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地位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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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堪稱世界上早期第一個近代化國家。然而長期以來，歷史上對威尼斯地位的評價似乎不及同時期的佛羅倫薩。這種狀況，除了受傳統觀點的影響之外，就威尼斯本身而言，存在三方面的特點，從而使其以獨特的方式展現給我們。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佛羅倫薩一樣，同樣無人替代。

關鍵詞：威尼斯；特點；地位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這個自由的長女，閃爍著自由之光的童貞城市”，［1］堪稱世界上早期第一個近代化國家。而瑞士歷史學家布克哈特在他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中則這樣寫道：“威尼斯是一個在表面上停滯了的和在政治上極為神秘的城市”。［2］（p60）爾后，布克哈特所描述的威尼斯的“停滯”，無非是它在文藝復興中的默默無聞與其身份的不符；而“神秘”則在于，它的創立及其商業富甲歐洲與同時期的佛羅倫薩相比卻政局穩定。［2］（p61-72）其實，威尼斯并非“神秘”也非“停滯”，它是一個以自己的方式前進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另一個旗手。

今天我們可以說，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從另一方面反映了人文主義者所提倡的精神性格，即追求財富，追求個性發展及實用主義的世俗精神。佛羅倫薩誠然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旗手，但它的特點在于外在的，上層社會的，借古典文化對人的精神及意識形態的作用方面。如果像布克哈特所說，“佛羅倫薩精神所造就的使其稱得上世界上第一個近代化國家”，［2］（p72）那么要說稱得上第一個近代化國家屬于威尼斯也無可厚非。只不過在外在精神及社會政治活動方面，威尼斯不像佛羅倫薩表現得那么張揚與活躍。

至于說歷史上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的地位不及佛羅倫薩。這一方面是受傳統觀點的影響；另一方面就威尼斯本身而言，存在三方面的特點，即特定的政治因素，國內重商實用主義思想的流行以及威尼斯人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所形成的傲然孤立，蔑視一切的性格特征，從而使其以特定的方式展現給我們。

就傳統觀點來說，主要是近代以來意大利文藝復興研究的權威論斷。最著名的即是我們上述所提到的瑞士歷史學家布克哈特。他在其《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寫這一時期的城市共和國，其中在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的描述中，大力贊揚佛羅倫薩的成就，而相比之下則有降低威尼斯地位的思想（當然布克哈特并沒有否定威尼斯的繁榮和成就）。［2］（p61-82）他的研究基調，成為后人意大利文藝復興史研究的基礎。之后，歷史上一提到意大利文藝復興，人們似乎就只知道佛羅倫薩而不了解還有像威尼斯等其它城市共和國以及這個運動的整體。威尼斯作為意大利以及歐洲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策源地，其領袖地位是不可磨滅的。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其完善而穩定的貴族統治體系，繁榮的商業貿易和銀行業，享譽歐洲的玻璃制造業以及社會福利和其在16世紀下半期，涌現出思想、科學和藝術方面的如布魯諾、伽利略、康帕內拉以及提香、喬凡尼等名擘巨匠，并成為后期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中心，為同時期的歐洲其他國家所不及。［4］（p2-9）

具體的就威尼斯本身而言，存在著以下三方面的特點。

一是特定的政治因素。在威尼斯，貴族共和國發展完善，她堪稱“歐洲政治教育的啟蒙”。［8］國家政權基本上由貴族控制，且勢力均衡，國內相對穩定。湯普遜曾寫道，“在意大利有兩個城市國家，沒有實行專制制度，即兩個沿海國家——威尼斯和熱那亞”。［5］（p310）加斯帕洛•康坦里尼也認為威尼斯是商人貴族統治階級市民人文主義理想的產物，并且體現了商人階級所特有的節制、勤奮、自我犧牲的精神。［7］這個政治前提是與同一時期的佛羅倫薩相反的。在佛羅倫薩，政治斗爭頻繁激烈，使其成為政治理論和學說的策源地。同時，人文主義思想也表現活躍，富人及貴族以豢養人文主義者，推崇古風遺跡為榮，這樣，佛羅倫薩成為早期運動的中心。這一時期，威尼斯在政治上是以其典型的貴族共和國而著稱于世。控制政權的是商業貴族，他們以商業立國，威尼斯人在各地的商業活動得到本國政府的保護。1325年，大議會頒布《黃金簿》，標志著威尼斯貴族統治政府的形成。

在政府組成上，總督處于共和國的最高地位。由于外交及戰爭的需要，總督權力一度強大。但是，“總督不是紳士，甚至不是君主”。［6］到15世紀中期，貴族的聯合勢力占了上風，他們聯合起來，把當時的總督福斯卡里趕下臺。此后，為維護整個商業貴族的利益，他們專選年老或平庸的貴族任總督。總督勢力大大削弱，且任期短。總督勢力的衰弱，一方面說明了貴族勢力的加強，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貴族之間力量的均勢。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整個政體的穩定。

同時，威尼斯共和國制度中，監督機制的完善也是同時代歐洲各個國家所不及的。總督以下設六個小議會和三名最高法官，負責監督總督。在對各級官吏的監督上，也有嚴密的監督機制。其中比較典型的是對外派大使的監督，以防止外使貪污受賄。貴族雖都有選舉權，但仕途等級森嚴，晉升論資排輩。在威尼斯實際不存在絕對權威的機構和人物，任何機構和官吏都受到限制和監督。此外，在商業上的監督也是相當完善的。威尼斯人無論平民貴族，所有商業交易，必須向國家匯報。每個家庭的財產，在大議會的登記簿上皆有記載，且公眾舉報制度也很完善，國家定期檢查每個家庭的財產。特別是在選舉中，必須申報財產數額和財產來歷，任何弄虛作假和漏稅都將受到嚴厲的懲罰。［3］（p205-210）

威尼斯的政治模式，對威尼斯共和國的繁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思想意識上，它使所有的貴族團結一致，把共和國當成自己的可靠后盾，在對外商業及對外戰爭中出力，創造了當時高度的物質文明；同時，這種政治模式限制了貴族間權力和財富的集中與壟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社會結構，從社會學層面考慮，更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9］但其消極因素也顯而易見：一是它無形中束縛了人們思想意識的發展；二是政府的政策唯商業是圖而輕視精神文化。第二，重商實用主義思想的流行。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威尼斯以商業立國，這樣促使整個國家實用主義風氣盛行。國家的基本經濟部門是商業，幾乎不存在農業，制造業多集中于造船和與之有關的加工業，優越的地理條件，海上貿易發達，再加上對外政策的靈活和“十字軍東征”中，教皇的支持，威尼斯成為實際的受益者。“曾經有一段時間，所有威尼斯人都是商人，無論是平民還是貴族”。［3］（p206）在這種情況下，歷史上的第一個國家銀行也誕生于威尼斯，銀行“Bank”一詞也來自于威尼斯詞語“Bankorott”。“復式簿記法”也由盧卡•巴西奧利在威尼斯發明。［4］（p32）近代統計科學也在此誕生，并用于對商業活動和對國內居民精確的管理。15世紀初，威尼斯就是歐洲最大的貿易中心，其貨幣杜卡特是那時普遍流通的貨幣。在這里，人們的目標是獲得商業利潤和發財致富。貴族政治對商業的重視，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也直接影響他們的外交和政治方針。在此影響下，“在威尼斯最高的目的是生活和權力的享受”，［2］（p71）實用主義思想成為威尼斯人判別事物的標準。當佛羅倫薩人希望和威尼斯結成同盟反對腓利波•維斯康提時，他們當即拒絕。威尼斯人站在可靠的商業利潤和實用主義立場上認為，威尼斯和米蘭的戰爭，就是賣主和買主的戰爭，是愚蠢的。［5］（p310）

在當時意大利流行的盛極一時的對于古典文化的熱忱時，威尼斯人如薩伯利科所說的那樣“他們在哲學和修辭學上的才能，既沒有在他們自己身上發展，也沒有像在意大利其它地方那樣，在外邦人身上得到獎勵”。［2］（p70）費萊佛不是被國家而是被私人召請到威尼斯，并且不久就發現他的期望落空。特列比松的喬治，把柏拉圖的《法學》拉丁文譯本獻給總督，又把他的修辭學獻給元老院，但不久就怏怏離開了這個城市。［2］（p70）上述這些文人雅興明顯的是不符合威尼斯人實用主義目的的思想。

第三，威尼斯的繁榮富庶引起眾多嫉妒，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威尼斯人傲然孤立，蔑視一切的性格特征。

威尼斯的繁榮富庶，被同時期的薩伯利科這樣描寫的：這里有古代的圓頂房、尖塔、鑲嵌大理石的建筑物正面和集中表現的繁華，最壯麗的裝飾并沒有妨礙每一塊隙地的實際利用。他把我們帶到了利亞爾圖的圣吉亞科米多教堂前面擁擠著人群的廣場上，那里進行著全世界的商業交易，但并不是在喧嘩和混亂中，而是在壓低嗓音的交談中進行的。在廣場四周和附近街道的門廊里邊，坐著數以萬計的兌換商和金匠，而在他們頭上則是一排排一眼望不到邊的店鋪和批發店。他還描寫了在橋另一邊的德意志人的貨棧：貨棧里有他們的貨物和他們的住所，前面是他們的并列地停泊在運河里的船舶，再往上是載滿了油、酒的船隊。在蜂擁著搬運夫的河岸上邊是商人們的圓頂房屋。從利亞爾圖到圣馬丁廣場則有很多的客棧和香料店。最后是威尼斯的公共福利機關及醫院的描述。威尼斯的公共事業機關也是同時期其他地方所無法比擬的，每一種公共設施都可在威尼斯找到典范：退休公務人員的年金制，對孤寡的照顧，醫院的醫療福利制度等等。［2］（p61）由于威尼斯的繁榮富庶，她招致的嫉妒由來已久。有國內的教皇及其它諸邦，有國外的法國和西班牙等。坎姆布雷同盟即是內外針對威尼斯的報復，而威尼斯卻能很快地走出困境。威尼斯的富庶及威尼斯人這樣的團結一致與自信，同時也造就了他們對外界一切（包括文化方面）的孤傲與蔑視。而這樣的性格也使其后期違背了它過去的一貫政策，奉行所謂“大陸帝國新政策”，力圖成為意大利半島的統治者。［5］（p312）這招致各城市國家的不滿和教皇及法國的干涉，最終在各方的圍攻下，逐漸處于劣勢。

綜上所述，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由于政治上、經濟上以及在此條件下所形成的威尼斯人性格特征，使其以特有的形式展現給我們。它是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特定精神文化展現，同時也是政治及現實生活的世俗性和實用主義展現。威尼斯并非“停滯”也非“神秘”，它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地位，和佛羅倫薩一樣，同樣無人替代。

參考文獻:

［1］丹尼斯•哈伊著，李玉成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歷史背景［M］北京：三聯出版社，1988，116

［2］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3］張春林威尼斯貴族共和國［A于沛，周榮耀主編學術論文集•古代中世紀卷［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4］格哈特•特青厄爾著，張榮昌譯威尼斯逸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5］（美）詹姆斯•W•湯普遜著，徐家玲譯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6］蘇茜•博爾頓著，陳劍，劉曉燕譯威尼斯［M］北京：中華書局，1999，71

［7］JohnMartinandDennisRomano,VeniceReconsidered:TheHistoryandCivilizationofanItalianCityState,1297——1797［M］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2000，2

［8］J.R.Hale,RenaissanceVenice［M］London:FaberandFaber3QueenSquare，1973，446

［9］尚潔《從“威尼斯之謎”看共和國的政治體制》［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6（5）：682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