汛碑[M]．安海志修編小組：新編安海志[Z]．1983．136．

[17]王慎中．王遵巖集：卷12，處士易直王翁墓志銘[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7．

[18]杜士晉．康熙連城縣志，卷7，人物志，謝超傳[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166．

[19]王世懋．閩部疏[M]．叢書集成初編第3161冊．12．

[20]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1，風俗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3．

[21]韓國藩，等．萬歷邵武府志：卷10，風俗[M]．明萬歷四十七刊本膠卷．4．

[22]袁業泗，等．萬歷漳州府志：卷26，風土志[M]．明萬歷四十一刊本膠卷．3．

[23]黃仲昭．弘治八閩通志：卷25，食貨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512．

[24]呂一靜，等．萬歷興化府志：卷1，物產[M]．明萬歷三年刊本膠卷．77．

[25]安海志修志小組．新編安海志：卷11[M]．自刊：1983．115，114，104，105．

[26]袁業泗．萬歷漳州府志：卷27，風土下，物產[M]．明刊本膠卷．2．

[27]陽思謙等．萬歷泉州府志：卷3．物產[M]．泉州市編纂委員會，1985．43．

[28]王應山．閩大記：卷11，食貨考[M]．福建社會科學院藏抄本．1，2，5。6．

[29]唐甄．潛書：下篇，教蠶[M]．北京，中華書局，1984．157．

[30]湯相，等．嘉靖龍巖縣志：卷上[M].明嘉靖三十七年刊本膠卷，66．

[31]王勝時．漫游紀略：卷l，閩游[M]．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說大觀本．17，5．6．

[32]黃任，等．乾隆泉州府志：卷20，風俗，引明萬歷志[M]．4。

[33]洪朝選．芳洲先生文集：上卷，亡室宜人端淑蔡氏壙志[M]．香港：華星出版社，2002．172．

[34]褚華．木棉譜[A]．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中)[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10．

[35]吳梅村．木棉吟[A]．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51．

[36]曾異．紡授堂文集：卷1，為三司賀閩督撫都御史蕭公報政序[M]．明崇禎刻本．44．

[37]林子燮，等．萬歷福寧州志：卷10，雜紀志，祥異[M]．明萬歷二十一年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日本藏中國罕見方志叢刊》，1990年影印本．頁碼不明．

[38]陸以載，等．萬歷福安縣志，卷9雜紀，歲饑[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日本藏中國罕見方志叢刊》，1990年影印本．215．．

[39]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M]．北京，中華書局，1981．74—75．

[40]陳夢雷，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1110，臺灣府[M]．北京：中華書局，成都：巴蜀書社，1985．17682．

[41]董應舉．崇相集：議，米禁[M]．民國十七年重刊本．46．

[42]林烴，等．萬歷福州府志：卷75[M]．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742—743．

[43]何喬遠．閩書：卷38，風俗志[M]．942、944、943．

[44]周亮工．閩小紀：卷1[M]．16．

[45]釋如一．福清縣志續略：卷2上[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日本藏中國罕見方志叢刊)，1990．215．

[46]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上，甘嗜第四[M]．成都：巴蜀書社．1989．278—279．

[47]陳懋仁．泉南雜志：卷上[M]．叢書集成初編第3161冊。7．

[48]張延登．請申海禁疏[A]．計六奇．明季北略：卷5[M]．北京：中華書局，1984．103．

[49]王在晉．越鐫：卷18，防海八議[M]．萬歷三十九年刻本，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104冊．459．

[50]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2，土產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19．

[51]林希元．嘉靖永春縣志：卷1，物產[M]．明刊本膠卷．頁碼不明．

[52]葉夢珠．閱世編：卷7，種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66—167．

[53]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4[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43．

[54]葉夢珠．閱世編：卷7，食貨六[M]．160．

[55]韓國藩，等．萬歷邵武府志：卷9，物產，貨之屬[M]．31．

[56]徐渤．筆精：卷8，鮫魚皮[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25．

[57]鄧一鼒．崇禎尤溪縣志：卷4，物產志[M]．明崇禎九年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日本藏中國罕見方志叢刊》，1990．595．

[58]張岳，等．嘉靖惠安縣志：卷5，物產[M]．21．

[59]朱國楨．涌幢小品：卷26[M]．北京：中華書局，1959．628．

[60]張邦奇．西亭餞別詩序[A]．陳子龍，等．明經世文編：卷147，張文定甬川集[M]．1465．

OntheRegionalTradebetweenFujianandtheTwoProvinces

Jiangsu&ZhejianginLateMingDynasty

Subject:TheregionaltradebetweenFujianandthetwoprovincesofJiangsuandZhejiangProvinceswasquitedevelopedintheMingDynasty.JiangsuandZhejiangProvincesexportedsomeitemsofgoodstoFujian,suchasrawsilk,silksandsatins,cotton,cottoncloth,grain.Meanwhile,Fujianexportedlitchi,longan,mandarinorange,timber,grasscloth,paperandthesilvergotintheoverseastradetoJiangsuandZhejiangProvinces.Thedevelopmentoftheeconomyofbothsides,dependsontheotherside''''smarket,rawmaterialsandcapital.Anditsdegreeofdependenceoneachotherisnotonlydeepbutalsoessential.FromtheobservationofinteractionbetweenFujianandandthetwoprovincesofJiangsuandZhejiang,wealreadycanseesomecluesofChina''''smoderntimes.

Keywords:LateMingDynasty;Fujian;Jiangsu&Zhejiang;RegionalTrade

古時福建與江浙的區域貿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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