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帝國主義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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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蔣廷黻的琦善研究以中外檔案為依據，填補了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空白，并且成為了這一研究領域的新標準。他對琦善的一些論斷即便在今天的研究水平下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時人對他做翻案文章的理解與他的真實意圖存在著差距。他的目的在于為中國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找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即運用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以現代化的方法來與帝國主義相抗衡。

[關鍵詞]琦善；鴉片戰爭；反抗帝國主義；中國近代外交史

在鴉片戰爭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遠遜于林則徐。頭一次以琦善為主角并且還為他說了一些好話的，當推1931年蔣廷黻發表在《清華學報》上的《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了。對此當時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評。1980年以來，這種褒貶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現。實則蔣廷黻后來還在一些文章中繼續討論過這個問題，下面就先總結一下他的基本觀點。

一蔣廷黻關于琦善的基本觀點

蔣廷黻主要從軍事及外交兩個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鴉片戰爭中的言行及功過。軍事上主要有三個問題：首先，琦善應負撤防的主要責任嗎?其次，琦善到底有沒有開門揖盜?最后，琦善有沒有拒絕增兵、陷害忠良?他認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達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間，撤防誠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責任不能歸諸琦善，更不能歸諸他一人”。其二，說琦善開門揖盜有失偏頗。談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軍心，且思‘激勵士氣’；不僅未撤防具，且派員前往虎門‘妥為密防’”。談判漸趨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棄談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強軍備。在兩種矛盾的策略下，廣東的防務呈現出偏重于虎門以內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從事，結果于國內國外均不得諒解，終致開戰。從大角、沙角之戰與虎門之戰的戰況來看，中方“失敗的理由不在撤防，因為炮臺上的兵實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訓練及炮的制造與安置不合法。失敗之速則由于關天培忽略了下橫檔”。“中國的策略只圖以臺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實先以臺攻臺。”“戰爭的失敗，琦善或須負一部分的責任，但是說他戰前不預備，戰中節節后退，不但與事實相反，且與人情相反。”總起來說，琦善在軍事上的表現“無可稱贊，亦無可責備”，失敗的根源還是在于當時戰斗力“遠不及英國”。不過蔣廷黻也承認，雖然客觀上琦善沒有撤防，沒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觀看法上，對于戰爭是十分悲觀的。

蔣廷黻對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給予肯定的，認為“他的外交有時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獨到處”。一是尊重英國人；二是基于中英實力的懸殊而堅持以交涉的方式來結束沖突，堪稱“中國第一任外交總長”；三是當談判破裂后，簽訂了一個實際上令英國政府極為不滿的《穿鼻草約》，與后來的《南京條約》相比，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勝利”。

在后來的《中國近代史》中，蔣廷黻進一步以“撫夷派”來指稱琦善一類主和的官員，而以林則徐為“剿夷派”的代表。

二蔣廷黻在琦善與鴉片戰爭研究上的貢獻

從1923年留美歸國任教于南開大學伊始，蔣廷黻就立志從事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鑒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質，蔣廷黻認為，沒有中國史料的中國近代外交史是很難做到公平與真實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國方面的史料。故宮檔案的開放使他如獲至寶，往返于京、津兩地加以閱讀和抄寫；1931年任教于清華后，更主持購買這些檔案，并將范圍擴大到坊間各種私人信件與檔案，為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國化和科學化投入了極大的精力與熱比。

蔣廷黻認為，在這些檔案中，《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無疑是鴉片戰爭前后中國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與未出版的)，《始末》從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聽途說；第二，就中國近代外交的特點來看，甲午以前的中國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權，因此中方的資料能帶來學術上的新貢獻；第三，《始末》不僅系統，而且所披露的諭令的數量遠遠超過此前同類書籍，如《東華錄》、《圣訓》等，也就是說，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卻全文保留了下來。

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批檔案、沒有《籌辦夷務始末》的發現，蔣廷黻要進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馬士書中對琦善的言行的敘述只有只言片語，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更談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國內對琦善的評價又一邊倒：妥協、投降、開門揖盜。相比于國內外對林則徐的巨大興趣而言，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這段歷史十分單薄。利用故宮檔案，蔣廷黻首次填補了這個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學者對其研究的興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來中的翻譯誤差。對比了英國在大沽遞交的巴麥尊致中國宰相的照會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認為，英國的文件書寫固然有一定的問題，但中文譯文還是與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將英國的動機譯成了“求討皇帝昭雪伸冤”。盡管蔣廷黻沒有明確提出或承認鴉片戰爭就是一場文化戰爭，但他的確認為文化的不同導致了溝通中的障礙。在有些學者那里，這種誤差因為怕沾染上“文化戰爭論”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發生的具體原因及過程；有些僅僅只提到其結果，還有一些不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則徐時代以來廣為流傳并成為定論的說法，即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則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則徐、丑化琦善的書寫傳統。蔣廷黻之前，國內說林則徐好話的多，說壞話的少。即便說了林則徐的壞話，也不會因此就說琦善的好話。而蔣廷黻的琦善研究不僅是說了琦善的好話，還同時說了些林則徐的壞話，用茅海建的說法就是“揚琦抑林”，拿今天的鴉片戰爭的研究成果來看，在破除林則徐的神話與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這一點上，蔣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卻開風氣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歷史化中國外交史、學術化中國外交史”。

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書寫的標準。李恩涵認為，“這篇文字的篇幅雖然不長，但卻有斷、有論、有史實的考證，也有是非的評定，而且時而從當事人設身處地的境況來論述，時而從傳統的或西方的國際關系的型態上來分析，我們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論斷，但它確為中國外交史的研究，開辟一新途徑，也建立了研究與寫作中國外交史的新標準”。但蔣廷黻所建立的標準還可以更具體一些。比如說，研究中國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來就用?《琦善與鴉片戰爭》中首先鑒別了時人議論的真偽。對戰況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對比，從而揭示出鴉片戰爭史中急需重新認識的一個新領域。這種交叉對比、多檔案、多視角的方法今天看來已是史學研究的基本準則，在當時的中國用于鴉片戰爭的研究卻是前所未有的。

三對蔣廷黻的反駁及蔣的反應

《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在當時及后來都受到一定的批評，然針對史實的批評少，針對史論、史觀的批評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遠超時人的外交家”這個頭銜。無論是支持蔣廷黻的還是反對蔣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論。反對的意見通常認為林則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實堪“時人”的先進代表，而僅靠幾個低級官員的情報的琦善無論如何也不能“遠超”之。其實蔣廷黻本來就沒有完全否認林則徐的這一點，他所否認的是持此論者所引申的一個觀點，同樣也是一定時期內林則徐及相信林則徐的人的觀點：既然林則徐對西方的見識已經堪稱中國第一，那么只要他繼續主政中國就有可能不敗。因此他說：“林文忠公在中國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為偉人者，不在此。”后來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加大了對林則徐學習洋務、主張洋務的論述，但依然不放棄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論斷，即：林則徐的錯誤在于不敢說真話，即便是在被革職后，依然不敢讓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對中外軍事勝負已定的判斷。蔣廷黻認為，林則徐盡管已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卻敗在俱咱清議的指摘、為自己的名譽地位而不惜犧牲國家前途這一點上。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盡管不再用“遠超時人”來評價琦善的外交觀念，但卻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說法，并且用較為溫和簡短的語言來表明他對琦善的肯定與同情：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地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由此看來，蔣廷黻只是放棄了要人們相信琦善有強過林則徐的地方，但并沒有放棄他對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說琦善之“不足責”，說的是他“無自信，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圖振作，不圖改革”這一點。但是這個觀點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與鴉片戰爭》的結尾就說：“他既知中國不如英國之強，他應該提倡自強如同治時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諸人，但他對于國家的自強竟不提及。”因此，說他對兩人的評價換了位，是不夠準確的。

其二，琦善應負軍事失敗的責任。在這個問題上，中外學者已經做了非常細致詳盡的研究，結論證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協，在鴉片戰爭中中國也不可能取勝，更不用說琦善并沒有撤防，林則徐的戰果也沒有人們想象中的輝煌。蔣廷黻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判斷是不錯的，即琦善在軍事上無功亦無過。

其三，《穿鼻草約》與《南京條約》相比，雖然中國的犧牲較少，但稱不上是外交上的一個大勝利。陶元珍指出，《穿鼻草約》最大的失敗在于沒有禁止煙毒繼續流害中國，這是有道理的。后來的研究證明，雖然有《穿鼻草約》這樣一個內容，但實際上并沒有簽訂生效；對一個沒有簽字的條約加以肯定或否定，顯然沒有什么意義。

其四，蔣廷黻為琦善說好話，是出于服務于現實政治的目的。這是鄧公玄對蔣廷黻作于1939年的《百年的外交》的批評。《百年的外交》中論琦善的部分與《琦善與鴉片戰爭》中的論述沒有兩樣。建國后這種觀點并且有所發展。對鄧公玄的質疑，蔣廷黻的回答是：“歷史是種科學，研究歷史就是探求真理，與‘志’有什么關系?我們要探求史理還能于史實之外去求嗎?離開事實而去發空泛議論，充其量，不過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四蔣廷黻為琦善翻案的動機與目的及其評價

盡管蔣廷黻否認歷史學除了史實之外還有投射于史實之上的史觀這一條不大站得住腳，但是他這種不無憤懣的表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自信在學術研究上的態度是完全真誠的。

蔣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國應采取怎樣的政策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肯定琦善，是為了借此抒發自己心中的一個信念：帝國主義這種現象是“國際積勢”導致的，要真正戰勝帝國主義，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設也不做，而是應該了解這種“積勢”并利用它去尋找中國的出路。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近代世界的第一次嚴重沖突，由此下手，意義重大。蔣廷黻雖已對國外的觀點十分熟悉，但并沒有簡單沿用之，他說：“實則鴉片戰爭之遠因近因，十分復雜。英人至今不認為鴉片戰爭也，英人雖不免偏持已見，然非全無理由。……平心論之，煙禁之防害英國之國計民生及義律之恥見挫辱，與夫林氏煙禁之嚴厲，皆鴉片戰爭之近因。英國之開辟商場政策，及中國之閉關自大政策，皆其遠因也，閉關之政策雖在中外歷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19世紀之中葉仍株守之，何不審勢之甚耶?”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中他還提出，外交基于兩個因素，一個是理，一個就是勢。由此可見，他既不從文化的角度來立論，也不從利害的角度來理論，至于道德原則他也是不考慮的。雖然他沒有對“勢”做出明確定義，但他選擇這個詞表明他注重的是策略的制定，而非學理或是非的探討。正因為如此，反對蔣廷黻者往往從道德角度對其發起攻擊，實際上意義很小，甚至有時還曲解了蔣廷黻的本意。更何況盡管蔣廷黻不注重道德，但依據較科學的研究方法，他對琦善的一些論斷至今看來也還是站得住腳的。而他對林則徐之去職、琦善之失敗的看法也有獨辟蹊徑之處：中國沒有因受到鴉片戰爭的震動而奮起直追，而是在睡夢中又過了二十年。這可以說明蔣廷黻是多么強烈地盼望中國早日走上富強的道路。

當然，選擇琦善來抒發他的這種看法，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琦善在主和派中具有代表性，自不待言；但在一些人看來，此琦善又不僅僅是歷史上的那個琦善，而是有現實參照物的。王幸均就說：“此時(一九三一年)日人已占領東北，步步緊逼，國人要求抗日之呼聲，響徹云霄，學生的愛國運動，風起云涌。戰爭氣氛，彌漫全國。但中日強弱懸殊，外援又不可恃，倉促作戰，損失必巨。有識者難免怵然心憂。……故對琦善過高的評價，當系有所感而發，或是一種影射作用。”如果這個參照物真的存在的話，那么依蔣廷黻自己的表述來看，在《琦善與鴉片戰爭》寫作時，應當指的是。嚴重的國難、妥協的立場、愿意犧牲自己的名譽去換得國家民族的利益，都讓人想起1931年底及1932年年初的來。蔣廷黻在回顧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曾清楚地表明他贊賞的原因：“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嚴重國難之中出來任事：這一點頗能使人心服。后來對攻擊政府者，他回答總是：如有人愿來負責，他就可以走開。這樣一來，反對者還能有什么立場?最近這半年來，他的言詞更能負責了。人家批評塘沽協定，他居然說，塘沽協議完全由他負責。人家批評妥協，他就說我們現在不配談報復。在全政界皆‘聰明人’的時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聰明人’給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因此可以說，蔣廷黻由此認為1931年之，即為往日之琦善。或者說，歷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將同一個問題擺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到底是主戰還是主和?主戰的根據是什么?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從這個角度而言，琦善的主張對中國近代史而言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對當時的中國而言也是如此。

而現實與歷史的“繼演”又提示他，如果盲目排外的情緒不解決，中國人仍然拒絕從國際生活中尋找出路，僅用“打倒帝國主義”這樣的口號是解決不了中國的根本問題的。對琦善的研究也促進了蔣廷黻另一個主張的提出，即中國必須實現現代化。這是中國應怎樣應對帝國主義侵略問題的另一面。既然主和不是目的，那么為了使暫時的妥協換來力量的積蓄，就必須在妥協的同時實行現代化。不幸的是，日本侵華之劇烈與日本之野心使得蔣廷黻的這套方案越來越缺乏可行性。

綜上所述，蔣廷黻確實為歷史及現實中的求和主張做了辯護，但其依據仍然是有啟發意義的。研究及評價蔣廷黻的這些觀點，首要的不在于道德批判，也不在于以攻心之論去質疑其學術的獨立性，而應重視其以平等、開放的世界眼光為基礎，為中國所指的另一條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道路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