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語言學轉向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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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心理學中“語言”的缺席

在心理學領域，盡管語言是人類表達心理與行為的重要緯度，然而注重實證量化研究的經典主流心理學卻沒有能夠深入探索這一重要元素，以進行這一具有突破性理論的嘗試。傳統心理學中的語言問題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來認識。

第一，心理學早期開拓者們無法擺脫傳統哲學的束縛。早期心理學脫胎于哲學，雖然馮特等現代意義上的心理學家力圖從反形而上學的立場來確立其認識論和方法論，但也沒有超越傳統哲學的基本邏輯，即試圖在主觀與客觀的二元對立中追求意識與心理的本質與規律。心理學力主研究作為科學世界的心理與行為現象，而作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語言就被存而不論了。馮特認為心理學與自然科學一樣，都是關于經驗的科學，心理學研究人類的直接經驗。行為主義則把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可以外部觀察的行為，堅持以客觀的實驗方法來研究人的行為；而精神分析則認為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無意識現象，特別是潛意識現象。這就決定了心理學無法關注生活世界的日常語言。在這個意義上，語言在心理學中的缺席就順理成章了。

第二，傳統心理學探究的兩大主題是“心理”與“行為”。心理學是一門比較復雜的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在科學心理學誕生之前的漫長的學科孕育和演化的歷程中，心理學所觀照的對象經歷了從人的“靈魂”到“心靈”的轉變。1879年以后，心理學演變成為研究“意識”之學。到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心理學又成為研究“行為”的科學。60年代以后，心理學已經成為研究“行為和心理”的學問。近年來，有學者認為心理學應該是研究“人性”的科學。心理學研究對象的不斷嬗變和演化，一方面反映和詮釋了當時哲人及心理學家所處的時代精神和他們研究旨趣的變化，正如美國心理學家波漢所說，每一種解說都有哲學觀點與文化視角，沒有某種哲學觀點，你幾乎不可能做出一般解釋。每一種觀點都有它的形而上學假定和那個時代的文化意義。西方心理學史家波林、墨菲、黎黑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相同或是類似的觀點，將時代精神視為心理學流派、觀點、思想的決定要素和力量。

正是傳統心理學的哲學基礎和現實主題決定了“語言”在傳統心理學中的失落。語言的缺失在華生的行為主義構架中尤為明顯，在行為作為心理學唯一的合法研究對象的情境下，語言在其中的地位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傳統主流心理學對語言毫無關注。深受實用主義影響的米德就首先將語言問題引入了社會心理學，因為實用主義堅持將經驗生活視為一個整體加以把握，而米德在《心靈、自我與社會》一書中正是承認了語言的重要性。

米德希望經由語言溝通和符號互動這些外在現象去透視人們內在的心靈過程，尤其是人格自我的分化和成長，由此語言問題被視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盡管米德的創見還不能視為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但它無疑吹響了走向這一重要轉折的號角。米德對語言學的研究作為社會心理學問題的基本層面，事實上已經為心理學話語實踐提供了一個可能性前提，即主體間共享的社會文化、時代背景。人際間借助語言進行交流，但語言不僅是交際的工具，而且也是一種心理文化現象。不同的語言交流來自不同的心理動因和交往需求，不同的心理動因、情感、認知會表現為各種形態的語言問題。

二、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理論溯源

語言學轉向的一個重要理論傳統就是法國的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破除了主體中心主義的迷思，使得語言從邏輯中解脫。結構主義致力于求證語言學的概念和方法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廣泛議題具有重要意義：語言學為他們提供了某種其所缺乏的嚴格性，尤其是索緒爾(F.Saussure)區分了“語言”和“言語”，這被視為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出發點。這一區分具有廣泛的理論蘊含，語言研究從偶然性和語境的局限之中擺脫出來，人類經驗同語言象征雙重性的密切關系受到重視。

盡管后結構主義在諸多理論立場上與結構主義相悖，但對語言的關注成為兩者共同的旨趣。構成后現代知識基礎的后結構主義反對一直在西方占據主導地位的邏格斯中心主義，邏格斯中心主義將意義、實在法則視為不變之物，把它們作為思維和認知的中心。按照這樣的思維方式，語言是思維的再現，文字是語言的再現，寫作是思維的表達。在后結構主義看來，人們原以為有中心和本源的地方其實并沒有什么中心和本源，一切都變成了話語，變成了充滿差別的系統，在系統之外不存在所謂的超驗所指。

可見，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后結構主義，都極其重視日常生活闡明過程中的認知能力和語言，這一觀念對心理學具有深刻影響。尤其是隨著西方后現代心理學的興起，其在某種程度上更是極大地促進了心理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這些后現代心理學理論所運用的解釋與結構的分析方法，不僅消解了兩極因素、二元形式的對立，而且突出了語言在我們認知過程中所具有的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指出了無論是我們的感覺過程還是我們的理解過程，無不滲透著語言的影響。

此外，解釋學傳統也是語言學轉向的重要理論淵源。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的哲學主題就是對語言進行哲學關注。語言是經驗世界的重要維度，在語言中自我和社會得以展現，語言與現實世界并非對立，而是內在統一的。現代的哲學解釋學認為，人類運用語言來理解世界和表達人類對世界的理解，反過來看，語言又是對人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表達。因此，對于語言的分析，就不僅僅是分析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且首先是分析人對世界的理解。這后一種分析，就是對理解的理解。由此，哲學解釋學提出了一種新穎的看法，即：人創造了語言，但卻從屬于語言；人創造的不是一種工具，而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從這種角度看，就不是人在使用語言，而是語言構成人的存在。海德格爾所說的“語言是存在的家園”，伽達默爾所說的“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等等，都是對這種觀點的不同形式的表達。

從心理學理論的發展史來看，將“語言”問題帶入到心理學的嘗試則要歸功于現象學心理學。在胡塞爾的現象學的影響下不少心理學家致力于建構旨在揭示日常生活世界的心理學理論。現象學心理學關注主體間性，強調理解他人行動之時要強調言說者的姿態、聲音、字面意義和意圖。

在某種程度上，心理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向是上述哲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這一知識潮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是這一知識運動的拓展。但心理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向則直接為洞察日常生活世界提供了具體視角。

三、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發生

當代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除了其深厚的哲學的淵源和理論背景之外，更有其全面展開的心理學研究的現實基礎。

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主要考慮的是語言在心理學研究中的功能與關系。心理學研究中的各種問題的爭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歸結為語言的表述和解釋問題。“語言學轉向”的革命意義并不在于徹底否定傳統，它與傳統心理學的根本區別并不在研究對象上，它同樣研究心理和行為，但是它改變了研究的策略，這就是把心理學不只是當作一種知識的體系，更是一種活動的體系，是確定或發現人性意義的活動。既然思想或信念其實就是語言，我們只有通過語言的研究才能把握思想，沒有不通過語言表達而獨立存在的思想，那么，對于傳統諸多糾纏不清的涉及實體或建構的地方，采用“語義上行”的方法，即把所討論對象的本體論地位懸置起來，而用統一的語言語詞進行表達和重新解釋并達成一致，從而避免無益的爭論，這無疑是一種有利的必要的策略。

話語分析是當代語言學轉向在心理學中的反映。傳統的心理學認為，語言是人認識世界、表達觀念的符號或工具，能夠提供對于世界或事實的準確描述。心理學的話語分析則關注由于語言使用的目的和情境不同所導致的歧義性及語用的復雜性。由于人總是借助于語言媒介來理解世界，語言因此成為“意義的家園”，成為人們用以建構世界的有效工具。

俄國心理學家維果斯基對話語（語言）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把話語生成過程的內在心理組織結構看做是人腦中各個相互作用的活動階段的完整連續體現。按照他的觀點，話語的生成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動機；第二階段是思維（相當于現代語言學術語“話語意向”）；第三階段——在內心詞匯間接表現出來的思維（相當于現代心理語言學中的話語表達的內部程序）；第四階段——外部詞匯意義間接表達出來的意義，或者說是內部程序的實現；最后階段——意義在詞匯中的間接表達，或者說是話語的聲學和發音實現。這是維果斯基對心理學的最大貢獻之一。他對話語研究的心理學觀點不僅是這一方向研究成果獨特的總結和綜合，他還提出了意義是心理學范疇的概念，關于物體意義的概念，關于話語生成過程的啟發性思想。因此，從追根溯源的角度來看，維果斯基理應被視作現代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重要貢獻者之一。

事實上，語言學轉向之后，話語分析、話語形態、話語結構以及表達方式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并直接進入到心理學的視野，成為心理學研究的重要部分，話語分析作為一種研究的立場，在心理學領域不斷發展滲透，同時也逐漸成為一種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當話語分析在心理學中集研究立場和研究方法于一身時，就為一種“新”心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必要前提。在此基礎上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已經形成，這就是從“語言或話語”的考察心理學研究的話語形態、話語倫理、話語結構以及話語生成。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全新而獨特的心理學形態——“話語心理學”。

在心理學領域內，話語研究在理論上的連貫性并非很明朗。目前，這一取向的研究及理論概括基本上圍繞著對當下心理學的理論概念、觀點或分析實踐的批判而展開。“話語心理學”一語的提出，目的在于將這一領域現有的知識發展成一種連貫的話語取向的另類觀點，并以此強調：這是一個有關心理研究的可能的范式，而不僅僅是一種經驗分析的模型。

話語心理學總的說來關注人們的實踐：溝通、互動、爭論，以及這些實踐在不同場景下的組織。話語心理學被認為是一門體現了語言學轉向的“新心理學”。相對于“傳統的”主流心理學，話語心理學有其獨特的原則(PP.66～69)：第一，許多心理現象被解釋成話語的特性。話語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公共話語是行動，私人話語則是思想(thought)。第二，對符號體系的個體的及私人的運用構成了思維(thinking)。而這一運用來自于人際話語過程。這個過程正是人文環境的主要特征。第三，心理現象的產生（如情感、決定、態度、人格展露等等）在話語中都有賴于行動者(actor)的技能，有賴于他們在共同體中相關的道德立場以及所展開的故事線索。這些原則的內在意義表明，話語現象并不是隱匿的主體性心理現象的顯現。話語現象就是心理現象。話語背后并不存在心之活動的影子世界。人們不過是在人際話語過程中，將私人話語轉變為公共話語，亦即將思想轉變成行動而已。然而，同時我們必須指出的是，人的言語并不是為了回應人的早已存在的、組織良好的思想而說的。人不可能將某種“內在的”意向或思想準確地轉換成“外在的”言語表達。因為，正如維果斯基所言，“思”的可能性是在語言中構成的，思維是一種“內部言語”形式。

傳統心理學認為存在一種心理實體，例如態度、人格等，而談話、行為都可由這種心理實體生發出來。研究者便是用這些心理實體來解釋人們的心理與行為，這種解釋被稱為內在心理的解釋。話語心理學認為不存在著能夠脫離人們語言的客觀實體，相反，社會世界和個體是被言語實踐所不斷建構的。心理自然也是社會的建構，是一種言說的社會實踐，而語言則是建構的積極媒介。因此，對話語的關注便不是要從話語中透視出某種客觀實體的存在，而是分析話語如何不斷建構社會世界。研究關注的不是內在的心理結構和心理過程，而要勾勒出這一言說實踐的過程及后果。將話語置于研究的中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能夠將心理學的關注與社會分析結合起來。傳統的心理學將話語與行為、主體、心理過程區分開來。話語心理學把研究重點放在話語的具體過程，而且這些話語實際有著種種的行動取向時，話語的生產者就不僅僅是“主體”，而且是“行動者”，這樣一來，對話語過程的描述和分析，也必然是對具體的心理和行為過程的描述和分析。在這個意義上，使用話語分析的方法從而超越內在心理的解釋，一方面能夠擺脫對實驗方法的依賴，另一方面也能夠與整體分析結合起來，沖破個體主義研究的樊籬。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就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發生了。

四、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評價與反思

語言學轉向引起了心理學理論深層次的、多方位的變革，其中最根本的是思維方式的變革。當代心理學對日常語言給予了特別的重視與關注，日常語言是人們在社會交往和人際溝通中的對話，這就把心理學研究引向一個交往世界或者一個對話溝通的世界的，也就是區別于科學世界和生產世界的“生活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個未主題化、未專業化，人們自在地呈現真實本性活動的世界。從“生活世界”來研究人的心理生活，此時心理學的價值取向不是控制、規訓，而是人性的解放、和諧與自由(PP.36～38)。心理學不應再去構造能規范人們心理與行為的種種理論模式與模型，而是在人們的交往行為和話語活動中啟迪心智、激揚潛能，通過對各種文化的和實踐的闡釋發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因此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促使心理學的理論追求開始從本質論轉向存在論，在思維方式上從還原論轉向整體論，在心理科學觀上從自然主義科學觀轉向社會文化科學觀，在文化模式上從單一文化模式轉向多元文化模式。只有突破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才能真正理解和實現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并且也只有通過生活世界的日常語言的展開，才能真正突破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從主體間的關系理解和實現人們的心理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與思維方式的變革是互為前提的。

從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背景來看，它是在后現代主義社會思想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后現代主義給心理學帶來了一系列的反思、批判。當代心理學已經面臨著后現代的詰難和挑戰，出現了一系列結合語言或從語言角度出發，對傳統心理學進行的思索和解構。進而使心理學在主觀或客觀上，主動或被動的“重構”。因此將語言帶人到心理學或從語言的關注的角度進行的心理學研究無疑具有極大的解放和顛覆意義。對話、溝通、話語分析、話語倫理都為人們重新審視主流心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和視角。這一影響甚大波及心理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以至于話語分析成為一種心理學研究的新立場[9]。語言學轉向最有價值的形式在于具體考察語言和認知、思維和心理活動之間的交叉地帶，以及從語言學理論的視角為主流心理學的發展提供一個宏觀的啟迪。

當代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意義重大，但也確實存在著各種缺陷。它在突出語言在思維和認知過程的重要作用以及語言的心理意義的不確定時，由于過分強調語言的自主性和意義的不確定性，把對心理的活動、生活和體驗的一切研究都歸結于一種話語的分析立場，從而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同時語言學轉向也不能夠為心理學的發展提供應用非常廣泛化、普遍程序化的模式。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某種語言隱喻，因此也不要盲目地把心理化約為語言，把心理學語言化或話語化。事實上心理學并沒有很好地應對“語言學轉向”的挑戰，其后果是心理學被極端的“科學化”，致使心理學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影響越來越趨于萎縮。心理學與現實的關聯越來越弱，也就是說，心理學對現實的回饋越來越少，在公共領域的聲音也越來越小。

總之，當代心理學各種形式的對立與分化（如專家心理學和常人心理學、獨白的心理學與對話的心理學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與語言密不可分的。“語言學轉向”是對當代心理學研究注入一種“語言學視野”的關注形式。心理學在語言學轉向視角下，改變了心理學研究本身的性質，即心理學已被放入一個公共話語的背景下加以考察[10]。通過對語言的強調，改變了心理學的隱喻和模型的潛在意義，甚至可能改變根本的前提假設。這種轉向是一種根本性的學科反思，或是對過往忽視維度的凸顯，自此以后，心理學將朝著一個有著明確“語言意識”、關注自身“語言問題”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