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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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足單一國家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

（一）產業結構的內部構造及其共同演化趨勢

相關的理論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歸納，主要包括由歐美學者從廣義的兩種方法出發提出的兩類不同理論模型。一種方法是使用若干國家間的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統計分析上確認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某些普遍聯系；另一種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條件與經濟制度相似的一批國家的歷史經驗，探索能夠說明其結構變化過程的一些特殊理論。（注：約翰·伊特韋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頁。）在這兩種方法基礎上提出的兩類模型都以單個國家為分析單位和對象，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注：對此，庫茲涅茨曾有明確的說明。參見：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頁。）。影響一國結構變動的某些因素作為外部環境，即僅存在外界環境因素對國內結構變動的影響，而不存在反向作用。盡管這兩類理論模型迄今仍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但始終沒有突破單一國家的研究視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從第一種方法出發作了開拓性研究，該研究成果被稱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論模型采用費希爾(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產業分類，研究了人均國民收入變動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轉移趨向的內在關聯。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則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和發展階段作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消費資料工業凈產值與資本資料工業凈產值之比在工業化進程中是持續下降的所謂“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開創了現代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先河，但理論模型過于簡單和不夠成熟。為此，西蒙·庫茲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錢納里等(1975、1986)在不斷改進第一種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發展了的理論模型。

西蒙·庫茲涅茨從經濟增長總量出發，對50多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和長期歷史數據作了統計回歸，考察了結構變動在不同總量增長時點上的狀態。此后，霍利斯·錢納里等則更多地采用投入——產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經濟計量模型，將分析樣本進一步擴展到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形成了用途較為廣泛的結構轉變分析方法。綜合起來他們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勞動力和產值指標等，對人均收入和三次產業變動間關系作了徹底的考察和驗證；2、深入到工業和服務業內部，對其結構變動作了細致分析；3、研究了影響結構變動的三組因素，即國內需求、對外貿易和生產技術水平及其變量；4、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結構變動差異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的國際性傳播；5、通過結構轉變不同階段中不同部門和因素對增長貢獻相對重要性的研究，對結構轉變作了動態分析；6、通過若干國家多部門模型的比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間型和內向型三種發展模式，考察了戰略、政策等因素和結構轉變之間的聯系等。

從廣義第一種方法出發的理論研究，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動的“標準形式”。同時，也出現了從廣義第二種方法出發的一些產業結構變動的特殊理論。其中，阿瑟·劉易斯(1954)的二元結構模型和W·W·羅斯托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和主導產業理論最具影響力。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通過三個基本假定和把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兩大部門，研究了二元結構轉變為一元結構的進程和途徑。該模型在形式上雖表現為勞動力的流動，但實際上是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的假設，涉及到整個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的轉變，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現實的假設基礎上的一種努力。羅斯托則以非總量的部門分析方法，試圖把握住在經濟成長中所依賴的一些特殊部門所起作用的動態力量。為此，不僅按技術標準提出經濟成長的六階段論，而且對推動階段演進起決定作用的主導部門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產業間的擴散效應作了規范解釋。此外，羅斯托曾提出一些發人深思的命題。例如，已從另外角度意識到并主張，研究單位應由國家改為相互關聯的貿易地區，并放到世界經濟整體中去加以考察。（注：G·M邁耶：《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頁。）

歐美學者提出的兩類理論模型，盡管各自理論研究的思路和側重的角度不同，但他們研究的基本傾向和主線從總體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國家”為分析單位，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都以若干國家為分析樣本，通過國別間比較研究，考察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標準形式和共同演化趨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兩類模型在實際應用時可以互補、而非對立物。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

歐美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及提出的理論模型具有一般意義，形成該研究領域的主流。但作為應用經濟理論，各國在實踐中會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論概括。戰后以來，一些日本學者除了對歐美學者提出的有關理論模型作出修正和補充（鹽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國情，逐步發展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產業結構理論。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動態比較費用論”，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其產品的比較成本是可以轉化的，原來處于劣勢的產品有可能轉化為優勢產品，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由于該理論畢竟與國際貿易理論密切相關，因而只能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特別是在實踐中，具體是通過什么途徑來實現的？一些日本學者提出各種理論假設和模型，（注：例如，佐貫利雄(1981)曾提出“戰略產業領先增長論”等，參見：佐貫利雄：《產業結構》，日本經濟新聞社1981年版，第25頁。）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產業發展“雁行形態論”。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戰前研究日本棉紡工業史后提出“雁行形態論”最初的基本模型，戰后與小島清(1973)等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該理論假說，用三個相聯系的模型闡明其完整內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國特定產業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個階段構成。即：進口→國內生產（進口替代）→出口（后又擴展為五階段，加上“成熟”和“返進口”兩個階段）；模型2（變型Ⅰ）：國內各產業生命周期均經過上述各階段，但次序由消費資料生產轉向生產資料生產，或由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進而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模型3（變型Ⅱ）：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通過直接投資等方式在國際間出現產業轉移，東亞的后起國追趕先行國進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條件的，當條件發生變化時，該模式也將轉換。即這一模式可以說明過去，不一定能說明將來；可以適用于東亞中小國家和地區，但不一定適用于發展中大國。（注：汪斌：《東亞國際分工的發展與21世紀的新產業發展模式》，《亞太經濟》，1998年第7期。）

關滿博(1993)提出產業的“技術群體結構”概念和構建了一個三角型模型，并用該模型分別對日本與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產業技術結構作了比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應放棄從明治維新后經百余年奮斗形成的“齊全型產業結構”，必須促使東亞形成網絡型國際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參與東亞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中對其產業進行調整才能保持領先地位。

日本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實際上觸及到東亞區域產業結構循環演進問題，并已明確意識到一國產業結構變動與所在國際區域的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但仍以單個國家為立足點，僅涉及國際區域的一個特例，沒有上升到一般理論。

（三）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結構關聯機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集團化的浪潮勢不可擋，國際間產業結構變動的相互波及和關聯日趨密切，特別是同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運行中通過貿易和投資等方式相互間資源配置重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學術界在對產業結構研究中，也逐步將國際間產業關聯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來探索。

關于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機制的研究，主要從理論與實證研究兩條線展開。前者從本國和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變動的聯系，以及從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動趨向，研究本國應有的產業發展戰略與對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術進行度量，主要可分為兩類：1.用貿易結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數等進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將國際投入產出模型作為分析工具。例如，依據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制的亞洲國際投入產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關聯狀況（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為止，各種結構聯結模型主要通過貿易聯接完成的。雖然注意到不同國家產業結構相互間的關聯，但主要考慮產業結構演進的國際性波及由一國向另一國的單向傳導。因而仍是立足單一國家視角來考察各國產業結構間關聯。

二、立足全球視角研究當代產業結構的思考

歐美和日本的學者對產業結構的研究，包括近年對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互動的探討，反映了學術界順應時代的發展，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軌跡。但本文認為，這些研究都還沒有脫離原有的思維框架和傳統的視角。

首先，現有的產業結構研究對處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經濟的本質性、飛躍性的變化缺乏深刻的認識。這種本質性變化表現為全球經濟的“板塊結構”已成為可感知的一個個群體，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鄰成片的地域范圍為基礎，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一個個巨大的跨國經濟實體。因為，世界經濟的現實運行主體，在局部區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國家經濟體和國際區域經濟體并存。整體上由原來倚重自然資源和制造業的國別型世界經濟正在向倚重信息資源和服務業的全球和區域型世界經濟過渡。這種本質性的變化源于國與國之間產業結構演進中相互聯接關系的演變。與歷史對比，聯接關系的變化不僅體現在聯接強度上大大增強和聯接形式的多樣化，還在于聯接拓撲結構的日趨復雜化。聯接關系的變化導致作為研究對象的邊界不斷擴張。因此，單純從國別視角的產業結構研究已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經濟系統的時代特征，客觀上要求立足全球視角，從新的切入點來研究當代產業結構。

其次，目前產業結構理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沒脫離傳統經濟學中線性的、平面的思維方式。或是將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直接作為對象，從一開始就研究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化及趨勢。由于缺少一個中間環節，因而無法將現實大系統作為一個多元、多層次、多側面、復雜的立體結構來深入地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或是立足于單個國家層面，考察與周邊國家的結構互動關系，但通常將其他國家等同于環境處理，最終停留于淺層次的對策研究，缺少綜合性、系統性的理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雖已觸及到國與國產業結構間的聯接關系，采用各種定量分析技術進行驗證，但在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貿易聯接機制的分析。在現實中，除了貿易聯接機制外，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國際金融和經濟周期等作為聯接機制，各自通過錯綜復雜的渠道發生著各具特點的聯接作用。特別是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的聯接作用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均已超過貿易的聯接作用，成為各國產業結構相互關聯的核心驅動力量。因此，各國產業結構間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理應納入研究的視野。

我認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雖然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不僅與域內周邊國家的結構變動聯為一體、互動演進，而且也和域外各國的產業結構處于相互波及、互動演化中，但由于與全球化并行的區域化浪潮和世界經濟結構呈“板塊”狀格局等，各種聯接機制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內部化趨向，因而往往使處在同一區域的各國產業結構間存在著更為緊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聯接的關系。因此，立足全球視角，運用整體主義的系統研究方法，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作為研究對象和切入點，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一個突破口。從該切入點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論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定義、特征和封閉條件假設下的理論與度量方法研究。確立新的切入點或對象后首先對其定義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礎。立足全球視角，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可定義為：地域空間上相鄰或相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國家產業結構體的集合。它既是一個整體性概念，也是一個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對性或非完整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和整體性這四大基本特征。現實中的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既是一個開放系統，又是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可運用抽象法暫且將其作為一個封閉系統來處理。通過構建封閉式的理論模型來研究國際區域內務國（地區）產業結構相互關聯成整體的成長及其內在運行機理。包括其整體性成長的實質、動因、機制和整體內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必須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國際投入產出模型或計量經濟模型作為分析技術的出發點，但需在貿易聯接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聯接機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國際區域間產業結構的關聯機制分類及其動態變化研究。現實中的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是由各個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通過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及其關聯機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聯接中構成的。因此，理論研究需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由封閉系統轉向開放系統，對結構關聯機制分類及動態變化進行考察，這是立足全球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關鍵。需要對各種聯接機制從國際區域間立體、多向幅射和多邊反饋角度，分門別類地研究其各自的聯接特點和傳導規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空間上的變化。同時，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的復雜性往往表現為系統時刻處于動態變化之中，結構間關聯強度和關聯模式也同樣處于動態演變中，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甚至出現跳躍式突變狀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時間上的變化。此外，在現實中，由于形成產業結構間互動關系的聯接機制較多，因而渠道復雜，各種聯接機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復雜的機制體系。鑒于跨國公司在當代世界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國際區域間結構互動關系的各種聯接機制及其相互關系時，需要對其加以充分的關注和深入的研究。

3.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分類及演化模式的比較研究。在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存在著各具特征的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作為一個個相對的整體，需分類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相互關聯中體現的整體演進的形式或表現出具有某種共性的演進方式。鑒于各區域產業結構整體演進方式的復雜性，可選擇若干典型國際區域（如東亞、北美和西歐），采用靜態和動態的具體分析方法，對某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整體存在的穩定性特征和變動性特征及變動趨向作出細致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概括。然后把靜態和動態分析分別得出的結論聯系起來，研究其相互關系，綜合歸納出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體系各自相異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結構變動與當代國際分工發展研究。產業結構的變動往往與國際分工的發展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事實上，在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中，某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是在參與區域國際分工中才相互聯接形成整體性演進，各區域產業結構在整體性演進中表現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各區域分工子體系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因此，當代全球國際分工體系并非是一個平面結構，而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面、交叉疊加的復雜的立體結構，需要對此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以往的產業結構研究由于沒有深入到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內部不同的層次和側面，因而相聯系的國際分工研究缺少系統性和綜合性。各種研究往往關注不同的側面，其成果可以解釋全球分工體系中的某一層次或側面，然而適用范圍不廣，自然也難以真正認識本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和準確位置。

5.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和國際協調型產業政策研究。以往的產業政策一般以本國產業為對象，通常更多地考慮對本國結構調整及預期，而沒有顧及國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應與調整對本國產業結構運行和政策執行結果的反向影響。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產業結構的互聯、互動強化，直接導致了一國產業政策對內作用弱化，對外作用強化的質變，使產業政策以國際產業政策方式實施，其核心在于協調。事實上，當今某些國際區域經濟的整合程度已相當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國獨立制定，并以本國產業為主要對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礎和政策實施效果的地域空間范圍，已超出本國地理邊界，外延擴大到與本國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國際區域或周邊國家。目前，雖對制定國際產業政策進行了初步探討（齊東平，2000），但對各國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還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國、特別是同區域內各國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的特點、規律和動態博弈過程，以及全球化時代國際協調型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和實施方式。

以上從整體主義系統思想出發的五個方面的研究，相互間存在著邏輯聯系：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定義、特征和假設封閉條件下的理論與度量，是從新的切入點研究產業結構的出發點和基礎；結構關聯機制分類及動態變化理論構成了以全球化為視角的產業結構研究的延伸紐帶；區域結構分類及演化模式研究，則豐富了立足全球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體系框架的層次結構；結構變動與國際分工發展理論是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擴展、歸結點和通向應用分析的橋梁；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和國際協調型產業政策研究將為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政策協調與合作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深入展開這五個方面的研究，將有望構建一個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新的產業結構研究體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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