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的求真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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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是史學的學術性的根本原則，經世是史學的社會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經世的基礎，經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臘一位學人盧奇安說過：“歷史只有一個任務或目的，那就是實用，而實用只有一個根源，那就是真實”(《論撰史》，見《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1卷，第19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這話說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國學人說得好：“史學成立的經過，當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則為致用”(《周谷城學術精華錄》，第300頁，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說，求真乃是史學的生命所在，那末經世則是史學的生命力之社會歷史價值的反映。

史學的求真與經世及其辯證統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學家所恪守的原則和追求的目標。從史學與社會的關系來看，特別是從史學與社會公眾的生活和工作的關系來看，人們認清楚史學的求真與經世及其辯證統一的特點，這不僅標志著史學受到應有的重視，而且標志著人們對現實生活與歷史前途的關注和熱情。

一求真是史學學術性的根本原則

古今中外，凡是嚴肅的史學家，都把揭示歷史的真相作為自己的職責，盡管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所達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這種意識和努力歷來是受到人們尊重的。這種意識和努力，就是歷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國，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記人事活動，不記誣妄之說，為后世史家樹立了求真的榜樣。司馬遷說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寫歷史的嚴肅態度。至于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受到自劉向、揚雄及以后歷代名家的高度評價，稱其為“實錄”(《漢書·司馬遷傳》)。司馬遷所記殷商諸王世系，為新發現之甲骨文證明為確，致使西方學者大為驚嘆，認為“中國人有深刻的歷史意識”(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第88頁，袁翰青等譯，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國古代史學求真原則的發展，在思想上和理論上的積累以及在歷史撰述上的積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總結了“辭宗邱明，直歸南、董”的傳統，提出了“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的命題。唐人劉知幾《史通》有“直書”專篇，論述了直書的傳統及其意義。此后，歷代史家都有這方面的論述，而以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所論最為深刻。章學誠認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術”，“心術”的最高境界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國史學之堅守求真原則的一貫傳統在思想上、理論上的發展軌跡。同時，這一傳統在歷史撰述的積累方面也極為豐富。在劉知幾之后，具有代表性的歷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馬光《資治通鑒》、鄭樵《通志》、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馬端臨《文獻通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續文獻通考》、談遷《國榷》，以及王世貞、錢大昕、趙翼、王鳴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總體而言，每一部書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為了揭示歷史的真相。但對史學家揭示歷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絕對的要求。這是因為：第一，客觀歷史包羅萬象、紛繁復雜且已成為過去，任何人都無法完全再現歷史。從這個意義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歷史主要趨勢的本質的“真”。第二，史學家在反映客觀歷史過程中，其主觀意識總是要發揮作用的；因此，史學家撰寫出來的歷史乃是客觀歷史同史學家主觀意識結合的產物。第三，一般說來，即使是嚴肅的和正直的史學家，亦難免有知識上、器局上的局限，這種局限無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礙，只是因各人的具體情況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礙大小有異罷了。此外，由于史學同政治的密切關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時還會受到政治的無理干擾或無理政治的干擾而陷于艱難的境地。唯其如此，人們對以往的史學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應給予應有的尊重和恰當的評價。

歷史撰述的求真原則同任何事一樣，也有它的發展過程。先秦時期，史官所“求”的是在當時倫理原則下“書法不隱”的“真”(《左傳·宣公二年》)，這是當時的“書法”準則。兩漢時期，史學有了進步，《史記》突破倫理名分，承認秦、項而作通史，并為項羽立紀以表明項羽在歷史中的位置。盛唐劉知幾撰《史通》，其中“直書”、“曲筆”兩篇專論，是非之分明，言詞之嚴峻，躍然紙上。但他承認維護“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現，這也就意味著真正的求真應當突破倫理的障礙而尊重歷史事實本身。在這個問題上，宋人吳縝比劉知幾又前進了一步，認為事實、褒貶、文采是史書的三個基本要素，主張把對事實的認知和對事實的褒貶區別開來，認為：“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新唐出糾謬》序)。吳縝的這個見解，不僅強調了事實和褒貶的區別、強調了以事實為基礎，同時也表明了事實和褒貶的結合乃是歷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認為：強調事實為基礎，這是歷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實的基礎作出恰當的價值判斷，這是歷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這就是說，只有事實認知和價值判斷的合理的結合，才是近于完全意義上的求真。

二經世是史學社會性的必然要求

史學的經世之旨是伴隨著史學的產生而產生的。在中國史學上，至晚在春秋時期的士大夫中間，已十分明確地論述到史學的社會功能。楚國的申叔時認為：學習史書，可以使人“聳善而抑惡”、“昭明德而廢幽昏”、“知興廢而戒懼”(《國語·楚語上》)。這是表明史學對于個人修養的重要作用。楚國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曉史籍，“能道訓典，以敘百物”，經常向國君講述歷史上的得失成敗，使國君不忘記先人創業的艱難(《國語·楚語下》)。這是史學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這是說的史學所具有的廣泛的社會作用。可見，人們很早就認識到史學(或者說史書)對于個人、政治、社會都是非常有用的。從史學與社會的關系來看，人們的這些認識，都折射出社會對史學的要求。

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這種要求和史學家的這種認識都在不斷地提高與豐富。從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史記·太史公自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漢書·司馬遷傳》)，到劉知幾說的“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龔自珍說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尊史》，見《龔自珍全集》第1輯)，反映了約兩千年中這一提高與豐富的歷程。

史學之所以能夠產生社會作用，能夠經世，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史學能夠延伸人們思考的時間范圍，擴大人們視野的空間世界，這就是劉知幾所概括的“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謂“不出巖廊，而神交千祀以外”，“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晉詔修書》，《唐大詔令集》卷81)，說的也是這個意思。第二，由于歷史同現實本有天然的聯系，因而在悠長的時間和廣闊的空間中曾經出現過的人們的活動及其原因與結果，總是會引起今人的關注、回憶和興趣。如人品的賢佞、國家的安危、朝代的興亡、政策的得失、社會的治亂、世風的厚薄，以及文化傳承及其種種措施，天災人禍及其應對之方，還有域外諸國的有關情況等等，凡此都對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三，史學不僅給人們提供了悠長、恢宏的思考時空和豐富、紛繁的思考對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進而積極參與創造美好的現實與未來。這是史學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評一種重經輕史的錯誤觀點，指出：“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于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可少歟?”(《新注資治通鑒》序)那種認為史書只不過是記事、記人而已，這是對史學的一種浮淺認識。反之，通過讀史，了解了歷史上史事、人物，進而從中認識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則，得到啟示，有所借鑒，這才是對史學的真正的理解。

史學的經世作用，表現在它的社會功能的諸多方面。以下數端，是比較突出、比較重要的幾個方面。

——史學是認識歷史的基本途徑。人們可以通過多種途徑認識歷史，但通過史學認識歷史無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徑。只有當人們真正認識了歷史，才可能繼承優秀歷史遺產，為現實的歷史運動提供借鑒、經驗、智慧，開辟和創造新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通過史學去認識歷史，確乎是史學的社會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謂“居今識古，其載籍乎!”(《文心雕龍·史傳》)歷史知識、歷史思想、歷史經驗、歷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憑借著史學活動來記載、積累和傳承的。——史學對于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這種積極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個方面最為突出，也最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決策、歷史經驗、憂患意識同史學的關系最為密切。從政治決策來看，歷史知識、歷史參照是重要依據之一。如漢初，漢高祖劉邦命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后陸賈“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劉邦大為稱贊，命名曰《新語》(《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新語·無為》篇指出：“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政而用刑太極故也”；認為實行“寬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這是闡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誤，也是為漢初“與民休息”基本國策的確立提供了歷史的和理論的根據。從歷史經驗來看，史學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從對歷史的記載、描述中，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總結前人在歷史活動中的經驗教訓作為今人和后人的借鑒。譬如從司馬遷在《史記》中以深刻的見解、翔實的材料、精彩的史筆總結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開始，以后許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優秀之作。又如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鑒》的主旨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入史，以便于“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明清之際王夫之著《讀通鑒論》，以其深邃的歷史見解，闡述了歷史上的種種經驗教訓，他所總結的“諛臣”是否得勢、得寵與國之存亡的關系，統治階層是否看重“積聚”、“寶貨”與政治得失的關系，“風教之興廢”與朝代興亡的關系(以上見《讀通鑒論》卷1、12，卷2、12，卷17、19)等歷史經驗，都是極具啟發性的通論。再如，自賈誼《過秦論》以下歷代史學家、思想家所撰史論、政論，其真知灼見，不乏于時。從憂患意識來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義。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之一。這個品質在史學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龔自珍強調說：“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乙丙之際箸議第九》，《龔自珍全集》第1輯)這句話從一個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國歷史上“良史”的優秀品質。“良史之憂”的內在精神是自強不息、奮發進取。它以洞察歷史為基礎，以關注現實為旨趣，以經世致用為目的。許多事實證明：史學上反映出來的憂患意識對社會各階層人們的思想影響，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動力之一。

——史學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發展的記錄和紐帶。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自秦漢以后更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因此，民族文化的發展在中華文化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學以其獨特的形式推動著民族文化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史書對于多民族歷史活動的記載成為歷代“正史”的重要內容之一，從而對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個方面，史書對于西周、漢、唐這些盛大朝代的記載，既作為史學的形式又作為文化的形式影響著周邊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發展。這種影響，反映在多民族活動的歷史舞臺上，反映在對多民族歷史淵源的共識上，也反映在各民族歷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匯上。第三個方面，中華文明不曾中斷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觀，其主要標志之一，是歷史記載不曾中斷，這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遠流長的歷史底蘊。史學對于增強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學還是人生修養的重要的教科書，是歷史教育的巨大寶藏。史學的全部社會功能，都是史學對于人的作用的結果，都是通過人的認識的提高和人的社會實踐來實現的。這是因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頁)。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的經世，史學的社會作用，本質上是歷史教育作用。中國史學的優秀史學遺產，有大益于人生修養和歷史教育：一是具有廣泛的社會性，使社會公眾都能受到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適應性，使社會各階層人們都能從與之相適應的歷史著作中得到啟示和教益。三是由于歷史著作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蘊和眾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經驗和智慧，從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戰士布洛赫，在犧牲前寫了一本名為《歷史學家的技藝》的書，其主旨是回答“歷史有什么用”這個問題。他在《導論》中這樣寫道：“‘歷史有什么用?’這個問題已遠遠超越了職業道德之類的枝節問題，事實上，我們整個西方文明都與之有關”(見此書中譯文本第7頁，張和聲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這里，借用布洛赫的話來說，關于這個問題，我們中華文明以至整個東方文明不也是與之有關嗎!史學的經世作用，實在是不可輕視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與經世的辯證統一

史學的求真與史學的經世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不是相互對立的關系。

首先，我們從理論上看。劉知幾《史通·人物》篇強調史書“誡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結論說：“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謂“誡世”和“示后”，是指史學的經世作用；所謂“難”，所謂“重”，所謂“筆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強調史學的求真。劉知幾是把史學的求真視為史學經世的基礎。上文說到宋人吳縝論批評史書的三個標準，一是事實，二是褒貶，三是文采。他認為，事實是一部史書的根本，有了這一條，才不失為史之意。他說的褒貶，是著史者的價值判斷，其中包含著史學經世的思想，而這些都應以事實為基礎。吳縝所論，同劉知幾所論相仿佛，都強調了史學的經世以史學的求真為前提。可見，求真和經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結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對史事采取輕浮的、曲解的、實用主義的態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現實，既違背了史學求真的原則，也失去了史學經世的基礎及其本來意義。

其次，我們再從實踐上看。史學的求真，是史學家在學術追求上的實踐。史學的經世，是一切運用歷史知識、歷史經驗、歷史智慧于現實歷史運動的人們的實踐，其中也包括史學家所作的努力。司馬遷著《史記》，被后人譽為“實錄”，當之無愧。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兩千多年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史記》的經世作用產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統治集團引以為戒；漢初的“與民休息”的國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啟示；漢武帝時代的富庶和浮華，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還有那些具有“國士”之風的名將賢相，那些“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階層人物，以及各種各樣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來者“思齊”、“自省”。大凡讀過《史記》和比較熟悉歷史的人都會感受到這樣一個事實：《史記》的經世作用之大，非筆墨可以形容。唐貞元十七年(801年)問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寫此書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自序)。這里說的“人事”，是指歷代制度的演變，“群言”是指歷代群士關于制度的制訂、實施、得失的議論，無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礎之上；這里說的“將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書用于施政的參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動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受到許多政治家的稱贊：“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代(世)立言之旨備焉”(《唐文粹》卷68權德輿《歧國公杜公墓志銘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參見咸豐九年崇仁謝氏重刊本)。作為通曉史學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學家，杜佑把“經邦”“致用”之旨縝密地、嚴謹地寓于制度史的闡述之中，史學的求真與史學的經世可謂相得益彰。同樣，司馬光與《資治通鑒》鮮明的經世之旨，也是人們交口稱贊的。司馬光撰《資治通鑒》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評論《資治通鑒》說：“(司馬)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語類》卷134)。王夫之認為《資治通鑒》包含著“君道”、“臣誼”、“國是”、“民情”，為官之本、治學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內容與啟示(見《讀通鑒論·敘論四》)。南宋以下，《資治通鑒》受到各族統治者的重視和廣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學上的崇高地位和實踐中的參考價值。世人盛贊史學上的“兩司馬”，絕非偶然。上舉三種體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國古代史學之主流在求真與經世上的一致性。類似的或相近的史書歷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舉。

再次，我們還應從全局上和本質上看。毋庸諱言，中國史學上確有曲筆的存在，對此，劉知幾《史通·曲筆》篇不僅有事實的列舉，還有理論的分析。劉知幾之后，史學上的曲筆現象仍然存在。舉例來說，官修史書，時有修改，不論是修改曲筆，還是曲筆修改，都說明了曲筆的存在。而此種曲筆產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響所致，當然也跟史家“心術”相關。但是，在中國史學上有一個基本準則或總的傾向，這就是：直書總是為人們所稱道，而曲筆歷來受到人們的揭露和批評。誠如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所說的那樣：“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對奸邪給予懲戒，正是優秀史家的直筆所為，正如農夫看到田間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鋤掉一樣。像這種做法，也是萬代同一的準則。在中國史學上，曲筆或可得逞于一時，但終究免不了落下罵名，為人們所唾棄。

最后，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職業角色與史家的社會責任是相聯系的，史學的求真要求與史學的經世目的也是相聯系的；這兩種聯系，存在著一種更深層次的本質的溝通，即在史學的信史原則和功能信念上統一起來。可以這樣人為：揭示出這種聯系，就是從一個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國史學的總相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